揚之：誰該有核，誰該無核？
guancha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通常情況下，我們在談論“歷史”時，所涉的往往都是些陳年舊事。譬如當年那場發生在阿以之間的“六日戰爭”，屈指一算已過去差不多一個甲子了。
而在今天，一場戰事卻能在硝煙尚可見、後果難以辨的情況下即被冠上歷史教科書般的名稱：如剛剛結束的美以對伊朗發動的“十二日戰爭”。
雖然時移世易，但戰爭的理由卻大同小異。
特朗普在美軍入場的第一時間發表演説，明確指出此次行動的目標是“徹底摧毀伊朗的鈾濃縮能力，終結來自這個“全球頭號恐怖主義資助國”（the world’s number one state sponsor of terror）和“中東霸凌者”（the bully of the Middle East）的核威脅。
2003年美英不經聯合國授權打伊拉克時所稱的理由是：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構成日益嚴重和直接的威脅，伊拉克涉嫌與實施“9·11”恐怖襲擊的基地組織有聯繫。小布什總統在國情諮文中將朝鮮、伊朗和伊拉克並稱為危害世界和平、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邪惡軸心”（Axis of evil）。
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在安理會上振振有詞地説：“各位同僚，我今天所説的每句話都有可靠消息來源支持。這些不是臆斷。我們向各位呈現的是基於確鑿情報的事實與結論。”
現如今，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理由早已被證明是謊言，鮑威爾本人也將自己的“失誤”稱為本人的“歷史污點”，但這場造成11萬伊拉克平民死亡（美聯社統計）的戰爭，卻從未被一家國際法庭追究過刑事責任；包括13個北約成員國在內的54個所謂“志願者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參戰國中，事後無一出來就此正式道歉或進行賠償。
因此，當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再次強調伊朗支持恐怖主義和很快將要擁核，並高調炫耀武功和精準打擊能力的時候，全世界絕大多數人都在問：“這一集不是都看過了麼？”（déjà vu）
顧維鈞的1919：“我很失望，我很憤怒！”（前排左二，中國代表顧維鈞）
顧維鈞是很多人熟知的民國時期外交家。這位美式自由主義的擁躉者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為自己的國家發出強音，努力以“公理爭強權”，並最終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首次對列強説“不”，但他所代表的國家最後卻不得不面對“強權即公理”的事實。
84年後，就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前夜，時任德國外長費舍爾（Joschka Fischer）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用顫抖的聲音（不是因為害怕，而是激動）直問美國防長：“難道我們真的窮盡所有非軍事手段了嗎？”被問的拉姆斯菲爾德面無表情，費舍爾最後説：“這無法讓我信服！”（I am not convinced）
這是德國政府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開對老大美國説“不”，也是這位綠黨籍外長留下的最著名的經典話語之一。
相比之下，現任總理默茨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基調。6月23日，他在“德國工業日”（Tag der deutschen Industrie）活動上表示：他認為沒有理由批評美國採取的行動。就個人而言，他也認為沒有理由批評以色列一週前發起的行動。
默茨的立場不僅應景了當下西方流行的對美“做小伏低”，而且也暴露了德法之間的新嫌隙，因為馬克龍已公開表示美國軍事打擊伊朗“缺乏國際法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默茨5月初就任總理第二日即前往巴黎，發誓要與法國一起共同振興歐盟。這才沒過幾日，歐盟“雙駕車”已開始不朝同一個方向（戰略自主）奔了。
