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衞華：分析越南問題時，不宜簡單用“南方派”和“北方派”劃分

編者按：隨着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和越南國內政局的發展演變，越南因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以及令人矚目的發展模式日益引起中國社會各界的關注。然而，即使越南實現國家統一至今已過半個世紀，眾多學者、媒體在分析解讀越南新動向時，仍習慣使用“北方派”“南方派”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周邊研究中心主任趙衞華通過回溯越共歷史，指出這一分析框架並不能完全、客觀地反映當前越南國內的現實情形。其強調，若繼續以此觀察、分析越南國內政局和中越關係，不僅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還會造成決策失誤，甚至對國家利益造成嚴重危害。

本文刊載於《東南亞縱橫》，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供各位讀者參考。

【文/ 趙衞華】

引言

近年來，隨着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以及越南國內政局跌宕起伏巨大變動，中越關係與越南的內政外交日益成為國內外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

但是，在審視和分析與越南有關的各種問題時，國內習慣於用北方派和南方派來解釋越南國內的各種問題，把諸多問題都歸結為與南北地域有關的問題，簡單地認為北方派親華或友華，重視意識形態，是越南國內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的政治力量；而南方派親美反華，主張與西方世界保持友好關係，注重發展經濟，希望逐步疏離中國。甚至進一步發展成為南方派企圖聯美製華，傾向於改旗易幟，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是配合美國和西方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主要內部誘因等觀點。試圖將北方派/南方派這兩個二元對立概念打造成一個觀察審視越南的分析框架，將任何有關越南內政外交的問題都套用該框架來解釋。

“北方派”“南方派”的觀點不僅在各種網絡媒體和自媒體上廣泛流行，甚至不少官方媒體和長期關注越南問題的專家學者也深受其影響。例如，部分專家也在某種程度上認同“南北黨”的劃分，認為“北方派”更強調意識形態，更認同社會主義；“南方派”則更崇尚自由市場經濟，更容易受西方價值觀影響。

而這些觀點反過來又被其他不瞭解越南的學者視為確鑿的事實加以引用，從而對國內正確認知越南黨內情況產生了嚴重干擾。例如，有學者就將“南方派”與“北方派”的敍事作為確鑿無誤的事實拿來使用，認為“‘南方派’與‘北方派’權力的更替可能會導致中越關係的階段性波動。”

無論是對越南國內政局走向，還是涉及越南對中美戰略競爭的認知和應對，上述強調南北地域因素的二元對立框架儼然已成為國內分析和認識與越南有關問題的主流分析框架。

然而，南方派和北方派實際上只是在特定時期存在的歷史現象，將地域因素簡單機械地照搬到當前的政治環境下，不僅有違基本的政治學常識，也不符合實際情況。以此為指導來分析、解釋和認知越南局勢、中越美關係及越南的對外戰略，不啻為刻舟求劍，在相當程度上偏離了實際，不僅難以瞭解和認識事實真相，還將帶來諸多誤導，對國家利益造成嚴重的危害。

越南國會 資料圖：越通社

中越兩國山水相連、歷史文化同源、社會制度相同，無論從歷史角度考慮，還是從現實層面衡量，越南都當屬與中國關係最密切且國情最為相似的國家。在大力推動國別區域研究的當下，倘若我們對越南都難以做到全面深入地瞭解和掌握，那我們對其他國家和區域的瞭解和認知就更加不可能準確和全面。

本文在此力圖通過對越南共產黨（以下簡稱越共）內部不同力量的源起、發展演變和未來走勢的考察、梳理和分析，一方面使國內深入瞭解“北方派”和“南方派”歷史源起和具體內涵，另一方面也試圖使國內對當前越共高層的政治生態、越南政局動態、中美越關係及越南對外戰略的現狀和未來走勢有一個更加全面、客觀和準確地認識，從而使對越決策交流建立在更為符合實際的基礎上，推動中越關係健康良性發展，促進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一、越南共產主義思想的起源與早期“北方派”和“南方派”的形成

（一）胡志明共產主義思想的確立與特點

共產主義思想在越南的傳播主要有三個源頭：

首先，經胡志明闡釋的共產主義思想。該思想由法國、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經由胡志明傳播至越南，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優先為其主要特徵，它是越南共產主義思想的主要源頭，也是在越南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主流思想。

其次，由共產國際輸入的正統共產主義思想。它以國際主義優先為主要特徵，早期曾一度在黨內佔據主導地位，至今仍在某種程度上包含在越共思想之中。

第三，經留法知識分子和旅法革命者直接傳入越南的共產主義思想，該思想深受法國和西方民主傳統的影響，其與越南政治文化傳統結合後至今依然對越共的思想形態和行為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胡志明早年到法國尋求救國之路，主要目標是實現越南的獨立和自由。在法國期間，胡志明先後加入法國社會黨和參與創建法國共產黨。1920年12月，在法國社會黨和法國共產黨分裂的圖爾大會上，儘管胡志明對共產主義思想並沒有太多的瞭解，但因為法國共產黨相比社會黨更願意平等地對待越南和各殖民地國家，胡志明堅定地同多數派站在一起參與創建了法國共產黨（以下簡稱法共）。

