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從中國文明模式重新正視七七事變的歷史敍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七七事變是中華民族抵抗日寇入侵的偉大轉折——由此開始，國內局部對日抗戰轉為全面對日抗戰。對於散佈在台海兩岸與海外的許多國民黨抗日老兵及其後人來説，那也是“八年抗戰”的記憶開端。

6月24日發佈的抗戰勝利80週年紀念活動提到，將邀請“國民黨抗日老兵”到場觀禮。十年前的紀念活動，也組織過老兵受閲方隊，其中就有“國民黨抗戰老兵”。如今考慮到年歲和身體條件，由受閲改為觀禮——換個視角，也就換個思維方式，構成對抗戰史觀的隱喻，作為對勝利80週年的獻禮。

反觀台灣，年年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和平卻越來越遭踐踏；有些節日被扭曲歷史真相，比如“雙十節”；有些甚至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比如台灣光復節。

況且，台灣相關部門已經表示，島上將自辦抗戰勝利80週年慶祝活動，若有在台退役將官參加大陸舉辦的紀念活動，將停發甚至追回其退休俸。

問題是，難道抗日老兵的戰場在台灣嗎？這一抹不協調的聲音，正好引人深思共同的抗戰與不同的記憶，究竟所謂何來？

乙未台灣抗日是近代中華民族自救的起點

從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擴大閲兵的戰略層面來看，向美西方爭回中國人民歷史敍事的話語權，是當前的現實目的。

就中國對日抗戰來説，日本軍國主義完工於明治維新時期。明治維新後，日軍首先對外侵略的目標就是1874年的中國台灣。台灣先民（原住民）以武裝抗日，清同治朝廷則以賠款妥協了事，但也自此重視台灣海防。而後，日本吞併琉球國，於1879年改置沖繩縣，殖民擴張的下一步就是台灣。

由琉球而台灣的南進，與由朝鮮而滿州的北進，是16世紀日本豐臣秀吉對中國的入侵路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濫觴。300年後，日本通過甲午戰爭佔領中國台灣省，實現軍國主義的第一個目標，建立入侵中國的戰略支點。

北進朝鮮，為日本軍國主義建立又一個入侵中國的戰略支點，下一步就是中國東北。自甲午戰爭後，朝鮮脱離中國影響，轉入日本勢力範圍。1910年，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20年後，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成立滿州國傀儡政權，下一步就是更內地的中國華北。

七七事變的發生地恰恰説明，中國對日抗戰的開端不是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對華侵略也不始於七七事變，而是19世紀末。馬關條約後，乙未台灣抗日是中國人民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開始，是近代中華民族意識的原點。不論從改良派還是革命派的歷史脈絡來看，那也是近代中華民族自救運動的起點。

因此，中華民族歷時50年光復台灣，實現台海兩岸復歸統一，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歷史的本能反應。從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角度説，台灣是對日抗戰的開端，“八年抗戰”敍事雖然也提及台灣光復，但卻難以完整説明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史實。

就中日兩國關係來看，日本脱亞入歐、軍國主義與侵華戰爭是三位一體，其連續性罪惡不因為中國國內的政權更迭、改朝換代而有所不同。

近現代中日兩次戰爭——甲午戰爭至乙未抗戰，以及起自九一八事變的“十四年抗戰”——本質都是殖民與反殖民的現代性戰爭，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就是最典型的説明。

唯一不同的只是，第二次中日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化，是日本脱亞入歐侵華戰爭的升級，是旅順屠城到南京屠城的倍數加乘，是福澤諭吉對台“留島不留人”思想在大陸的實踐[1]，是掠奪型文明在中國體現人類史上野蠻的極致。畢竟甲午戰爭時，日軍還欠缺731部隊那種反人類科學暴行的手段。

十四年抗戰敍事彰顯七七事變的文明定位

從中國人反殖民的角度看，對日抗戰是50年。自乙未年台灣官紳鄉民義勇武裝抗日，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光復台灣，在近現代兩次中日戰爭之間，日本軍國主義的“大陸政策”絕非靜止不動：八國聯軍、日俄戰爭、二十一條、強佔山東、五卅慘案、五三慘案、……，累累罪行，昭昭史冊。

從中國人反法西斯的角度看，對日抗戰是14年。江橋抗戰、哈爾濱保衞戰、東北義勇軍、東北抗日聯軍、第一次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一二‧九抗日學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綏遠抗戰、以及最關鍵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赫赫功勞，斑斑可考。

換句話説，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列上，1931年的中國軍民位居第一，中華民族是全球首先投入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文明力量。