穿着黑色衣服的哀悼者聚集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街道上，參加被以色列打死的軍事指揮官、核科學家和一些平民的葬禮。
回頭再來看伊朗方面應對美以強權的路線：
首先，精神領袖阿亞圖拉·哈梅內伊在伊朗遭到軍事打擊後重申其強硬立場（“伊朗人民既不會接受強加的戰爭，也不會接受強加的和平”），並稱自己的國家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者”。顯然，他這是説給國內民眾聽的。
其次，伊朗對美以的目標作出了象徵性打擊，然後趕緊“借坡下驢”，表示無意加劇軍事回應；同時，政府發言人穆哈傑拉尼（Fatemeh Mohadscherani）承認福爾多、伊斯法罕和納坦茲的核設施已遭到“嚴重破壞”——這是要給美以吃“定心丸”？
最後，伊方一方面表示不排除繼續就伊核問題進行談判的可能性，同時又宣佈停止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合作。意思是，談判可以，但不想再被人隨時隨地盯着。
美國總統和防長再三強調伊朗核設施已被徹底摧毀，以色列也宣稱對伊軍事打擊已圓滿完成，而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Rafael Grossi）則認為，美國打擊伊朗境內三處核設施造成的破壞嚴重但“並非徹底”，伊朗“幾個月內”就有能力重新啓動鈾濃縮。
現在的問題是，德黑蘭對內高調示強，對外明顯“服軟”，究竟是在玩新一輪的“韜光養晦”和慣用的“拖延戰術”，還是真的已被打趴在地，武功盡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捋清核武問題的來龍去脈和它帶來的現實後果。
從“曼哈頓工程”到“阿瑪德計劃”
1938年，德國科學家哈恩（Otto Hahn）和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ßmann）發現了鈾的核裂變現象，奠定了核武器研發的科學基礎。隨後，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等人開始研究如何利用核裂變製造武器。
1939年，在歐洲反猶浪潮中背井離鄉的包括愛因斯坦和西拉德在內的猶太科學家寫信給羅斯福總統，警告納粹德國有可能在研製原子彈，由此催生了“曼哈頓工程”（Manhattan Project）的啓動，並趕在納粹擁核之前研製了第一批核武。
只是，原本用來對付德國的原子彈，還未及使用，德國就戰敗了。最後，為了減少自己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損失，美國給日本餵了兩顆，促成了日本的投降和盟軍的最終勝利。
值得一提的是，史上第一輪“核競賽”雖然在德美兩國之間進行，但所涉主要科學家幾乎都是德國人或德裔人士：前面提到的德方三位學者自不用提，美方這邊的愛因斯坦是德國流亡者；“曼哈頓工程”的主持人奧本海默是德裔，父親來自德國黑森的哈瑙；西拉德雖然是匈牙利裔，但也與德國有淵源（在柏林讀大學並獲得博士學位）。
另一個事實是，這場決定國運的競爭從一開始就發生在德國人與猶太人之間：前者有哈恩、施特拉斯曼、海森堡，後者有愛因斯坦、西拉德、奧本海姆。而美方最終勝出既要歸功於猶太科學家的聰明才智和美國政府的趕超決心，也與納粹競爭者的諸多技術和資源瓶頸以及戰略誤判和道德阻力有關。
其中，“戰略誤判”和“道德阻力”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於德國軍方低估核武的顛覆性價值，在戰略物資分配和投入上偏向常規武器；部分科學家基於對核武的倫理立場，對史稱“鈾工程”的核計劃暗中抵制故意拖延，而美方的奧本海默雖然也苦於良心自責，但更多是在事後。
1945年，奧本海默曾被譽為“原子彈之父”；九年後，他成為麥卡錫主義大漩渦的主要名人受害者。
當下的以伊衝突依然圍繞“核武”，而主要當事者還是猶太人：他們既是可能的“受害者”，擔心在對手伊朗擁核後自己會重蹈“滅國滅族”的覆轍；同時，他們又是“施暴者”，不管其發心和動機如何，其“以暴制暴”“先發制人”等手段均離不開武力，而且早已把傷及無辜當作自保的“必要成本”。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核能畢竟是人發現和使用的，因而也兼具“佛性”（和平使用）和“魔性”（殺人武器）兩面，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核能的發現和使用從一開始更多是服務於武器製造的。
