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陽：俄共此時為斯大林“翻案”，和俄烏局勢有關？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陽】

當地時間7月5日，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第十九次報告和選舉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的一項決議直指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所作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簡稱“秘密報告”），認定其“存在嚴重錯誤”，旨在為斯大林恢復名譽。

這份在冷戰巔峯時期引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核彈”，在近七十年後，其衝擊波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再次迴盪在克里姆林宮的紅牆內外。

如今，在俄烏“特別軍事行動”持續膠着、俄羅斯社會面臨空前外部壓力與內部整合挑戰的背景下，俄共重拾這份塵封近七十年的報告，對其進行“歷史性的修正”，其意義絕非簡單的“翻案”或學術爭論。

這枚“舊炸彈”的新迴響所指向的，既是歷史深處被扭曲的真相，更是當下硝煙瀰漫的現實戰場。它也讓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究竟錯在何處？它給蘇聯、國際共運以及中蘇關係帶來了怎樣災難性的後果？斯大林的歷史功過究竟應如何科學評價？而此刻俄共的決議，又承載着怎樣的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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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

三、重估“鋼鐵時代”——斯大林的客觀歷史座標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我們評價這樣一位深刻塑造了20世紀發展進程的歷史巨人，既不能如赫魯曉夫般陷入歇斯底里的全盤否定深淵，也不應滑向無視錯誤的盲目崇拜泥潭。唯有將其置於其所處的、極端嚴峻複雜的歷史語境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望遠鏡”與“顯微鏡”，才能勾勒出符合真實歷史的輪廓。而中國共產黨客觀、辯證、歷史的評價原則——斯大林的一生“功過並存，功大於過”，無疑為我們提供了穿越歷史迷霧的“指南針”。

（一）歷史唯物主義定位：在特定環境中鍛造的“鋼鐵”

評價斯大林，必須首先理解他所面對的歷史舞台——一個在“帝國主義薄弱環節”誕生的、經濟文化異常落後、瀕臨崩潰的新生蘇維埃政權（1924年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實質性掌舵）；一個被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敵視、包圍、封鎖，時刻面臨扼殺危機的環境（法西斯威脅由遠及近直至戰爭爆發）；一個肩負着史無前例使命——在落後國家率先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艱難實驗。正是這殘酷的條件，塑造了斯大林時期具有鮮明時代烙印的、被稱為“鋼鐵時代”的特質：高度集中、強調國家動員力、生存法則優先於民生、戰時色彩濃厚。

在如此惡劣的歷史背景下，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取得了足以彪炳史冊的偉大成就，這構成了其歷史座標中主要的、決定性的方面：

1.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奠基人：鍛造強國脊樑

面對社會主義事業“建成還是滅亡”的生死考驗，斯大林力排眾議，於1928年推動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

這一戰略在短短十餘年間創造了世界工業史上的奇蹟。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躍升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強國（1937年工業總產值較1913年增長7倍）。建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鋼鐵、煤炭、石油、電力產量爆炸式增長（例如，生鐵產量從1928年的330萬噸增至1940年的1500萬噸；發電量從1928年的50億度增至1940年的480億度）。建成世界領先的軍事工業，為即將到來的生死決戰奠定了關鍵物質基礎，如著名的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伊爾-2強擊機等劃時代武器系統的研發與量產能力，直接源於此時期的工業佈局。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不僅使蘇聯具備了在未來衞國戰爭中絕境求生的物質實力，更鑄就了支撐其日後數十年作為超級大國的國本脊樑。沒有斯大林的鐵腕工業化，“社會主義生存”都成問題，遑論其後的世界地位。

蘇聯20世紀30年代的全國工業化

2. 衞國戰爭勝利的最高統帥：力挽狂瀾的英雄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及其僕從國發動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入侵，代號“巴巴羅薩行動”。戰爭初期，蘇軍遭受慘重損失，大片國土淪喪，國家危在旦夕。

