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德國為何再次成為俄羅斯的“頭號敵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是目前俄羅斯唯一一家獨立的民調機構，其歷史可追溯至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經濟改革的1987年。由於它在2016年被俄當局認定為“外國代理人”，其民調結果在西方的認可度因而一直比較高。

一個月前，“列瓦達中心”公佈了對1613名受訪者進行的調查結果。該結果之所以被稱為“具有歷史性意義”，因為美國13年以來首次跌出俄羅斯人“頭號敵國”榜單。與2024年相比，將美國視為“敵酋”的俄羅斯人比例從76%降至40%。這一變化直接源於白宮權力更迭後對俄政策的變化。

特朗普是否能讓美國再次偉大目前還不得而知，但他讓美國在俄羅斯心目中的看法翻倍扶正已成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步美國後塵登上“敵國”榜首的是德國（55%），緊隨其後的是英國（49%）和烏克蘭（43%）。在“最友好國家”評選中，俄羅斯人選擇了那些在俄烏戰爭中支持俄方或至少保持中立的國家：80%受訪者選擇白俄羅斯，64%選擇中國，32%選擇印度，30%選擇朝鮮。

德國這次之所以“榮登”敵國榜首，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美國雖然依然是最重要的援烏國家，但特朗普的態度轉變贏得了俄羅斯人的好感；而原本一直躲在華盛頓後面的德國，一下子暴露在俄羅斯官民的視線中，其堅持援烏的立場就顯得很突出了。第二，默茨擔任德國總理以來，對俄言論變得愈發尖鋭。他不久前在北約海牙峯會上説的那句話——“俄羅斯其實已經在攻擊我們了”——如今已成為德國對俄政策的基調。

那麼，默茨為何要這麼説呢？

首先，這是他個人特有的、近乎“民粹主義”的表述風格：過於簡單化甚至常帶誇張，有明顯的“博眼球”之嫌。前一陣頗具爭議的“髒活兒”之説，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雖然當時是記者在提問時先用了這個概念，但他之所以能跳進這個“坑”，也是因為這類表述符合他本人的風格。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2003年他的“啤酒杯墊”（Bierdeckel）之説：當時，社民黨（SPD）的施羅德已贏得聯邦大選，而默茨在基民盟（CDU）黨內又受到默克爾的排擠，仕途受阻。或許是出於最後的搏擊嘗試，或許是想給自己留下一份“政治遺作”，失意中的他提出了一個“三級制所得税”構想，認為該方案簡潔到甚至能寫在一張“啤酒杯墊”上。

默茨的啤酒杯墊

多年之後，默茨承認自己當時“算錯了”。為了淡化尷尬，他調侃道：“我很自豪，那張隨手拿來的啤酒杯墊，如今與2006年讓德國國足門將雷曼享譽世界的那張神秘而神奇的‘小紙條’一起，被陳列在波恩德國曆史博物館內”。

實際上，默茨至今都未能擺脱掉“啤酒杯墊”這張政治“標籤”，這也是他為“語不驚人死不休”付出的代價。

其次，默茨説俄羅斯其實已經在攻擊德國，是指俄羅斯對德以及西方日益增強的所謂“混合戰爭”，包括破壞暗殺行動、虛假信息宣傳、網絡攻擊和間諜活動，如波羅的海數據電纜被破壞、無人機飛越聯邦國防軍軍營、以及俄羅斯“水軍”在網絡上散佈不實新聞等。默茨強調，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界限是“流動的”，未必只有真刀真槍開戰這麼一種形式。

默茨的這一認知源自德國情報部門掌握的信息，據稱，俄羅斯正在通過所謂的“針刺”行動，即小規模但系統性的攻擊，來測試西方的防禦能力。作為德國政府首腦，默茨認為自己有義務提醒國民“戰爭已經開始”。

問題是，德國和西方三年來大規模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情報，在莫斯科和俄羅斯人眼中同樣是一種“敵對和攻擊”行為。

