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莫·誇梅·孫達拉姆：東南亞的經濟問題，不能靠“自由貿易”解決

編者按：近年來，不少觀點宣稱東南亞國家已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並針對這一問題提出各種改革意見。但客觀來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真正存在的問題，還是一種對於錯誤政治經濟結構的甩鍋式歸因？“全球南方國家”又需要在這輪大變局中呼喚什麼樣的政治新秩序？

針對上述問題，在2025年6月舉行的“全球南方與東南亞”學術會議上，觀察者網和馬來西亞經濟學家、國際發展經濟學協會創始人兼主席喬莫·誇梅·孫達拉姆展開對話。

【對話/觀察者網 唐曉甫，翻譯/薛凱桓】

觀察者網：您曾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縮政策稱為“不平等的根源”，還在您的文章中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性調整計劃在全球南方製造了“永久性緊縮國家”。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三十年後，馬來西亞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應如何改革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實現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同時擺脱這一遺留問題的目標？

**喬莫·孫達拉姆：**你提出了一個困難且重要的問題。1997–98年的金融危機既有一些普遍特徵，也有一些獨特特徵，我們必須區分二者。我們需要認識到，危機發生時候的一些獨特特徵由於金融體系持續演變導致的條件變化，已經不太可能重現。但同時我們需要充分認識到體系的變化，並在此基礎上採取預防性措施以及其重要性。

喬莫教授回答觀察者網提問

舊體系中有一項重要保障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第六條，該條款賦予各國對資本賬户實施控制的權利。但遺憾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正是負責確保各國控制資本賬户能力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實際上敦促各國放棄對資本賬户的控制。這是導致1997、1998年那場金融危機的一大問題，同時也促成了一系列其他新的問題。因此，這類處於更大系統層面的問題亟待解決。

可惜的是，如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他國際金融、貨幣和監管機構的作用已大大削弱，其結果是各國再也無法有效控制自己的資本賬户。現在大多數國家，都有龐大的金融利益集團反對受到任何約束、紀律或行為規範的限制的政策。他們不斷蠶食各國對資本外流的管控權，繼續保留將資金轉出的自由。

這對發展中國家尤為嚴重，因為許多資金外流行為是非法或至少是不合規的。資金一旦出境，就幾乎沒有動機再回流，導致本應留在國內的剩餘價值被精英階層運走，既不用於投資，也無助於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這對整個體制而言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

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隨着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新的挑戰不斷湧現。其中一個重大挑戰是，許多國際貨幣與金融工具已被“武器化”。例如，西方沒收了某些他們不喜歡的國家和政府的許多金融資產，比如委內瑞拉、俄羅斯等。

這已成為一個嚴重問題。其後果是各國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信任度下降，紛紛尋求其他方式來維護自身利益。在此背景下，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和其他所謂的加密貨幣在近期一直試圖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也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觀察者網：您的研究揭示了世貿組織規則如何“迫使南方糧食市場開放”。您曾提到“馬來西亞30%的大米依賴進口”，而這是一顆“定時炸彈”。考慮到氣候變化和地緣政治問題，您對未來主食種植的建議是什麼？我們是否應該違背貿易正統觀念，重建本地農業，即使這意味着違反自由貿易協定？

**喬莫·孫達拉姆：**我不認為這裏存在嚴重違反現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問題。主要問題是，目前幾乎沒有激勵措施促使農民為確保糧食安全而進行生產。農民獲得的激勵主要是種植經濟作物用於出口，有時甚至只是為了出口到鄰國。這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

馬來西亞種植了大量經濟作物

許多糧食實際上來自國外。以大米為主的糧食只有部分來自國內生產，但即便如此，農民通過種植其他作物能夠賺取更多收益。所以只要可能，他們就不願意去種植糧食。如今糧食生產問題已經變得嚴重，這已經成為一個重大隱患。

