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婷婷：什麼才是真正的“上岸”？

【文/ 邢婷婷】

“上岸”這個詞在青年人羣體中，經歷了一個意義變化的過程。最初，這個詞使用的範圍是比較寬泛的，泛指在某件事情上經歷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後，最終獲得了成功。

近來，“上岸”的含義越來越聚焦，其內涵是通過努力獲取進入體制內工作的機會，外延則包括獲取各種帶有編制的工作——考公、考編、考教師資格證，進機關、進國企、進事業單位。也就是説，它的含義越來越靠近“鐵飯碗”。

最近，並不擁有正式編制，但由公共財政支出聘用的崗位也被納入“上岸”的選項中，人們把這種類編制的工作稱作“編制平替”“瓷飯碗”，例如社區工作者。這意味着，在人們的認識裏，只要是公共財政支出負責，哪怕沒有被納入行政或事業編制序列，也至少是在“岸”上有了立足之地。

“上岸”與“下海”

“上岸”在今天的青年當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國家公務員考試為例，2021年以來一直呈考生快速增長的趨勢。據國家公務員局的數據，2023年“國考”的總報名人數突破259.8萬，競爭最激烈的崗位報名與錄取比例超過5800∶1。2024年“國考”共計303.3萬人通過用人單位的資格審查，這也是“國考”報名規模首次邁入300萬大關，相比2021年幾近翻番。

2025年，考公人數再創新高。 圖自：央視新聞

要理解青年，就要認識到，這是他們在對個人資源價值和自身特質預估的基礎上做出的選擇，也是社會經濟結構轉型與個人奮鬥觀念轉變合力的結果。

當人們談論“上岸”時，往往與它相對的一個詞語是“下海”。40多年前的“下海”潮，除了進入市場經商的本義之外，還被賦予勇於打破窠臼、善於抓住機會、積極進取的引申義。相對之下，“上岸”則被認為是保守、缺乏魄力，是社會結構轉型背景下追求個人穩定的理性規劃，是基於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基調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有一種較為突出的聲音批評追求“上岸”的年輕人：不敢闖、不敢拼，貪圖安逸、依賴穩定。

在知乎上，關於“人為什麼要考公務員”的提問中，高贊回答是這樣講的：

“作為一個普通人，公務員差不多是最好的工作了。幾十塊錢報名費，既不看你幾本出身，也不看你爹是誰，就看你筆試面試成績的公平競爭。考上以後，只要你不作死、不違法亂紀，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國家就不會虧待你：體體面面，安安穩穩，生老病死包你一輩子。一生無憂、免於飢寒交迫、免於996ICU、免於中年失業、免於大起大落……這不好嗎？某地有新三不孝：不考研、不考編、不考公。聽過吧？為啥有這玩意兒？還不是因為這個社會給普通人翻身的機會就這麼多點兒？你以為你不考公務員就能升職加薪、當上霸道總裁、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巔峯？醒醒，大兄弟。你要有這麼幸運，還至於蹉跎這麼多年？”

有青年説，“上岸”這個詞好有意思，彷彿一個人在水裏掙扎不休，沒人知道，也沒人關心這個水是江是海，還是臭水溝、爛泥塘，總歸就是一個人在裏面翻騰、搏擊，無所依靠、渾身濕透。至於“岸”上是什麼樣子，也並沒有一個確切或清晰的認識。在竭盡全力“上岸”的時候，也不知道“岸”是不是救命稻草，只知道上去了不管是不是光明大道、有沒有錦繡前程，至少有了一個乾乾爽爽、踏踏實實落腳的地方。

所以，目前關於“上岸”的種種討論，大多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性後果予以評價，既沒有注意到“上岸”的過程與結果中所藴含的千差萬別的境遇，也缺乏對青年主體意義的深入觀察。什麼是“上岸”？它有着豐富的、具象的含義——穩定的工作節奏、明確的職業路徑、不受KPI影響的收入結構，以及具有跨代際優越性的體面身份。青年對於“上岸”的認識，並不都是基於被動和實用主義的動機。他們對於保障的理解，並非簡單的旱澇保收；僅僅待在“岸”上，也並非全部的職業期待。

我們接下來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討論：一是“上岸”意味着什麼；二是青年一代如何認識“上岸”。

“上岸”不易

在討論“上岸”在當代青年奮鬥觀中的價值和地位之前，先來看一組近幾年的就業數據，瞭解近幾年青年擇業的宏觀背景和現實壓力。

首先，求職人口總體數量增加，而招聘崗位數量一直呈現減少趨勢。一方面，求職人數總量增加，伴隨着不同類型的求職者形成疊加壓力的趨勢。據教育部統計，2023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1158萬人，同比增加82萬人。

國家統計局2023年初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底，還有近20萬離校未就業畢業生的問題沒有解決。2022年我國失業率統計為6.1%，其中有一部分因裁員、行業優化等造成的失業人口，也將再度進入求職市場尋找新的工作機會，這就形成了應屆大學生、再就業人羣的疊加競爭。

