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尼科爾斯：美國人民放心把核密碼交給特朗普嗎？

【文/ 湯姆·尼科爾斯】

1974年夏天，理查德·尼克松壓力巨大，酗酒過度。在白宮與兩名國會議員會面時，他辯稱，僅僅因為民主黨競選總部發生的“小小盜竊案”就彈劾總統簡直荒謬。據北卡羅來納州國會議員查爾斯·羅斯回憶，尼克松當時説道：“我走進辦公室，拿起電話，25分鐘內，數百萬人就會喪命。”

這位第37任總統很可能是在試圖表達總統職位承擔的巨大責任，而不是發出直接威脅，但他已經將明顯的非理性——他的“瘋人理論”——融入美國外交政策。尼克松曾下令在北極部署攜帶核彈的B-52轟炸機，以威懾蘇聯。他曾敦促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搞點大的”，考慮在越南設立核攻擊目標。隨着總統任期的瓦解，尼克松陷入了憤怒的偏執之中。然而，直到他辭職的那一刻，核武庫的“指揮與控制”——一個複雜而精密的系統，允許總統發射足以摧毀城市、殺死數十億人的武器——仍然掌握在尼克松這個不安分的人手中，就像他二戰後的四位前任一樣，也將永遠掌握在他的繼任者手中。

八十年來，美國總統始終擁有下令使用美國核武器的唯一權力。如果這位總司令想要發動突然的、無端的打擊，或升級常規衝突，或以全面核戰爭報復一次核侵略，那麼選擇權完全在他手中。這項命令不得被美國政府或軍隊中的任何人撤銷。他的權力如此絕對，以至於幾十年來，核武器在國防界一直被稱為“總統的武器”。

幾乎每位美國總統都會經歷情緒不穩定、判斷力受損的時刻，無論這種時刻多麼短暫。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曾因心臟病發作入院，引發了一場關於他是否適合擔任公職和競選連任的全國性辯論。約翰·F·肯尼迪曾秘密服用強效藥物治療阿狄森氏病，這種疾病的症狀包括極度疲勞和情緒不穩定。羅納德·里根和喬·拜登在晚年與高齡帶來的虛弱作鬥爭。而此時此刻，一張寫有絕密密碼的小塑料卡——總統開啓美國核武庫的私人鑰匙——正放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口袋裏，他正專注於展現統治力，對敵人（無論真實的還是想象的）怒不可遏，並讓錯誤信息左右決策——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局部戰爭一觸即發。

冷戰結束後近30年裏，人們對核戰爭的擔憂似乎有所消退。隨後，美俄關係凍結，特朗普步入政壇。選民們把核密碼交給了他——不止一次，而是兩次——儘管他曾宣稱要對另一個有核國家發動“烈焰與怒火”。據報道，他曾質問一位顧問，如果美國無法使用核武器，為什麼還要擁有核武器？如今他卻呼籲將美國的核武庫存增加近十倍。

1957年，美國軍方在內華達州進行了名為“普倫伯行動”（Operation Plumbbob）的系列核試驗 圖自：美國能源部

俄羅斯曾多次揚言要在與烏克蘭的戰爭中使用核武器，而烏克蘭位於四個北約盟國的邊境上。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核大國，今年5月，兩國在克什米爾地區再次爆發暴力衝突。朝鮮計劃改進和擴大其核力量，這將威脅到美國城市並進一步激怒韓國，韓國一些領導人正在討論是否應自行研製核彈。今年6月，在以色列宣佈決心一勞永逸地消除伊朗對其生存構成的潛在核威脅後，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發動了襲擊。

當任何一場衝突爆發時，採取核打擊的選項都取決於指揮和控制系統，而這又取決於總統的權威——以及人性。自二戰結束以來，這種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如今，它仍然有效嗎？

