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彪：反內卷行動，需要從這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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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發佈，到政府工作報告將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作為標誌性改革舉措之一；從2月份公平競爭座談會召開，到近期17家重點車企主動承諾支付賬期不超過60天，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成為今年上半年經濟領域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下半年，“反內卷”工作持續加碼。7月1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召開，研究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等問題。會議指出，要聚焦重點難點，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後產能有序退出等。7月17日，中央第四指導組聚焦“綜合整治新能源汽車行業非理性競爭問題”專項工作赴中國汽車工業協會開展下沉調研。7月18日，市場監管總局約談餓了麼、美團、京東三家平台企業，要求相關平台企業嚴格落實主體責任，進一步規範促銷行為，理性參與競爭。
針對“反內卷”未來發展方向，以及中央可能的施政方針，觀察者網連線了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理事長、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經濟學部委員劉志彪教授，為我們展望未來經濟發展方向。
【對話/觀察者網 唐曉甫】
觀察者網：7月1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要“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聚焦重點難點，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這被媒體總結為“反內卷式競爭”，並列舉出了光伏、新能源汽車和電商平台作為代表性行業。能不能請您以這三個行業作為分析對象，談談內卷式競爭的表現？
劉志彪：“內卷式競爭”主要表現在產業活動領域，但是很多人將其內涵泛化，比如把子女教育、工作等方面的競爭也稱之為內卷，這當然是一種外化。但是實際上，內卷本身主要是發生在產業活動領域。企業在投入大量資源和要素後，產出並沒有成比例上升，也不是保持不變，而是隨着投入增加，邊際產出反而下降，甚至總產出出現負增長的情況。
例如在農業活動中，一開始加入化肥可以顯著地提高產量，但施肥超過一定限度後，土地會板結，這可能會導致產量不升反降，這就屬於我們過去所説的“內卷”。
在工業企業活動中，內卷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隨着企業產能和產量不斷增加，其利潤不僅沒有上升，甚至可能下降。具體表現為，隨着產量增加，市場價格趨向於平均成本，最終出現虧損。僅僅是價格趨向平均成本還不能算發生了內卷，因為企業定價往往比較靈活。更嚴重的內卷出現在企業市場定價趨向可變成本，甚至低於可變成本時，那就出現了嚴重內卷。因為此時企業生產越多，虧損越大。
經濟學上，成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可變成本，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可變成本會隨着產量變動而變動，如原材料、人工、能源等投入。而單位成本隨着產品生產會下降的部分就是所謂的固定成本，如固定資產折舊、機器設備磨損等都屬於固定成本。如果產量大，這些固定成本攤到每件產品中，單位成本就會下降。
生產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疊加而來
一般而言，當產品價格降至平均成本時，企業就已經開始虧損了，但此時虧損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固定成本虧損。但是即便沒有生產，固定成本虧損仍會發生。所以若企業繼續生產，固定成本可以分攤到生產中。因此，只要價格高於可變成本且低於平均成本，企業仍願意繼續生產，以彌補部分固定成本的損失，這時候已經出現了內卷現象。
但是如果價格低於可變成本，則既無法覆蓋固定成本，也無法彌補可變成本，這便形成嚴重的內卷。
我們討論的三大行業是否出現了這種情況呢？我沒算過它的成本，但大家都知道，這些企業都存在嚴重虧損，尤其是光伏和新能源汽車。從這個意義上説，它們應該已經觸及了內卷的警戒線了。
現在新能源車與光伏行業的內卷表現為產業鏈鏈主企業之間的競爭。比如在新能源車或光伏組件領域，處於產業鏈下游的各鏈主企業雖然規模龐大，卻難以完全壟斷市場，所以形成了一個“壟斷競爭”市場格局。在產業經濟學中，這種壟斷競爭格局是一種“買方壟斷”。
這種壟斷競爭會導致如果上游企業不按下游要求定價出售產品，就可能失去主要客户，上游產能將無人承接。同時由於下游企業無法形成壟斷，鏈主之間競爭激烈，為維持或擴大市場份額，它們會主動不斷降價；所以鏈主之間的競爭會將競爭壓力傳導至上下游，尤其擠壓上游的利潤空間。
