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古拉邁·拉詹、羅希特·蘭巴：為什麼印度的工業化程度遠遜於中國？

據《印度時報》7月19日報道，印度反對黨國民大會黨（國大黨）領袖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在社交平台上發文稱，在“印度製造”的名義下，印度實際上只是進行來料組裝，而非真正的製造。並由此呼籲政府推動“基層變革”，將印度打造成真正的製造業強國，從而與中國抗衡。

為何印度未能建立起強大的全球製造業基地，未能複製的中國式高速增長奇蹟？這恐怕不是甘地一個人的困惑。

印度經濟學家拉古拉邁·拉詹與羅希特·蘭巴在其新著《打破常規：印度特殊的繁榮之路》中，犀利地指出，中印之間在基礎教育的歷史差距、政府分權化激勵機制的差異、民主制度對發展政策形成的約束力，以及製造業面臨的特定製度障礙等方面存在顯著鴻溝。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依賴低端製造業實現騰飛的傳統東亞模式在印度遭遇了結構性瓶頸。

本文摘自《打破常規：印度特殊的繁榮之路》，僅供讀者參考。

【文/ 拉古拉邁·拉詹、羅希特·蘭巴】

簡單地説，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推動經濟現代化，比印度領先10年左右，速度也更快。從數學學習中我們可以知道，剩下的就是複利計算：印度在今天的經濟產出相當於中國在2007年的水平，即便在未來實現與中國過去相同的增長速度，也落後16年之久（截至該書英文版2023年出版時）。當然，印度如今可能無法實現如此高的增速，即便各方面條件良好，印度的追趕也需要更長時間，因為中國不會原地踏步。

中印兩國有着很多的不同，包括歷史進程、族裔多樣性、政治制度乃至人口結構等。所以，對任何幾個關鍵差異的強調都有可能忽略其他許多方面，就像佛教經書中講述的六個盲人摸象的故事所示。但無論如何，我們仍要做些嘗試。

基礎教育

20世紀的共產黨政權通常會大力投資基礎教育，部分原因是他們強調平等，也或許是因為文化普及可以讓普通民眾熟悉共產主義經典。中國亦不例外。印度人在195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年，中國則是1.8年，此時距離中國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剛過去1年。到1980年，中國已進入改革開放早期階段，民眾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5.7年，而印度只有2.5年。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啓動改革時，也只把教育水平提高到了3.6年。

這個差距為何至關重要？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指出，中國的增長故事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徵，20世紀80年代，在廉價信貸和放鬆營商環境的支持下，有無數小企業在農村地區成長起來。許多這些小型鄉鎮企業在特定產品——從門把手到機械螺絲——形成生產集羣，併成為中國極具競爭力的產業鏈的關鍵組成部分。黃亞生認為，印度沒有以類似方式起飛的原因就在於國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遠遜於中國，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經營一家小企業需要識字、算數和基本的會計知識。在經濟放開的時候，掌握這些技能的中國人更多。而印度只是在自由化改革逐漸凸顯了對受教育勞動者的需求之後，才開始增加對教育的投資。

為什麼印度在大眾教育的早期階段表現不佳？在經典作品《兒童與國家》（TheChildandtheState）中，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邁倫·維納（MyronWeiner）認為印度在獨立之後的40年裏沒能把大多數孩童送進義務性質的小學教育體系，其根源在於種姓制度和經濟等級制度。精英羣體完全沒有興趣給下層種姓和貧困人羣提供教育。除提高農業工人的地位，增加他們對自身命運的不滿之外，教育對他們還能有什麼好處呢？

奇特之處在於，民主制度也沒有推動政客增加對初級公共教育和醫療的公共支出。或許是因為以種姓制度為背景的農村等級制度剝奪了窮人的權利，印度憲法的締造者安貝德卡爾（B.R.Ambedkar）就持這種觀點。或許是因為國民需要首先獲得最起碼的教育，才會有意識和能力去要求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又或許是因為在自由化改革創造出更多工作崗位，凸顯教育水平缺口之前，民眾並未認識到教育等公共服務的重要性。與許多情形類似，真實情況可能是上述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當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推行經濟自由化以後，民眾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開始快速增加。到2015年，印度與中國的差距已縮小至1.5年。這一成就不同尋常，但印度中小學教育的內部質量差距依然很大。對許多孩童來説，他們所處年級的學習要求與他們實際掌握的知識仍有相當大的缺口。印度已實現了讓絕大多數孩童入學的任務，接下來必須要做的是改善學習的質量。