世界末日可能就是這樣開始的。無論總統是下令對敵人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還是回應針對美國或其盟友的襲擊，流程都一樣：他首先會與高級的文職和軍事顧問商議。如果他下決心使用核武器，總統會調取一個皮革包裹的、名為“足球”的鋁製箱子，重約45磅。它由一名軍官助手隨身攜帶，無論總司令走到哪裏，他都緊隨其後；在許多總統出行的照片中，你都能看到助手在背景中拿着這個手提箱。

這個箱子裏沒有核“按鈕”，總統也沒有任何其他方式來親自發射武器。它是一種通訊設備，旨在快速可靠地將總司令與五角大樓聯繫起來。它還包含攻擊目標的選項，這些選項都列在層壓塑料片上（據見過的人説，這些塑料片看起來像丹尼餐廳的菜單）。這些選項大致根據打擊規模劃分。目標組是保密的，但從事核武器工作的人士長期以來一直開玩笑説，它們可以分為“半熟”、“中等熟”和“全熟”三個等級。

一旦總統做出選擇，“足球”就會將他連接到五角大樓的一名官員，該官員會立即使用軍用語音字母發出挑戰代碼，例如“Tango Delta”。為了驗證命令，總統必須從口袋裏的塑料卡（綽號“餅乾”）上讀取相應的代碼。他不需要獲得其他許可；但是，房間裏的另一位官員，可能是國防部長，必須確認使用該代碼的人確實是總統。

五角大樓指揮中心隨後將在兩分鐘內向空軍和海軍的核部隊發出具體的任務命令。無論是在北美大平原地下深處的發射中心，還是在北達科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跑道上的轟炸機駕駛艙，或是潛伏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深處的核潛艇上，所有人員都將收到目標組、代碼以及使用核武器的命令。

如果敵方導彈來襲，這一過程將被壓縮到幾分鐘甚至幾秒鐘內。從大西洋的俄羅斯潛艇發射的核武器，在被探測到發射後僅需七八分鐘就能擊中白宮。確認發射的過程可能需要五到七分鐘，官員們還要排除技術錯誤。

美國和俄羅斯均多次發生過失誤。據愛德華·盧斯新出版的布熱津斯基傳記所述，1980年6月，吉米·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半夜接到了軍事助理的電話。助理告訴布熱津斯基，數百枚——不，是數千枚——蘇聯導彈正在襲來，他應該準備叫醒總統。在等待軍方確認襲擊消息期間，布熱津斯基決定不叫醒妻子，因為他覺得與其讓她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不如讓她在睡夢中死去。

助手回報，是虛驚一場。有人意外地將訓練模擬信息輸入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計算機。

在真正的襲擊中，幾乎沒有時間進行深思熟慮。只有時間能讓總統對系統充滿信心，並對全世界的命運做出當機立斷的決定。

廣島的毀滅改變了戰爭的性質。戰爭或許仍會使用常規炸彈和火炮，但現在，核武器可能瞬間摧毀整個國家。世界各國領導人憑直覺意識到，核武器不僅僅是軍事指揮官手中的另一種工具。正如英國首相温斯頓·丘吉爾在1945年對美國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所説：“火藥是什麼？微不足道。電是什麼？毫無意義。這顆原子彈是憤怒的二次降臨。”

哈里·杜魯門對此表示同意。他從未懷疑過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必要性，但他迅速採取行動，從軍方手中奪取了這些武器的控制權。長崎原子彈爆炸的第二天，杜魯門宣佈，未經他的直接命令，不得使用任何其他核彈——正如曼哈頓計劃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少將後來所描述的那樣，這與杜魯門此前對原子能問題的寬容“不干涉”政策截然不同。當第三顆原子彈準備好投向日本時，杜魯門建立了對核武庫的個人全權控制。商務部長亨利·華萊士在1945年8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杜魯門不喜歡殺死“所有那些孩子”的想法，並補充説，總統認為“再消滅10萬人太可怕了”，不值得考慮。

1945年9月2日，舊日本帝國外務大臣重光葵在美國海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籤署投降協議 資料圖