譬如比亞迪在和小米等各類汽車競爭的時候，為了保證市場份額，就不斷地降價。降價到它虧了，就要求供應商降價。此前比亞迪曾發文要求部分供應商整體降價10%以上，並表示若不降價將停止採購。這實際上讓上游產業也被迫捲入內卷行列。
電商平台之間的內卷與上述的光伏與新能源產業內卷有相似性。各平台之間並非完全壟斷，但是各自又有一定程度的壟斷。於是各個平台在有限壟斷格局下展開嚴重的競爭，例如京東與其他電商平台、美團與更多本地生活平台的競爭。這類競爭都會把壓力傳遞至產業鏈兩端：一端是投入品供應的小廠商，另一端是消費者。
與製造業“買方壟斷”格局不同，平台呈現“雙邊壟斷”特徵，既控制產品供應的投入方資源又控制銷售端資源，因而能同時向消費者與在平台經營的中小企業傳遞競爭壓力。以網約車或外賣平台為例，競爭壓力不僅體現在對乘客或顧客的價格上，還更直接地轉嫁給平台上的駕駛員或騎手。
綜合來看，這三個行業共同的特點就是把他們的橫向競爭壓力傳遞給它們的上下游產業鏈，導致全行業出現內卷。不同的就是，新能源電池、光伏等鏈主型製造企業主要通過對上游供應商的壓價來傳遞內卷壓力；而雙邊壟斷的互聯網平台則將壓力同時施加於上下游：上游的供應企業、中小商户、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以及下游消費者。
這些內卷導致整個行業價格下探、利潤壓縮。宏觀經濟層面表現為PPI指數持續下行，企業在無利可圖甚至虧損狀態下仍被迫擴產或維持生產，形成典型的內卷循環。
觀察者網：提到“反內卷”，很多人會和“去產能”畫等號，您認為兩者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劉志彪：“反內卷”是我們一個比較廣義的説法，“去產能”只是我們實現“反內卷”的手段之一。例如，2016年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通過“去產能”讓產業供給適應需求，然後抬升PPI、改善企業產品價格與盈利水平。這是一種一般性的辦法。
但必須指出：“去產能”並不等同於“反內卷”，“去產能”只是諸多政策工具之一。“反內卷”有更廣泛的意義，要真正遏制內卷，還必須同步搭配推進技術創新與市場開拓。
導致內卷的原因本質上就三個：
第一，市場相對於產能在收縮，市場不夠大而云集了比較多企業的時候，會讓產業競爭比較激烈，有限需求被眾多企業瓜分，最終結果是很多企業的產品滯銷、企業虧損。預見到虧損的企業肯定會搶佔市場，這會使得有限市場內的各個企業用降價來追逐有限市場內更高的市場份額。各個企業為爭奪份額不得不持續降價，價格自然失穩。
尊界等車型以其科技等核心賣點正在不斷上探國產車的價格區間
第二，不少企業在產品技術創新領域投入不足，導致產品同質化競爭嚴重、缺乏差異化，我們產業經濟學將它稱作均質化競爭。這樣同類的企業多了，會導致大量企業只能在同一層面正面對抗，容易產生內卷。所以説反內卷的另一個手段，就是在於提升技術含量並拉開競爭層次。讓技術水平更高的企業站在更高維度競爭，便不會陷入低價內卷的惡性循環。
以江蘇“好孩子”童車為例，它的設計就非常適合美國市場。憑藉持續研發投入，該企業的產品與同類童車形成了明顯區分，擁有了更好的安全性能。所以在美國對中國童車加徵關税時，它不僅未降價，反而提高售價，並對經銷商表示不要就拉倒。可見技術創新和研發就是一個顯著增強產品議價能力並抵禦內卷的能力和手段。如果產品缺乏創新，企業只能在同一層面競爭，內卷也不可避免。
除了市場和技術因素，第三大原因在於制度與體制設計。必須通過改革體制、提供新的制度供給才能糾正內卷的傾向。這方面例子就比較多了，例如干部考核若仍主要關注產能或GDP，地方政府自然會追求擴張產能；產能擴張之後，內卷的壓力也隨之而來。所以如果需要推進“反內卷”政策，那麼幹部考核需轉向高質量發展，避免單一指標導向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後果。
税制同樣影響產能擴張。中國產能增長常常快於市場擴張，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税收主要按產能徵收。增值税體制決定地方政府只有通過擴大產能，才能獲得更多財政收入，這使得地方政府出於提升財政收入的邏輯，尋求擴大產能。若調整税制，比如讓消費大省分享增值税，或將增值税部分轉為消費税，這會讓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市場與消費需求，不再單純追求產能擴張，從而減少或緩解內卷。
綜上，內卷的成因包括市場、技術和制度三方面。反內卷亦須從這三條路徑着手，去產能只是市場供給側的一種措施而已。
觀察者網：當前，一些領域的“內卷式競爭”往往源於人為設置的制度壁壘和過高的交易成本（如地方保護、市場準入隱性限制、審批繁瑣等）。從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角度看，您認為哪些具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導致資源錯配和“內卷”的根源？在破除這些壁壘、降低制度成本方面，最迫切需要推進的改革是什麼？
**劉志彪：**這個題目很大，一下子回答不了，因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涉及整個國家的體制改革問題，所以我只講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中國地區間競爭是我國出現內卷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我簡要提示一下。
中國的改革是中央向地方分權的改革，其中有一部分分權是向市場分權，把權力下放給企業。但是很多權力並沒有完全下放給企業，而是下放給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成為競爭主體。