1923年6月，胡志明作為法共代表團成員來到莫斯科，在讀了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提綱初稿》後，深深地被列寧支持被壓迫民族追求解放的理論所折服，認識到只有共產主義才能使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獲得獨立，從此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徒。

1921年，於法國參加馬賽法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胡志明。 圖源：Gallica數字圖書館

胡志明的共產主義思想是其在追求越南民族獨立和靈活運用發展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是越南民族需求與列寧上述理論有機結合的產物，它強調服務和指導越南的民族解放事業，愛國主義或曰民族主義成為其最突出的特徵。胡志明曾表示，他之所以信仰共產主義是因為只有共產主義才能使越南民族獲得解放。

從最終目標而言，共產主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胡志明達成越南民族解放的一種工具。這也決定了胡志明的共產主義思想與列寧的共產主義思想以及此後由共產國際傳播至越南的共產主義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二）越南早期共產主義組織青年的起源和建立

1924年，胡志明在廣州會見了越南獨立運動領袖潘佩珠。當時，胡志明的公開身份是共產國際駐中國廣州革命政府顧問鮑羅廷的秘書，實則擔負着在東南亞發展革命組織的任務。潘佩珠則萌發了社會主義思想和聯俄抗法的想法，企圖藉助蘇聯的援助實現越南獨立。

兩人商討了越南國民黨改組的問題，並就黨的綱領深入交換了意見。潘佩珠對胡志明就改組越南國民黨和綱領修改提出的建議非常感興趣，並與胡志明約定了再次見面的時間，同時將在其掌握中的越南國民黨（光復會）在中國、越南國內和暹羅（今泰國）的各組織和骨幹人員名單悉數交給了胡志明。此次會談實際上為越共的誕生奠定了組織基礎。

潘佩珠返回杭州後不久即遭到法國誘捕，被從杭州押回越南監禁直至病逝，從此再也沒有參與越南的革命進程。胡志明則根據潘佩珠交給他的組織網絡和人員名單與越南國民黨的少壯派組織心心社（即新越青年團）取得了聯繫，並於1925年在心心社的基礎上在廣州建立了越南第一個共產主義革命組織越南青年共產團，對外公佈的名稱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以下簡稱青年）。

青年創始成員有9人，分別是李瑞（即胡志明）、黎鴻山、胡松茂、黎鴻豐、王實鶯、黎光達、張雲領、劉國龍、林德樹。胡志明任書記，除了胡志明其他8個人全部是心心社原成員。而除了林德樹來自太平省，其餘8人全部來自乂安省。

青年成立後，依據潘佩珠的名單從越南本土招募了大量原越南國民黨的青年成員和青年支持者到廣州受訓。培訓班以胡志明為主講，胡松茂和黎鴻豐為助教，間或邀請周恩來、陳延年、惲代英、蕭楚女、彭拜、李富春、劉少奇和鮑羅廷等中共領導人和蘇聯顧問專題講座，培訓班的後勤保障主要由中共方面負責。

圖為1956年11月周恩來訪越，與胡志明會見。

從1925年到1927年，包括范文同、阮良朋、陳富、馮志堅、武元博（即洪水）、阮氏明開、黃文歡、李班等在內的數百名越南革命青年在此接受了胡志明共產主義思想的初步培訓。越南共產黨最初十年中的歷任總書記幾乎悉數由這批人中產生，除去此後的犧牲者和變節者，這些人日後大多成為越南黨政軍的高級領導人，如范文同後來先後擔任越南外交部部長和政府總理，武元甲長期擔任越南國防部部長，黃文歡則先後擔任越南首任駐華大使和越南國會副主席，黎鴻豐、張雲嶺和洪水等人又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其中，洪水先後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和抗法戰爭，成為著名的兩國將軍。

對參加政治培訓班的人員，胡志明大致做了三種安排：第一，選擇部分骨幹或優秀者到蘇聯繼續深造，如黎鴻豐、黎鴻山、陳富等人，這些人基本上均系乂安籍。第二，大部分人作為革命種子返回越南從事反法鬥爭，如范文同和黃文歡。第三，少數人留在中國繼續學習，例如洪水、李班和馮志堅等人。

胡志明在對越南革命青年進行政治培訓時，並沒有簡單地照搬蘇聯和列寧共產主義思想的條條框框，而是遵循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主基調，將列寧共產主義思想與越南實際需求相結合講授革命理論和鬥爭方法，最終目的是將這些青年培訓成爭取越南民族獨立的先鋒，以服務於推翻法國殖民統治和實現越南獨立目標。

