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丹媚：一個法國超市的塑料袋，如何變成二噁英進入印尼兒童的雞蛋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丹媚】

兩個多月前，一則來自美國説唱歌手阿澤莉亞·班克斯（Azealia Banks）的推文，如同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在印度尼西亞的輿論場中激起了複雜的漣漪。

在貼文裏，班克斯直言不諱地稱印尼為“世界垃圾桶”，並將其與印度相提並論，形容為一片“被污染的廢土”。

不止於此，她還進一步表達了對印尼民眾健康的擔憂，預測全球垃圾的湧入將在未來200年內導致印尼勞動力萎縮，並尖鋭批評那些熱衷於太空探索的億萬富翁，敦促他們將清理地球海洋的垃圾作為更優先的事項。

這番不加掩飾的批評在印尼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場風暴。然而，這場風暴並非簡單的民族主義憤怒。在大量被冒犯的言論之下，湧動着一股更為複雜和痛苦的暗流。

在相關的網絡論壇討論中，許多印尼網民的反應揭示了一種深刻的內心矛盾：一方面是國家榮譽感被刺痛，另一方面卻是對殘酷現實的無力承認。諸如“兄弟，叫某些人別再送垃圾給我們了”以及“她説得有道理嗎？”這樣的評論，清晰地勾勒出民眾在民族自尊與嚴峻現實之間的掙扎。

這片數字世界的喧囂，恰恰是印尼所面臨危機的真實寫照。從網絡上的爭論轉向現實世界，一幅更為觸目驚心的畫面在東爪哇省的村莊——如特羅波多（Tropodo）和邦貢（Bangun）——徐徐展開。

在這裏，空氣中終日瀰漫着刺鼻的毒煙，源自數十家豆腐作坊，它們以從發達國家進口的塑料垃圾為燃料，日夜不停地燃燒。這種燃燒產生的滾滾濃煙，不僅籠罩着村莊，也滲透進當地居民的食物鏈與身體，將抽象的“洋垃圾”問題，轉化為具體而致命的健康威脅。

特羅波多村豆腐企業家使用塑料廢物作為油炸燃料

因此，印尼的“洋垃圾”危機遠非孤立的國內環境治理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體系崩塌後的直接且可預見的惡果。

在處理“洋垃圾”問題上，2018年，中國全面實施“國門利劍”政策，徹底改變了全球廢棄物貿易的格局。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在這場全球性的“垃圾大洗牌”中，發達國家如何通過一種近乎“掠奪性”的方式，將其廢棄物處理的重負轉移至東南亞。本文也將揭示，印尼是如何因其國內的法律漏洞、產業依賴和監管失靈，成為這場風暴的中心，並最終使其最脆弱的公民，為這個破碎的全球體系付出了沉重的環境與健康代價。

第一部分：全球棋盤重置——中國“國門利劍”如何改變一切

2018年之前的全球廢棄物貿易格局

在2018年之前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全球的廢棄物處理體系存在一個明確的中心——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憑藉其巨大的製造業產能和對原材料的渴求，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可回收廢棄物進口國。數據顯示，在“國門利劍”政策實施前，中國處理了全球將近一半的可回收廢棄物，並消耗了全球55%的廢紙。僅在2016年，中國平均每月進口的塑料廢棄物就超過60萬噸。

對於以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而言，這個體系提供了一種極其便利的解決方案。它們得以將國內產生的巨量廢棄物，特別是混合塑料和廢紙，以低廉的成本出口至中國。這不僅解決了其國內垃圾圍城的困境，更在賬面上維持了較高的“回收率”，從而在全球環保議題中佔據道德高地。

在經濟上，這種貿易關係看起來似乎也是互利的：中國獲得了廉價的工業原料，而西方國家則成功地將廢棄物處理的經濟與環境成本“外包”。然而，這種便利的背後，是一種對國內回收基礎設施建設的長期忽視和一種不可持續的依賴。