另一方面，社會上釋放出來的崗位需求量下行卻較為明顯。2022年底有1697家上市企業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裁員，裁員總數超90萬。2023年以來，釋放出的新崗位數量減少了20%，頭部互聯網企業的崗位需求明顯下降，部分中小微企業縮減招收名額或直接停招。字節跳動2022年下半年發佈崗位約3000個，較上一年縮減60%；美團發佈崗位約5000個，較上一年縮減50%以上。

其次，互聯網大廠漸漸“不香了”。互聯網大廠在過去的十年多時間裏，為青年提供了充足的就業崗位和發展機遇，但是近幾年人們能夠享受到的發展紅利卻越來越少。大廠大多集中在北上廣深等特大型城市，深夜甚至凌晨上百人排隊叫車的大廠加夜班場面是每個在大廠工作過的人都會有的體驗。

這幾座城市定居成本之高，讓年輕的大廠人感嘆“這裏允許你窺探、接受你燃燒，但從來未曾打算接納”。“35歲被裁”“高齡員工勸退”，員工的經驗和資歷在追求性價比和年輕化的大廠面前似乎不值一提，能在大廠做到退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何逃離35歲陷阱”讓一些青年對大廠產生猶疑。

近兩年，影響更為直接的一個現象是，部分互聯網頭部企業還出現了“撕offer”的現象，即先給畢業生髮放offer（錄用通知），但在正式入職前，人事部門突然告知“公司沒有HC（headcount，即正式員工名額），offer需做撤銷處理”。所以，“畢業後的首選還是不是大廠”在青年人擇業和就業時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

再次，對於一些來自農村的學生，讀書所在地工作機會日益減少，向市場要效益、爭取高收入來改變生活處境難度加大。但是如果回農村，基層就業渠道較為單一，主要是行政管理類或綜合性崗位，缺乏專業技術類崗位。這將學生推向了舉棋不定的狀態：既想回家鄉工作，又擔心發展前途受限；既想嘗試留在大城市奮鬥，又受制於工作機會的減少和生活成本的增加。

對於這些尚在校園、社會資本十分有限的學生，無論是在家鄉還是在讀書所在地，能夠獲得一份體制內的工作，都成為職業生涯起步的上策。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進入體制內成為越來越多青年的選擇。然而，隨着人數的增長，“上岸”之路已然擁擠不堪，招錄還充滿了各種要求和限制。

以目前的“全國第一大考”公務員考試為例，首先，報考公務員有明確的年齡規定，即18週歲以上、35週歲以下。應屆畢業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非在職）招考年齡可放寬到40週歲以下。這也意味着，35歲是大多數地區、大多數人報考年齡的上限，過了35歲，編制的大門就不再向你開放了。

其次，關於文化程度，儘管明文規定報考公務員要求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部分崗位要求本科學歷或者研究生學歷，但隨着這些年學歷普遍提升，很多崗位報考者的實際學歷都要高出招考公告中的要求一大截，於是水漲船高，造成了實際上沒有碩士學位就無力競爭公務員考試的局面。

再次，部分招考職位要求“2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這具體意味着報考人員須具備在各類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和生產一線、農村、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含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工作，或曾在軍隊服役、自謀職業、個體經營累計2年以上的經歷。

其中，“大學生村官”等服務基層項目人員服務基層時間計入基層工作經歷；在全日制學校就讀期間參加社會實踐、實習、兼職等不能作為基層工作經歷。拋開其他各種個人不可控因素，年齡、學歷、基層工作經歷等方面的要求已經在報考公務員的青年面前豎起了層層壁壘。但是這並沒有降低他們對公務員考試的熱情，近年來，公務員報考人數始終處於上漲趨勢。

據界面教育統計，2022—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分別為212.3萬、259.77萬、303.3萬，同比增速分別為35%、22%、17%。面對“國考”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現實，一些青年同時還將目光投向了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以及並不具備正式編制的社區工作者。例如，上海市某區屬國有企業2023年招聘名額為40人，僅在上海市內就收到逾千份簡歷；其中一個文秘行政類的崗位，收到上百份簡歷，其中不乏名校碩士、博士應屆畢業生。同樣是在2023年，在安徽一個縣級市，35個社工崗位就迎來了超過 2000名競爭者，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青年。

其實，青年一代對於體制內的工作也有着清晰的認識：它早就不再是“面朝南，好做官”了。今天在體制內工作，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要紮根基層，時常加班，體力要跟得上工作的節奏，腦力要跟得上工作的要求。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體制內的上升空間都較為有限，上升通道是否通暢也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期性。然而，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不受 KPI 影響的收入結構、即便不能前進也不會後退的職業路徑，還是讓青年一代願意踏上這擁擠的“上岸”之路。

“岸上有岸”

“考編青年”的誕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着避險心態和奮進敍事的失效，但如果僅僅歸結為喪失意志和鬥志的“躺平”，也並不全面。在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轉型的時代印記之下，青年一代對個體身份的現象、職業判斷、人生價值重新進行了預估和賦值，一步一步探索着屬於他們這一代人的自我實現方式。