但是地方政府是一個行政機構，不僅擁有行政與司法權，還掌握大量經濟決策權。這種“三權合一”的格局，成為中國經濟中一個壯觀的景象。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那麼多年，快速增長的秘密和訣竅。
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一點，在過去的短缺經濟時代發揮了積極作用，並展現出了極高的經濟效率。因為當時處於產能不足、商品短缺的經濟情況，所以地方政府需要通過擴大投資和生產能力迅速緩解供給不足，推動經濟高速增長。但是隨着經濟的發展，這個體制出現了一個問題。
自2000年初以來，中國整體的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中國從過去的短缺經濟轉為過剩經濟，由賣方市場逐漸轉為買方市場，產品滯銷成為常態。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若仍以擴張產能為核心競賽目標，就會導致產能增速必然長期高於市場需求增速，從而導致部分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乃至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
相當比例的中國產品最終消費者還是來自歐美
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產能過剩問題之所以未釀成嚴重危機，核心原因是雖然中國國內市場沒有同步擴大，但由於產品性價比高，具有高競爭力，所以國外尤其是西方市場長期吸收了中國大量產能。尤其是疫情之後中國恢復較快，西方復甦遲緩，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壓縮的產能又被外需重新點燃，部分壓力在西方市場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釋放。所以過去我們雖然有內卷，但是沒有那麼嚴重。
現在內卷的嚴重狀態和國內經濟近年來的通貨緊縮壓力、美國對華的暴力關税以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產品的打壓有關。這使得我國提出要從舊有發展格局向新發展格局轉換，需要以內循環為主，打通國際國內雙循環。
以內循環為主説的是什麼呢？那就是今後的市場應以國內市場為主。未來的全球化，中國還是要搞，但是搞法和以前不一樣。過去我們的市場在西方國家，所以我們叫“客場全球化”。現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搞“主場全球化”，用中國的市場去推動中國的增長，而且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為世界經濟做貢獻。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國內的市場要成長得更快，否則就會出現嚴重的內卷，不僅不能為世界經濟增長做貢獻，還會進一步讓本來就已經很嚴重的內卷繼續嚴重下去。所以我們説，中國需要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從短缺經濟之後經歷了國際國內一系列形勢的變化，需要做出一系列改變。首先我們需要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地方政府是否還應該有那麼大權力去支配和主導經濟增長？我説得不一定對，但是我認為我們可以思考，過去那種以行政區劃分推動經濟發展，地方政府以產業政策為工具推動當地增長的路徑是否仍能持續？
如果持續，哪些方面需要保留？哪些方面需要改革？我覺得我們到了需要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因為只有解決這個問題，行政區經濟格局才能得到緩解，我們國家的內卷問題才能得到緩解。而且這不是一個內卷的問題，還有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問題。
當前阻礙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主要因素，正是行政區經濟格局的形成，以及這個格局對統一大市場的天然割裂，形成所謂的市場保護或者地方保護問題。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權力，甚至司法權力干預經濟發展的現象。可以説，地方政府三權合一已經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內卷。
譬如在招商引資方面，地方政府用很多手段結合起來，進行無底線補貼。現在這種現象受到了抑制，但是這種補貼現象只是改換了形式。過去是隱性補貼，現在是公開進行投資入股。這其實是把地方政府的財政放在一個危險的境地，所以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考慮。
建設統一大市場是中國未來的主要優勢，是我們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優勢。但在行政區經濟格局背景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會遭遇很多阻礙，這也是中央近期頻繁強調“五統一、一開放”的原因所在。“五統一”就是要建設統一大市場，但是行政區經濟格局天然與統一大市場形成對立。
