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經濟學教授：想擊敗中國，美國得學中國，別隻顧着舔舐傷口
【文/觀察者網 張菁娟】“我們曾預警過第一次‘中國衝擊’。下一次將會更糟。”7月14日，美國《紐約時報》以此為題刊文稱，美國製造業曾因中國商品進口激增而遭受結構性衝擊，如今中國又在航空、人工智能等眾多創新領域與美國展開競爭，逐漸從追趕者變為領先者。
文章作者、經濟學教授奧托爾（David Autor）和漢森（Gordon Hanson）指出，美國目前主要以加徵關税應對“中國衝擊”的做法並非良策，他們建議，美國可以從四個方面着手應對。
文章稱，1999年至2007年，中國首次對美國經濟造成衝擊，導致美國近四分之一的製造業崗位消失，這被稱為“中國衝擊”。二十年後，弗吉尼亞州馬丁斯維爾（曾自稱“世界運動衫之都”）和北卡羅來納州海波因特（曾自稱“世界傢俱之都”）等地的工人，仍未從失業的打擊中恢復。儘管此類地區經濟有所復甦，但新增崗位多集中在低薪行業。類似的情況同時發生在幾十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玩具、體育用品、電子、塑料和汽車零部件等。
文章認為，大約2015年前後，中國向製造業的轉型完成，這一波衝擊的勢頭便停止了。此後，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開始回升，在奧巴馬、特朗普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時期均保持增長。
其實早在2013年、2014年和2016年，奧托爾和漢森就曾與多恩（David Dorn）共同發表了研究，談及上述觀點。至於為何現在仍在談論“中國衝擊”，作者解釋説，政策制定者花了太多時間回望過去，打“上一場戰爭”，他們應該更多關注正在浮現的新一輪“中國衝擊”。
他們警告説，這一次可能會糟得多。
文章寫道，第一次“中國衝擊”是一次性事件。本質上，中國只是學會了幾十年前就該掌握的事。對美國而言，這導致了本可避免的慘痛失業。但美國從未打算在跨境電商平台Temu售賣運動鞋或組裝AirPods。中國製造業勞動力超1億人，而美國僅為1300萬人，如果認為美國有能力或應該在半導體和網球鞋領域同時與中國競爭，近乎妄想。
在作者預見的新一輪“中國衝擊”中，中國正從“追趕者”變為“領跑者”。如今，中國正積極角逐美國長期主導的創新領域，包括航空、人工智能、電信、微處理器、機器人、核能與核聚變、量子計算、生物科技與製藥、太陽能、電池等。
掌控這些領域將帶來多重紅利：高利潤和高薪崗位帶來的經濟收益；塑造技術前沿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控制戰場技術帶來的軍事優勢。
作者指出，通用汽車、波音和英特爾曾是美國的“國家冠軍企業”，但它們的黃金時代已過。與此同時，隨着美國退回“MAGA 孤立主義圈”，中國在非洲、拉美、東南亞乃至東歐的影響力或將進一步擴大。
2025年7月10日，江蘇省南通市，車間工人正在趕製精密零部件訂單。 IC photo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中國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將中國打造成“世界工廠”。如今的中國模式已然不同：民營企業與政府協同發力。
文章舉例説，作為資源稟賦較弱的內陸省會，安徽合肥曾比較落後，如今一路狂飆突進，成為中國第二大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通過風險投資、扶持困境中的電動汽車企業、投資本地研發，合肥在短短五年內躍升至中國頂級工業城市之列。
中國屢次創造此類奇蹟。全球最大、最具創新力的電動車企（比亞迪）、動力電池商（寧德時代）、無人機制造商（大疆）和光伏企業（隆基）均為中國初創企業，且成立時間均不超過30年。
它們在技術和價格上佔據主導地位，世界其他國家對這些“頂級競爭者”毫無招架之力。美國政策制定者嘲諷中國產業政策時，腦海中浮現的或許是空客發展初期的爭議，或是太陽能公司 Solyndra的破產教訓，但他們真正該關注的，是能在空中靈活盤旋的大疆無人機羣。
作者認為，第一次“中國衝擊”註定會消退。在服裝、普通傢俱等產業，中國的增長已落後于越南。但與美國不同，中國並未沉湎於過去，哀嘆製造業優勢的流失，而是聚焦21世紀的核心技術。與基於廉價勞動力的策略不同，只要中國擁有資源、耐心和持續競爭的定力，第二次“中國衝擊”就將持續下去。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數據顯示，2003年至2007年，在人工智能、密碼學等64項前沿技術中，美國在60項領先中國，中國僅領先3項。然而，在2019至2023年的最新報告中，排名徹底逆轉：中國在64項關鍵技術中領先57項，美國僅領先7項。
美國的應對措施是什麼？主要是關税：在所有領域、對所有商品、一次性加徵關税。即便對於美國20年前輸掉的貿易戰，這也是個乏善可陳的策略。按照目前的戰略，美國或許能奪回製造網球鞋的崗位，若進一步施壓，到2030年，得克薩斯州可能會出現組裝iPhone的工廠。