“國門利劍”的雷霆一擊

2018年1月，中國政府正式實施“國門利劍”（National Sword）政策，這一決策徹底顛覆了既有的全球廢棄物貿易格局。該政策並非心血來潮，而是中國環保戰略的必然升級。在此之前，中國已通過2013年的“綠籬行動”（Operation Green Fence）等措施，逐步收緊對進口廢棄物的監管，預示了更為嚴格的變革即將到來。

“國門利劍”的核心，是基於對國內環境污染和民眾健康風險的深切憂慮。長期以來，大量夾雜着污穢甚至有害廢棄物的“可回收物”湧入中國，遠遠超出了處理系統的負荷，給中國的環境帶來了二次污染。

這項政策明確禁止了包括廢塑料在內的24種固體廢物的進口，並對允許進口的廢紙等原材料，設定了極其嚴苛的雜質含量標準——不得超過0.5%。這一近乎99.5%的純度要求，對於習慣了出口低質量、混合不清的“可回收物”的西方國家而言，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不僅是一項環保政策，更是一次國家主權的彰顯，是中國明確拒絕繼續充當“世界垃圾場”的宣言。

廣州海關“國門利劍2019”行動立案1.9萬起，案值328億元。中新網

全球體系的改寫

“國門利劍”的影響立竿見影，對廢棄物出口國造成了巨大沖擊。中國的塑料廢棄物進口量應聲暴跌99%。全球大宗商品市場隨之劇烈震盪，例如，混合廢紙的價格從每噸75美元驟降至幾乎為零。美國喬治亞大學的一項研究預測，到2030年，將有高達1.11億噸的塑料廢棄物因中國的禁令而無處可去。

發達國家長期依賴的廢棄物處理體系瞬間失靈。從俄勒岡州到緬因州，美國各地的社區被迫削減甚至完全停止了回收項目，居民們只能將原本可回收的塑料和紙張扔進垃圾填埋場。費城等城市甚至開始焚燒大部分回收物，引發了對空氣污染的擔憂。這場突如其來的鉅變，無情地揭示了西方國家廢棄物管理體系的脆弱性與虛偽性——它們的所謂“回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出口問題”之上的。

這場由中國政策引發的全球震盪，深刻地揭示了一個事實：全球回收危機並非始於2018年，而是早已存在。西方國家推行的“一次性文化”與“眼不見為淨”的出口模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續的。中國的“國門利劍”並非危機的創造者，而是危機的“揭示者”。它移走了那塊遮羞布，迫使發達世界直面其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所產生的真實環境代價。

因此，隨後在東南亞上演的“洋垃圾”危機，並非一個新問題，而是同一個舊問題的地理轉移——從一個日益強大、有能力拒絕承擔這一重負的國家，轉移到了那些在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中議價能力較弱的國家。

第二部分：毒潮南下——“垃圾接力遊戲”與東南亞之殤

“掠奪性體系”的啓動

隨着中國的大門轟然關閉，全球廢棄物貿易進入了一個混亂而野蠻的新階段。被拒之門外的數千萬噸廢棄物，急需尋找新的傾倒地。於是，一場被環保組織稱為“掠奪性”的搜尋開始了。

廢棄物出口商們的目標，不再是擁有成熟處理能力的合作伙伴，而是那些監管寬鬆、環境法規不完善且急需外匯的發展中國家。工業生態學教授羅蘭·蓋爾（Roland Geyer）指出，塑料垃圾開始被“轉移到那些管理不善風險高、泄漏率高的國家”。這並非一次負責任的供應鏈重組，而是一場赤裸裸的負擔轉嫁，一種被廣泛稱為“廢棄物殖民主義”（waste colonialism）的現代體現。

第一波衝擊與迅速反應

東南亞國家，因其地理位置鄰近且經濟上對貿易開放，成為了這股“毒潮”的新目標，馬來西亞、越南和泰國首當其衝。數據顯示，馬來西亞的塑料廢棄物月進口量從2017年初的約2萬噸，飆升至2018年初的11萬噸，增幅驚人。同樣，越南和泰國的進口量也在短期內激增。