（三）青年的分裂與早期“北方派”和“南方派”的分野

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後，胡志明與越南本土的青年組織逐漸失去了聯繫。當時，青年主流派雖依舊是胡志明的堅定支持者，但在接近中國的北圻地區已經有大批青年精英開始接受由中國傳入的更接近共產國際原版的共產主義思想，在南圻等地還有法式共產主義思想。

在這種背景下，羣龍無首的青年各派系就組織的未來發展方向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北圻支部領導人阮德景、鄭廷玖、吳嘉嗣等人堅持國際主義，主張關注社會問題，強調階級鬥爭，主張將青年改組為共產黨。而青年中央、南圻支部和暹羅海外支部則堅決反對，他們主張堅持胡志明的方向，依舊維持青年現有的組織形態，將其作為反帝和爭取民族獨立的組織。

1929年，青年在香港開會解決內部分歧。北圻代表阮德景和吳嘉嗣主張將青年改組成共產黨，被大會拒絕後宣佈退出大會，青年正式分裂。在此次鬥爭中，青年中央、南圻支部和暹羅海外支部堅持胡志明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原則，而北圻支部則支持共產國際倡導的國際主義，形成了南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逐漸演化成了越共黨內早期的“北方派”和“南方派”。

強調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原則，主張民族解放優先，是當時位於南方的青年主流派與強調國際主義（意識形態），主張發動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早期“北方派”的主要區別。作為越南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最高領袖，胡志明在政策主張上實際上與青年主流派是一致的。

北圻支部退出香港會議後，阮德景和鄭廷玖等人在河內宣佈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是革命的叛徒，是虛假的革命者，並宣佈本着國際主義原則建立印度支那共產黨（以下簡稱印支共），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點解決社會問題。

印支共成立後，影響急速擴大，不僅迅速接收了青年中圻支部的大部分基層組織和黨員，而且影響力迅速進入青年中央所在的南圻地區。在此背景下，青年中央為了挽回頹勢，遂以青年中央主導的南圻支部為核心，成立了安南共產黨。安南共產黨依然堅持了胡志明所倡導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原則，致力於追求越南民族的獨立和自由。

此後，越南國內的兩個共產黨組織相互攻擊，都將對方稱為叛徒和虛假的革命者，但在影響力上，被動成立的安南共產黨則明顯地居於劣勢。據統計，在當時的301名黨員中，北圻204名，南圻51名，暹羅海外支部40名，中國與其他地方支部15名。就人數而言，南圻、暹羅、中國等地黨員人數總和都比不上北圻的人數。

就在同根生的兩個共產黨組織在越南相互對決之時，另一個共產主義政黨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異軍突起。

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前身系1926年由陳夢白成立的新越革命黨（以下簡稱新越黨），是越南本土產生的共產主義組織。早在青年成立之初，新越黨就不斷建議與青年合併建立統一的共產主義政黨，但被胡志明和青年中央所拒絕。

青年中央堅持，如果新越黨解散，歡迎其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青年，而不是兩個組織合併。因為青年認為新越黨內部分化成了堅持民族資產階級立場和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兩個集團。大部分普通黨員嚮往社會主義，而領導層卻堅持民族資產階級立場，因而青年拒絕與新越黨合併，但歡迎其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

1929年6月印支共成立後，新越黨再次向印支共提議兩黨合併。但後者的立場是以強調階級鬥爭，進行社會革命著稱的，其在階級問題上的立場遠比強調民族解放任務優先的胡志明和青年總部強硬。因此，印支共與青年的立場如出一轍，要求新越黨解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印支共。

從胡志明在廣州創建政治培訓班起，新越黨就不斷派代表前去廣州與胡志明談判合併事宜，但派去的代表要麼一去不歸留在了青年組織當中，要麼歸來後完全站在了青年的立場上。在多方努力無果的情況下，1930年1月，新越黨正式改組為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者聯盟。這樣在越南境內就出現了3個共產黨組織鼎足而立的局面。

1929年10月27日，共產國際發出了“有關印度支那成立共產黨問題”的指示，要求在印度支那地區（即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建立統一和唯一的共產黨組織。1929年底，青年的另一位創建者胡松茂，試圖調解印支共和安南共產黨之間的矛盾，使這兩個對立組織重歸於好。他將兩個組織的領導人招至香港，但調解以失敗告終。

1930年2月初，胡志明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將印支共和安南共產黨的領導人召到香港，召開了統一大會。這次大會除胡志明外還有另外三方參加，分別是代表青年海外支部的胡松茂和黎鴻山，代表印支共的阮德景和鄭廷玖，代表安南共產黨的周範林和阮紹，在胡志明的調解下，兩派最終決定解散各自派別，建立統一的越南共產黨，由鄭挺玖擔任越南共產黨中央臨時負責人。