最後，默茨的警告也是出於內政需要和戰略判斷。畢竟，特朗普的“不靠譜”和持續三年的“俄烏戰爭”，促使德國政府為增強軍備空前舉債。面對選民，政府必須闡述“危機感”的具體來源。

默茨的另一個依據是一份北約內部文件：據悉，北約根據信息進行推演後得出結論，俄羅斯到2029年將具備足夠的軍事能力，針對北約某國或數國發動大規模進攻。但這個戰略判斷已受到西方不少安全問題專家的質疑。

當然，這輪德俄關係的惡化不僅與現實政治有關，也離不開兩個民族在歷史中結下的“恩怨情仇”：從王朝到共和，從專制到民主，德意志與俄羅斯時而攜手並肩，時而兵戎相見，磕磕絆絆走過了數個世紀。

早期歷史上的交集

關於日耳曼和斯拉夫這兩個族羣，19世紀俄羅斯著名史學家索洛維約夫有過這麼一段描寫：日耳曼和斯拉夫是同根的兄弟部落。它們曾參與了對歐洲的瓜分，開始時是以大遷徙的形式：日耳曼從東北遷往西南，進入古羅馬帝國的疆域；斯拉夫則相反，從西南向東北進發，踏入“後孃養”（意指惡劣）的自然環境中——這場“相向而行”最終生成了後來兩個部落“迥然不同”的歷史命運和民族個性。

索洛維約夫認為老天爺不公：把日耳曼送往文明繁華的歐洲中心古羅馬，而將俄羅斯“發配”至人煙稀少的荒蠻之地。他稱歷史為冷漠無情的“繼母”——這比喻中滿含着對俄羅斯苦難命運的抱怨。

那麼，被索洛維約夫視為“幸運兒”的日耳曼，又是如何看待上帝對自己的安排的呢？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生前曾用粗話抱怨道：德意志民族身處歐洲中央，這是個“操蛋的（地緣）環境”。

索洛維約夫對俄羅斯被貶去“鳥不拉屎的地方”耿耿於懷，卻沒看到本民族因而獲得了獨一無二的“戰略縱深”；而施密特僅聚焦德意志身處一馬平川、幾無屏障、兵家必爭的“是非之地”，卻忽略了這個中央位置早早帶來的文明洗禮和發展紅利。

由此可見，國家與人一樣，都是“這山望着那山高”；外人羨慕的，自己未必知足。

一如少林寺和尚靠武功打出山門即可遨遊江湖，日耳曼和斯拉夫在歐洲大陸的羣雄爭霸中，也靠武力脱穎而出。用索洛維約夫的話來説，“兩個部族在現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開端，便取得了統治地位並始終保持着這一優勢。”當然，它們之間也幾度交手，各有勝負。

雙方的祖先最初有記載的交集發生在公元9-10世紀。當時，“德國人”和“俄國人”這兩個民族概念尚未真正形成，亦不存在明確的地理界定。那時“德方”的政治實體先是843年後形成的東法蘭克王國，之後為10世紀建立起來的神聖羅馬帝國；“俄方”則是882年起問世的基輔羅斯。

先期的交往主要體現在三個領域：傳教、商貿和貴族之間的通婚。

“傳教”指9-10世紀之間斯拉夫地區的基督教化：西斯拉夫各民族，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受繼承西羅馬衣缽的“神聖羅馬帝國”（被德意志人稱為“第一帝國”）和天主教的影響較深；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東斯拉夫人和巴爾幹半島上的南斯拉夫人，則受東羅馬的拜占庭帝國及其希臘正教（東正教）的歸化。

弗拉基米爾受洗：基輔羅斯的基督教化

而宗教團體長期以來實際上也是個經貿單位：新贏得的教區即新開拓的市場。隨着斯拉夫地區的基督教化，雙邊的貿易也蓬勃發展起來。那時，基輔羅斯的第二大城市諾夫哥羅德年復一年地吸引並接待着包括日耳曼商人在內的“冬客”和“夏客”。後來，12-13世紀神聖羅馬帝國與條頓騎士團之間形成的商業政治共同體“漢莎聯盟”，在俄羅斯人的區域建立了不少商站。