如果不從根本上削弱行政區經濟格局，不推動地方產業政策的主導地位改革，我們不僅難以紓解內卷，統一大市場的建設也會面臨諸多障礙。
觀察者網：您剛剛提到，行政區經濟格局以及各地的同質化產業政策和重複建設是資源浪費和內卷的重要推手。從您的理想角度看，我們應當如何建設、如何規劃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頂層設計和信息共享機制？如何引導各地基於比較優勢進行差異化、協同化發展，從源頭上減少低效重複投資和產能過剩引發的惡性競爭？
**劉志彪：**這方面我們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差距。在我的理想設想中，地方政府應將部分經濟權力適度下放給大型企業集團和民營企業，讓企業中的中堅骨幹力量承擔更多職能。
投資權和決策權不宜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握，地方政府投資權應主要用於公共設施和公益性強的項目。在盈利性較強的項目上，地方政府最好不要干預，把這些權力完全交給企業行使是比較合理的。
也就是説，過去中央下放給地方政府的部分經濟權力應迴歸企業，該市場的歸市場，該政府的歸政府。地方政府應當專注於地方公共事務，迴歸政府職能，矯正過去過度市場化導致的職能錯位。
另一方面，過去由地方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一部分也應上收至中央。我們都知道，產業政策本來都是中央政府行使的，但是中國改革開放中有一個很大的創新就是產業政策不光是中央政府行使，地方政府也可以行使。
地方政府利用產業政策進行競爭曾取得很大成功，但如今地方政府過度使用產業政策已成為引發內卷、破壞統一大市場的重要因素。未來，對於某些產業，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權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央政府層面，只能將部分產業政策制定權留給地方政府。
但究竟如何劃分，我一時也説不清，但是我可以舉個例子。比如中央應該在數據市場流通規則、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算力一體化建設等方面制定產業政策和行業標準，實現統籌發展。
計算用機房
尤其是全國算力網絡，你不能指望地方各自為政去搞“東數西算”之類的工程；這類基礎設施必須靠中央來規劃和推動。同樣，有一些關係到國家未來的重大戰略性產業，它們的產業政策也不宜完全交給地方政府做，中央應負責基礎性、前沿性的投資。
而對於盈利性強、市場化程度高的項目，則可以交由地方甚至交給企業來做，這樣的分工更為合理。不能把所有產業都歸入中央主導，否則就會回到新的計劃經濟，這條路顯然走不通。更多的是應該發揮多方面的積極性，一方面發揮中央政府的積極性，一方面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還要發揮我們廣大企業的積極性。
要充分相信中國人的智慧在民間，中國人充滿了創造力。只要讓他們放活，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就會一片光明；如果把他們剋死了，中國經濟就會失去動力，也違背了改革精神。
觀察者網：您剛才也提到數字經濟標準及地方產品認證帶來的複雜合規成本，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一系列產業正是當前急需關注的重點。我們都知道要把相關標準落實需要關注執法層面的問題。從您的角度看，我們在執法層面和執法政策方面需要有什麼樣的改革呢？
**劉志彪：**無論是為“反內卷”的角度還是從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服務的角度也罷，執法政策的核心都是競爭政策。競爭政策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大法，所有經濟政策出台前都必須接受競爭政策的審核修訂，才能貫徹執行。
未經競爭政策的審核修訂，所有政策都不能馬上發佈。一旦違反競爭政策，所有政策都必須打回重審。這正是我國很早之前就提出的，“在經濟政策中確立競爭政策基礎地位”的真正含義。
未來競爭中，競爭政策也是最妥當的政策。只要嚴格貫徹競爭政策，就等於在法律層面落實了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法律體系的目標。競爭政策主要是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公平交易法”等方面構成的，構成對企業與政府如何參與競爭，如何行使職能做了系統性規範。
因此，在如何完善競爭政策及其司法執行方面，我的建議是，需要進一步強化競爭政策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適配，補足仍存的空缺。例如，現行競爭政策對行政壟斷的規制力度偏弱、處罰不夠嚴，應予加強。
反行政壟斷，實質就是反對地方政府對地方尤其是對經濟的隨意干預，反對地方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比如在招投標領域的不當行為。這些在競爭政策裏面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所以如果你要問我對於“反內卷”、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在法理上有什麼建議，我的建議很簡單，就是執行中央關於確立“競爭政策應成為經濟政策基礎”的指示，將競爭政策置於市場競爭的主導地位，進行考慮和執法。如此，中國的內卷與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問題就自然迎刃而解。