然而，這些國家很快便被突如其來的垃圾洪流所淹沒。堆積如山的外國垃圾、非法焚燒產生的毒煙，以及被污染的水源，迅速引發了當地民眾的強烈抗議和媒體的廣泛報道。

面對急劇惡化的環境與社會危機，這些國家的政府做出了迅速而果斷的反應。到2018年中期，三國相繼出台緊急限制措施，包括暫停發放新的進口許可證、吊銷違規企業執照，以及宣佈未來將全面禁止廢塑料進口。這一系列行動清晰地展示了這場“垃圾接力遊戲”的動態：“一旦一個國家開始管制塑料廢棄物進口，它就會迅速湧入下一個未受管制的地區”。

印尼成為新風暴眼

當馬來西亞、越南和泰國築起高牆後，全球廢棄物的流向再次偏轉，印尼成為了新的主要目的地。

2017年底，印尼的塑料廢棄物月進口量只有約1萬噸，到2018年底急劇攀升至3.5萬噸。印尼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則顯示，2018年該國塑料廢棄物總進口量達到了28.3萬噸，創下十年新高。另有研究報告指出，2018年印尼的塑料廢棄物進口量翻了一番，達到32萬噸。

當馬來西亞、越南和泰國的進口量在達到峯值後因政府管制而回落時，印尼的進口量卻呈現出持續、穩定的增長態勢。在這一時期，向印尼出口廢棄物的主要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澳大利亞、荷蘭和英國。印尼，這個擁有“千島之國”美譽的國家，不幸地成為了全球“洋垃圾”風暴的新中心。

第三部分：紙業特洛伊木馬——揭開污染輸入的主要通道

經濟引擎：印尼的紙漿與造紙工業

要理解印尼為何會成為“洋垃圾”的主要接收地，就必須審視其國內一個龐大而重要的產業——紙漿與造紙業。

印尼是全球紙漿和紙張的生產巨頭，其紙漿年產能超過1200萬噸，紙張年產能超過1800萬噸。該行業不僅為印尼貢獻了可觀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還創造數十億美元的外匯收入，是一個對國民經濟舉足輕重的支柱產業。

這個龐大的工業機器對原材料有着永不滿足的需求。除了依賴國內的木材資源，進口廢紙（即可回收的舊瓦楞紙箱、舊報紙等）是其重要的纖維原料來源。正是這種對進口廢紙的合法且巨大的工業需求，為非法“洋垃圾”的湧入，打開了一個隱蔽而致命的後門。

致命漏洞：被污染的廢紙包

儘管印尼政府規定，進口的廢紙等“非危險和有毒廢物”雜質率不得超過2%，但這一法規在現實中被大規模、系統性地違反。大量的調查報告和海關檢查結果顯示，許多進口廢紙包的實際污染率遠超法定標準，有時甚至高達30%。更有甚者，在2019年的一些檢查中發現，廢紙捆中的塑料雜質含量從歷史上正常的2%-10%，飆升至駭人聽聞的60%-70%。

這些所謂的“雜質”，實際上是發達國家無法處理或不願處理的低價值、不可回收的混合垃圾，包括各種廢塑料、食品包裝、用過的尿布、電子垃圾，甚至醫療廢棄物。出口商們巧妙地將這些垃圾與廢紙混合打包，利用廢紙進口的合法渠道，將其偽裝成“工業原料”運往印尼。這形成了一個完美的“紙業特洛伊木馬”：合法的廢紙貿易外殼下，隱藏着非法的垃圾傾倒內核。這本質上是一種有組織的、跨國性的非法廢棄物販運行為。

產業的共謀

這條黑色產業鏈的順利運轉，離不開印尼部分造紙企業的默許甚至參與。這些企業進口了被嚴重污染的廢紙包。在生產過程中，那些無法用於造紙的塑料等雜質被分揀出來。然而，這些企業並未對這些分離出的巨量塑料垃圾進行合規、無害化的處理。相反，它們採取了成本最低的方式——將其直接傾倒在工廠附近的土地、河岸，或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甚至“贈送”給當地社區居民。