最近已經出現了糧食短缺的情況，例如在疫情期間及其他突發狀況時，包括馬來西亞政府在內的許多政府只能倉促出台政策去應對，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加惡化。換句話説，情況變得更糟了。因此，就連那些原本從馬來西亞進口糧食的經濟體，也減少了從馬來西亞的糧食進口。

我認為，對許多小國來説，要完全自給自足地生產所有糧食是極其困難的，我也不會堅持一定要這麼做。但我認為重要的是各國擁有能夠保障糧食安全的手段。糧食安全並不意味着完全不進口任何東西，我認為我們需要一項更為周全的政策。

然而，我們目前實行的單一種植經濟模式迄今頗為成功，主要因為所種作物——尤其是油棕——都屬於抗性強、易於栽培且不易受病害影響的作物。因此，這一模式取得了相當明顯的成效。

觀察者網：馬來西亞的人均GDP與中國非常接近，因此國際社會對我們也有類似的擔憂，擔心馬來西亞也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尤其考慮到馬來西亞的人均GDP在2010年至2023年期間一直停滯在11000至12000美元****之間，生產力增長緩慢，並且過度依賴低附加值製造業。馬來西亞經濟學家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問題究竟在哪裏？您認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最關鍵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喬莫·孫達拉姆**：**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想象中的陷阱。因為他們曾為許多國家的發展，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議，但他們所承諾的並未實現。於是他們將責任歸咎於拉丁美洲國家本身，並聲稱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不應該用中等收入陷阱描述這類問題。實際上，馬來西亞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該國大多數勞動人口的收入與他們的生產力水平不匹配。事實上，馬來西亞仍在試圖與低收入國家競爭生產同類商品的機會。

相反，馬來西亞擁有很高的教育水平，本應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報酬，以實現更高的生產效率。以中國為例，我們看到中國最初在低收入水平下展開了大規模生產。但隨着機械化等因素使工人的生產力提高，當收入上升時，我們發現工人們能夠獲得更好的工作條件和更高的收入等等。這是馬來西亞以及其他經濟體需要做的事情，這些經濟體不應過於依賴讓大多數人維持低收入的策略。

一個經濟體可能在紙面上有較高的收入，但是實際上其大多數人口的收入相對較低。這正是東南亞國家所面臨的情況，與東北亞國家不同，後者在日本、韓國、中國等地生產力提高時，工人們也享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

觀察者網：資源依賴型經濟體的轉型是“全球南方”國家研究的一個關鍵案例。目前，馬來西亞約一半的電力仍依賴煤炭，同時綠色能源轉型面臨高昂的成本。您對這一困境有何思考？在2020年出版的《亞洲危機後的增長》一書中，您提出了“更明智的政府幹預”的理念。馬來西亞應該如何適應綠色轉型？是否會採用類似政府主導的研發或對中小企業補貼的政策？

**喬莫·孫達拉姆：**在當今世界，加速綠色轉型是有可能的，尤其是能源領域的綠色轉型。如今，世界上有超過十億人甚至無法獲得電力供應，還有許多人雖有電力供應，但無法穩定用電，這是一個主要問題。

新能源發電成本的下降意味着各國幾乎可以從0開始直接進入新能源時代

現在，新型可再生能源，特別是光伏太陽能電池板以及風力渦輪機，在條件適宜，例如有陽光或有足夠風力時，平均發電成本能夠低於幾乎所有化石燃料能源，除了煤炭。煤炭仍是最便宜的化石燃料能源，並且仍在被廣泛開採和使用。

為了鼓勵貧窮國家遠離化石燃料，世界應該激勵並普及光伏太陽能板。不幸的是，目前西方不想這麼做，主要原因是世界上超過70%的光伏太陽能電池板由中國生產。韓國和馬來西亞過去也生產大量光伏太陽能電池板，但價格不及中國製造的光伏組件便宜。因此，我們應當確保中國能夠繼續提高光伏太陽能板的產量，並儘可能廣泛地推廣使用。