但斯大林在極端困境下迅速承擔起最高統帥的重任。其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庫爾斯克等決定性戰役中展現的戰略決心、資源調配與協調能力，是蘇軍最終由潰敗轉入相持直至轉入反攻的關鍵（儘管具體戰役指揮常由總參謀部如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等執行，但斯大林作為最終決策者居核心地位）。

他領導完成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戰時總動員之一，將整個國家的工業（烏拉爾、西伯利亞後方基地）、農業、人力轉化為一部龐大的戰爭機器，其堅韌不屈的意志成為激勵全國軍民的精神象徵。

在付出了2700萬軍民（最新史學研究表明此數字已趨近共識）巨大犧牲的代價後，蘇軍在斯大林領導下不僅將法西斯侵略者完全驅逐出國土，更解放了中東歐，攻克柏林，最終粉碎了納粹德國。

斯大林作為戰時最高統帥和衞國戰爭勝利的象徵，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人類文明免於法西斯奴役作出了不可磨滅、決定性的貢獻。這一功勳超越了任何黨派意識形態之爭，是世界歷史公認的偉大成就。

3. 社會主義制度的捍衞與鞏固者：面對“狼羣”的不倒盾牌

蘇聯建立之初及斯大林時期，面臨極其險惡的生存環境：外部有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間諜滲透、外交孤立；內部有舊勢力的反抗（如富農）、反革命叛亂、托洛茨基等反對派的激烈挑戰、烏克蘭等地的民族主義分離活動，以及黨內複雜尖鋭的權力鬥爭。

在這種嚴峻環境下，斯大林以強有力的措施，確保了蘇維埃政權在狂風暴雨中的生存。其領導的肅反運動雖犯有嚴重擴大化的致命錯誤，但不可否認也在客觀上挫敗了部分企圖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內外陰謀。他領導建立了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經濟體制（即後來所謂的“斯大林模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它成為凝聚國力、應對危機的有效工具（儘管其長遠弊端巨大）。應對戰時叛變投敵行為（如弗拉索夫“俄羅斯解放軍”）和戰後初期分離主義傾向，他採取了嚴厲措施（如對車臣等民族的強制遷徙，雖為嚴重錯誤，但體現其維護國家統一核心的邏輯）。

評價此點，必須承認其是在殘酷鬥爭環境下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基礎，使其得以延續數十年，併為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可觀察的樣板，儘管這個樣板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無此盾牌保障，則蘇維埃政權可能早已夭折。

4.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象徵與推動者：世界革命的支點

在斯大林時代，蘇聯作為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國際共運無可爭議的核心。斯大林本人被視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事業的繼承者與實踐者，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和進步力量的象徵性旗幟。在斯大林時期，共產國際（雖受其嚴密控制）在指導、組織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尤其在上世紀30年代反法西斯人民陣線運動和戰後初期）。

蘇聯在二戰後也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提供了決定性支持（政治、軍事），極大擴展了社會主義陣營。其對新中國的建立與初期建設也提供了關鍵援助（如“156項”工業援建項目）。對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如越南、朝鮮在戰後初期的抗法抗美鬥爭），蘇聯也提供了道義和物質上的支持（在自身極度困難的情況下）。

儘管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對兄弟黨和國家的政策存在大國沙文主義、控制過甚等問題，但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作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堡壘和大後方地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全球反帝反殖鬥爭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

（二）必須正視的歷史錯誤

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評價原則，意味着必須同時坦率承認斯大林所犯的嚴重錯誤，這些錯誤給蘇聯人民和國際共運造成了巨大傷痛。

首先是肅反擴大化——這是斯大林時期最為深重的悲劇，黨內、軍隊內及社會精英階層遭受大規模清洗，大量無辜者被指控為“人民的敵人”而處決或流放，嚴重破壞了法治、打擊了人才、扭曲了社會關係、造成了不可逆的創傷；