1231年，諾夫哥羅德發生饑荒，德意志人紛紛伸出援手，載着滿船滿車的糧食飄洋過海長途跋涉地前來賑災，贏得了基輔羅斯人極大好感。這個“援俄”傳統也體現在兩德統一時：西德政府為了贏得戈爾巴喬夫對兩德統一的許可，不僅慷慨解囊安置從東德撤離回國的蘇軍，也給瀕於破產的蘇聯經濟大量“輸血”。如今，“援蘇”變成了“援烏”，你説俄羅斯人能不記恨麼！

“通婚”主要發生在王朝貴族之間。最早的案例雖有記載，但多半語焉不詳，缺乏詳細的信息。據説，易北河下游的斯塔德伯爵利奧波德的女兒奧達、施瓦本孔拉德一世的女兒（名字不詳）、魏瑪奧托一世的女兒菇尼恭德等，曾遠嫁基輔羅斯大公家族。

可惜，隨着1240年基輔羅斯幾乎全數毀於蒙古人的鐵蹄之下，東斯拉夫地區一時消失在西方的視野中，德俄之間的政商和聯姻交往由此戛然而止。直到彼得大帝親政後向西方推開閉鎖經年的窗户，德意志與俄羅斯的關係才有了一個新的起始。

這位雄心勃勃、年富力強的沙皇曾微服私訪歐洲諸國，尤其對德國和荷蘭推崇有加，並從兩國學習和照搬了不少東西。聖彼得堡成為沙俄的首都，面朝西方，歐風漸入。

他從戰略角度出發，重啓貴族王室與西歐通婚，特別是與德國，於是就有了後來原籍普魯士什切青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和俄羅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夫人亞歷山德拉（原是黑森達姆的一位公主）。

十月革命之後，許多俄羅斯人害怕被革命而逃到柏林避難，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在柏林的夏洛滕堡紮根落户，柏林人後來戲稱該區為“夏洛滕格勒”。

近代的恩恩怨怨

德意志第二帝國期間（1871-1918），俾斯麥爭取和拉攏俄國，希望能以此穩固德國在歐洲大陸的新興強國地位。1873年，德皇威廉一世與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和奧匈帝國皇帝約瑟夫一世結成了“三皇同盟”。

“三皇同盟”條約到期後，各方因對巴爾幹半島以及在如何對待英法問題上意見相左而無意再續，這個帝王盟約隨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德奧意的“三國同盟”，德意志和俄羅斯由此徹底淪為冤家對頭。

從政治上講，歐洲皇室聯姻曾是列強維持和平穩定局面的基礎。只是，皇室間的血緣關係沒能戰勝國家間的利益衝突：從“三皇同盟”到“三國同盟”，德俄關係由親善走向敵對。原先在宮廷相見的故人成了戰場上廝殺的敵人。

奧地利猶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把1917年的4月16日稱為“人類的轉折點”：108年前的這一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別名列寧）從流亡地瑞士蘇黎世，乘坐鐵皮悶罐車回到聖彼得堡，投入到當時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

德國《明鏡週刊》的封面標題：《被收買的革命》

根據史料披露，他其實是受德皇威廉二世的委託回家鄉的，目的是營造東線的和平，以幫助德國擺脱兩線作戰的困境。這段歷史已被俄羅斯新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證實。

果然，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後即與德方和談，並簽訂了《佈列斯特和約》，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片土地割讓給德方。按照“和約”的內容，這些土地是永久割讓的。只是後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德國在一戰後期全線崩潰，成了戰敗國，俄國才幸運地失而復得，收回了這些土地。

實際上，“德俄聯手抗擊西方”這個戰略不僅威廉二世嘗試過，二十多年後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也實踐過：1939年8月24日，德國與蘇聯在莫斯科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但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蜜月期”如這份條約一樣，雖然相約十年，最終卻只有22個月的緣分。