1946年，杜魯門簽署了《原子能法》，將核武器的研發和製造牢牢置於文職部門的控制之下。兩年後，一份當時高度機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明確規定了誰是負責人：“戰爭期間使用原子武器的決定權應由總統定奪。”

美國軍方急於使用核武器並非無稽之談。1949年，蘇聯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時，一些軍方官員敦促杜魯門先發制人，摧毀蘇聯的核計劃。“該死，我們正在打仗！”奧維爾·安德森少將説道。“只要我下令，一週之內就能摧毀蘇聯的五個原子彈基地！等我去見上帝后，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釋為什麼我想趁現在——趁為時未晚——就這麼做。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釋，我拯救了文明！”

美國空軍很快解除了安德森的職務，但這位將軍並非孤身一人。美國政界、知識界和軍界的高層人士都支持對蘇聯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但只有總統的意見才管用。

杜魯門掌權是為了限制核彈的使用。但隨着指揮和控制體系的不斷演變（以適應更先進的武器和日益增長的蘇聯威脅），總統需要能夠下令對各種目標實施不同程度的核打擊。而且，他在下令發動任何核打擊之前，甚至無需禮節性地告知國會（更不用説等待國會宣戰）。如果他願意，總統實際上可以憑藉自己的武器親自對外國宣戰。

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製定了一項旨在遏制蘇聯的原始核戰略。美國及其盟友無法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但他們可以讓克里姆林宮為世界上幾乎任何類型的破壞行為付出終極代價，而不僅僅是對美國的核攻擊。這一想法被稱為“大規模報復”戰略：用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話來説，這意味着美國承諾“以我們選擇的手段和地點，立即進行報復的強大能力”。

1957年10月，蘇聯將第一顆人造衞星發射升空時，艾森豪威爾的支持率已連續數月下降。儘管他對核武器的效用深感懷疑，但他還是批准了大規模軍備擴張，允許發射更多目標。“你不能打這種仗，”蘇聯人造衞星發射一個月後，他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説道。“根本沒有足夠的推土機把街上的屍體清理乾淨。”

艾森豪威爾的繼任者同樣對核選項心存疑慮，即便美國軍方依賴其投資意願。而且，這個系統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管理：隨着核武庫威力的增強，出現誤解和誤判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

1959年，導彈時代取代了轟炸機時代，這同樣使制定核決策變得複雜。以數倍音速環遊世界的洲際彈道導彈比潛行於北極的蘇聯轟炸機更令人恐懼。突然之間，總統做出重大決策的時間窗口從幾小時縮短到幾分鐘，使得更廣泛的審議變得不可能，也更加凸顯了核決策權必須由一人掌握的必要性。

大約在同一時期，蘇聯包圍了駐柏林的美、法、英三國軍隊，東西方陣營的軍隊直接對峙——這增加了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也加劇了總統的壓力。如果西方國家拒絕在世界其他地區的任何局部衝突中退縮，蘇聯就可能進軍西德，押注這樣做會導致北約崩潰，迫使華盛頓屈服。而美國人則押注，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將阻止（或威懾）這種入侵。

但如果任何一方在歐洲戰場跨過核門檻，遊戲很快就會歸結為：哪個超級大國將率先、何時對敵方本土發動全面攻擊？

在這種核邊緣政策下，總統的每一個決定都可能引發災難。如果留在華盛頓，他將面臨被殺害的危險；如果他撤離白宮，蘇聯人可能會認為這是美國人準備發動襲擊的信號——這反過來又會激起蘇聯方面的恐懼，促使他們決定採取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在這種狂熱之中，數十億人的生命和文明的未來將取決於美國總統及其在克里姆林宮對手們的認知和情緒。

總統做決定，但參謀人員負責規劃，而他們的工作就是尋找轟炸目標。1960年底，就在肯尼迪入主白宮之前，美國軍方制定了第一套在核戰爭爆發時協調所有核力量的方案。它被稱為“全面核戰爭單一綜合作戰計劃”（SIOP），但它算不上什麼真正的計劃。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總統肯尼迪同柯蒂斯·李梅（右二）等美軍高級將領交談