過去，人們談及能源轉型時，認為各國需要先從化石能源過渡到可再生能源，但是現在一切都可以從零開始。如果一個地方本來沒有電，就直接安裝光伏太陽能板或風力渦輪機。這對世界上大多數地區來説既可行又更便宜。

但前提是要具備相應的基礎條件，而大多數發展中最貧困的國家甚至負擔不起太陽能板的購置成本，因此它們往往只能依賴煤炭發電。如果我們繼續這樣下去，恐怕全球層面的能源轉型規模會太小。

我不太談馬來西亞的情況，因為馬來西亞的化石燃料能源使用量佔比只佔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作為一箇中等收入國家，馬來西亞本有能力並且本應加速綠色轉型過程。但不幸的是，大約在三十五年前，政府在向私營公司發放發電許可證時犯了一個大錯誤。私營公司出於追逐最大化利潤的本能，選擇繼續用煤炭發電，而不是採用可再生能源。

觀察者網：中國企業正積極推進新能源、半導體等行業的海外擴張。比亞迪等中國電動汽車巨頭正在馬來西亞設立工廠。馬來西亞能否利用中國投資實現產業升級，而不是————引用您2023年IDEAS演講的內容——僅僅停留在“工廠車間”？中國一直在倡導“一帶一路”倡議“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那麼如何通過談判避免陷入“技術依賴”呢？

**喬莫·孫達拉姆：**我認為起初由於馬來西亞在研發方面做得不夠，要完全避免對外技術依賴是非常困難的。但目前已經有一些現成的合資企業，這些合資企業是確保減少技術依賴的良好起點。

以吉利和寶騰的合作為例，他們正在合作並共同生產多款汽車。目前寶騰主要是為馬來西亞市場生產吉利汽車，而寶騰本可以向世界出口汽車。比如，在馬來西亞我們使用右舵駕駛的汽車，而在中國使用左舵駕駛的汽車。為什麼中國不能將右舵駕駛汽車生產外包給馬來西亞生產呢？

同理，為什麼不能讓更多成功的中國電動汽車公司在馬來西亞設置生產基地為國際市場進行生產？因為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很可能會持續存在，因此，在馬來西亞等地與真正的合資公司合作生產並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區，始終具有優勢。

吉利和寶騰在合作生產汽車

觀察者網：我們再來談談半導體。華盛頓剛剛將四家馬來西亞芯片公司列入黑名單，原因是它們與中國公司的合作。我們的半導體行業是否在這場冷戰中遭受了“附帶損害”？您建議的生存指南是什麼？

**喬莫·孫達拉姆：**我並未一直關注您所描述的這些具體細節，因此無法對此發表評論。但正如您所知，如今這場中美衝突不僅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展開，還牽扯到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這就是為什麼我長期以來一直主張馬來西亞和東南亞國家以及許多發展中國家應該保持不結盟立場。

它們不應該直接捲入美國陣營，相反，它們應該保持不結盟立場，與所有國家都建立良好關係，並努力促進更多的國際合作，將其作為世界和平的基礎，而不是助長此類競爭。現在中美之間不僅僅是競爭，更是經濟戰爭。它不僅涉及關税，還涵蓋技術等諸多領域。

如果有更多的合作與和平，而不是戰爭（包括經濟戰），世界將會美好得多，我們能夠共同進步，讓整個世界都受益。

觀察者網：讓我們轉向東盟，我們知道東盟一體化是有益且成效顯著的，但在推進方式上還有所不足。您寫道，東盟一體化“在Excel上看起來不錯，但在貧民窟裏卻並非如此”。馬來西亞該如何推動更公平的區域價值鏈？

**喬莫·孫達拉姆：**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於20世紀90年代。就自由貿易而言，其進展微乎其微。不幸的是，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認為自由貿易對所有人都有益。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幾乎沒有證據表明自由貿易能使所有參與方受益。