自1930年1月6日至2月7日，在胡志明的主持下，合併各共產組織、成立越南共產黨的會議在香港九龍召開。 圖源：越通社

這次通過重組而來的越南共產黨，基本延續了胡志明以爭取越南民族獨立為主要任務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理念。統一後的新黨綱規定黨現階段的主要目標是實現越南的民族解放。規定黨必須盡最大努力保持與新越黨和阮安寧組織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中農的聯繫，鼓勵他們追隨無產階級。對沒有表現出明顯反革命傾向的富農、中小地主階級以及所有越南資本家，必須加以利用，至少防止他們倒向對立陣營。同時也規定，所有表現出反革命特點的組織（如越南立憲黨等），都必須被推翻。新綱領是務實的，也是反映越南實際的。

此次兩個組織合併，雖然安南共產黨在越南本土的影響力遠比不上印支共，但由於安南共產黨系由青年中央發展而來，深得胡志明和胡松茂等人的支持，故通過的綱領更多地採用了安南共產黨的主張，而不是印支共的國際主義和社會革命主張。

但鑑於兩個組織懸殊的力量對比和印支共在越南國內的影響，最後由來自印支共的鄭廷玖出任越南共產黨中央臨時負責人，這種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系胡志明對越共黨內原印支共成員的安撫措施和團結手段，既照顧到了越共黨內各派的平衡，同時也維持了黨的團結。

雖然胡志明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將印支共和安南共產黨整合成了統一的越南共產黨，但越共黨內在青年末期既已存在的路線矛盾並沒得到根本上的解決。兩個組織合併後，堅持國際主義優先路線的人員主要來自原印度支那共產黨方面，這部分的核心人員主要來自原青年北圻支部，成為黨內早期的北方派。堅持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優先的人員主要系原安南共產黨成員，他們主要來自位於南方的原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這部分人就成為越共黨內早期的“南方派”。

在越共黨內最早的南北之爭中，早期“南方派”實際上系胡志明愛國主義路線的忠實支持者。雖然黨整合之後的綱領基本上都是反映了胡志明和早期“南方派”的理念，但該情勢隨着共產國際介入和留蘇人員的回國很快逆轉，甚至胡志明本人的命運也陡然直下。

在越南共產黨成立不久，共產國際便獲知了其綱領。它對越共強調民族解放，強調團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部分不反對革命的地主階層，而不是強調進行社會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政策極為不滿。

1930年10月，陳富等部分在蘇聯培訓的原青年成員帶着共產國際的指示來到香港，在香港召開了越共一屆一中全會。在陳富主持下，大會批判了胡志明2月份以愛國主義和民族解放為基調的綱領，批判了胡志明的民族主義傾向，決定黨今後的工作重點將是解決社會問題，強調階級鬥爭，將推進社會革命置於優先位置。同時，大會認為越南共產黨的黨名將老撾和柬埔寨排除在外，是胡志明危險民族主義傾向的重要體現。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的精神，越南共產黨被重新易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陳富當選為首任總書記。

另外，新越黨改組成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後，明顯不符合共產國際一國一黨的要求。雖然此前青年和印支共都曾要求新越黨解散以黨員個人名義加入青年或印支共，但均未成功。陳富當選整合後的印支共總書記後，為了儘快落實共產國際一國一黨的要求，鑑於新越黨已經改組為共產主義政黨的現實，採取了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整體併入印支共的方式最終實現了越南三支互不統屬的共產主義政黨組織上的統一。在上述實現共產主義組織統一的過程中，早期“北方派”從越南早期共產主義組織青年內部的激進反對派組織一躍成為印支共的主導力量。

二、國際主義正統派的失敗和新北方派的形成

（一）國際主義正統派與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最初歲月

從1930年10月越共一屆一中全會越南共產黨易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到1941年5月印支共一屆八中全會，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裏，印支共完全處於堅持國際主義優先路線的早期“北方派”強力控制下，先後經歷了陳富、黎鴻豐、何輝集和阮文渠4位總書記。

這些人除阮文渠來自河內近郊的北寧省，沒有留蘇經歷外，其餘3人都是當年胡志明送往蘇聯受訓的骨幹。但這些人在蘇聯受訓回國後，又都無一例外地成了胡志明理念和路線的批判者。這些當時二十幾歲的青年人在領導印支共最初的十年裏，幾乎完全拋棄了胡志明以往穩健的路線，教條式地對待和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給越南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陳富及其後的多位由蘇聯直接培訓出來的印支共總書記，堅決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推行所謂的社會革命，在越南強調階級鬥爭。然而，上述主要建立在歐洲經驗和反映蘇聯利益基礎上的政策和路線並不符合越南的實際情況。