1961年的“全面核戰爭單一綜合作戰計劃”（SIOP）設想將美國所有核武庫中的武器不僅傾瀉到蘇聯，也傾瀉到中國，即便中國並未捲入與美國的戰爭。這與其説是一個選項，不如説是一個無論戰爭如何開始都要殺死至少4億人的命令。肯尼迪的軍事顧問直截了當地（而且正確地）告訴他，即使在遭受如此規模的打擊後，蘇聯核武庫中肯定有一部分武器會倖存下來——並對北美造成可怕的破壞。這很快就會被稱作“相互確保摧毀”。據國防部官員約翰·魯貝爾回憶，在托馬斯·鮑爾將軍主持的SIOP簡報會上，一個理性的聲音響起，“如果這不是中國的戰爭呢？”那個聲音問道。“如果這只是一場與蘇聯的戰爭呢？你能改變計劃嗎？”

“嗯，是的，”鮑爾將軍無奈地説，“我們可以，但我希望沒人會想到這一點，因為這會徹底搞砸整個計劃。”“我只希望你們在阿爾巴尼亞沒有親戚。”鮑爾補充説，因為該計劃還包括用核武器轟炸這個小國的一處蘇聯設施。

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大衞·舒普將軍也是對該計劃感到厭惡的人之一，他表示這“不是美國的行事方式”。魯貝爾後來寫道，那種感覺就像親眼目睹納粹官員在協調大規模滅絕計劃一樣。

自艾森豪威爾以來，歷任美國總統都對自己手握的核打擊選項感到震驚。就連尼克松也對最新的SIOP計劃預計的傷亡規模感到不可思議。1974年，他命令五角大樓制定“有限的”核武器使用方案。當基辛格要求制定一項阻止蘇聯入侵伊朗的計劃時，美國軍方建議在蘇伊邊境投放近200枚核彈。“你們瘋了嗎？”基辛格在一次會議上叫道。“這是一個有限的選擇？”

1983年末，羅納德·里根聽取了關於最新SIOP計劃的簡報，並在回憶錄中寫道：“五角大樓裏仍有一些人聲稱核戰爭‘可以打贏’。我覺得他們瘋了。”里根的顧問保羅·尼采在去世前不久告訴一位大使：“你知道，我建議里根永遠不要使用核武器。事實上，我告訴他，核武器甚至不應該被使用，尤其是在報復性打擊中。”

冷戰結束時，儘管這套系統仍由總統指揮，卻已發展到幾乎失控的局面：一個技術高度發達的災難發生器，旨在將難以想象的選項轉化為毀滅性的行動。每位總統都受到限制：基本上只有一個指揮部，幾乎沒有任何控制權。1991年，老布什開始削減這套臃腫不堪的系統，他主持了大幅削減美國核武器和核目標數量的工作。然而，總統換屆，戰爭策劃者卻依然存在：在老布什卸任後的幾年裏，美國軍方將目標清單的數量增加了20%。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進行了一些有意義的改革，包括就大幅削減美國和俄羅斯的核庫存進行談判，並制定更多防範技術故障的保障措施。例如，在90年代，美國的彈道導彈瞄準的是公海，以防意外發射。然而，如果爆發核危機，總統仍然會面臨並非他本人設計，甚至並非他所期望的計劃和方案。

2003年，SIOP被“戰略威懾與軍力部署計劃”（OPLAN）取代，該計劃表面上賦予了美國總統除滅絕全人類之外更多的選擇，包括推遲做出反擊而非立即報復。但據報道，最初的OPLAN也包含了摧毀小型無核國家的選項。儘管細節保密，但過去20年的軍事演習和非機密文件表明，這份現代核計劃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從上個世紀照搬的。