在執政後期將黨和國家的權力高度集中至個人手中，決策往往基於個人的意志甚至疑心，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衡機制，嚴重破壞了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原則，為錯誤決策埋下伏筆；

在推行高速度的農業集體化過程中，過多地採用了行政強制和暴力手段，傷害了農民利益（尤其是富裕中農“富農”），挫傷了農業生產積極性，加劇了社會矛盾（例如1932-1933年烏克蘭、伏爾加河流域等主要產糧區的嚴重饑荒，其成因複雜，但政策失誤難辭其咎）；

戰時對一些少數民族（如車臣人、印古什人、韃靼人等）的整體性流放遷離，基於部分成員叛國行為的簡單歸因，違背了民族平等原則，造成了深遠的民族傷痛和歷史遺留問題；

對兄弟黨和國家的政策上，存在強行推廣模式、干預過多等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損害了國際共運的內部平等團結（例如1948年將南斯拉夫開除出情報局）。

（三）中國評價的科學性與智慧光芒

正是在對斯大林如此複雜的歷史貢獻與重大錯誤的深刻洞察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展現出了其無與倫比的理論定力和歷史評價智慧。

1956年後，毛澤東同志多次指出，斯大林功績與錯誤相比，“他的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形象地概括為“三七開”。

在前文所述的一系列重要文獻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及《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特別是第二評）中，中共系統論述了對斯大林的科學評價：肯定其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其“主要方面是正確的”；同時明確批評其“在一系列問題上陷入了理論同實踐相脱離的主觀主義”、在肅反等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並深刻指出這些錯誤產生的根源在於思想認識上的形而上學和脱離羣眾。

我們黨和國家認為，看待這個問題，最核心的是方法論原則：“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他的正確方面和錯誤方面做全面的、適當的分析”，堅決反對“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

這一立場超越了意識形態情緒，體現了最純粹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堅持這一客觀評價立場，使中國共產黨成功避免了蘇聯因否定歷史而導致的意識形態坍塌和社會思想混亂。我們捍衞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維護了國際共運在思想上的寶貴資產，更重要的是，為我們中國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方向的前提下，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掃清了歷史認識的障礙。這是中國共產黨理論成熟和政治定力的光輝體現，是其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歷史性成就的重要思想前提。

只有在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客觀地理解了斯大林這座複雜的歷史座標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今日俄共“修正”歷史決議背後的現實考量，以及這場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對話的全部含義。

1949年12月21日，毛澤東出席斯大林70壽辰慶祝大會

四、鏡鑑當下——俄共決議的“平反”背後：歷史、戰爭與國族重建

俄共第十九次大會的決議，絕非象牙塔中的歷史考據，而是深嵌於當下俄羅斯所面臨的嚴峻現實泥沼之中。在俄烏“特別軍事行動”持續膠着、西方制裁圍堵步步緊逼、國內社會亟需凝聚共識的背景下，這份旨在“否定赫魯曉夫、重評斯大林”的決議，其字裏行間跳動着強烈的現實政治脈搏，承載着多重深刻而迫切的戰略意圖。

（一）為“特別軍事行動”鑄造歷史與道義根基

俄烏衝突已遠超軍事對抗範疇，演變為一場涉及歷史敍事、民族認同和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全方位戰爭。俄共決議在此刻拋出，其首要目標便是為俄羅斯的行動構建更深厚的歷史正當性與道義支撐。

解構烏克蘭獨立的“歷史合法性”：當前烏克蘭官方及民族主義力量構建其獨立建國及反俄敍事的重要基石之一，便是將蘇聯時期（尤其是斯大林時代）描繪為對烏克蘭民族的“殖民壓迫”甚至“種族滅絕”（如過度政治化解讀1932-1933年饑荒）。這種敍事將烏克蘭定位為歷史受害者，其獨立與親西方轉向被賦予“擺脱壓迫”、“迴歸正途”的正義光環。

