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奧托、戈登·漢森：“中國衝擊2.0”比1.0更猛，而美國還在打“上一場戰爭”

【文/戴維·奧托、戈登·漢森，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1999年至2007年間，中國第一次對美國經濟形成“顛覆性影響”，全美近四分之一的製造業崗位因此消失。後來這被稱為（第一次）“中國衝擊”（China Shock），其根源是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啓的，從計劃經濟朝市場經濟的迅速轉型。

期間，大批勞動力和資本從農村集體化的土地流向城市裏的合資工廠。廉價的中國商品如潮水般湧入，擊垮了那些靠製造業支撐起來的美國小鎮，比如弗吉尼亞州的馬丁斯維爾和北卡羅來納州的海波因特市（High Point），此前，該市曾自詡是“全球運動衫和傢俱製造之都”。

二十年過去了，當地的工人仍然未能從製造業流失的衝擊中恢復。雖然部分地區重現了增長，但新增的工作崗位大多來自低薪產業。同樣的故事在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同時上演——如紡織、玩具、運動用品、電子產品、塑料、汽車零部件。

然而，一旦中國的這場經濟轉型在2015年前後完成，其衝擊的勢能也不再積蓄。從那時起，美國的製造業就業開始回升——在奧巴馬總統任期，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總統時期持續增長。

既然如此，您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還要談論“中國衝擊”？我們也希望不必再談論。我們在2013、2014和2016年與蘇黎世大學的合作者大衞·多恩（David Dorn）共同發表了系列研究，第一次系統呈現了來自中國進口的競爭如何對美國部分地區造成長期、結構性的就業和收入損失。如今我們想強調的是：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花太多時間沉湎於過去，準備打“上一場（貿易）戰爭”。他們真正應該仔細研究的是正在浮現的“中國衝擊2.0”

提前劇透：這一次衝擊對美國的影響可能比上一次更嚴重。

“中國衝擊1.0”是一次性的事件：本質上，中國當時只是想明白了它數十年前就該開啓的發展步伐。美國為此付出了不必要且慘痛的工作崗位流失，但説到底，美國也不是靠在Temu上賣網球鞋或組裝AirPods賺錢的國家。中國的製造業勞動力被認為遠超1億人，而美國只有1300萬人。如果美國還要幻想能夠（甚至應該）同時在半導體與網球鞋製造領域同中國一較高下，那未免也太不切實際了。

正在快速到來的“中國衝擊2.0”才是中國從不被看好者轉為萬眾矚目焦點的契機。今天，正是在美國長期被視為無可動搖的領導者的創新領域，中國正迅速發起挑戰：如航空、人工智能、電信、芯片、機器人、核能與聚變能、量子計算、生物醫藥、太陽能與電池等。主導這些產業會帶來各種回報：比如高利潤企業、高薪工作崗位帶來的經濟紅利；通過塑造科技發展前沿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由高科技主宰現代戰場帶來的軍事實力。通用汽車、波音與因特爾公司曾經是美國人引以為傲的企業，但它們早已風光不再，如果它們的產業主導地位消失，會令美國人追悔莫及。

中國山西省的太陽能設施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石油設施《紐約時報》

今天，中國科技發展的願景已經在重塑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乃至東歐的政府與市場格局。隨着美國一步步滑向“讓美國再度偉大”式的孤立主義，預計中國的相關影響力會進一步提升。

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代，是中國的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一道，將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但新的中國模式不一樣了：民營企業正與政府並肩作戰。中國搭建了一個靈活（也許昂貴）的創新生態系統，地方官員不再像過去那樣僅根據GDP總量的增長衡量政績，而是被鼓勵去發展特定的前沿產業。

比如，合肥原本只是一個貧窮內陸省份的不起眼省會，如今卻成了中國的第二大電動車產地。這一轉型依靠地方政府出資風投、扶持瀕臨破產的電動車企業與大力投資當地研發能力實現，合肥僅用五年時間就躋身全國製造業的頭部行列。