“岸”並不是一個整體，它裏面也存在着不同的職業類別和行業屬性。在考編青年的眼裏，公務員自然是“上岸”的最高目標，其次是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二者各有吸引他們的地方。近一兩年，類編制的工作也被青年納入目標，被稱為“瓷飯碗”，例如社區工作者。只要考上了，哪怕算不上正式“上岸”，也算是在“岸”邊有了歇腳的地方。

所以，有青年感嘆，“上岸”之前以為上了“岸”就萬事大吉了，後來才明白“岸上有岸”。然而，對於大多數考編青年來講，哪一個“岸”才是他們停靠的地方，並不由自己選擇；他們自身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朝着那個方向拼命努力。公務員被考編青年看作“上岸”的最高目標。事實上，他們對公務員的認識有一個轉變的過程。他們出生和長大的時候，正趕上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那個時候的奮鬥觀主導思想是進入企業、走向市場，公務員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收入少、人際關係複雜，選擇做公務員的人被認為是膽小、保守、缺乏進取精神。

而當這一代青年長大成人、準備步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他們發現包括市場和公務員體系在內的整個大環境，已經和他們最初的理解不太一樣了。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穩定性，大多數家庭希望孩子進入公務員體系，最為看重的一點就是它的收入來自財政撥款，“旱澇保收”是最為直接的目標之一。

除此之外，有些青年確實認為進入公務員隊伍更加能夠施展自己的才幹。一些大學應屆畢業生，為了與統考招錄的公務員形成錯峯競爭並突出自身優勢，將目光投向了選調生。選調生是各省黨委組織部門有計劃地從高等院校選調品學兼優的應屆大學本科及其以上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作為黨政領導幹部後備人選和縣級以上黨政機關高素質的工作人員人選進行重點培養的羣體。

選擇這條路，則意味着看重的不僅僅是穩定，還有作為重點培養對象、容易做出業績、享受更好的資源配置，從根本上是更容易獲得向上的晉升機會。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都是排在第二位的上岸選擇，這兩條路各有其長處，青年在選擇這兩條路時也各有其側重點。事業單位現在也實行逢進必考的原則，但它的編制屬性與公務員不同，因而收入的來源也有別於公務員，只有全額事業單位是財政全額撥款。

考編青年選擇事業單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崗位總體數量多，尤其是側重於特定領域的專業技術崗位基本上都集中在事業單位。事業編制招考人數本身就多，再加上事業編制內部的細化，還有像教師資格考試這樣專門的考試，使得通過考試獲得編制的可能性增加了許多。

另一方面，事業單位的職務晉升渠道從理論上來講沒有公務員通暢，但是事業單位從業人員可以走專業技術路線，即便不能晉升職務，還能通過評職稱來提高自身的職業地位和工資待遇。就像一些考事業單位的青年所言，在事業單位紮紮實實做些業務、認認真真評個職稱，簡直是穩定感和成就感兼具了。相對來講，青年對國有企業的認識不像前兩種那麼統一。

但是隻要進得去，所有的問題便都不是問題。國有企業的收入與地方經濟的關係很大：經濟好，收入就有可能高；經濟不好，非行政崗位也可能引進末位淘汰，導致的結果就是績效不好的人，即便不會被辭退也很難有前途可言。國有企業要承擔市場責任，經營性收入佔很大一部分比例，所以收入水平在一定情況下還會隨着經營的波動而波動。

再者，國有企業如何也很難一概而論，不同行業、不同層級的國有企業待遇和發展也可能大為不同。例如，電力、煙草等壟斷性國企，在穩定性上堪比公務員，但收入水平又高於大多數體制內單位，是奮力上岸的青年眼中的“巨無霸”。然而，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這麼好的崗位，不是誰想有誰就有的。

近兩年，像社區工作者這樣的類編制崗位也越來越受到青年人的青睞，這樣的崗位被戲稱為公務員或正式編制的“平替”，哪怕它不算“岸”，也算到了“岸”邊。社區工作者是由各地政府部門統一招聘，經過報名、筆試、面試、體檢、考察、公示等一系列程序，統籌安排到社區從事最基層工作的工作人員。這類工作雖然沒有編制，但是會簽訂正規的勞動合同。

在青年看來，這類工作雖然工資收入不算高，但其最大的好處就是穩定地繳納五險一金。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工作在部分地區也打通了向事業編或行政編轉軌的渠道。在“擇優入編”的激勵機制之下，從事這類工作者在參加公務員考試或事業編制考試時享有一定程度上的優先權，這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吸引青年投入和參與。但其競爭難度在兩年之內驟然上升，比如，2023年山東菏澤市東明縣社區工作者公開招聘，開放的100個崗位吸引了3888名考生競爭。中公教育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9月，西安市社區工作者共招聘1000人，而報名者達到了23468人 。

在青年一代還沒有長大的時候，家長時常跟他們説：高考就是人生一戰，等考上大學了，你就輕鬆了。等到長大之後，他們發現，高考不是人生一戰，而僅僅是人生一站。後面的任何一戰，都要比高考更加殘酷、激烈、不可預知。

本文節選自邢婷婷著作《45°青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