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君、孫力舟：能讓以色列“出手相救”，德魯茲人什麼來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順君 孫力舟】

7月14日，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宣佈，以國防軍當天早些時候轟炸敍利亞政權坦克車隊，介入敍利亞南部蘇韋達省德魯茲武裝派別和貝都因部落的武裝衝突，並稱這是“向敍利亞政權發出的信息和明確警告”。他還説，以色列不會允許敍利亞的德魯茲人遭受傷害。

由此，這個被稱為“中東最神秘族羣”的德魯茲人再次闖入國際視野——他們既是以色列國防軍中的精鋭力量，又曾是敍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堅定支持者，是其最精鋭“老虎部隊”的兵源；既在黎巴嫩掌控議會8個保留席位中的6席，又在約旦王室衞隊中擔任要職——這個總人口不到200萬的族羣，為何能同時獲得中東所有敵對陣營的認可？

作為一個宗教與民族雙重認同高度交織的羣體，德魯茲人既是歷史的承受者，也是博弈的參與者。瞭解有中東“變色龍”之稱的德魯茲人，不僅是對中東地區多元性的一種深入認知，也有助於我們洞察小族羣在複雜局勢下的生存謀略與智慧。

7月13日，敍利亞南部一名德魯茲族商人據稱遭綁架，這一事件引發德魯茲民兵與遜尼派貝都因人武裝在南部地區爆發持續數日的武裝衝突。據敍利亞人權觀察組織17日消息，截至目前，衝突核心區域蘇韋達省已至少有350人喪生。

一、歷史起源

德魯茲人在血統上與阿拉伯人無異，因信仰的分化才成為種族，德魯茲人信奉德魯茲教，而當地大多數人則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猶太教、基督教馬龍派、阿拉維派等等。德魯茲人自稱：“Muwaḥḥidūn”，是中東唯一的宗教性封閉社羣，他們現有人數約在120-200萬人之間，沒有自己獨立的國家，而是作為一個跨界民族居住在敍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和約旦等國。此次發生衝突的蘇韋達省，是敍利亞德魯茲人佔多數之地。

德魯茲教起源於11世紀初的埃及法蒂瑪王朝，是伊斯瑪儀派的一個激進分支。其核心人物包括伊斯梅爾派傳教士哈姆扎·伊本·阿里和著名的隱士達拉齊（ad-Darazi），德魯茲（Druze）一詞即源於後者的名字。儘管達拉齊因偏離教義被其後信徒視為異端，但外界仍習慣以其名稱呼這一教派。

德魯茲派以失蹤的第六代法蒂瑪哈里發阿基姆為最後一位可見的伊瑪目，稱其為“宇宙靈魂的化身”，反而否定默罕默德最後先知的地位，其經書並非古蘭經，而是《智慧書》，書中記載：“宇宙經歷七次輪迴，每次由五位智者引導”。其教義融合了伊斯蘭、基督教、諾斯替主義、柏拉圖哲學和印度教元素，並否認伊斯蘭教的五功，尤其排斥齋戒和朝覲等外在儀式，轉而強調對靈魂的啓迪與內在知識的領悟。

宗教上的神秘性亦延伸至社會結構。德魯茲人將信徒分為兩類：掌握秘密教義的“覺悟者”（uqqāl）與僅從屬其指導的“無知者”（juhhāl）。只有極少數人可進入核心教義層級，並通過嚴格的道德與倫理規範控制整個族羣的社會行為。

正是這一獨特體系在正統伊斯蘭教徒眼中被視為“背叛者”，導致德魯茲人長期遭受排斥乃至屠戮。《大馬士革編年史》記載：1021-1043年間，馬穆魯克軍隊在敍利亞處決超過1.2萬名德魯茲派信徒，鎮壓迫使信徒分三路逃跑：向北逃往黎巴嫩舒夫山區；向南逃往巴勒斯坦卡梅爾山區；向東逃往敍利亞豪朗火山地帶。而這幾處即是現代德魯茲人的聚集地。