日本歷史學者如井上清、江口圭一、藤原彰、市川幸雄等人，都認為第二次中日戰爭起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8日本投降為止。由於按年份計算，而有“日中十五年戰爭”的説法，其實就是中方按月份表述的“十四年抗戰”。

十四年抗戰敍事並不貶損七七事變的價值，反而能準確説明七七事變在中華民族反殖民與反法西斯歷史軸線上的意義，彰顯七七事變的文明定位。

19世紀末的日本軍國主義，與西方列強殖民主義同樣覬覦中國市場、勞力和資源，本質同是海盜殺人越貨。只不過，脱亞入歐的日本軍國主義更為激進、極端與殘酷，731部隊暴行與南京大屠殺，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化的典型。

在“七七事變”88週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首次在國內公佈七三一部隊原隊員胡桃澤正邦完整版口述證言視頻資料。視頻中，胡桃澤正邦供述了731部隊從事人體解剖、開展人體實驗以及實施細菌戰等罪行。

然而日本軍工法西斯卻在戰後受到美國冷戰意識形態的庇護而兔脱罪責清算，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歷史貢獻也被稀釋、邊緣化。

美國以原爆日本奪取戰後全球秩序的主導權，又以原爆敍事洗白自己，讓“太平洋戰爭”成為美方政界學界敍述二戰亞洲戰場的主流用語和視角。今年3月，美國國防部長還在硫磺島稱讚戰死的美日兩軍英勇精神，將在美日同盟的關係中永垂不朽。

在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對日抗戰是反殖民反帝國主義之戰，聲討一切新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者；中國對日抗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先鋒，從1931年開始的地方部隊、民間義勇、愛國學生、社會賢達，後來紛紛匯聚在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

值得補充的是，日本法西斯化暴力也體現在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霧社抗日後，1931年日殖當局全面禁止、逮捕台灣社會團體與組織，部分抗日誌士轉而奔赴祖國大陸，共襄抗日統一戰線，比如台灣農民運動先驅李應章，以及台灣民眾黨秘書長陳其昌等人。[2]

客觀來看，當時國內沒有任何一股力量足以單獨戰勝日本軍國法西斯，何況是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國條件。因此，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唯一能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路徑，是中國融合型文明面臨存亡續絕關頭所體現的民族智慧，與毛澤東的持久戰論述併為抗戰勝利的保證。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所以，七七事變就是日寇觸發中國融合型文明全面抗戰的偉大轉折點——國共內戰轉為國共合作，蔣介石收起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全國軍民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包括出身黃埔的台灣人李友邦、林正亨等。

正因為廣土眾民集中力量抗日，才能以弱勝強，在中國戰場牽制70%以上的日本陸軍。日軍陸戰無法取勝、征服、佔領中國，從而無法補充戰爭動能和後勤資源，反而在廣大的中國戰場不斷消耗人力物力財力，搶劫百姓物資又激起更大更強的抗日氛圍與行動，陷入汪洋無際的人民戰爭裏，進退不得。

也就是説，陸戰中國的戰略目標失敗，才是日軍被迫孤注一擲、轉向海戰、開啓第二戰場而力竭敗亡的主要原因。自1931年11月算起，直到1945年8月，在對日作戰方面，中美雙方軍人陣亡的比數是32:1。中國獨力抵抗日本法西斯10年期間，牽制78%的日本陸軍；美國參戰3年8個月，牽制35%的日本陸軍。

七七事變前的局部抗戰，是中國軍民自發的抵抗日本法西斯鬥爭，是奠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十四年抗戰”的表述，是在不公不義的國際環境下，通過中國軍民百折不撓犧牲無算所爭取而來的歷史定位，具有無可辯駁的正當性。同時，那也是揭露“太平洋戰爭”與原爆敍事真相，最有力的歷史正名。

歷史正名重於時間政治學

然而，“八年抗戰”這種對近現代第二次中日戰爭與反法西斯戰爭自動折扣的表述，卻是台灣地區與某些海外華人長期的抗戰歷史記憶。

其背後更多的是基於反共的政治考量，掩護民國政府抗戰初始的消極形象，而不惜抹殺抗戰前期志士仁人的奉獻犧牲。但其負面的結果是，打折版抗戰敍事易與歐戰時間“對接”而會合成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卻因此自動入座邊緣戰場與次要戰場的歷史敍事。

在戰後軸心國與歐洲皆成為美國附庸的當下，飽賺戰爭財的美國甚至成為終結二戰的救世主，忽焉抹去中國與蘇聯的歷史存在。如此一來，“八年抗戰”敍事竟也成為去中國化的工具？畢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始於中國，也終於中國；中國反殖民戰爭始於台灣，也終於台灣。