換而言之，這個能置對手於死命且破壞力極大的“殺手鐧”，“強者”掌握了它則如虎添翼，可以稱霸；弱者若能擁核則可威懾對手，保全自身。因此，核武如同“魔戒”，讓痴迷權力的人和勢力趨之若鶩，而對那些不想成為“桌上菜”的一方來説，則是自保的“神器”。
還有，核武從開始就是“不安全感”的產物：沒有愛因斯坦等人向美方披露納粹的核計劃，羅斯福也不會有“恐懼感”和“緊迫感”；沒有印度擁核在先，巴基斯坦也不會拼命趕超；如若不擔心政權更迭，朝鮮也不會勒緊褲帶搞“先軍政治”。
同理，伊朗貌似義無反顧想走擁核之路，誰能説就一定不是出於對生存的“危機感”呢？
“阿瑪德計劃”試點鈾轉化廠址，伊朗否認其存在
説到這裏，就不得不提及傳説中的“阿瑪德計劃”（Project Amad）了。
2018年，這項計劃由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親自披露。他在一次發佈會上高調指控伊朗在執行一個叫“阿瑪德”的秘密核計劃，並展示了據稱從德黑蘭秘密檔案庫獲取的5.5萬頁文件和183張光盤，內容涉及1999-2003年間的核武器研發設計。文件顯示，“阿瑪德計劃”的目標是研發實戰核彈頭，包括鈾濃縮、引爆裝置和導彈適配技術。
在波斯語中，“阿瑪德”（آماد ）常見於軍事術語中，意為“準備”“備戰”或“就緒狀態”。以色列情報機構認為，伊朗用此名稱暗示該計劃的軍事目的，即為核武器實戰化做技術準備。
德黑蘭堅決否認製造核武的意圖，指責以色列偽造文件旨在破壞2015年簽署的《伊核協議》（JCPOA）。國際原子能機構也表示未發現伊朗在2009年之後有與核爆裝置相關的可疑活動。
“阿瑪德計劃”的歷史存在被多國情報機構認可，但對其是否持續運作尚無確鑿證據，而以色列的披露更多服務於政治目的倒是非常明顯：在內塔尼亞胡披露該計劃之後，美國宣佈退出 “伊核計劃”，並恢復對伊朗的制裁。
多數觀察家認為，伊朗最終放棄幻想，決意逐步突破協議限制，提高濃縮鈾丰度和庫存量，重啓受限核設施，研發先進離心機，其轉折點恰恰正是美國退出《伊核計劃》之後。
“船帆座事件”：南大西洋海域的“雙閃”
聯合國五常先後成為擁核國之後，事實上形成了一個國際“核俱樂部”，並於1968年7月1日達成《防止核擴散條約》，公認1967年1月1日之前建造並測試核裝置的國家為擁核國。
在此之後，印度、巴基斯坦、朝鮮也都已宣佈擁核。以色列長期奉行“核模糊”政策，但從歷史角度和地緣環境看，説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沒有核武庫恐怕沒幾個人會相信。
在擁核問題上，其實很難只用“對錯”或“應該不應該”來評論，因為每個國家走上擁核之路，都有其複雜的原因，或許還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很多時候也是相互作用的結果。
在此，我們不妨提一下南非的擁核和棄核歷程。
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的“核計劃”始於1974年，終於1991年，真正擁有核武器是在1982-1989年間。如前所述，追求核武的一個重要動機是自身強烈的“不安全感”。
那麼，一個受到西方國家和財團大力支持和保護的南非白人政府為何會感覺不安全呢？因為該政府所執行的非人道種族隔離政策不僅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譴責，也在上世紀6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引發了南非國內和周邊國家的解放運動和游擊戰爭。
在冷戰的大背景下，那些謀求民族獨立和反對種族隔離的力量（如非國大、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等）受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古巴就曾派兵支援過安哥拉。雖然這是一場遊擊組織對抗南非正規軍的“不對稱戰爭”，但白人種族隔離政府依然感覺不安全，擁核於是變成了它的一個重要戰略選項。
在中東同樣感覺“四面楚歌”的以色列與南非政府“同病相憐”。它不僅違反聯合國對南非的武器禁運決議，偷偷輸送軍備和技術，而且還協助種族隔離當局研製核彈。
1979年9月22日（星期六），東京大學地球物理學家森川武志在位於南極洲東部的日本“昭和科考站”觀測到兩道間隔極短的強烈閃光。與此同時，美國用於監督蘇聯是否遵守1963年《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衞星“船帆座6911”，在南非東南方向的愛德華王子羣島附近海域，也準確捕捉到了具有核爆特徵的“雙閃”現象。
由船帆座號衞星6911的一對傳感器在1979年9月22日探測到的雙閃光的模式。