1941年6月22日，德國實施“巴巴羅薩”計劃，向蘇聯發動閃電戰，德俄由此反目成仇，分道揚鑣。之後長達數年的蘇德戰爭，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之一。希特勒最終重蹈當年拿破崙的覆轍，從踏入俄羅斯土地那天開始便註定了第三帝國覆滅的命運。

歷史上的“巧合”有時真的令人唏噓不已。

“列寧的德皇使命”這個故事的兩對主角中，一對沾親帶故：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是一對錶兄弟，同屬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大家族；一對是同鄉加學友：孟什維克的代表人物克倫斯基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的老鄉，兩人都生長在伏爾加河畔的辛比爾斯克，其父親還曾擔任過列寧中學時期的校長。

假如沒有德皇威廉二世與表兄弟尼古拉二世之間的不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許就不會發生；假如沒有學長列寧推翻學弟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俄國或許會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當然，歷史不能假設。

二戰結束，德國被分割。冷戰期間，蘇美對峙，東西兩大陣營犬牙交錯，危機四伏。

就在這看似不可調和的國際格局中，一束橄欖枝隔着寒風中垂掛的鐵幕向對方致意。為了緩解東西方劍拔弩張的關係，德國總理勃蘭特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推行“東方政策”。

那麼，主動邁出這一步的為何不是美國，不是英國，也不是法國，而是西德呢？

一方面，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因為東德西德在冷戰格局中地處對抗的最前沿，東西方一有風吹草動，東西德必定首當其衝。一個民族，兩個陣營，西德政府不願用本民族的代價來為美蘇的霸權利益長期買單。另一方面，德意志與俄羅斯之間在血腥的一頁翻過之後，拋開現實政治的需求和國家利益的博弈不説，彼此依然還存留着惺惺相惜的情懷。

柏林牆上勃列日涅夫與昂納克的《兄弟之吻》

滴水穿石，鐵杵磨針。勃蘭特“以親近促轉變”的東方政策最後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冷戰結束，德意志贏得了民族統一的歷史機遇，而原先統一強大的蘇聯卻分崩離析了。

如今，左右兩國關係的不再是皇家親情和家族內的彼此算計，而是新一代政治精英和強人的個人好惡與智慧博弈，傳統的“通婚聯姻”已被現代的“國家利益”取代。

但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兩國關係中仍有一定的感性因素在起作用：烏克蘭危機發生時，白宮一開始就在後面趕着催着歐洲盟國制裁莫斯科，當時的默克爾政府卻遲遲不願意邁出這一步，最後實在沒辦法，才不得不採取施壓措施，但始終給普京留着後路、開着後門。

拜登上台後，立即着手糾正特朗普的“亂政”，重修北大西洋關係。德國總理朔爾茨出於“報恩”，也是為了把美國緊緊拴在西方體系中，放棄了德國在俄羅斯問題上一直堅持的特立獨行方針，對華盛頓言聽計從。現任總理默茨本來就是一位大西洋主義者，為了拉住再度執政但對西方聯盟一直三心二意的特朗普，加強了對俄羅斯的鞭撻力度，導致德俄關係直線而下。

看看2011年參加北溪管道開通典禮的嘉賓中都有哪些熟悉的面孔？

可以説，現在的德俄關係很難擺脱美國的影響。德國曾堅持和俄羅斯合作的“北溪二號”項目一直是美國詬病德國的一大理由；俄羅斯保持與德國左翼黨和選項黨的“曖昧”關係，也是德國建制派政府無法和莫斯科緩和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德俄兩國每走一步，也都無法不考慮同屬歐盟和北約的波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國對俄羅斯的反感和警惕。

俄羅斯德意志人的輝煌與厄運

在德國，有一個很多人熟知的概念叫“俄羅斯德意志人”（Russlanddeutsche）。它是對俄羅斯、蘇聯及其前俄羅斯帝國境內德裔居民的統稱。

出於歷史責任和民族義務，當然也因為對勞動力的需求，統一後的德國頒佈了《遣返者計劃》，陸續將他們中有意返鄉的人接回來。根據2024年的統計，這些被稱為“後期返鄉者”，即1993年以來申請並被批准回德的人數共計270萬。