隨着進口垃圾數量激增，印度尼西亞班貢鎮的居民正沉浸在撿垃圾的熱潮中

環保組織的調查明確指出，許多持有合法進口許可證的造紙公司“濫用了它們的進口許可”，因為它們進口了被塑料污染的廢紙，並將其轉賣給公眾。這一行為揭示了產業鏈中一個關鍵的共謀環節：造紙廠通過進口廉價的污染廢紙降低了生產成本，同時又將處理塑料垃圾的環境與社會成本，完全轉嫁給了最沒有能力承擔這一切的當地環境和貧困社區。

這種現象背後，是一種有毒的共生關係。一方面，發達國家的廢棄物出口商需要一個渠道來擺脱其國內的垃圾處理難題，這是“推力”。另一方面，印尼的造紙業需要廉價的纖維原料來維持其全球競爭力，這是“拉力”。兩者一拍即合，形成了一個看似“雙贏”的閉環。

然而，這個閉環的代價，卻由印尼的土地、河流和人民來承受。這也使得解決“洋垃圾”問題變得異常棘手。一個簡單的“塑料廢棄物”進口禁令是無效的，因為塑料是以“廢紙污染物”的名義進入的。而若要嚴格執行廢紙的2%雜質標準，則必然會觸及一個強大經濟部門的原材料供應鏈，從而在政治層面遭遇巨大的改革阻力。

第四部分：零號地帶——兩個村莊與一場化學災難

毒物微經濟

在東爪哇省的特羅波多（Tropodo）和邦貢（Bangun）等村莊，一個圍繞着附近造紙廠丟棄的“洋垃圾”而生的“毒物微經濟”悄然形成。每天，卡車將成噸的、從進口廢紙中分揀出的低價值塑料垃圾運到這裏。當地居民，包括婦女和兒童，便在這些散發着惡臭的垃圾山中進行二次分揀。他們挑出其中極少數有回收價值的塑料賣給回收商，以賺取微薄的收入。而佔絕大多數的、無法回收的混合塑料，則找到了一個致命的“歸宿”——成為當地工業的廉價燃料。

尤其是在特羅波多村，超過50家豆腐作坊將這些塑料垃圾作為主要的燃料來源。對於這些小作坊主來説，塑料垃圾幾乎是免費的，相比於每週需要花費150萬印尼盾（約664元人民幣）購買木柴，這種“免費燃料”的經濟誘惑是巨大的。這種選擇創造了一種扭曲的經濟依賴。

正如一位當地居民所言：“如果他們要禁止我們（分揀垃圾），就必須給我們一個解決方案。政府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工作”。他們成為了“塑料農民”（plastic farmers），被困在一個用健康換取生計的惡性循環中。

污染的科學鐵證

這場以犧牲環境和健康為代價的“經濟活動”，其後果是災難性的，並且有確鑿的科學證據支持。多家國際和印尼本地的環保與健康研究機構，如國際污染物消除網絡（IPEN）、Ecoton和Nexus3基金會，對這些地區進行了深入的科學調查，其結果令人震驚。

為了清晰地展示這場公共衞生危機的嚴重性，下表彙總了在特羅波多和邦貢村採集的樣本中，關鍵污染物的檢測數據，並與國際公認的安全標準進行了對比。

一場化學災難的剖面——特羅波多與邦貢村的環境與食物鏈毒物污染。 數據來源：綜合IPEN, Ecoton, Nexus3基金會等機構的調查報告

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是令人不寒而慄的現實。報告中最具衝擊力的發現之一，是將特羅波多村雞蛋中的二噁英含量與越南邊和（Bien Hoa）地區相提並論——後者是前美軍空軍基地，因儲存過“橙劑”而成為地球上二噁英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一個印尼村莊的日常食品，其毒性竟堪比一個臭名昭著的化學戰污染區，這無疑敲響了最高級別的警鐘。