自1945年以來，全球已進行逾2000次核試驗爆炸。幾乎每次核試驗都有關於時間、地點和當量的詳細記錄，唯有1979年9月南大西洋的“雙閃”現象至今成謎。
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在接到中情局急報後立即向卡特總統作了彙報，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亨利·歐文為首的多名高級安全官員齊聚白宮戰情室召開緊急會議。卡特事後在日記中寫下了以下這段話：“有跡象表明南非地區發生了核爆炸，要麼是南非乾的，要麼是以色列的海上船隻所為，要麼就什麼都沒發生。”
其實，還有一種可能存在：這次核爆是南非和以色列聯合完成的。
各種信息顯示，以色列自身的核武計劃始於建國初期，通過全球秘密採購技術資料與原材料，據信在1960年代末已擁有核武器。直到1980年代，核技術員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向媒體披露以色列擁有數十枚核彈頭，才使這一秘密公之於世。瓦努努隨後被摩薩德從意大利綁架回國，以叛國罪被判重刑。
1994年，曾任南非海軍基地指揮官的德裔叛諜格哈特（Dieter Gerhardt）爆料，稱1979年的那次試驗代號為“鳳凰行動”，的確是南非與以色列在聯合核試。1997年南非副外長帕哈德（Aziz Pahad）也暗示了以色列協助南非造彈。
2010年《衞報》（Guardian）曝光的檔案揭露了更多的細節：1975年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佩雷斯（Shimon Peres）與當時還是南非防長的博塔（Pieter Botha）曾在瑞士蘇黎世密談。根據南非檔案記載，當時佩雷斯表示：“合適的彈頭有三種規格可供選擇。博塔部長表示感謝，並説他會徵求意見。”
80年代末，冷戰趨於尾聲，古巴軍隊也撤出了安哥拉，南非認為直接威脅有所減弱，種族隔離制度也走到了盡頭。自1989年起，德克勒克總統（Frederik de Klerk）着手推動國內民主化進程，希望以此獲得國際制裁的放寬。1991年，南非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並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監督下銷燬了所有核武器。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018年對伊朗提出了嚴重指控 路透社
這段歷史的重點其實不在於南非是否擁核，而是以色列很可能不顧國際條約和規則的約束，協助南非製造了核武器。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以色列今日還有資格指責伊朗的核計劃是建築在“謊言”之上嗎？
“英雄”還是“惡棍”
阿卜杜勒·卡迪爾·汗（Abdul Qadeer Khan）2021年10月10日在伊斯蘭堡去世的消息傳出，哀榮滿城，舉國同悲。
時任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對A·Q·汗博士的辭世深感悲痛，並下令為其舉行國葬。總理在推文中寫道：“他為我們成為核國家做出了決定性貢獻，因而深受我們國家的愛戴。”
毋庸置疑，汗的一生充滿跌宕和爭議：在他的祖國和穆斯林世界，他被尊為“民族英雄”，而在其他人眼裏，他是來自巴基斯坦的“核商人”，有的乾脆稱其為極其危險的核擴散“惡棍”。
汗1936年出生在印度的博帕爾，童年時經歷了血腥的印巴分離，1952年隨家人遷往新成立的巴基斯坦。作為機械工程專業的學生，他就讀於卡拉奇大學。1961年畢業後，他前往德國，在柏林工業大學學習。1965年，他去了荷蘭，在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學習冶金學，共修讀了八個學期。之後，他前往比利時，並於1972年在魯汶天主教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1972年至1976年間，他在荷蘭超離心機公司（UCN）之下的物理動力學研究實驗室（FDO）工作。由於安全措施鬆懈，他得以接觸到最先進的離心機設計，這為他後來在巴基斯坦開發鈾濃縮能力提供了條件。
阿卜杜勒·卡迪爾·汗：科學家？民族英雄？核商人？還是核恐怖分子？
1974年，印度的“笑面佛佗計劃”（Operation Smiling Buddha）結成正果：在臨近巴基斯坦的波卡蘭（Pokaran）首次成功進行了核爆。
印度擁核深深刺激了宿敵巴基斯坦，汗主動提出願意協助。