教派初創之時所受的威脅，使得傳教士巴哈爾丁（Baha al-Din）關閉改宗通道，禁止任何外教人改宗該派，違者處死（1280年黎巴嫩案例記載）。並形成了德魯茲教最大的特徵之一——“塔基亞”（taqiyya），即對外隱藏信仰、偽裝自身。這些策略使其在長期宗教壓迫下得以存續，形成高度封閉的內部結構與等級制度。德魯茲人常常以策略性自稱“穆斯林”，以規避迫害。

德魯茲人神職人員資料圖

二、源遠流長的軍事傳統

身為百戰之地的宗教異端和極少數派，德魯茲教義將“保衞社區”列為信徒五大義務之首，其經典《智慧書》規定：“智者持經，勇者持劍”，陣亡者被尊為“隱遁者的見證人”，享有特殊葬禮儀式。當然，與伊斯蘭的“吉哈德”不同，德魯茲戰士只為本族生存而戰，不參與宗教擴張。

1291年阿卡圍城戰後，德魯茲人在黎巴嫩舒夫山區建立“五角城堡”防禦體系。考古發現其糧食儲備地窖採用三層同心圓結構，與我國福建土樓的“三防設計”（防匪、防獸、防潮）有異曲同工之妙。奧斯曼帝國檔案顯示，這些山寨在1516年馬穆魯克滅亡之後，成為中東唯一未向奧斯曼帝國繳納人丁税的自治領。

在這些山區易守難攻之地，建立的軍事化公社中，男子15歲起就必須接受彎刀、火槍射擊等軍事訓練。與德魯茲星徽同構的山寨採用五邊形防禦工事，每個家族承擔不同方向的警戒任務。這使得德魯茲人有近千年的軍事傳統，奧斯曼檔案記載其射擊精度比正規軍高20%，1608年德魯茲埃米爾法赫魯丁二世組建的“紅巾騎兵”曾擊潰3倍兵力的奧斯曼軍隊、18世紀貝魯特海關記錄顯示：德魯茲人走私的歐洲火器數量佔黎巴嫩總量的43%；直至今日，法國外籍兵團第13旅（駐吉布提）德魯茲裔佔編制21%，非洲薩赫勒地區的德魯茲安保公司年營收超3億歐元（2022年數據）。

當然，德魯茲人也並非以蠻力生存。1593年，德魯茲埃米爾法赫魯丁二世與蘇丹穆拉德三世達成秘密協議：德魯茲山區每年繳納27.5萬阿克切銀幣（相當於威尼斯共和國年貢的1/3），換取免於宗教審查。伊斯坦布爾大學發現的羊皮紙檔案顯示，這筆款項通過羅德島猶太銀行家中轉，創造了史上首個“宗教贖買自治”案例。

德魯茲派通過軍事威懾+有限合作，在奧斯曼體制中開闢出特殊生存空間。其“免税”本職是帝國對治理成本-收益權衡的結果。正如1839年奧斯曼帝國大維齊爾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所言：“與其在德魯茲的羣山中浪費銀幣，不如讓他們成為帝國的看門狗”。這種模式至今影響着中東少數族羣的政治策略。

1799年雅法戰役期間，拿破崙專門招募500名德魯茲騎兵組成“東方輕騎連”。法國軍事檔案館藏有其寫給德魯茲長老（Zaim）的信件，信中讚譽德魯茲人：“你們像科西嘉人一樣擅長山地作戰”。這批部隊在阿克圍城戰中表現突出，但隨法軍撤退時全部神秘失蹤——2018年黎巴嫩考古隊在賽達港發現刻有法文編號的德魯茲彎刀，證實這支部隊偷偷地集體潛逃，返回家鄉了。

