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儀馥：這種“城下之盟”，越南也要籤？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儀馥】

在“對等關税”暫緩期結束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先後在社交媒體上宣稱，將於8月1日起對多個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25%至40%不等的關税，其中包括大多數東亞東南亞國家，如對菲律賓徵收20%的關税，對馬來西亞和文萊徵收25%，對印尼徵收32%，對柬埔寨、泰國徵收36%，對老撾、緬甸徵收40%。

這與數日前特朗普高調宣佈與越南達成貿易協議形成映襯。

雖然美越貿易協議細節尚未公開，但總體談判結果已經出爐，態勢大體明瞭：

不論是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得意洋洋宣佈的、令越南政府“驚訝、失望和憤怒”的“美國對越南產品徵收20%的關税，並對經由越南轉運至美國的產品徵收40%的關税”，還是越方以為的約11%關税税率的“初步共識”，總的來説美國對越大幅加徵關税已成定局；而反過來，越南對美國完全開放市場。不平等性，昭然若揭。

對特朗普而言，這是其繼美英貿易協議後的第二次得意的“告捷”；但對越南來説，這無異於在美國霸權壓迫下籤訂“城下之盟”，犧牲長遠的戰略自主來換取暫時的關税“休戰”。

POLITICO於7月10日發表的關於美越關税談判的報道

越南在特朗普關税“大棒”下的多重戰略考量

在4月2日特朗普宣佈所謂“對等關税”方案後，越南是最早做出妥協反應的國家之一。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旋即與特朗普通電話，表示願意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實行零關税，並委派副總理胡德福牽頭公安部、外交部、財政部、建設部、內政部、農業和環境部、科技部、司法部以及國家銀行等主要國家機構組建談判代表團，足見越方對特朗普“對等關税”的戰略重視。

越南代表團在5月7日、5月19-22日、6月9-12日三次遠赴美國推進談判，期間均表現出讓步與迎合姿態。

一方面，越方對相關貿易問題作出“令特朗普滿意”的承諾，包括加強原產地檢查、加大從美進口力度、加快增值税退税等。這些承諾在談判結果中都有所體現，除了將來自美國的產品降至零關税外，越南政府還進一步承諾完成價值80億美元的50架波音飛機採購項目，並簽署價值29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進口諒解備忘錄。

另一方面，越方主動配合特朗普強化核能外交、拓展新興核能市場的能源戰略部署，藉機向美方示好。如越南工貿部長阮鴻延在第二輪談判期間促成越南國家能源工業集團與西屋公司簽署核電發展諒解備忘錄，通過共同開發能源促進貿易平衡等。

越南的妥協直接源於特朗普的強力施壓——在4月2日公佈的對等關税清單中，越南被徵收46%的關税，是近60個國家中被徵收關税税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而對美妥協的背後也包含着越南在大國戰略競爭激化、與國內政治經濟改革白熱化相互交織背景下的多重戰略考量。

第一，如何在中美之間實施戰略平衡。

2018年以來的全球產業鏈重塑，深化了越南作為中美貿易的“橋樑國家”角色，也使該國製造業發展同時與中美緊密相連。美國是越南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對美出口額佔越南貨物出口額比重將近30%；而中國是越南最大的進口來源國，自華進口額佔越南貨物進口額比重高達38%，中國高效率且低成本地為越南提供了製造電子產品、紡織服裝品、鞋類和傢俱等主要對美出口商品所不可或缺的零附件或原材料。

越南在經濟上對中美的雙面依賴成為該國夾縫外交處境的生動寫照：其與任何一方關係惡化都可能導致當前的產業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也預示着巨大的經濟損失乃至生存壓力。不過，中美對越南的外交邏輯有所不同，美國對越南施加壓力遵循的是排他性與懲罰性邏輯，中國則傾向於在包容性與獎勵性外交思維下與越南共謀發展，這意味着越南在關税問題上抗衡美國所付出的代價更加直接且可預見。

資料圖：越媒

第二，如何在與同類型、同處境國家的競爭中脱穎而出。

對越南而言，對美關税談判不僅是與美國之間的一次艱難博弈，而且是與同等處境下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場暗中較量。