當然，每種情況各不相同，不可能一概而論。因此，我們應始終對聲稱自由貿易“萬無一失”的説法保持懷疑；更重要的是，自由貿易往往意味着許多經濟體的生產能力被摧毀，由此喪失了發展中國家培育新生產能力並最終在國際競爭中立足的可能性。

我們應思考各種形式的合作，以促進東亞各國共同進步。經濟合作極為重要，能夠實現雙贏，擁有各種可能性。而在貿易談判中，雙方往往是零和博弈，非輸即贏。而更廣泛的經濟合作則力求實現共同繁榮，達成雙贏局面。

我認為，這對馬來西亞、中國等國尤為可取，也應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基礎。為此，我一直強烈倡導加快推進RCEP（即包括東盟國家及中國、日本、韓國在內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我們共同佔據全球超過40%的經濟體份額，並位於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這對未來至關重要。

對我而言，“東盟+3”或RCEP遠比單純的東盟更為重要。以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後為例，各國在貨幣事務上有了更多的合作。2022年韓國央行行長李昌鏞在國際清算銀行（BIS）舉辦的“東亞金融安全網圓桌會議”上發表了主旨演講《增強東亞區域金融安全網》，其引用文獻中就明確支持“向亞洲貨幣基金過渡”的構想。

我們必須在東亞範圍內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以實現互惠互利，而不僅僅侷限於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一把雙刃劍，它雖能帶來某些好處，卻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觀察者網：好的。我們或許可以談談您在聯合國的經歷。在馬來西亞於1998年將吉令釘住美元后，您曾將資本管制稱作“必要的異端”。憑藉您在聯合國的豐富工作經驗，在當前這波去美元化浪潮中，您認為東盟今天應如何克服美元的主導地位？

**喬莫·孫達拉姆：**雖然美元的主導地位以及所謂“過度特權”不被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國家所喜歡，但在我看來，這並非首要問題。華盛頓領導層在過去幾年的行為已經導致美元的衰落，因為當美國以自身理由和藉口去沒收其他國家的財產時，這會削弱世界對美元的信心。

特朗普總統對那些試圖脱離美元的國家發出了威脅，主要是巴西和南非等國家。事實上，即使是“金磚國家”也未必贊同馬上去美元化。

觀察者網：作為前聯合國官員，“全球南方”國家應該如何改革國際金融架構——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才能讓代表權真的有用？或者，正如一些左翼學者所言，中國是否應該發揮領導作用，幫助建立一個全新的、類似佈雷頓森林體系，從而繞過西方的主導地位？

**喬莫·孫達拉姆：**我認為這是提出這個問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機。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總統在第二任期之初就改變了遊戲規則，放棄了許多既有規則。世界其他國家對這種行為並不認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舊的規則也並非良策。所以，我們應該利用這一優勢，趁此機會，嘗試推動改革，以完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以在更大程度上確保金融穩定。

喬莫教授在GSN會議上 GSN

我想進一步説明的是，之所以佈雷頓森林會議被稱作聯合國貨幣與金融會議，不光是其創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更是因為它設想了一個戰後重建和後殖民發展世界的框架。

如今我們看到，這一體系已被濫用，且在許多情況下未能有效運作。現在正是我們攜手努力、嘗試改進這一體系的時候，不是為了讓某個國家在開始時獲益而損害其他國家，而是為了尋求一個對我們所有人都更有利的解決方案。

例如，目前的儲備貨幣體系問題，本質上是因為貨幣支付結算問題未能得到解決。早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前，凱恩斯和英國的其他一些人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以協調貿易順差和逆差，但美國對自己將永遠保持貿易順差這一點深信不疑，因此對這些方案不感興趣，堅持創造了佈雷頓森林體系。

然而，不到二十年之後，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徹底失去了貿易順差的優勢。這也就是當前問題的根源：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在向世界大量發行美元，而世界其他國家實際上一直在為美元的發行提供“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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