調查人員在這些村莊的垃圾堆中，輕易就能發現印有各種西方品牌標誌的包裝，如法國的能多益（Nutella）餅乾、德國超市Lidl的自有品牌，以及來自美國和英國的貓糧包裝袋。這些廢棄物將全球消費鏈與印尼當地的污染源直接聯繫起來。

這正是“廢棄物殖民主義”最具體、最可測量的體現。它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學術名詞，而是一條清晰可見、可被科學驗證的傷害鏈條。我們可以追蹤一個在法國超市貨架上的塑料包裝，如何通過集裝箱、印尼造紙廠、豆腐作坊的火爐，最終轉化為一個二噁英分子，進入一個印尼兒童食用的雞蛋中。這不僅僅是發達國家在“傾倒”垃圾，而是它們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化學副產品，正在被全球南方國家的民眾直接攝入體內。這是對該體系不公義性的最終，也是最令人痛心的證明。

第五部分：國家矛盾的應對——政策、政治與實踐

法律的“精神分裂”

在應對“洋垃圾”危機時，印度尼西亞的法律和政策體系呈現出一種深刻的內在矛盾，甚至可以説是“精神分裂”。問題的核心在於國家最高法律與政府部門規章之間的衝突。一方面，印尼2008年頒佈的第18號國家法《廢棄物管理法》在第29條第1款中明確規定，禁止任何人將廢棄物進口到印尼境內。從法律層級上看，這為禁止“洋垃圾”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據。

然而，另一方面，貿易部等政府部門後續出台的一系列規章，卻為廢棄物進口打開了方便之門。例如，2016年第31號貿易部長條例允許進口“非危險和有毒廢棄物”形式的“殘渣、邊角料和碎料”作為工業原料。這種規定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法律灰色地帶。什麼是“廢棄物”，什麼又是“工業原料”？兩者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

此外，諸如“受污染”或“環保處理設施”等關鍵術語在法規中缺乏明確、可操作的定義，也為進口商規避法律和執法部門選擇性執法提供了空間。這種法律上的矛盾並非偶然，而是不同政府部門、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博弈的結果，最終形成了一個漏洞百出的政策網絡。

執法：表演與現實

面對國內外日益增長的壓力，印尼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高調的執法行動。媒體上充斥着印尼海關查獲並退回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法國等發達國家污染集裝箱的新聞。這些行動，如將裝滿廢舊尿布的集裝箱退回美國，或將數百噸受污染的廢紙退回澳大利亞，無疑向世界傳遞了一個強硬的信號：“印尼不會成為世界的垃圾場”。

2019年，一名印尼海關官員截獲一個裝滿非法進口塑料垃圾的集裝箱

然而，這些引人注目的“表演式執法”與系統性失控的現實形成了鮮明對比。批評者認為，這些行動更多是政治作秀，而非旨在根除問題的真正舉措。

一個關鍵的細節是，政府在宣傳這些行動時，使用的印尼語詞彙是“再出口”（re-export），而非“退回原出口國”（return to sender）。這意味着，許多被高調“退回”的污染集裝箱，實際上只是被轉移到了另一個監管同樣寬鬆的發展中國家，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這種做法更像是在維護國家主權的面子，而非真正履行環保的裏子。

真正改革的障礙

實現真正改革的道路上佈滿了障礙。首先是執法能力的嚴重不足。印尼作為一個龐大的羣島國家，海岸線漫長，港口眾多，全面有效的監控本就困難重重。海關等一線執法部門普遍存在檢查設施落後、專業人員匱乏、以及由來已久的腐敗問題。前線官員的“小費”文化使得非法貨物得以通關，嚴格的執法標準也時常因各種原因而時緊時鬆。

其次，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構成了改革的主要阻力。正如前文所述，紙漿與造紙業、以及塑料回收行業是印尼的重要經濟支柱，這些行業依賴進口廢棄物作為廉價原料。任何旨在嚴格限制或禁止進口的政策，都會直接觸動這些行業的利益，從而遭到它們強有力的政治遊説和抵制。