能征善戰的德魯茲人向各方各派政治勢力派遣軍人，例如1593年同奧斯曼帝國的協議規定：德魯茲山區每提供1000名騎兵，便可減免50萬阿克切賦税。這種在各國的敵對陣營中同時嵌入關鍵崗位的策略，使德魯茲人成為“不可或缺的少數派”，然而，也使得當下形勢日趨複雜的中東地區，德魯茲人的地位也異常微妙。

三、德魯茲人現狀

在黎巴嫩的德魯茲人，自奧斯曼帝國時期即形成山區自治傳統。19世紀，由於奧斯曼-埃及矛盾及歐洲干涉，德魯茲人與基督教馬龍派爆發血腥衝突，造成嚴重傷亡。黎巴嫩建國後，依據1943年“國家契約”，德魯茲人獲得政治代表權，由其領袖出任議會關鍵職位。

20世紀70年代黎巴嫩內戰期間，德魯茲政治強人瓦利德·朱姆布拉特（Walid Jumblatt）領導進步社會主義黨，曾與巴解組織、敍利亞等勢力結盟，在山區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對基督教民兵構成巨大壓力。雖然人數只佔全國人口的5%左右，但其山地防禦力強、政治組織嚴密，在黎巴嫩至今仍是“造王者”之一。

在敍利亞，德魯茲人主要聚居於南部蘇韋達省（Jabal al-Druze），其歷史上曾是民族主義運動的策源地，隨後長期是阿拉維派主導的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的盟友。1925年，由蘇丹·阿特拉什（Sultan al-Atrash）領導的德魯茲人起義成為敍利亞獨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後，德魯茲人整體保持中立或親政權立場，在敵對雙方中保持平衡，以避免被極端遜尼派武裝報復。但2018年伊斯蘭國（ISIS）在蘇韋達發動恐襲，造成200餘人死亡，令德魯茲社區安全感降至冰點。

而在以色列，德魯茲人則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該國德魯茲人被有意從阿拉伯人羣體中分離出來，納入國防軍體系。猶太領袖大衞·本-古裏安承諾德魯茲村莊免於土地徵收，雙方形成特殊“契約關係”。今天，以色列德魯茲人不僅服兵役，而且在情報、安全和政界中佔據重要位置。例如，以色列議會中曾有多位德魯茲裔議員，甚至出現德魯茲將軍。

以色列德魯茲人資料圖

但這種安排表面上展現了融合，實際上卻在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中激起了對其“叛徒”的批評，尤其是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傷亡，導致德魯茲在身份認同上持續陷入撕裂，尤其是年輕人對以色列的疏離感持續上升。2023年10月，以色列北部邊境的德魯茲村莊馬賈達爾突然升起藍底紅星的德魯茲星月旗，與以色列軍警形成對峙。

四、未來展望：邊緣族羣如何安頓自身？

隨着當代發展日新月異，德魯茲社區在全球化壓力下面臨一系列挑戰。首先是世俗化衝擊使得年輕人對傳統宗教缺乏興趣，部分人希望“出走”族羣，造成教義傳承危機。其次是人口外流嚴重，許多德魯茲家庭移民北美和歐洲，形成“僑居”與“本土”之間的身份落差。更嚴重的是，在某些國家，德魯茲青年的服兵役與國家忠誠度遭遇同胞質疑，內部裂痕正在加深。

未來德魯茲人面臨兩個選擇：一是繼續維持傳統政治模糊政策，在強權之間尋求庇護與影響力；二是主動擁抱現代民族國家邏輯，通過公民身份與教育實現結構性融入。這兩者並非截然對立，但其取捨將決定這個古老族羣的未來命運。

同時，對於國際社會而言，德魯茲人也提供了一種治理多元、尊重差異的可參考模型。他們並未依靠強大經濟實力或軍事力量謀求地位，而是通過穩健策略、文化保守主義與高度組織力維持社區穩定。這對如何處理小族羣權利與國家統一之間的關係，具有一定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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