俄共決議通過批判赫魯曉夫開啓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歷史虛無主義路徑，直指這種反俄敍事的源頭。決議邏輯在於，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及蘇聯歷史的歪曲否定，為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日後系統性地割裂俄烏共同歷史、妖魔化蘇聯（等同於俄羅斯）提供了最初的“理論彈藥”和操作空間。重評斯大林、肯定其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核心領導地位及對蘇聯國家統一的維護，旨在從根本上駁斥烏克蘭“受害者史觀”，論證俄烏在歷史、文化、命運上的深刻聯結不可分割，從而否定烏克蘭獨立（尤其是當前反俄親西方模式）的“歷史合法性”。

批判“去共產主義化”催生的極端民族主義：決議將矛頭指向赫魯曉夫報告引發的歷史虛無主義浪潮。這股浪潮在蘇聯解體後被烏克蘭利用，發展為徹底的“去共產主義化”運動。這場運動不僅推倒列寧像，更將歷史上曾與納粹合作的極端民族主義組織（如斯捷潘·班德拉領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及其武裝“烏克蘭起義軍UPA”）奉為“民族英雄”。

俄共決議試圖揭示，正是赫魯曉夫開啓的對歷史的否定，以及其後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放任，才為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沉渣泛起和官方化提供了土壤。

當前烏克蘭對班德拉分子的崇拜及其在烏東地區的行徑（被俄方指為“納粹化”），被視為赫魯曉夫歷史錯誤在當代結出的“毒果”。批判赫魯曉夫，旨在揭露烏克蘭當前反俄政權的意識形態根源具有“歷史反動性”和“法西斯傾向”，從而為“特別軍事行動”賦予“去納粹化”這一道義目標的更深層歷史依據。

提供精神動員的“勝利旗幟”：在戰事遷延、傷亡日增、經濟承壓的艱難時刻，俄羅斯社會亟需強大的精神凝聚力。斯大林，作為領導蘇聯贏得人類歷史上最慘烈戰爭——“衞國戰爭”的最高統帥，其形象是“勝利”、“堅韌”、“國家強大”的終極象徵。

重評斯大林，特別是突出其在衞國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意在喚起民眾對那段輝煌勝利的歷史記憶和民族自豪感，將其轉化為支持當前軍事行動的精神動力。在西方將俄羅斯描繪為“侵略者”、“邪惡帝國繼承者”的敍事攻勢下，高舉斯大林這面“勝利之旗”，是對抗西方輿論戰、提振國內民心士氣的有力武器。

（二）應對國內意識形態真空與社會整合挑戰

蘇聯解體三十餘載，俄羅斯在拋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後，始終未能構建起一種被社會廣泛接受、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新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俄共決議亦是試圖填補這一真空、參與社會整合的努力。

爭奪歷史解釋權與“強國遺產”：普京政權雖推崇保守主義、愛國主義和東正教價值觀，並試圖整合蘇聯時期的某些強國元素（如對衞國戰爭勝利的極度尊崇），但其官方意識形態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徵，對斯大林時代總體上持一種謹慎的、有選擇的利用態度。

作為議會第一大反對黨，俄共敏鋭地捕捉到部分民眾（尤其是老一輩）對蘇聯時期（特別是斯大林時代展現的強大國力）的懷舊情緒，以及社會對清晰歷史座標和精神歸宿的需求。通過高調重評斯大林、批判赫魯曉夫，俄共試圖在官方敍事之外，爭奪對蘇聯歷史（尤其是其“強國”遺產部分）的解釋權，將自己定位為蘇聯輝煌歷史的正統繼承者和守護者，從而鞏固和擴大其社會基礎，增強政治影響力。

提供替代性精神歸宿：面對西方制裁下的經濟困境和未來的不確定性，部分俄羅斯民眾可能從對蘇聯強大時期的追憶中尋求慰藉。斯大林時代，儘管充滿爭議，但其展現的國家意志、集體力量和麪對逆境的不屈精神，對某些羣體仍然具有吸引力。