觀察者網：您剛剛多次強調“主場全球化”這一理念。放眼未來，中美之間大概率將繼續朝着脱鈎斷鏈的方向發展。在此背景下，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切實推進主場全球化？我們都知道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存在巨大需求，卻因購買力不足而難以釋放；與此同時，歐美雖然擁有財富，卻面臨消費需求天花板，並且正在新增更多的產業政策排斥我國產品輸入。基於這種現實，從國際視角出發，我們應該如何探索新時代主場全球化路徑，如何同步構建相應的配套政策體系？
劉志彪：“主場全球化”與“客場全球化”最大的區別在於所依賴的市場不同。“客場全球化”主要利用西方市場，中國生產端在國內扮演“世界工廠”，投入和產出兩端皆指向國外。這種模式在早期規模尚小的發展階段可以行得通。但當中國經濟體量、規模、影響和地位都顯著提升後，一個大國經濟發展完全依賴海外市場來推動增長肯定會遇到諸多問題。
最主要的問題是，國內經濟的發展會偏離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任何國家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都應是滿足國內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但是如果發展的目標是為了出口，那麼發展的目標便與最終目標偏離。同時更根本的是，西方也不可能完全吸納中國如此巨大的產能。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發展到現在為止應該要利用自己的不斷成長的市場來發展自己，利用自己的市場來實現“主場全球化”。在這一新格局下，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能不能打通經濟循環。
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我們能不能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帶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如果我們把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視作兩個不同的物體，那麼只有當國內市場足夠龐大並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之後，才能對國際市場產生足夠的引力。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我們所謂的利用國內市場吸收國外資源發展壯大自己，然後利用國內統一市場推動企業向外走。
所以核心問題還是落在國內是不是一個統一大市場上。所以多年來，我始終關注並倡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我可以説是研究這個領域比較早，乃至最早的一批人了。我也撰寫了大量文章、媒體評論及政策報告，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
我覺得我們國家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應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市場規則的統一階段，其核心在於破除之前的行政格局，實現全國範圍內的開放與規則一致。這一階段是第一步，是之後階段的前提，也是最關鍵的基礎。但光實現統一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進行第二階段建設。
我們國家市場建設的第二階段應該是“壯大市場”。統一大市場的問題不僅在“統一”問題上，更重要的是“市場要大”。統一是前提，大市場才是落腳點。那麼要壯大市場，就必須統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有機結合。這個意思就是優化供需關係。
一方面，通過調整和升級供給結構，使之適應居民收入提升後更高層次、更多樣的需求，從而擴大市場。另一方面，我們要把需求側管理擺到突出位置，中國經濟從短缺經濟向過剩經濟轉型之後，需求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原因很簡單，在短缺經濟時期，你的供給增量就是你的經濟增量。因為市場決定了，你的東西不愁賣，只要生產出來就能銷售；但在過剩經濟條件下，經濟總量最終受制於“短板”，也就是你的需求量。你的供給可能大於它的需求，所以最後的經濟規模直接與需求量相關。
所以需求就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必須把需求端放在與供給結構調整同等重要的位置。過去我們一直在講“供給創造需求”。這個話成不成立呢？我認為“供給創造需求”的觀點在兩種情形下依然成立：
其一，在短缺經濟中，只有先生產，市場才能有供應，才能運轉；其二，對新產品而言，沒有新產品的出現新的需求就不會出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供給創造需求。