因此，儘管印尼政府已宣佈計劃在2025年全面禁止塑料廢料進口，但環保團體對此普遍持“謹慎樂觀”甚至深度懷疑的態度。他們擔心，這項禁令可能會因執法不力而淪為一紙空文，或者成為一種“洗綠”（greenwashing）的公關行為。更關鍵的是，只要作為主要污染渠道的“廢紙進口”漏洞依然存在，僅僅禁止“塑料廢料”進口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些包裝很清楚地展示了洋垃圾來自何方

結論：超越“垃圾桶”——通往主權與可持續之路

這裏最後還要再強調一次，中國的“國門利劍”政策並非全球廢棄物危機的始作俑者，它更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一個早已破碎、充滿剝削的全球體系。鏡子中反射出的，是一個發達世界長期以來心安理得的模式：享受過度消費帶來的便利，再將隨之產生的環境代價輕鬆地出口到他國。當中國這扇最大的“方便之門”關閉後，這個體系的內在矛盾便暴露無遺。印度尼西亞，因其自身的經濟結構和監管弱點，不幸地成為了承接這個系統性失敗的新窪地。

從美國説唱歌手引發的輿論波瀾，到東爪哇村莊裏刺鼻的毒煙；從全球貿易數據的急劇轉向，到當地雞蛋中超標的致癌物，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結論：印尼的“洋垃圾”危機，是一場由全球不平等、國家政策失靈和企業逐利行為共同導演的環境與人權悲劇。要走出這場危機，需要的不僅僅是頭痛醫頭的臨時措施，而是一場從國際到國內、從政策到產業的系統性變革。

行動呼籲與多層次建議

對印度尼西亞政府：

彌合法律漏洞：必須立即解決2008年第18號法案與各部門規章之間的根本性矛盾。應以國家法律為準繩，明確全面禁止所有形式的廢棄物進口，堵死“工業原料”的灰色地帶。同時，採納環保活動家和中國的經驗，對確需進口的極少數高純度再生資源，強制執行不高於0.5%的雜質含量標準。

強化鐵腕執法：大規模投資於海關的檢測技術和人員培訓，建立一支專業、廉潔的環保執法隊伍。嚴厲打擊腐敗行為，並嚴格執行“退回原出口國”政策，而非“再出口”到其他國家，讓出口方承擔全部責任和成本。

發展國內循環經濟：從根本上減少對進口廢棄物的依賴。政府應將戰略重點轉向國內，大力投資建設現代化的垃圾分類、回收和處理基礎設施。同時，為特羅波多等受害社區提供切實的經濟轉型支持和清潔能源替代方案，切斷對“毒物經濟”的依賴。

對廢棄物出口國（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

承擔生產者責任：必須從根本上摒棄“廢棄物殖民主義”的思維和做法，對自己國家產生的廢棄物負起全部責任。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塑料垃圾產生國和唯一未批准《巴塞爾公約》的發達國家，應立即批准並遵守該公約。

推動國內變革：將政策焦點從“出口”轉向“內銷”。大力投資本國的回收產業和技術創新，建立真正的國內循環經濟。通過強有力的“生產者責任延伸”（EPR）制度，迫使企業從產品設計源頭就考慮其全生命週期的環境影響。

對國際社會：

加強全球治理：強化《巴塞爾公約》，堵住現有漏洞，建立具有約束力的爭端解決和懲罰機制，防止成員國濫用雙邊協議繞開公約規定。推動建立一個透明、可追溯的全球廢棄物貿易監控體系。

轉變發展範式：必須認識到，對於絕大多數低價值的混合塑料而言，“回收”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國際社會應將努力的重心從處理末端問題，轉向控制前端生產。通過國際合作，鼓勵和推動旨在從源頭削減（source reduction）的創新，徹底重新設計產品和商業模式，以擺脱對一次性塑料的依賴，邁向真正的“零廢棄”未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