在吸引全球產業鏈轉移和製造業出口方面，越南與印度、墨西哥尤其是其他東南亞國家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若對美出口產品關税高於相關國家，越南作為新興加工製造中心的優勢地位將遭到顯著削弱。在此背景下，越南不僅要爭取讓美國降低對其徵收的關税，更要確保這一水平低於美國對其他國家徵收的關税税率，因此需要更加努力地向美國服軟示好。

第三，如何確保國內政治經濟改革順利進行。

2025年正值蘇林新上任後推進國內改革的關鍵起步時期，在國家機構、行政區劃與公職人員發生大幅度變動的情況下，保持經濟穩步增長成為蘇林獲取民心、提升執政合法性的必要基礎。

2025年上半年，越南GDP同比增長7.52%，為該國2011年以來的最高半年增長率，主要得益於在越出口企業利用特朗普暫緩實施“對等關税”的窗口期，加快交貨速度所帶來的對美出口激增。不過，這一可觀的數字也給越南政府帶來更大的考驗——如果不抓緊在暫緩期結束之前説服美國降低關税，越南下半年的經濟表現與上半年相比可能出現斷崖式落差，進而增加蘇林推進國內改革的阻力。

越南在貿易協議下的短期收益與長期隱患

越美貿易協議使越南被美徵收關税税率從原定的46%下降至20%或以下，單從維持對美出口的角度看，該協議對越南而言確實包含一些積極意義或短期收益，尤其在特朗普宣佈將於8月1日起對其他東亞東南亞國家普遍徵收高於20%關税的背景下。

一方面，越南相對於其他國家的低關税使其產品在美國市場更具有競爭力，短期內越南對美出口規模可能得以維持甚至有所擴大。

越南對美出口的主要產品是鞋類、木製傢俱、機械和光學設備，以及電腦、電子產品及零部件，還有手機及零部件、紡織品和服裝等。現階段美國在這些生活必需品上本土產能有限，仍高度依賴從中國、越南、柬埔寨等國家的進口。儘管越南對美國出口的最新關税水平（20%）高於往年9.4%的平均税率，但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相比明顯更低，越南產品仍有可能成為美國消費者的優先選擇。

另一方面，在其他條件不變（如美國從其他國家進口產品關税未進一步下調）的情況下，越南可能吸引更多來自中日韓等國的跨國企業前來投資建廠。

2025年1-6月，越南吸引FDI總額達215.1億美元，創下2009年以來同期最高水平。雖然越南政府在關税談判中對美妥協引發了一些爭議，但對跨國企業而言暫時是一大利好，耐克、安德瑪和威富集團等公司股價在越美貿易協議公佈後均有所上漲，正折射出市場對該協議的積極預期。在對美出口享受相對低關税以及限制轉運政策尚不明朗的情況下，短期內越南吸引外來投資可能迎來新的小高潮。

然而，從長期來看，尤其就越南戰略自主、產業發展及其在區域合作中的地位處境而言，越美貿易協議或給越南帶來巨大隱患。

第一，在特朗普散漫隨意、朝令夕改、高度利己的執政風格下，越南的妥協退讓可能成為特朗普得寸進尺的籌碼。

所謂協議，對特朗普而言不過是在自己不滿時可以推倒重來的一紙空文。如果未來越美貿易協議無法如特朗普所願縮減美國對越南貿易逆差，特朗普勢必逼迫越南做出更多讓步，如對越南產品加徵更高水平的關税。

此外，“轉運產品”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使其成為高懸于越南之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如果未來特朗普據此針對越南輸美產品的本土成分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跨國企業在綜合考慮越南的產業生態、技術水平、生產成本等條件後，可能在對越投資決策上更為審慎。

第二，對美國完全開放市場意味着，越南本土尚不具備比較優勢的中高端技術企業將直面來自美國企業的碾壓式衝擊。

越方寄希望於以此換取美國政府承認越南的市場經濟地位，取消美對越部分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並在技術方面給予越南更多的幫助與支持。但結合特朗普的最終意圖（即全面擴大美國對越南的出口）來看，越南的希望可能落空，反而還會導致尚處於幼稚期並高度依賴國內市場的本土企業及產業在美國企業的競爭壓力下走向消亡，越南近年來重點扶持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和半導體產業將首當其衝。