在中國，這樣的奇蹟已經多次上演。全球最大、最具創新力的電動車（比亞迪）、電池（寧德時代）、無人機（大疆）、光伏硅片（隆基）廠商，都是成立不到30年的新興企業。它們在科技和價格層面的領導地位並非源於政府命令，而是源於在產業政策引導下的“經濟達爾文主義”式殘酷市場競爭中勝出。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完全沒有準備好應對這些巔峯狀態的“商業獵手”。當美國決策者嘲笑中國的產業政策時，他們設想的具象物類似蹣跚起飛的空客客機或令燈光突然熄滅的索林卓（Solyndra）公司太陽能板。事實上，他們應該想到的是在烏克蘭戰場上靈活穿梭的大疆無人機。

當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紅利耗盡時，“中國衝擊1.0”註定會退潮，正如今天人們看到的那樣。越南在服裝和商品傢俱產業的增速已經領先中國。但與美國不同，中國並不打算向後看、悼念失去的部分製造業地位。中國將注意力投向了21世紀的關鍵技術。“中國衝擊2.0”不再是一份依賴廉價勞動力的戰略，只要中國具備應對激烈競爭的資源、耐心和紀律，這場衝擊會持續下去。

如果你質疑中國的實力或決心，數據不會站在你這邊。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這是一家由澳大利亞國防部贊助的獨立智庫)指出：2003至2007年間，美國在64項前沿技術（如人工智能、密碼學）中的60項領先中國，中國僅佔領先3項；但根據最新的報告，2019至2023年，中國的排名實現反超，在64項中的57項領先，美國僅領先7項。

美國到目前為止的回應呢？基本上就是關税。無差別地對所有商品、所有國家同時徵收關税。這種策略用來打20年前那場已經輸掉的貿易戰都顯得吃力。按現在的方向走下去，美國或許真的會“重拾”網球鞋製造業——如果努努力，甚至可能在2030年前把iPhone手機組裝線搬回得州，讓美國人從事那些（“洋葱新聞”調侃道）“連中國工人都盼着被機器人取代”的枯燥低薪工作。

但關税永遠不可能讓美國重新成為創新的熱土。是的，關税確是美國貿易政策工具箱的一部分，但它應當像精確制導武器一樣使用，而非像地雷一樣敵我不分、濫傷無辜。

美國該怎麼做？在十年前開展這項中國研究前，如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我們相信不干涉主義的貿易戰略也好過糟糕的替代方案。我們不再堅信這樣的觀點。美國對“中國衝擊1.0”的錯誤處理教育我們，需要出台一份更優質的貿易戰略。那應該是什麼樣？據稱愛因斯坦曾説過，凡事應儘可能簡單，但不能更簡單。為避免過度簡化的答案，我們總結了四條核心原則。

位於密歇根州馬歇爾的福特電池工廠

第一，美國決策者必須承認，美國與中國間的絕大部分問題也被我們的商業盟友分享。

美國應該與歐盟、日本及許多簽署了自貿協定的夥伴聯合行動，比如加拿大、墨西哥以及韓國，而不是用高企的關税懲罰他們出口美國想要購買的產品。如果是一個由美國牽頭、不斷擴大的自願國家聯盟集體徵收電動車關税，其效果將非常不同。

與此同時，我們應鼓勵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建設電池與電動車工廠，正如中國過去三十年來吸引美國知名企業在華設廠那樣。為什麼應該邀請這些無情的競爭對手來到美國的土地？中國決策者經常講“鯰魚效應”的概念，即一個強大的外國競爭對手企業刺激脆弱的本國企業遊得更快，不然就被吃掉。當中國的電動車企業還是“沙丁魚”時，特斯拉的上海超級工廠就扮演了“鯰魚”的角色。如今，特斯拉不再是中國市場中的“鯰魚”，反而越來越像一隻焦慮的“沙丁魚”。

邀請中企在美國生產是否會引發國家安全關切？當然，在部分案例中會。這就是為什麼美國需要關注自己的稀土供應，禁止華為的網絡設備，現代化改造我們的商船隊與港口（依靠技術實力強大的日本、韓國等盟友提供商船與起重機）。但如果美國將中國的領先產業拒之門外，我們就只能指望缺乏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閉門造車。