俄共此舉，意在為那些對現狀不滿、對前途迷茫的民眾，提供一個有別於當前困境的、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精神歸宿（儘管帶有選擇性記憶的色彩）。

批判現實困境的歷史隱喻：俄共決議中對赫魯曉夫“動搖國本”、“瓦解團結”的批判，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被解讀為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所經歷的社會分裂、國力衰退、西方滲透等問題的歷史隱喻性批判。通過清算赫魯曉夫的歷史“錯誤”，俄共也在間接表達對過去數十年俄羅斯發展道路某些方面的不滿，並推銷其自身的政治解決方案。

2016年12月21日，俄羅斯民眾在莫斯科舉行活動紀念斯大林誕辰137週年。

（三）服務於對烏意識形態鬥爭的“理論武器”

決議本身，就是俄共乃至俄羅斯在俄烏衝突意識形態戰場上的重要出擊。

首先是直接解構烏克蘭反俄史觀。如前所述，決議的核心邏輯鏈條之一，就是將烏克蘭當前的反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直接溯源至赫魯曉夫的歷史虛無主義。這為俄羅斯在輿論上批判烏克蘭政權及其思想基礎提供了歷史縱深的理論武器。

其次是強化“兄弟民族”敍事。通過肯定斯大林時期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共同犧牲與勝利，強調俄烏（以及其他前蘇聯民族）在斯大林領導下作為統一國家所創造的輝煌成就，旨在強化“歷史兄弟民族”的敍事，削弱烏克蘭民族主義構建的“千年世仇”論調，服務於瓦解對方戰鬥意志、爭取烏東俄語區民心的目標。

因此，俄共第十九次大會的決議，遠非一次單純的歷史學術“翻案”。它是俄羅斯在深陷地緣政治危機、面臨嚴峻國家認同挑戰的十字路口，試圖從歷史的塵埃中，重新拾起“斯大林”這一極具象徵意義且充滿爭議的符號，將其鍛造成服務於多重現實目標的工具：為戰爭提供道義辯護與精神動力，為國內整合尋求歷史認同與意識形態支撐，為對烏鬥爭打造理論武器。

這是一場在歷史戰場開闢的“第二戰線”，其成敗不僅關乎對過去的評價，更將深刻影響俄羅斯當下與未來的國運走向。這場圍繞歷史符號展開的現實博弈，其最終效果與持久性仍需時間檢驗，但它無疑清晰地説明：歷史，從來都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深層戰場。

結語：歷史觀的較量與道路的昭示

俄共第十九次大會掀起的這場塵封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翻案”，其聲波遠超對一份舊報告的臧否，更穿透時空，映射出一場關乎國運興衰、道路選擇的深層較量——如何評價歷史領袖，如何對待自身奮鬥歷程，如何汲取歷史智慧開創未來。這場較量的核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觀及其衍生出的政治路線的對決。

歷史經驗的試煉：兩種路徑，兩種結局

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所代表的，是一種割裂的、虛無的、形而上學的歷史觀。它將複雜、艱難而光輝的歷史進程，粗暴簡化為對個人的全盤否定；它將體制運行中積累的問題和嚴峻環境下產生的錯誤，全然歸咎於領袖的所謂“道德罪惡”；它為了短期政治目的和樹立個人權威，不惜捏造事實、煽動情緒。

這種看似“革命”的自我否定，實則是歷史根基的自戕、信仰之塔的崩塌和國族認同的自毀。其嚴重後果，我們已然目睹：蘇共逐漸喪失了道義制高點和執政合法性，社會思想陷入長期混亂與自我懷疑，國際共運遭受無法彌補的內傷，最終匯成了導向蘇聯解體這一歷史性悲劇的暗流。赫魯曉夫的報告，不僅未能正確總結歷史以革新前行，反而成了自我埋葬的開端。