第三，越南率先對美妥協，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東盟在關税問題上的互信團結，並可能進一步削弱越南在東盟內部的信用度與話語權。

越美貿易協議的達成，將越美之間的矛盾轉移並擴散為越南與其他處於特朗普關税鐵蹄下的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衝突。

在此之前，東盟（包括10+3系列會議）多場高層會議均強調“加強區域團結與合作、維護自由貿易”的共同立場，東盟內部甚至成立工作組，專門用來協調對美談判的統一立場，並確保與美國的任何關税協議不損害其他成員國的經濟利益。

越南率先妥協或越美貿易協議的達成雖然不直接針對其他東南亞國家，但不可避免地削弱東盟此前建立統一戰線以應對關税問題的努力，越美貿易協議也增加了特朗普與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使後者面臨來自美國的更大壓力，也強化了相關國家對越南的不滿甚至怨恨。

事實上，這也是特朗普發起全球關税戰的一場精密算計：他將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國家置於“囚徒困境”之中，企圖以越南為突破口瓦解這些國家之間的互信合作；而在越南妥協之後，他還可能利用相關國家爭奪相對收益的博弈心理，將各國推向對美妥協的“逐底競爭”深淵，而美國則在其中坐享漁利。

越美貿易協議不會成為其他國家對美關税談判的“樣板”

特朗普在與越南達成貿易協議後，又先後宣佈針對其他國家的關税税率，其中部分國家被徵收的關税甚至高於4月2日公佈的“對等關税”清單中的水平，與越南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特朗普還強調，如果相關國家對美國實施關税報復，美國將在此基礎上對其累加同等水平的關税。其直接意圖很明顯，即希望其他國家爭相效仿越南，對美國做出更多的妥協，但結果可能不會如特朗普所願。

一方面，其他國家對美國妥協的緊迫性比越南低，另尋出路的空間和機會更大。

在東南亞國家中，除柬埔寨對美出口額佔本國出口額比重高達37%外，其他主要國家的這一比重均明顯低於越南，如印尼約為10%，泰國為18%，馬來西亞為13%，菲律賓為17%。其他廣受關注的國家如日本（20%）和韓國（15%）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也比越南低。即使最終失去一部分美國市場，這些國家尋找替代性市場的壓力也相對較小。

事實上，在特朗普於7月7日和9日先後宣佈針對部分國家的新税率後，相關國家並未表現出高度緊張。馬來西亞投資、貿易及工業部長東姑·扎夫魯表示本國“立場堅定”，不會在所謂的“紅線”或國家利益問題上妥協。印尼前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伊曼·帕姆巴喬也指出，白宮的立場凸顯了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不是以公平或互惠為指導，而是以“表面功夫、槓桿和國內政治策略”為指導，由此建議印尼政府調整談判策略，不要執着於安撫美國，而是致力於提升真正的韌性。

另一方面，特朗普肆意使用關税工具正引發越來越多國家的不滿。

在宣佈新關税之前，諸多國家已經為爭取更低關税作出很多努力：印尼宣佈了一項價值340億美元的協議，旨在增加燃料進口並增加印尼在美國的投資；泰國提議在7-8年內實現與美國的貿易平衡；韓國承擔美國對其鋼鐵、汽車和零部件產品徵收的高額關税等。但這些努力換來的是美國對這些國家繼續加徵居高不下的關税，讓相關國家對美國深感失望和反感。

近期，美國皮尤研究中心開展了一項面向25箇中高收入國家近3.2萬名公民的全球調查，結果顯示越來越多國家將美國視為“頭號威脅”尤其是“經濟挑戰”。還有東南亞學者指出，“東南亞國家現在別無選擇，只能繼續與美國接觸談判，但從長遠來看，美國可能會將這些國家推向其他國家的懷抱”。

總之，越美貿易協議不是特朗普對越南關税戰的休止符，而是其進行更大範圍、更深層次貿易操弄的前奏曲。越南不僅不能寄希望於藉助該協議在全球關税混戰中獨善其身，更要防範因此淪為美國貿易操弄的工具和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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