其結果是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印支共片面強調鬥爭，過早暴露了自身的力量。而且由於其強調社會革命和階級鬥爭，四面出擊，將很多愛國的地主階層、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都推離了自己的陣營。在這種背景下，幾次大的革命運動過後，特別是乂安河靜蘇維埃運動後，印支共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資料圖：越媒

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陳富、阮文渠、黎鴻豐、何輝集等幾任印支共總書記以及大量由共產國際直接訓練出來的黨的高層前赴後繼，先後犧牲，總書記的平均任職年限只有約2.5年。除了黎鴻豐，其餘3人被法國殖民者殺害時都只有二十六七歲的年紀。

可以説，除了迷信蘇聯，教條化地理解和執行共產國際政策和路線，黨的早期領導人過於年輕，思想不成熟，難以應對當時殘酷的鬥爭環境，也是導致印支共早期劫難不斷的重要原因。

1939年底，位於西貢的印支共總部被法國殖民當局摧毀，共產國際特別代表黎鴻豐（前總書記）、總書記阮文渠、中央委員何輝集（前總書記）以及阮氏明開（西貢市委書記）、黎筍、吳文新等3名中央委員悉數被捕。在這種情況下，1940年7月，南圻圻委在請示中央之前就決定發動反法起義，結果事情泄露，南圻圻委潘登流和謝淵被捕。

1940年底，法國殖民當局以此前被捕的印支共領導人密謀暴動為由先後將阮文渠、何輝集、吳文新、阮氏明開和阮文進等人判處了死刑。黎鴻豐（後病逝於獄中）和黎筍因被流放而倖免。此次事件使共產國際培養出來的早期“北方派”幾乎損失殆盡，成為越共黨史進程的重要轉折點。

（二）新“北方派”的形成和早期“南方派”的式微

在正統國際派或曰早期“北方派”主導印支共的十年中，胡志明在黨內的支持者大致分成了三個部分：

首先是留在印支共中央或南圻地區的支持者，大多成了“左傾”和教條主義路線的犧牲品，如西貢市委書記阮氏明開，少部分得以逃脱法國殖民者的圍捕逃亡到了中國，如范文同和武元甲。

其次是如長征、黃國越等人，留在越北山區以農村為根據地，發展羣眾力量，頑強地堅持了下來。

最後如黃文歡、馮志堅和武英等人，長期負責中國和暹羅海外支部的工作。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在從青年政治培訓班結業後就被留在中國深造，這些人以洪水和李班為代表，雖然在組織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中國革命，然而在返回越南後均成為胡志明的堅定支持者。

這些人的存在，為胡志明重新迴歸革命舞台中央奠定了基礎。

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後，胡志明重返中國，先後聯繫上了黃文歡、馮志堅、范文同和武元甲等黨內支持者。1940年後，隨着抗戰形勢的好轉，張發奎等人制定了入越作戰的“華軍入越計劃”，並派肖文等一批左翼軍官積極支持撮合流亡中國的越南獨立運動各派團結抗日。

胡志明、范文同和黃文歡等人利用該有利時機，積極在桂林等地組織越南獨立同盟，並與印支共北圻支部取得了聯繫，重新打通了中國海外組織與越南本土的聯繫。南圻事件後，印支共中央和南圻支部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早期的“北方派”犧牲殆盡，既終止了黨內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兩大派系的爭論，使黨的領導機構徹底北移。

1941年5月，印度支那共產黨在高平北坡舉行一屆八中全會，胡志明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為主基調、以實現越南民族解放為階段性總目標的路線方針獲得了大會的全面支持。大會選舉長征擔任總書記，胡志明雖然沒有任何職務，卻以印度支那共產黨創始人和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成為黨的最高領袖。

1941年1月28日，胡志明從中國回國，並住在高平省北坡，直接領導革命。 資料圖：越通社

此次會議產生的最高領導層，除了有兩位中圻和南圻的代表，其他人全部是北圻支部或中國海外支部的人員。更為突出的是，此次會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均系北圻和中圻起源的胡志明的支持者，沒有任何南圻人進入中央委員會。這些中央委員分屬原來的青年系和新越黨系，他們的主要政治經驗均來自越北和華南地區。除了胡志明本人，那些從法國或蘇聯回來的人，則完全消失在了黨的最高權力之外。

北坡會議是印支共的重大歷史轉折點，它不僅重新確立了胡志明在越南黨內的領導地位，也重新將青年和越共初創時胡志明追隨者聚攏在了一起。這些當初被胡志明派回越南本土和暹羅海外支部及留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的人，雖然與陳富和黎鴻豐等人相比，最初並不是胡志明心目中最理想的培養對象。然而，日後長期根植于越南本土的革命實踐最終使這些人百鍊成鋼，成為胡志明路線的堅定支持者。