在作者看來，僅憑關税，永遠無法讓美國成為創新的熱土。關税確實應納入貿易工具箱，但它應是精準的彈藥，而非不分敵友、傷及無辜的地雷。
當地時間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行政令，宣佈所謂“對等關税”措施。 白宮視頻截圖
那麼，替代方案是什麼？
“在我們十年前開展中國研究之前，我們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認為放任自流的貿易策略優於其他混亂的選項。但現在我們不這麼想了。”作者寫道，美國對第一次“中國衝擊”的失當應對錶明，美國需要更優的貿易策略。
更優策略是什麼樣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言：“凡事應儘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單。”
奧托爾和漢森表示，他們不提供過於簡化的答案，而是提出四項核心原則：
第一，政策制定者必須認識到，美國與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多數也是美國的商業盟友共同面臨的問題。我們應與歐盟、日本及諸多自貿夥伴（如加拿大、墨西哥、韓國）協同行動，而非因它們膽敢向我們出售我們所需的商品而向其施以高額關税懲罰。若美國牽頭，聯合更多國家共同對電動汽車加徵關税，效果會截然不同。
同時，我們應鼓勵中國在美國建設電池和汽車工廠，就像過去三十年中國吸引美國頂尖企業在華設廠一樣。為何要邀請這些強勁競爭對手入駐美國？中國政策制定者常提及“鯰魚效應”：強大的外來競爭者會刺激本土弱勢的“沙丁魚”加快遊動，否則就會被吃掉。當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還是“沙丁魚”時，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就是那條“鯰魚”。如今，特斯拉在中國已不再是“鯰魚”，反而越來越像一條緊張的“沙丁魚”。“如果將中國的領先產業拒之門外，美國將陷入本土企業平庸化的困境。”
第二，美國應向中國學習，在關鍵新興領域積極佈局。選定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領域（無人機、先進芯片、核聚變、量子技術、生物科技）投資，並採用“中國模式”：政府主導設立大型風險投資基金，容忍單個公司或項目的低成功率，但力圖在催生新產業上的高成功率。
第三，聚焦於美國有勝算的領域（如半導體）或決不能失守的領域（如稀土），並長期進行投資以達成理想結果。美國政治體系的政策連貫性就像嗑了藥的松鼠一樣短暫，它頻繁地改變獎懲機制，以至於很難取得好成果。
第四，防範下一次來自中國或其他地方的重大沖擊帶來的失業影響。過去二十年來，製造業失業帶來的創傷給美國造成了大量的經濟和政治麻煩。在此期間，美國認識到延長失業保險、貿易調整援助計劃的工資保險等措施能夠幫助失業工人重新站起來，但這些政策規模較小、針對性太差，收效甚微，而且美國正朝着錯誤的方向前進。
文章指出，當行業崩潰時，最好的應對措施是讓失業工人迅速找到新工作，並確保那些對美國淨就業增長貢獻最大的年輕小企業做好發展準備。而關税只能狹隘地保護老舊制造業。
作者認為，**應對第二次“中國衝擊”，美國需要發揮自身優勢，而非舔舐傷口。**美國必須培育那些具有高創新潛力的產業，由私人和公共部門共同投資。這些產業正處於全球競爭之中，中國在十年前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應該停止打過去的貿易戰，在當前的競爭中迎接中國的挑戰。
奧托爾和漢森在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經濟智囊眼中，是頗具影響力的名字。他們的“中國衝擊論”不僅被兩任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智囊們贊同，還成為了白宮如今對世界多個國家發動關税訛詐的藉口。
然而，奧托爾曾在接受美國《大西洋月刊》採訪時指出，他的觀點被白宮曲解了。
他表示，當年對“中國衝擊”的研究，並不是為了否定自由貿易和全球化，而且他也同意自由貿易能給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好處。他説，研究的初衷其實是為了提醒美國的決策者以及推崇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讓他們既要看到全球化的好處，也不能把一切都交給資本市場。
奧托爾認為白宮用他的理論去給亂加關税的做法背書，還説這是為了讓製造業崗位迴流美國，是曲解了他的意思，是在用一個錯誤的辦法，去解決一個已經成為歷史的問題。
而這種錯誤的做法還會進一步毀掉美國現在還擁有的“高尖端製造業”，令美國遭受更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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