總統權力的集中、決策時間的壓縮以及軍事規劃人員系統性的目標設定，所有這些因素在80多年的時間裏共同作用，造就了一個承載着巨大且不必要風險的體制——並且總統仍然有權以任何他認為合適的理由下令發動核打擊。然而，有一些方法可以在不損害核威懾基本戰略的情況下降低這種風險。

為了限制總統的魯莽行事，並降低發生世界末日的可能性，美國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今年早些時候，一項禁止未經國會批准進行先發制人核打擊的法案在眾議院再次提出，儘管該法案不太可能獲得通過。如果得不到國會的批准，任何一位總統都可以通過簽署行政命令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可能會在危機期間創造喘息的空間（前提是對手信任這位總統）。

每位總統都應堅持，面對即將到來的打擊，可用的選項包括更有限的報復性打擊，以及規模更小的全面回應。換句話説：從“丹尼餐廳的菜單”中刪除我們不需要的菜品，並減少現有的份量。美國可能只需要部署幾百枚戰略彈頭——而不是目前的1500枚左右——就能維持威懾力。即使部署數量如此之少，也沒有哪個國家擁有足夠的火力，能夠通過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來徹底摧毀美國的所有二次核反擊能力。如果一位總統下令減少部署彈頭的數量，同時仍然保持對關鍵目標的威脅，就能重新奪回對核系統的部分控制權，就像一個正常運作的國會可以通過立法限制總統的核選項一樣。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安全。

當然，所有這些都無法解決核困境的根本問題：人類的生存依賴於一個運轉完美的不完善系統。指揮和控制體系依賴於必須始終運轉的技術和必須始終保持冷靜的頭腦。一些國防分析人士懷疑，人工智能——它對信息的反應比人類更快、更冷靜——能否減輕核決策環節上的部分負擔。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想法。人工智能或許有助於快速整理數據，並區分真正的攻擊和誤判，但它並非萬無一失。總統不需要算法的即時決策。

美國總統身邊負責保管“核手提箱”的軍官

在阻止大規模襲擊方面，賦予總統大權獨攬的權力或許是最佳選擇。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羣體思維可能與個人的瘋狂判斷同樣危險，報復性命令必須由總統決定——超越任何官僚機構，並與軍方及其軍事演習區分開來。然而，先發制人核打擊的決定應該成為一場政治辯論。總統不應該擁有獨自發動核戰爭的選擇權。

但是，如果一位判斷力差、道德淪喪的總統入主白宮，或者總統在任期間作風敗壞，會發生什麼？如今，唯一能直接制約魯莽總統的，是指揮鏈中的相關人員，他們不得不選擇放棄職責，才能拖延或阻撓他們認為應受譴責或瘋狂的命令。然而，軍人被訓練成服從和執行的工具；發動兵變也並非萬無一失。總統可以解僱或撤換任何阻礙這一進程的人。美國軍人永遠不應被賦予阻止違背理性的命令的權力；玩弄這種局面會腐蝕國家安全和美國民主本身。

當我問一位前空軍導彈中隊指揮官，高級軍官是否可以拒絕發射核武器的命令時，他説：“我們被告知可以拒絕非法和不道德的命令。” 他頓了頓。“但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不道德是什麼意思。”

歸根結底，美國選民本身就是一種安全保障。他們決定誰將掌控指揮和控制系統的頂層。當他們走進投票站時，他們當然應該考慮醫療保健、雞蛋價格以及加滿一箱油要花多少錢。但他們也必須記住，他們實際上是把核密碼放在了一個人的口袋裏。選民必須選出能夠在危機中清晰思考、並能廣泛規劃長期戰略的總統。他們必須選拔具有良好判斷力和堅強品格的領導人。

作為美國核武庫的唯一管家，總統最重要的職責是防止核戰爭。而選民最重要的職責是選出合適的人選來承擔這一責任。

（原文發佈在美國“大西洋月刊”評論網站，原標題：“總統的武器：為什麼發射核武器的權力掌握在一個美國人手中？”譯文轉自“邸報”微信公眾號，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