北坡會議後，越南黨的自主性逐步加強，同時也深刻地認識到了國際援助對越南解放的重要性。由此，一個強調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優先，以國際主義作為實現民族主義目標工具的新“北方派”完全取代了早期的“北方派”。

與早期“北方派”從黨內支流上升為主流而後又式微不同，早期“南方派”一度是青年和越共的主導者。隨着國際主義正統派的迅速崛起，以原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也即安南共產黨為核心的早期“南方派”成員，要麼成為國際派“左傾”和教條式政策路線的犧牲品，要麼劫後餘生，重新融入了新北方派中，剩餘的部分原南圻支部成員則在南圻事件後逐漸陷入困境，甚至還一度由法共接管。

在日本投降前夕，由陳文富領導的南圻支部組織網絡雖然已經逐步恢復，但不論在組織規模還是政治地位上都難以與北方相比。八月革命爆發後，在北方大獲全勝，宣佈越南獨立不久，陳文富卻丟掉了西貢等大城市，從而使得南方組織處境更為被動。

三、戰後越南黨內南北分野的強化與影響

八月革命勝利後，越南獨立併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1951年，印度支那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在越老柬三國分別建黨，印度支那共產黨隨後也改名為越南勞動黨。1954年7月，關於越南問題的《日內瓦協議》達成後，越南以北緯17度線為界被劃分成了兩個臨時的軍事集結區。線以北是越南民主共和國軍隊集結區，線以南是法軍集結區。

當時，越南黨內圍繞該問題分歧很大，黨內高層雖然對上述結果不滿，但權衡利弊還是簽署了協議。而南方的黨員幹部對在奠邊府大捷後仍將南方大片國土讓給法方和保大政權的行為非常不滿，他們認為戰爭前南方人民擁有自己的政權、自己的軍隊和解放區。抗法戰爭勝利了卻使南方變成了一個沒有人民政權、軍隊和解放區存在，必須忍受吳庭豔傀儡政權統治的地區。

北緯17度線在法理上只是為了越法雙方脱離軍事接觸的臨時軍事分界線，而非邊界線。然而，由於吳庭豔拒絕全國大選，越南在1956年通過大選實現和平統一的前景破滅，從而使該界線成為事實上的政治分界線。

如何應對這樣的局面，越南勞動黨內存在巨大分歧。

以胡志明、長征、范文同和武元甲等越南勞動黨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黨政高層認為：在冷戰發生的大環境下，蘇聯正在對美推行“三和”外交，不希望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同時，中國剛剛從朝鮮半島脱身，亟需休養生息，無力再支持越南。越南依靠武裝鬥爭實現統一遇到了不小的困難。鑑於上述原因，越南黨政最高層主張主要通過揭露批判吳庭豔反動行徑，與其開展和平的政治鬥爭，等待有利時機完成國家統一。

而以越南勞動黨南部支委為代表的南方留守的黨員幹部和武裝力量則認為越南勞動黨中央和政府最高層通過政治鬥爭和有利司機完成國家統一的言論實際上等於放棄了南方，他們主張以武裝鬥爭的方式完成國家的統一。黎筍、黎德壽、阮志清和南方留守人員主張通過武裝鬥爭的形式達成國家統一，黎筍更是主動要求到南方工作來表達其在南方政策上的立場。

1956年，黎筍被南方召回河內，接替在土改中犯了“左傾”錯誤的長征擔任越南勞動黨總書記。此後，黎筍與擔任越南勞動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黎德壽相互配合，繼續堅持南方問題優先的主張，企圖使北方成為支援南方進行武裝鬥爭的總後方。而以胡志明為代表的越南勞動黨和政府高層則堅持北方要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心，通過增強北方的經濟實力來支援南方進行政治鬥爭的大後方。

黎筍1960年出席越南勞動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圖源：越媒

上述不同立場的對立，在越南勞動黨黨內形成了北方建設優先派和南方鬥爭優先派的分野。不過，雖然北方派中北方人居多，南方派中南方人居多，但總體而言南北派別之分主要系路線政策的分歧，而不是地域的對立。

當時，為了表述上的方便，將北方建設優先派簡稱為“北方派”，將南方鬥爭優先派簡稱為“南方派”，但隨着時間的流失，不少國內人士並沒有弄清楚所謂“北方派”與“南方派”在越南戰爭時期的特定含義，將其做了地域化的理解。

隨着美國干涉的加深和吳庭豔集團鎮壓政策的加劇，從1959年11月，越南勞動黨“南部支委第十四次會議決議”決定以武裝鬥爭配合政治鬥爭。而此時中蘇關係已開始惡化，蘇聯在越南問題上依然堅持脱身政策，而中國則積極支持越南的武裝鬥爭策略，並將蘇聯視為修正主義加以批判。