面對同樣的歷史命題，中國共產黨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歷史的、辯證的、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中共方面明確指出：“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其功過做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堅決反對“一棍子打死”或盲目推崇。

毛澤東同志精闢概括的“三七開”，深刻體現了這一立場：肯定斯大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反法西斯戰爭統帥的巨大功績（主要方面），同時毫不掩飾其犯有的嚴重錯誤，並從歷史環境和思想認識根源上分析這些錯誤。

這種堅持不割裂歷史、不否定主流、不迴避問題的客觀、科學態度，使中國共產黨成功避免了蘇聯式的意識形態坍塌和社會思想混亂。它捍衞了黨的奮鬥歷史的連續性與正當性，維護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真理性。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國國情、順應時代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無論前三十年的艱難探索，還是改革開放後的偉大飛躍——奠定了堅實的歷史認知基礎和政治定力。

歷史決議的啓示：現實困境與歷史的應急之策

當我們審視今日俄共重評斯大林的決議時，必須清晰地認識到其強烈的當代性與鮮明的實用主義色彩。這是在俄烏衝突陷入膠着、西方圍堵空前嚴峻、國內社會亟需凝聚力的特殊歷史關頭，俄羅斯左翼政治力量（以俄共為代表）試圖從歷史的工具箱中尋找應對現實危機武器的一種嘗試。它本質上是試圖借用斯大林作為“勝利”、“統一”、“強大”的歷史符號，服務於多重迫切目標：為“特別軍事行動”注入歷史正當性動力，批判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敍事根基，在國內整合中爭奪歷史認同的解釋權，為迷茫的民眾提供一種“強國榮光”的精神慰藉。

然而，這種對歷史符號的“應急”徵用，能否真正重塑一個健康、自信、面向未來的國族認同，能否為深陷泥淖的困境指明出路，其效果遠未可知。歷史的複雜性與“斯大林模式”的沉重遺產，決定了其作為“精神旗幟”本身自帶的爭議性與侷限性。這更像是在現實困境無法迅速紓解時，返身回望歷史的“急救繃帶”，而非照亮未來的清晰路標。

歷史教訓的迴響：鑑往知來，走好自己的路

圍繞斯大林評價長達近一個世紀的爭論與反覆，其深層價值遠超歷史事件本身。它昭示着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如何對待自己的歷史，尤其是那些塑造了國家命運、承載着複雜功過的關鍵歷史人物與重大轉折，直接關係到其當下的團結穩定與未來的發展方向。正確的歷史觀是清醒劑、粘合劑，更是導航儀。

從蘇聯的教訓與中國的堅守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虛無主義的解構最終導向的是自我毀滅的深淵；而秉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經驗（包括偉大成就與深刻教訓），才能在繼承中發展，在揚棄中創新，保持道路的堅定性與生命力。

從俄共今天的決議中，我們應當思考：當現實挑戰難以化解，訴諸歷史符號進行政治動員固然有其戰術意義，但長遠的發展與真正的復興，最終必須立足於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立足於立足國情的科學實踐，立足於為人民開創美好未來的真實能力，而非對過往輝煌（哪怕是選擇性剪裁的輝煌）的簡單懷舊與符號化利用。

總之，歷史的洪流奔湧向前，考驗着每一個民族的智慧。蘇聯的悲劇警示世人根基不可自毀，中國的成功印證了道路唯有自主。面對百年變局的驚濤駭浪，必須以科學的歷史觀明辨方位，以堅定的道路自信破浪前行，才能穿越激流險灘，抵達光明的彼岸。

俄國人在歷史的塵埃中尋找他們的“急救繃帶”，而中國人民，在歷史的厚重饋贈與時代的澎湃召喚下，正以清晰的歷史自覺與堅定的道路自信，續寫着人類政治文明嶄新的中國篇章——這，正是這段跨越世紀的“斯大林評價史”留給後世最深刻的啓示與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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