如今，這些人在德國已成為一批“特殊”的羣體：有德意志血緣，長相混合，説德語時俄語口音頗重。他們嚮往德國這個“新故里”，也受到德國政府的各種優待（入籍、就業、獲得土地等方面），但由於常年的“脱節”和成長背景的不同，他們中的不少人回來後並沒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俄羅斯是個多民族國家，德裔的佔比並不大（大約0.5%），主要分佈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少數大城市以及伏爾加、黑海岸邊、西伯利亞、阿爾泰、鄂木斯克、“飛地”加里寧格勒等地區。根據1897年的人口統計，當時的德裔和德意志人人口大約為100萬；一戰前人數最多，共有240萬；1914年後，由於移民、戰爭、革命、驅逐和歧視等原因，德裔人數明顯下降。

從15世紀開始，俄羅斯的大公們和後來的沙皇們希望增強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卻苦於本國缺乏專業人才，於是開始去西歐招募。

葉卡捷琳娜二世1763年的《移民邀請詔》

彼得大帝當政時進一步推動大規模的現代化進程，他特別欣賞德國、荷蘭等國的可用之才。他的繼任者之一葉卡捷琳娜大帝於1763年頒佈《移民邀請詔書》（Einladungsmanifest）之後，成千上萬的德意志人湧入廣袤的俄羅斯定居。

德意志移民來俄羅斯定居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俄羅斯統治者的定向招募。俄羅斯大公與沙皇為推進國家經濟、技術和軍事現代化，系統性引進西方專家，尤其青睞醫生、教師、工匠、火炮製造師等專業技術人才。

·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受邀專家通常享有特殊優待，包括經濟補助、税收減免、宗教自由及部分兵役豁免（該政策在18世紀尤為突出，但早期已有先例）。

·稀缺競爭與旺盛需求。當時俄羅斯本土技術人才匱乏，德國專業人士可獲得優越的職業前景與社會地位。

·德意志地區的政治經濟環境。德裔移民動機還包括故土的經濟困境、政局動盪與宗教衝突（18世紀後期這些因素尤為顯著）。

·職業機遇與開拓精神。為俄羅斯宮廷或城市服務，既能實現事業晉升、積累新經驗，又能在新興國家扮演關鍵角色。

在過去的數個世紀中，“俄羅斯德意志人”中湧現出不少傑出的人物，譬如：

日俄戰爭時任俄羅斯外長的拉姆斯多夫、被紐倫堡法庭判處絞刑的“納粹精神領袖”盧森堡、活躍在中國和日本的“紅色間諜”佐爾格、有“當代王牌間諜”之稱的艾伯爾、現任國企大鱷“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管委會主席的米勒、19世紀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因修建固若金湯的塞瓦斯托波爾防禦工事而成名的俄軍將領托特萊本伯爵、因發現“切連科夫輻射”並參與發明“託卡馬克”環磁機而榮獲諾貝爾物理獎的塔姆……

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佐爾格

“俄羅斯德意志人”在俄羅斯曾經輝煌過，被人仰視過，但也有過相當悲慘的經歷，尤其是二戰期間及戰後。

許多德裔被污為“人民公敵”，被指控“勾結納粹德國”，導致財產被剝奪和大規模流放與鎮壓。1941年8月28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佈法令，廢除“伏爾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國”建制，全體德裔居民遭武裝押送、強制遷徙或編入軍事化強制勞動的所謂“勞動軍”。克里米亞、高加索及俄羅斯南部等地的德意志族羣，也被強制遷移至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即便在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俄羅斯德意志人仍被禁止返回原居住地，多數人長期滯留在中亞流放地。