在南部支委決議的推動下，1960年6月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第214號決議同意將武裝鬥爭作為輔助鬥爭手段，但依然強調政治鬥爭依然是爭取國家統一的主要形式，在北部灣事件之前，雖然越南勞動黨中央同意在南方開展有限的武裝鬥爭，但以胡志明為首的“北方派”依然堅持北方建設優先的政策，並在外交上努力平衡中蘇兩國。

而以黎筍為首的“南方派”則依然堅持以武裝鬥爭實現國家統一優先的國家政策，並在對華關係上採取了較為傾向中國的政策，如在中蘇論戰前期中支持中國。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是越南唯一的武器和物資提供者，沒有中國的支持，越南在南方連有限的武裝鬥爭都難以為繼。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蘇聯開始由脱身政策轉為積極介入政策，此時南北兩派為了促使中蘇兩國共同援助越南，在中蘇之間採取了較為平衡的外交。根據越南外交部提供的數據計算可知，當時中國和整個蘇東集團對越南援助的數量相當，佔越南接受總援助額的49.6%，是蘇聯對越援助總額的1.57倍，且中國對越援助的89.7%都系無償援助。

1973年，《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亦稱越美巴黎協議）達成後，曾力主在中蘇間維持平衡的胡志明已經去世，而以黎筍和黎德壽為首的“南方派”在越南勞動黨中央完全佔據了主導地位。此時的“南方派”除了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又重新拾起了早期“北方派”的國際主義精神，強調越柬老三國三位一體，只不過此時國際主義已經在事實上蜕化為民族沙文主義的代名詞。

當時，黎筍等人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企圖沒有得到中國的支持，但是卻得到了蘇聯的支持。在現實的利益面前，“南方派”主導下的越南很快完全導向了蘇聯。在黎筍等人看來，巴黎協議簽署後統一大局已定，有沒有中國已經無所謂了，而蘇聯的支持對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聯邦卻是至關重要。在該背景下，中越關係一度幾經波折，國內形成的“南方派”反華的認知大致是從該時期開始的，並一直影響到現在。

南北實現統一後，越南勞動黨重新易名為越南共產黨，恢復了胡志明建黨最初時的名字。然而，在長達二十餘年的戰爭期間，南北兩部分人員所處的環境和所受的待遇迥異。一方處於相對和平的環境下，雖然國家較為貧窮，但起碼無生命之憂。而南方的留守人員每天都處於白色恐怖之下。而且，因工作和鬥爭的需要，除部分高級幹部外，大部分中下級幹部都採取了本地化的配置。在此後與西貢政權的殘酷鬥爭中，這些人員及其家屬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所以，儘管國家完成了統一，但越共黨內南北雙方多年來形成的思維認知方式的差異一時難以完全消除，從而使越共黨內南北方人員之間長期存在着一條無形的鴻溝。

南北統一後，儘管黎筍和黎德壽分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組織部部長，掌控着越南的最高權力，並將長期在南方工作的範雄、武志公和阮文靈等人納入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將黃文歡等部分對華友好的人員排除在了中央委員會之外，從而使在中央任職的南方人員比例劇增，但並沒有徹底改變北坡會議以來的最高權力結構。

儘管許多來自北方的人員實際上屬於黎筍鐵桿支持者，如黎德壽和文進勇等人；還有部分人員採取了與黎筍合作的態度，如黃國越等人；但原南方系統的人員還是認為相比於他們為國家統一做出的犧牲和貢獻，統一後南方人員在國家權力結構中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地位，在權力中樞中缺乏充足的代表性。

為了安撫南方人員，在最高權力層面，採取了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現在的國家主席）、部長會議主席（現在的政府總理）、國會主席四個職位南北平衡的原則。一般而言，相對具有話語權的越共中央總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以及權力相對虛化的國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會主席均採取南北對等的原則，分別由南北雙方人員分別擔任。

這種做法雖然沒有成文，但事實上成為越南的政治共識和默契，最後發展為舉世周知的“四駕馬車”制度，即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和國會主席四個職位由南北雙方分別擔任，維持南北權力的大體平衡。

越南實現國家統一已近半個世紀。雖然作為體現當年越共內部南北分野的“四駕馬車”制度一直延續至今，但作為當年歷史的參與者，絕大部分人都已成為歷史。南北之間在特殊歷史時期因路線分歧和利益差異形成的分野，經歷革新開放的洗禮和南北之間的不斷融合，到目前已基本上可忽略不計。

至於早期黨內存在的國際主義（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路線的競爭和矛盾現在更是事過境遷，兩者更是共同成為越共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和越共進行政治動員達成最終利益的工具。