台灣光復是對日本軍國主義殖民侵略50年的終結，台灣再光復是對美國新法西斯新殖民主義侵略近80年的終結。在台灣的視角看來，基於後殖民歷史認識和融合型文明統一戰線的需要，恢復“十四年抗戰”史觀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組成，正如一位台灣志士的後人所説：

“可以説，沒有田中奏摺就不會有九一八事變的發生，由此而使中國人認識到日本可怕的陰謀，接着又有七七事變，終於忍無可忍奮起全面對日抗戰，粉碎其征服中國的野心。這正是《田中奏摺》公佈後對中國的重大影響，這正是我敬佩我父親忠貞愛國的情操，悲天憫人的胸懷，……”[3]

如今多數被西方敍事控制情思的台灣人，卻無知無感於中國抗戰的歷程，不知道馬占山，不知道東北抗日義勇軍，不知道楊靖宇、趙尚志和趙一曼，不知道抗聯，不知道八女投江的故事，不知道第十九路軍不屑不抵抗命令，不知道吉星文的叔叔吉鴻昌是共產黨員抗日英雄，不知道首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是國內第一個抗日的政黨。

張、楊西安兵諫後，蔣介石口頭應允停止內戰，七七事變則促成國共統一戰線。然而多數台灣人在國民黨史觀的影響下，並不知道台兒莊戰役、忻口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等，都有共產黨部隊的貢獻。

中國融合型文明的存續發展，決定七七事變後的全民族抗戰，也決定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辯證組成中國戰場，從而取得抵抗掠奪型文明進犯中華的偉大勝利，為80年後的人類提供不同於“帝國主義世紀”生活方式的選擇，這就是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在文明史上的意義。

躲藏在“八年抗戰”歷史暗角里的政黨和個人，與其忌憚抗戰領導權歸屬中共，不如深思當時民心所向的客觀原因。

民國政府在正面戰場的歷史名義，其實無人異議，畢竟當時國府掌握着國際上的宣戰權，也因此擔綱正面戰場的任務。然而國民黨以大、中型城市為據點的黨政精英必然脱離民眾，喪失基層動員力，這種現象隨着戰事由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一路退往西南一隅，未曾改變。

1943年中美英開羅會議前夕，人在重慶的美籍“頭號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表示，國民黨的腐化與蔣介石的無能已失去了人心。[4]

反觀共產黨卻隨着戰事發展敵後根據地，利用土地改革動員農民，主導了全民抗戰社會化的進程。黨員幹部在鄉間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推行掃盲運動和文化教育，破除封建陋習，動員婦女參與生產勞作，將人民的生活與抗戰的需要結合起來，真正建立起“人民戰爭”的新文明模式。

毛澤東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5]從抗戰時到戰後80年的今天，未曾思考抗戰領導權辯證的雙重結構的人們，也許是從不理解那兩句話的哲理與文明意涵吧。

結語

百年未有的世界大變局面臨眼前，迎接這個變局的文明主體已經在88年前開始應變，那就是七七事變的標誌性意義。將廣大人民從歷史的客體變成歷史的主體，其本身就是華夏文明數千年未有的變局。

在七七事變前夕，江蘇高等法院有段對話，頗適合轉贈反對抗戰老兵赴陸觀禮的“反共義士”：

審判長：抗日救國不是共產黨的口號嗎？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嗎？

沈鈞儒：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就不能抗日嗎？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利用。並且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為抗日而利用。[6]

註釋：

[1]福澤諭吉屢次在日本明治年間創刊的《時事新報》上發表“台灣論”，其中“蠻民”、“醜類”、“全數誅戮”、“無人島化”是他的常用詞彙與主張，見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1991年，頁86-90及頁97。

[2]見藍博洲《反殖民的左翼鬥士》，桃園市：人間出版社，2025年6月。

[3]蔡鹹源〈我的父親蔡智堪〉，台北《海峽評論》180期，2005年12月號。

[4]費正清〈1943年──蔣介石開始失去人心〉，《費正清中國回憶錄》2版，譯者：閻亞婷、熊文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第276-301頁。

[5]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11頁。

[6]沈鈞儒，1875年生於蘇州，中國著名法學家，抗日團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起人。1937年4月4日，沈鈞儒等全救會“七君子”遭江蘇高等法院起訴“阻撓反共國策”、“中共同路人”等罪狀。6月25日，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聲援全救會諸君。7月31日，江蘇高院對七君子具保釋放，但國民黨當局直到1939年1月26日才撤回相關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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