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凱：面對西方媒體如何“對付而不應付”，我有一套方法論

**編者按：**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局勢中，具有影響力的國際媒體是中國第一時間面向世界人民發聲的重要舞台，也是與反華勢力交鋒的重要戰場。面對西方媒體別有用心的“議程設置”和某些國家咄咄逼人的刁難，如何巧妙化解的同時，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進行回應，並用文化心理上直戳內心的邏輯予以反擊，中國學者高志凱近年來面對外媒的一系列精彩回答做出了很好的示範。

近日，高志凱做客觀察者網觀學院欄目，並發表了《中美博弈背景下世界秩序的動盪與重構》主題演講。在演講的上半部分，他詳細回顧了自己面對外媒的“案例”，總結了這些回答背後的邏輯和方法。本文根據演講實錄整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高志凱】

非常感謝，今天的講座我想談一談中美博弈背景下世界秩序的動盪與重構。請大家批評指正。

首先，我想結合自己的經歷談談外事答問的藝術。舉個例子，今年6月初香格里拉防務峯會期間，我的好朋友、著名學者周波前大校接受了澳大利亞《60分鐘》欄目的採訪，對方拋出一個問題：如果中國與澳大利亞打仗，誰贏誰輸？周波老師的回答擲地有聲——一定是中國贏，澳大利亞輸。接着他又講了很多他的理論，在全國引起很強烈的反響。我非常讚賞這個回答，但是我心裏想，這個回答是不是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假設中國和澳大利亞打仗，中國贏了，澳大利亞輸了，這是中國的勝利嗎？

如果姚明打籃球贏了一個7歲的小男孩，是姚明的勝利嗎？當然不是。所以我們要琢磨，如果澳大利亞記者問的這個問題，也許可以有別的考慮。如果是我，我可能會這麼説：

“中國和澳大利亞為什麼要打仗？你説的是澳大利亞單槍匹馬跟中國打仗嗎？還是澳大利亞被某個大國挾持着要跟中國打仗？”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4日，澳大利亞悉尼，美國海軍“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停靠庫塔布爾海軍基地進行例行港口訪問，旨在加強美澳兩國關係。

“如果澳大利亞單槍匹馬要跟中國打仗，你覺得誰贏誰輸呢？如果有一個大國要挾持你澳大利亞跟中國打仗，你是不是應該用自己獨立的思考來決定你是應該推動和平，還是應該去參與戰爭？”

我們不要去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讓他自己説一下。因為這個問題的背後有對方設計的“潛台詞”——如果你是澳大利亞人，聽到中國14億人的大國和澳大利亞2300萬人打仗，然後中國把澳大利亞打敗了，聽到這個回答以後，可能直覺會告訴他，“我一定要死死抱着美國的大腿”，反過來可能會加劇對中國的敵視。

我們再模擬一個問題，如果有外媒問我們，“如果中國和美國打仗，誰贏誰輸”，我們應該怎樣回答？

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我們國內有一個標準答案——“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但是大家知道，中國政府從來沒有主動説過“中美必有一戰”，我們不想跟他們打仗，反而是最近幾年美國人在世界上到處挑釁，説什麼“中美必有一戰，美國必勝，中國必敗”。

假設你現在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或者中東一些國家，如果面對中美各自堅定地稱“對方必敗”，可能會很迷茫，會立刻想到，無論中國贏還是美國贏，到底應該怎麼選邊站呢？自己也很難做。

其實我這麼多年遇到很多類似的情況，如果是我，可能我會這樣回答這個問題：我第一個問題會反問，中國美國為什麼要打仗呢？你們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第一任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寫了一本書叫Destined for War“必有一戰”。他還提出了一個理論叫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中美必有一戰這個理論，雖然對很多戰爭案例進行了分析，得出了看似非常科學的結論，但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忘了告訴我們全人類一個事實，他分析的戰爭的案例都是常規武器戰爭，而要把他得出的理論用在中國和美國兩個核武器大國頭上，這個理論是否科學？所以我會説，“我認為中美之間是有不可避免的和平”，戰爭不應該成為選項。我們不能老是跟着他們去説中美打仗——他挖一個“修昔底德陷阱”，我們老説可能就掉進去了。

總之，不管是有人問中國和澳大利亞打仗誰贏誰輸，還是中美開戰誰贏誰輸，我覺得我們都不應該草率地用簡單的單一的方法來回答，尤其是今年4月2日以後，美國人説他們“獨立”了，“解放”了，然後發動了據説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關税戰。