當時正值冷戰時期，印度更偏向於蘇聯，而美國則支持巴基斯坦。1975年，美國中情局要求荷蘭政府不要繼續以“涉嫌核技術竊取”的罪名調查汗。1976年初，時任巴基斯坦總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在汗回國後，任命其領導巴基斯坦的核研究項目。汗不辱使命，在與印度的核競賽中為巴基斯坦核武庫奠定了基礎。
在公開場合，汗之前一直宣稱自己的核計劃僅用於和平目的，但在1998年巴基斯坦首次成功進行原子彈試驗後，他承認“從未懷疑過”自己是在製造核彈，並説“這是必須要做的事。”
然而，如果將汗的核計劃意義僅限於他的祖國，那就太片面了。讓他備受爭議的原因恰恰在於，他不僅讓巴基斯坦擁核，還利用自己的知識和關係網幫助了利比亞、伊朗、朝鮮等國的核項目。
西方情報機構掌握的信息顯示，汗曾多次參與核技術走私。前美國中情局局長特尼特（George Tenet）認為汗“至少和本·拉登一樣危險”。
那麼，究竟是什麼驅使汗放棄在歐洲相對優渥的生活而回到自己貧窮的祖國呢？顯然不是為了金錢和物質生活。汗後來曾有過表露，認為少數國家對核武器的壟斷是不公正的。
2004年，汗在電視上承認曾向其他國家提供過核技術，並請求寬恕。之後他被收監，昔日的民族英雄淪為階下囚。幾年後，他又收回了之前參與核擴散的説法，稱自己是懾於當時軍事統治者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的壓力並在得到其赦免的承諾後才這樣説的。2009年，這位“巴基斯坦核武器之父”終於等來了遲到的赦免，法庭將其釋放。
汗本人並不隱諱自己對核武器的觀點。2011年，他在接受《新聞週刊》（Newsweek）採訪時表示：“如果伊拉克和利比亞是核國家，它們就不會像我們最近所目睹的那樣被摧毀。如果我們在1971年之前擁有核能力，我們就不會在一次羞辱般的失敗後失去我們一半的國土（指丟失孟加拉）。”
同年，他在接受德國雜誌《明鏡週刊》（der Spiegel）採訪時否認自己在核交易中獲益，也否認存在所謂的“A.Q.汗網絡”，強調自己在核擴散問題上“從未掉以輕心和疏忽大意”。同時，他堅持“擁核帶來和平”的觀點，他説：“ 如果日本在二戰時擁有核武器，美國人絕不會投下原子彈。我堅信自己為巴基斯坦做了最好的事情。這些核武器保障了和平。我相信，正是因為有了核武器，印巴之間才不會再有戰爭。”
有鑑於汗的核武理念和實操能力，如果他活到今天，估計也會成為以色列摩薩德斬首行動的目標吧。
從“核威懾”到“核訛詐”
無論冷戰時期的美蘇，還是南亞互為宿敵的印巴，擁核對他們而言的確能獲得強有力的“威懾”效應，但從“核威懾”到“核訛詐”，有時相距只在咫尺之間。
特朗普在闡述軍事介入以伊衝突時表示：“我不想拿廣島和長崎作為例子，但基本上是一樣的事情，那次行動終結了戰爭。”
且不説美國此番打擊伊朗從中長遠角度來看是否真能終結戰爭，但把對伊朗核設施扔數顆“鑽地彈”與當年向日本投放兩顆原子彈相提並論，是玩世不恭和冷血無情的。不過這倒也符合特朗普及其美國的霸權和武力邏輯。
“終結戰爭”——這很動聽的動武理由在此無外乎是一種經過粉飾和包裝的“核訛詐”，因為任何以核武器相威脅或以阻止擁核而動武的言行，不管是為了所謂的“止戰”，還是赤裸裸地逼對方就範，都是某種形式的“訛詐”或“恐嚇”。
實際上，從美國在廣島長崎首次投放原子彈到今天，人類已數度與“滅頂之災”擦肩而過：
1.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確實曾考慮對中國動用核武。總統杜魯門在1951年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使用核武“始終是一個可選項”。麥克阿瑟為了阻止志願軍的推進，主張對中國陣地和補給線使用戰術核武，甚至還計劃對朝鮮北部和中朝邊境地區投放核武器，攜帶核彈的B-29轟炸機已部署至沖繩一帶。若不是國務卿艾奇遜以及盟友英國的勸阻，當然也因為美方擔心蘇聯的核介入和顧及自己的國際形象，歷史上遭受核打擊的恐怕就不止日本一家了。
2.1962年，蘇聯在古巴部署核導彈，引發美蘇之間長達13天的對峙。這場危機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最危險的時刻之一，世界被推到了核戰的邊緣。具體誘因是前一年美國中情局策劃入侵古巴的“豬灣事件”後，卡斯特羅更加靠近蘇聯陣營，而赫魯曉夫也想通過在美國家門口部署核彈來平衡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優勢。最後，蘇美兩國經過協商，雙方各退一步：蘇聯同意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導彈；肯尼迪則承諾不入侵古巴，並秘密（要面子）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導彈。