越共黨內至今依然存在派系問題或路線競爭，高層也毫不諱言，但目前派系主要還是基於政策路線和利益矛盾分歧，而非基於地域的劃分。

革新開放以來，南北平衡的局面還是長期維持着，成為越南高層和精英層的共識。該局面的存在使國家最高權力結構中能夠同時有來自不同區域的代表，從而在國家日趨民主化的背景下照顧到了南北基層民意的需求。但更為深層的原因是，隨着越共高層南北融合的加深，原有的在特殊歷史時期形成的“北方派”和“南方派”分野逐步讓位給了基於政策路線分歧和執政理念差異所形成的派系競爭。

如此一來，在越南高層政治生活中，實際上就存在着明暗兩條規則。南北平衡原則是越南政界長期的共識，屬於各派都可以在公開層面討論的明規則。而基於實際利益差異進行的派系爭奪雖很難放在台面上討論，卻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潛在規律。在南北派的分野實際已不復存在的當下，越南黨內的主要派系又都希望藉助“四駕馬車”制度中的南北均衡對等原則在最高權力結構中去追求本派利益的最大化。

例如，從2022年延續至今的越南政局變化，導致包括國家原主席阮春福、政府原常務副總理範平明、越共中央經濟部原部長陳俊英、國家原主席武文賞、國會原主席王庭惠、越共中央書記處原常務書記、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氏梅以及河內市委書記丁進勇等7名第十三屆越共政治局委員先後辭職，至此越共十三大上當選的政治局委員在距離本屆任期結束尚有1年半年的時間就已經有近40%的成員辭職離去。如果再算上政府原副總理武德儋等在內的眾多中央委員級別的副國級和省部級高官，僅在越共十三大過後3年多的時間裏就有數十位越共中央委員辭職或者被查處。

對此次事件，越南官方的説法是上述人員牽涉腐敗、違紀行為或生活作風問題，觸犯了相關法律或者是違反了黨的紀律，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海外部分輿論則解讀為保守派與革新派的鬥爭，國內輿論則習慣性地將事件描繪為南北兩派的鬥爭，認為此次事件是以阮富仲為首的北方派對親美的南方派的勝利。

阮富仲 資料圖：越通社

事實上，上述人員中既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其中武文賞、王庭惠和張氏梅還是阮富仲非常信任的人，特別是武文賞和王庭惠一度是下一屆越共總書記的最熱門人選。國內部分輿論將事件貼上地域標籤與親華還是親美的標籤明顯系思維定勢的想象，不僅不符合實際，還容易給部分反華勢力破壞中越關係提供口實。

隨着革新開放的深入發展和南北融合的加深，在特殊歷史時期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派系分野已基本不復存在。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在談及黨內派系時將堅持馬列主義原則的健康力量、背離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勢力和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確定為當今黨內的三派力量，完全是從路線和理念角度而非地域角度來劃分的。

其實，黨內派系可能與其長期工作區域和經歷有關，但並不完全取決於地域。例如長期被國內視為北方派代表人物的范文同和武元甲，實際上是南方人。而作為黎筍的忠實支持者，黎德壽和阮基石其實都是地道的北方人。按照國內某些習慣性思維，作為北方人的範平明和黎海平應該親華，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因此，動輒以地域標籤來判斷越南政治人物的對華態度，既不符合事實，也違背基本的政治學常識，還可能對決策造成誤導，對國家利益的維護和中越關係的發展造成消極的不利影響。

結論

“南方派”和“北方派”是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產物，是越共歷史上客觀存在過的現象。同時，國內對“北方派”和“南方派”存在諸多誤解。

首先，“南方派”和“北方派”並不是嚴格以地域來劃分的。在早期“北方派”和“南方派”中，“北方派”的確以北圻人員為主，但也不乏中南部人員，例如越共前總書記何輝集是河靜人。“南方派”則完全與地域無關，之所以被稱為“南方派”是因為當年青年中央和安南共產黨總部位於西貢。越南獨立後的“北方派”和“南方派”則更與人員的地域來源沒有必然的關係，之所以被稱為北方派和南方派是因為越南勞動黨主流派堅持在北方建設社會主義優先，而部分高層成員則強調完成南方的統一優先。

其次，“北方派”親華與“南方派”親美的判斷也與事實不符。一位政治家的國家利益觀和對本國對外戰略的判斷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絕對不可能由簡單的地域歸屬來決定。作為合格的政治家，其對外國的態度完全取決於服務本國利益的需要，而不是被地域或個人好惡因素支配。

當前，越南高層並不諱言越共黨內派系的存在，但是這些派系與其成員來自哪裏沒有直接關係，當今北方的高層人物不乏對中國不友好者，而南方人中也不乏對華理性者，對華態度與地域無關。

分析越南國內政局和越南高層和精英層人士對華傾向，不宜使用地域來作為劃分人的政治傾向的判定標準，這種簡單絕對的二元對立分析法雖然在國內部分人士中很流行，卻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終不僅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還將對中越關係造成嚴重的誤判，既危及中國利益，也不利於中越關係健康發展，更不利於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