我們的立場很清楚——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這是我們國家的政策，我在國際上談了很多。我們中文有時候比較浪漫比較含糊，比如我説“胸有成竹”大家都懂，你覺得我是有一棵竹還是幾棵竹，是一個短的竹，還是一個20米長的竹？怎麼解釋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我想問在座的各位，大家有沒有想過奉陪到底的“底”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底”其實很複雜。當美國把關税漲到145%，我們把關税一直漲到125%的時候，商務部説，“關税如此之高，美國對華出口已經沒有市場的銷售能力了”——在中國已經賣不動了。在我們這個國家，把關税漲到125%，這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部門部委能夠做的決定，這就表示了中國這次一定要“鬥到底”的決心。

美國人的底很清楚，他要把我們中國向美國的出口腰斬，然後重塑他的供應鏈，但美國對中國2000億美元的出口他不想動，他想閒庭信步，繼續向中國出口，單方向削減或者説禁運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兒？！

美國指望把中國5000多億美元的出口歸零，然後造成中國民不聊生，通過這樣極端的手段打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崛起，我們會被他這麼折騰嗎？特朗普總統老是説中國會屈服，我一跺腳中國就屈服了，會屈服嗎？所以我的理解，如果美國人真的要打貿易戰，奉陪到底的第一個底是貨物貿易雙向歸零——不是單向歸零。

如果中美貨物貿易雙向歸零，必然還會牽出第二個底。那就是中美的服務貿易，服務貿易是美國順差，中國逆差。你想，貨物貿易都雙向歸零了，在服務貿易上我們還要承擔那麼多的逆差嗎？所以我覺得第二個底就是服務貿易的雙向歸零。

中美之間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雙向歸零了，難道就到底了嗎？沒有，它還會牽出第三個底。中美經貿關係中還包括美國的跨國企業在中國設廠，這些企業中的不少在美國經常是虧損的，而在中國的業務是盈利的。一旦中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雙向歸零，中美其他的聯繫是不是也得雙向歸零？

接着，還有第四個底——如果中美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雙邊經貿和人文交流都歸零，下一個底有可能就是和平向戰爭的轉換了。

但是我剛才説中美之間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和平”，所以倒回來推的話，就是這一次美國發起的關税戰，中國不能輸，中國只能贏，要不惜一切代價打贏這場關税戰，我們不能被美國人打趴下了。

所以大家看到我接受BBC、CNN的採訪，他們的記者問，你們中國對美出口佔中國出口的15%，要丟掉這麼大一塊的出口，中國將面臨很大的壓力，你們怎麼辦？——他們有點幸災樂禍。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在西方的主流媒體平台上對他們哭窮，苦苦哀求，跟他們講我們中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一帶會有很多的企業要關門，老百姓要下崗等等，有用嗎？沒有用，你説得越多越中了特朗普的下懷。所以我那天説“We Don’t Care”，我們不在乎，我説我們中華民族存在5000年了，絕大部分的時間沒有美國，我們都活下來了。如果美國要欺負中國，還要自絕於中國市場的話，那我們準備再活5000年，有沒有你美國我們都得再活5000年。

此時此刻這一瞬間，把美國人英國人説的放到中華民族上5000年和下5000年的廣闊時空裏邊看，你就會覺得我們的關税戰只能贏不能輸。

你和外國人説“奉陪到底”他們可能不太明白，以為我們還會像“特朗普1.0”時代那樣處理關税摩擦，但是我對美國人説貨物貿易雙向歸零，我覺得美國人聽了嚇一跳，因為他沒想到。他們以為特朗普總統一跺腳，中國會像其他國家一樣趴着，他拿着槍頂着我們的後腦勺，我們就會瑟瑟發抖，像某些國家一樣叫他“爸爸”。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們一定要讓他們搞清楚。

我們現在跟美國人的關税戰打到這個時候，我覺得我們是擁有真理、要乘勝追擊的一方，在這個時候我們喊什麼口號很關鍵，我們應該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一定要逼着它好好地談出一個所以然來。所以我們一直説的“中美關税戰”，我堅決反對，我覺得不能這麼説。我給它取了個名字，叫“美國發動的反華關税戰和反世界關税戰”——是他發動的，我們不想打關税戰，我們是被迫的。

美國加州洛杉磯，受關税戰的影響，洛杉磯港和長灘港失去了以往的繁忙 視覺中國

另外，我們説“談的話大門敞開”，到現在沒有請他們到中國來談——沒有到北京，也沒有到上海，第一次去了日內瓦，第二次去了倫敦，我的解釋就是現在中國政府還沒有覺得美國人真的在跟我們談。