所以説，“俄羅斯德意志人”既是兩個國家之間的紐帶，也是歷史變遷和民族悲劇的真實寫照。

結語

6月11日，社民黨“和平派”（SPD-Friedenskreise）在6月底黨代會召開前，發表了一份由100多名政界和知識界人士署名的《宣言》。

文件明確寫道：“烏克蘭依據國際法提出的訴求必須與整個歐洲正當的安全與穩定利益聯繫在一起。在此基礎上，必須在槍炮沉寂後，嘗試進行極其艱難的對話，與俄羅斯重新接觸，討論建立一個由各方共同承擔並尊重的歐洲和平與安全秩序。”

撰寫者自視秉承了本黨前主席勃蘭特及其冷戰時期“東方政策”的傳統。他們認為，軍事上的危言聳聽和龐大的擴軍計劃，最終不會為德國或歐洲帶來更多安全，反而會導致不穩定，並加劇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相互敵視。

撰寫者表示：“我們認為，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基準設定一個用於軍事目的的支出百分比（3.5%或5%）是不理性的，也缺乏安全政策依據。”此外，他們還反對在德國部署新的美國中程導彈。

該宣言不僅被視為社民黨黨內左翼的一次“理念起義”，以及對現任黨主席克林拜爾和國防部長皮斯托裏烏斯路線的否定，更顯示“俄羅斯問題”依然是德國社會分裂與否的一塊重要“試金石”。

在德國，“知俄”和“恐俄”是兩個實際存在的現象。

“知俄”是一個新造詞，用以形容那些在公開討論中——特別在涉及俄烏戰爭的話題時，能夠或試圖去理解俄羅斯行為動機的一羣人。他們的典型觀點是：普京被其對手“妖魔化”，這些對手患有“恐俄症”；西方不僅粗暴拒絕了葉利欽和普京伸出的合作之手，還試圖“壓制”並孤立俄羅斯；西方未以“平等姿態”與俄羅斯對話；北約東擴是西方的“背信行為”；俄羅斯正被“軍事包圍”；西方政策加劇了“新東西方衝突失控”的風險，可能導致“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世界大戰”；西方應迴歸1970年代的東方政策與緩和政策；西方須放棄“價值觀帝國主義”；西方應“敦促烏克蘭保持克制”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標籤在德國通常帶有貶義，其隱意是指責這些人忽視烏克蘭的正當利益，從而間接支持了莫斯科的威權政府及其侵略行為。在德國政黨中，“左翼黨”、“薩拉·瓦根可耐希特聯盟”、選項黨均被視為“知俄派”，代表人物是後兩個政黨的女黨魁瓦根可耐希特和威德爾。

被哥薩克蹂躪的波蘭：俄國鎮壓1830年華沙起義

“恐俄”則是一個在歐洲存在已久的歷史概念，泛指對俄羅斯政治、文化乃至俄羅斯人的偏見、恐懼、排斥或仇恨情緒，是“黃禍論”的俄羅斯翻版。

19世紀歐洲大陸的政治角力、社會制度差異與軍事對抗，以及蘇維埃政府在“十月革命”後對資本的否定和意識形態的對立，在不同程度上加劇了歐洲（尤其是德法兩國）已形成的對俄負面印象。冷戰結束後，擺脱蘇聯控制的中東歐國家將此前的“恐俄”經歷轉化為“仇俄”的動力，成為西方陣營中反俄的生力軍。

德裔在俄羅斯遭受迫害的悲慘經歷，加上二戰後蘇聯對德國的佔領和分割，俄烏戰爭又將戰火再次燒到家門口等因素，則是德國民眾中“恐俄”情緒經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這樣的背景下，“知俄”和“恐俄”的隔閡在德國社會中愈來愈不可調和。

總體來説，“知俄”在德國屬於“少數派”，雖然時而發聲，卻被邊緣化；“恐俄”和“仇俄”顯然更有社會基礎。俄烏戰爭中，德國政府對莫斯科的立場越來越強硬，即便在特朗普動搖的時候，依然堅持挺烏援烏。

在信息發達、傳播迅捷的今天，所有這些自然會反饋到俄羅斯，俄羅斯人視德國為“主要敵人”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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