但是我們要看到如果需求不變，僅靠供給側改革和創新並不會擴大總需求，新增供給往往只是擠佔了舊產品的份額，總需求能力並未增加。而要真正放大經濟規模，就需要不斷以形成新發展格局為目的、以做大市場為目標、不斷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消費水平、福利水平為中心擴大社會總體需求，推動以人民和消費為導向的市場壯大。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也是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法論連在一起的。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已經從過去的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的常態，需要擴張總需求來擴張經濟總量，在現在的經濟情況下，不擴張需求，供給就沒法擴張。在過去中國的行政區經濟格局下，“需求是一個慢變量，供給是一個快變量”。這和傳統經濟學是相反的。
在傳統經濟學中，“供給是慢變量、需求是快變量”，所以我們要進行短期需求管理，重點刺激供給來實現供需平衡。而在中國當前體制，供給是一個快變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產能上升速度有多快。無論是之前提到的新能源車、電池還是光伏，中國的供給都已經快速提升至世界的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
中國光伏產能需要尋找新的出路
但是我們的需求上不來，所以調節需求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取向。只有我們把需求側管理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讓他們的產品更加對路才能讓我們的市場更加壯大，這是第二階段。
我國市場體系在完成規則統一併逐步做大之後，還需邁向第三階段——由“大”轉向“強”，形成所謂“強大的市場”。所謂“強”，指的是功能強大，不僅體現在規模與經濟效益，更體現在市場功能的全面提升：能夠更有效地調節資源分工、降低交易成本、優化企業佈局，並通過國內大循環帶動國際循環。這些都是“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功能。
當然打造功能強大的市場是未來的重要方向，現在的政策的重點仍是將“統一市場”的改革及時轉向“壯大市場”的改革。唯有同步推進統一與壯大市場，才能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反內卷”的進程中，讓企業與民眾獲得更多實惠與滿足，進一步增強中國經濟的整體實力。
觀察者網：我們都知道，如果要實現經濟調整，財政與貨幣政策需相互配套。當前我國正經歷徹底的經濟轉型——從主要為歐美市場配套轉向面向全球，尤其是面向第三世界國家和國內市場，實現針對相關國家在市場與產能兩方面進行配套。基於這一背景，您對貨幣或匯率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措施設計方面，有何建議？
**劉志彪：**我前面講到，需求管理必須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結合。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在於調整供給結構，使其不斷適應我們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們需要進行需求側管理，需要通過更為寬鬆的需求管理來託底。
當前我們的PPI好像已連續三十多個月下行了，這是一個比較危險的情況。因此，我認為我們的宏觀政策理應以寬鬆為主，通過較為寬鬆的財政政策疊加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實現擴張總需求的目的。
至於如何實現具體的需求擴張，我就不展開了。但有一點需要強調，不少人擔心財政、貨幣雙寬鬆會引發通脹，其實我們離通脹還很遠。核心原因在於中國目前產能過剩，這不具備引發通脹的條件，供給端並不存在推高價格的條件；真有漲價苗頭，宏觀政策再收緊即可。
現在我們的政策再寬鬆一點不會引發嚴重通脹，因為我們處於產能過剩階段。而且其實我們國家現在政策也比較寬鬆，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有點進入流動性陷阱裏，央行和財政出來的資金很難進入到實體經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方面我也不是專家，但是過去我們靠房地產將土地變現，政府再進行投資，資金才能週轉。如今房地產市場不行了，土地財政幾近失靈，政府手裏沒錢，資金循環隨之斷檔。所以現在需要讓資金循環起來。
其實有一個辦法就是市場化，如果資本市場能夠壯大起來，企業能夠在資本市場上融資然後推進投資也行。但是它是一箇中長期任務，不能馬上解決。所以建設資本市場調控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但是他是一箇中長期任務，不能馬上解決，所以在現有情況下，你要刺激經濟，就需要研究有效的經濟政策，不僅要保持貨幣政策寬鬆，也要暢通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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