我再舉個例子，美國現在有個副總統叫J·D·萬斯，他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我們是校友，我1993年畢業，他2013年畢業。他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罵我們都是鄉下人，“鄉巴佬”。他説“中國的鄉下人生產產品賣給美國，我們給他付了錢，他拿了我們美國付的錢，買了美國的國庫券”。

萬斯罵我們是“鄉下人”，那天BBC、CNN採訪我都提了這個問題，“人家美國副總統都罵你們鄉下人了，你怎麼看？”我説：“萬斯跟我上同一個學校，我們拿同一個學位，我對這個人的無知和偏見感到很羞愧。”我隨即告訴他們，讓萬斯醒醒，中國已經變了，中國的中產階級超過美國總人口，中國的城鎮人幾乎是美國人口的三倍，要不然讓他趕緊回學校再好好讀書，別在世界上成為一個笑話。

美國副總統 J·D·萬斯

歐洲人覺得我説得特別好，因為萬斯副總統到慕尼黑安全會議罵歐洲人，歐洲人恨萬斯，但敢怒不敢言，終於有了一個高志凱罵了他一句，所以他們説高志凱説得好。有些人跟我説以後你去美國麻煩了，你進不了美國了。我説怎麼會，萬斯是我的校友，按輩分算是我的“學侄兒”，我是他的“學叔”，學叔讓學侄回學校讀讀書有什麼壞處呢？

如何應對西方媒體臨時給我們“挖坑”，我再舉個例子，有一年BBC採訪我，同時接受採訪的還有逃亡到英國的亂港分子羅冠聰。BBC在採訪我之前沒跟我説這個採訪是怎麼回事，只在採訪前10分鐘説，待會還有一個叫內森·羅的人跟你一起被採訪——我不知道羅冠聰的英文名字叫內森。當時我在北京家裏連線，然後內森·羅在BBC的總部接受採訪。前半部分採訪羅冠聰，主持人説他是“推動民主的積極分子”，然後説他們在香港做的都是“和平示威”等等，羅冠聰上來也是這個口氣。

當時我就想，BBC本身是一個西方媒體，然後這邊是高志凱，那邊是羅冠聰，他們還在那説一大堆的什麼香港的“和平示威”等等，不明真相的還以為我高志凱“通敵”了。所以那天我就違反了一般接受採訪的規矩，沒有直接回復主持人的問題，而是直接説：“各位看BBC的人，坐在你們面前的羅冠聰不是推動民主的積極分子，他是香港法律下的逃犯”，逃犯（fugitive）這個字在英文裏很重，過去有一個説法，説如果英國警察在大街上説一個人是逃犯，老百姓有義務去抓這個人。而此時此刻，羅冠聰在英國不僅很自由，還堂而皇之地坐在BBC的直播間裏罵中國。

最後我説，如果羅冠聰在你們英國倫敦做他在香港所做的事的話，我相信英國警察一定會根據英國法律把他抓住，而且大概率是會判有罪坐你們英國人的牢。這個很關鍵，因為你讓羅冠聰這種人在國際舞台上，在BBC這種影響力特別大的媒體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我們中國是受害者，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以正視聽。

我再舉個例子，美國的參議院議長，那個80多歲的老太太南希·佩洛西竄訪台灣的時候，大陸民眾很憤慨。那天晚上BBC採訪我，他説“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前你們中國聲音很大，該説的都説了，現在老太太都走了，中國你還能幹什麼？是不是隻能宣戰了？”

南希·佩洛西

那一瞬間我並不知道我們中國政府的政策，相關的反制措施差不多三天以後才付諸實施。我也無法預判中國政府是否會開戰，説是或者説否都可能造成誤導。我也不能打官腔，説“無可奉告”或者故弄玄虛。那一瞬間我是這樣説的：“佩洛西死之前一定會看到台灣統一”還沒説完，我想到老太太80多歲了，又是美國眾議院議長，總統接任序列排第三，我在BBC的節目上説她死不大禮貌。於是我説着説着又把它倒過來説了一遍，我説“佩洛西會活着看到台灣統一”，就説了一句，當時也是引起全國，以至全世界的轟動。

第二天我接到電話，那頭對我説，“你説得很好，但是我有個擔心，如果佩洛西今天晚上死了怎麼辦？”那我只能拍胸脯説：“我向你保證佩洛西今天晚上肯定不會死。”之後更有意思的是，還有美國網友在推特上留言，説“南希你趕緊死，你死了就能證明高志凱預言錯了。”後來，佩洛西在舊金山的宅子被人入侵，她丈夫還和竊賊打了起來，竊賊拿斧子砸了他的頭，然後有美國人開玩笑説“這個人是不是專門去殺佩洛西，以便證明高志凱的預言錯了。”