3.上世紀50年代後半葉，中蘇關係交惡。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勃列日涅夫據稱曾考慮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以摧毀中國剛起步的核能力（1964年首次核爆成功）。美國情報文件顯示，莫斯科甚至向美國通報了該計劃，但遭到華盛頓的明確反對，因為美方當時已有意緩和對華關係。由於擔心中國可能進行核反擊，也考慮到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抵制，加上美方的反對態度堅決，蘇聯最終沒有實施該計劃。
4.1981年起，北約在美國主導下加強對蘇心理戰，海空力量在蘇聯周邊頻繁演練，逼近蘇聯領空，以展示核打擊準備並測試蘇聯的防空能力。1983年“優秀射手”（Able Archer）軍演期間，北約首次以極高的逼真度模擬了核戰爭的指揮和決策流程，引發了蘇聯高層的強烈警覺。部分蘇聯領導人和軍方認為，這可能是西方為發動核戰爭所做的偽裝和鋪墊，因此將華約部隊提升至高度戒備狀態，甚至開始為作戰飛機裝載核彈頭。最終，隨着演習結束和美方未作進一步反應，危機警報才得以解除。該事件被認為是冷戰期間距離核戰爭最近的時刻之一，也促使美國總統里根開始重新思考與蘇聯的關係，推動了後續的緩和與對話。
5.1983年9月26日，蘇聯的衞星光學預警系統報告稱，有一枚洲際導彈從美國基地發射，隨後又報告還有另外四枚導彈相繼發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羅夫是蘇聯防空部隊的一名軍官，當時正在預警系統指揮中心值班。他認為這些警報是誤報，決定等待進一步的確鑿證據，而不是立即將警報接通指揮鏈。最後證明，對方並未出現新的行動。正是他的決定，才避免了局勢升級為一場全面核戰爭。事後對該衞星預警設備的調查證實，當時系統確實出現了故障。
由此可見，即便擁核國都安於“核威懾”，核戰爭與核毀滅依然會像死神一樣凝視着人類，更何況，“核挑釁”“核恐嚇”和“核訛詐”始終沒有停止過：美蘇當年對華曾威脅使用過這招；俄烏戰爭中核武的使用一直是懸掛在各方頭頂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朝鮮的核武不僅是威懾、從某種意義上説也是脅迫各方的手段。
結語
不久前發生在中東的危機，與其説這是一次以色列與美國以“阻止對方擁核”的名義聯手對伊朗實施的軍事打擊，不如説是內塔尼亞胡和特朗普兩個人蓄謀已久並共同進行的一次旨在改變中東格局的“豪賭”。這背後的具體“交易”是什麼，當事人自己心裏清楚。
但是，賭博有輸有贏，今天贏了不等於明天還贏，而最終輸掉的恰恰是規則和道義。
歷史已經證明，國際公信力正是這樣一次次在謊言、虛偽和暴力中漸漸蕩然無存的。歷史還告訴我們，不要輕易用意識形態和自己的價值觀去定義對方。
伊朗稱美國和以色列為“大小撒旦”，而西方對伊朗的普遍看法則是支持國際恐怖活動的“黑手”和“金主”。
這裏經常用來作證的例子是德黑蘭經營了包括敍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真主黨、加沙地帶的哈馬斯、也門胡塞運動在內的所謂“抵抗之弧”或“抵抗軸心”（Achse des Widerstands）。
殊不知，“抵抗軸心”這一概念正是阿拉伯一些國家和組織對美國小布什總統“邪惡軸心”一詞的逆反結果。
《利比亞日報》（Al-Jomhuriya ）2002年在一篇題為《邪惡軸心還是抵抗軸心》的文章中寫道：“伊朗、伊拉克和朝鮮之間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它們對美國霸權的抵抗。”2004年，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報》這樣評論道：“如果伊拉克什葉派的路線需要連接、統一和鞏固，就應該實現在抵抗和反對佔領者的戰爭軸心上。”
自那之後，“抵抗軸心”成為以色列和西方國家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目標，但它的出現和形成卻是紮根於西方傲慢和仇視的土壤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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