第二，美國應該複製中國的經驗，積極培養對新產業的“試驗精神”。

比如挑選數個關鍵戰略產業（無人機、先進芯片、聚變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然後“像中國那樣投資”，即由美國政府主導的大型風投基金推動。可以預計，這些投資在推動單一公司或項目發展時的成功率會很低，但刺激整個新產業良性發展的成功率會更高。

這樣的路線在二戰時期就曾奏效（如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在研發噴氣式戰機、雷達以及大規模生產青黴素等項目上的卓越貢獻），在登月競賽期間（美國航空航天局為載人登月及返回提供的指導），以及“曲速行動”期間（聯邦政府與大型醫藥企業聯手研發新冠疫苗的速度，基本上超過了此前任何一款重大疫苗的研發速度）同樣如此。

這類新興的產業生態系統也需要配套基礎設施：可靠且便宜的能源供應、稀土供應、現代港口運輸設施以及充滿活力的大學理工科院系。這意味着美國需要放棄對煤炭、石油等落後產業的補貼，恢復聯邦政府的科研投入，歡迎而不是妖魔化來自全球的優秀理工人才，只要他們樂於幫助美國實現進步。如今，我們甚至主張在美國設立一個不受黨派政治影響的戰略投資部門，類似美聯儲，但管理的並非利率，而是科研創新。

4月2日，特朗普簽署所謂“對等關税”行政令 推文截圖

第三，選擇美國能夠取勝的戰場（如半導體），或者是輸不起的戰場（如稀土），通過長期投資來確保帶來合適的產出。

美國政治體制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僅相當於一隻嗑藥成癮的松鼠。他們在獎懲問題上如此朝令夕改，幾乎從未導致好的結果發生。無論你怎麼看待拜登政府通過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像最近的國內立法程序那樣，將這份剛剛啓動三年的法案砍掉，對新能源投資極為不利。同樣，特朗普政府呼籲國會大幅撤銷《芯片法案》下設立的（旨在復興美國國內半導體生產的）芯片與科學小組，也不利於維護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地位。國會兩黨均同意，抗衡中國對於保障美國未來的經濟安全至關重要，這種共識似乎帶來了一線希望：我們的經濟政策或許可能保持某種延續性。

第四，美國必須避免下一場重大經濟衝擊對本國就業造成毀滅性打擊，無論衝擊是來自中國還是其它地方（你聽到了人工智能這個詞，對吧？）。

過去二十年來，製造業工作崗位流失引發的傷痛在經濟與政治層面帶給美國巨大的麻煩。與此同時，我們也得知，通過聯邦貿易調整援助項目擴大失業保險、工資保險的範圍，結合社區大學提供適當的職業與技能培訓項目，可以幫助那些失業工人重新站穩腳跟。然而，長期以來這類政策的投入力度不夠、針對性也不足，且美國一直在朝錯誤的方向前進。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國會在2022年終止了對貿易調整援助項目的注資。

沒有哪項經濟政策能夠讓工作崗位的流失“毫無痛感”——特別是當失業重創了一國核心地帶的產業與市鎮時。但是，當產業倒下時，最有效的回應就是幫助那些失業工人儘快找到新工作，並扶持那些能夠創造淨新增工作崗位的小而新企業。關税僅能保護“夕陽產業”那樣的落後製造業，根本起不到這樣的作用。

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凝視後視鏡的同時，我們已經顧不上看前方的道路。而通往前方的里程路標顯示，美國的科技、經濟、地緣政治乃至軍事上的領導地位都在逐漸滑落。應對“中國衝擊2.0”意味着關注美國的優勢，而不是舔舐傷口。美國必須聚焦於那些由公私合力驅動、極具創新潛力的產業。這是一場全球範圍內的競賽，中國在十年前就意識到這一點。我們不應該忙於打上一場貿易戰，而是要專注應對當下的中國挑戰。

（原文發佈在《紐約時報》網站評論版面，原標題：“我們警告過第一次中國衝擊的到來，第二次衝擊會更嚴重。”譯文有刪改，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