我想説的是，在採訪的那一瞬間我沒有給國家造成麻煩，而是通過陳述一個事實，把對方拋給我的難題從時間和空間上化解了。

説到把對方的不友善提問進行轉變，這兩天我接受了大量的印度媒體採訪，正好可以借這個機會説説關於“高志凱線”的事。

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就陪外交部代表團訪問巴基斯坦，參與了紅旗拉普口岸開放議定書的簽訂。我在北京陪同過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訪問中國，參與接待過孟加拉總統的訪問，所以我對南亞局勢是幾十年如一日一直在關注。最近幾次跟印度人接觸時，他們老是盯着麥克馬洪線，説麥克馬洪線就是中國和印度的邊界，而且説中國你早已承認了。

在他們的話語邏輯中，認為1962年中印這個衝突，雖然中國打敗了印軍，但是事實上我們最後撤回到麥克馬洪線一側，又再往北面撤了20公里，所以印度人以此為依據妄稱，他們“收回”了麥克馬洪線，這本身就表明中國承認了麥克馬洪線，另外中國後撤了20公里，印度又佔了麥克馬洪線以北的20公里的地方，所以他們説中印的邊界就必須是麥克馬洪線加上以北的20公里。

所以那天我就跟他們説，麥克馬洪就是個英國人，一個英國人畫了一道線，你就要把它當作是中國印度的邊界，強迫我們中國人接受。英國人當年強加於我們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我們中國人都推翻了，香港都已經迴歸這麼多年了，在2025年你印度怎麼會期望着中國接受“英屬印度”時期，連個條約和協議都沒有的一條線，把它認作中印邊界？

那我高志凱也可以畫一條線，我就畫在恆河，我把恆河分給張三分給李四行不行？我還是很客氣的，沒説給中國，張三李四是誰由歷史來決定，你能接受嗎？後來網上“高志凱線”傳得很廣，甚至有網友説要把恆河改叫高志凱河。高志凱只是一個體制外的學者，我有這麼説的自由，這個建議不是中印政府的雙邊問題。不過據我所知，外交部還沒有收到印度官方對我的投訴，我覺得印度現在不願意把“高志凱線”正式提升為中印政府之間的一個問題。

如果要説高志凱線的意義是什麼，在我看來這是給了印度一個選擇。如果你要問印度，是選擇守麥克馬洪線，還是放棄麥克馬洪線？它一定會選擇堅守，不會主動退。而且現在印度也有原子彈，如果中印真的爆發大規模的戰爭，會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但是如果印度現在面臨的選擇是守麥克馬洪線，還是守高志凱線，印度肯定不會放棄恆河——恆河對於印度來説就像黃河之於中國。如果他一定要守麥克馬洪線，我們就有一個理由，為什麼你要守麥克馬洪線？他們守麥克馬洪線的理由跟高志凱提出的高志凱線是一樣的，都是沒有歷史根據。更何況早在漢朝、唐朝，我們中國人就去過恆河，那裏又發現了很多的界碑，那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後續要繼續做的事兒。所以今後印度所面臨的是我是守麥克馬洪線，還是守恆河線的問題，我覺得這一點是有重大貢獻的。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以後，中國説我不承認麥克馬洪線，印度偏説你已經承認了，怎麼辦？隨着時代的變遷，我們要有新的做法，小平同志曾經説過一句話：“你不要給我應付，你一定要給我對付”，我覺得針對麥克馬洪線，我們不能夠應付——他説有，我説沒有，我覺得這有可能是應付，我們要積極主動地設置議題，讓印度知道它如果不吐出藏南地區的話，會面臨更大的災難。

印度的人口還在迅速地增長，有人預測到2100年，印度人口要超過20億，那時中國人口要降到7個億。如果我們等到那個時候來解決藏南問題就太晚了，所以我覺得收復藏南應該加快，不然就太晚了。

我們的底牌是一定要收回藏南，且我們希望是順利地收回。但如果説真的必須通過一場戰爭才能收回藏南的話，你還真的不能夠只盯着藏南，當年1962年我們直接兵逼新德里了。新德里是在恆河南面的一條支流上，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提出的恆河為界的高世凱線，從這個角度上來説是有重大意義的，可以幫助我們跳出一個盒子來考慮這個問題。

（上半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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