政府的分權化與扶持策略

中國實現工業化的第二個關鍵要素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體系。與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類似，中國在營商環境指標上的評分並不特別突出，例如開辦企業要完成的各種手續花費的天數。世界銀行反映企業監管及執行情況的數據庫顯示，中國在2006年排名全球第91位，位居塞爾維亞和黑山之前，略微落後於也門。中國在2013年依然排名第91位，位居所羅門羣島之前，牙買加之後。

印度在這兩個時點則分別排名第116位和第132位。簡而言之，中印兩國在營商指數方面的表現都不盡如人意。

那麼，營商環境便利度不重要嗎？它是重要的，但中國人用特殊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雖然外界認為中國的權力高度集中在最高層，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權力卻被分散到了各級地方政府手裏。在鄧小平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推動中國經濟脱離傳統經典模式之後，最高領導層就只負責制定總體政策，而讓各級地方政府站到增長洪流的前線。

芝加哥大學教授謝長泰認為，中國的市長有很多辦法扶持特定的企業。謝長泰描述了2013年對某個中國城市的訪問，當地有7位副市長主要負責招商引資，並處理若干特惠企業遇到的問題，每位副市長對接30家左右的企業。

相反，印度始終採取的是更為集中化的治理體系。印度憲法只把治理權力分散到邦一級，而且在之前幾十年中，各邦的政府還很容易被聯邦政府解散。城市、鄉鎮或村級地方政府在初期沒有被賦予權力和資金，人員也嚴重短缺。原因我們稍後再述。即便通過憲法修訂創建起第三層級政府之後，到目前為止下放的權力仍非常有限。

所以，印度各邦政府如今在為招商引資而競爭的同時，它們還管轄着數量極為龐大的民眾。印度某個邦首府的工業部長並不像中國的副市長那樣有着明確的職權範圍和廣泛的權力，而聯邦政府委派的地方税務官又沒有什麼動力去推動增長。偶然會出現用發展業績打破常規的印度官員，但只是這一規律的例外。我們在中國的高速發展時期看到的競爭性政企關係——既促進了增長，又制約了過分的任人唯親和腐敗氾濫——而這尚未在印度紮根。

壓制市場和社會的力量

在印度的社會制度下，較為富裕的印度人不希望盧比被低估，因為那不利於他們購買進口產品，還會增加他們去外國度假及其子女在海外求學的費用。低估盧比匯率或許也無法做到，因為要防止外國資本湧入及抬高盧比匯率，印度將必須長期維持低利率，而這會讓本國的中產階級儲蓄者感到不滿。工人和工會還會組織抗議，因為工資最終會顯著落後於和生產率相對應的水平。

另外在人口密集的印度，為修建基礎設施徵用土地是極其昂貴和困難的：土地所有權在某些地區依然模糊混沌，沒有清晰劃定的邊界，某些土地實際上歸屬何人也不明確。如果有任何脅迫的跡象，各個政黨和司法系統都願意站在被徵地者的一邊，知名人士也會積極為受害方發聲。一個很自然的現象是，沒有人喜歡讓高速公路穿越自家的土地或者從家門口經過，儘管修路會給社會帶來顯著的收益。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印度20世紀最出名、最受尊崇的歌手之一拉塔·曼吉茜卡（Lata Mangeshkar），在迫使孟買市取消建設一座緩解擁堵的立交橋的過程中，她發揮了關鍵作用，因為這座橋會經過她的公寓附近。

這裏的核心點是，政府對國民所關切問題的任何疏忽大意都容易激起抗議。實行民主制度卻仍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印度擁有第一世界的民間社會組織，卻沒有第一世界的政府能力來解決社會問題。由此導致，與歐洲各國政府為修建高速公路和電站而徵地經常要花費的時間相比，印度需要的週期甚至更長。

2024年10月19日，印度北部旁遮普邦曼迪戈賓德加爾的一家工廠，工人們將鋼筋裝上卡車。路透社

印度是否在發展道路上過早地成了民主國家？美國和英國自19世紀早期起實現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也伴隨着持續的民主化進程，直至它們達到如今的中等收入水平之後，才實行全民普選權。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裏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但韓國在比較長的發展時期中維持着威權統治，直至其富裕程度超過美國和英國的歷史水平後才轉型為完全的民主國家。

中國和印度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成為明顯的例外。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市場化改革之後獲得了爆發式增長，其政治體制沒有什麼改變。印度從相當貧困的時候就作為民主國家創立起來，這點很不尋常。有理由認為，印度的民主化或許的確太早，早期階段的強勁製造業增長可能確實需要強制權力來幫助去除發展道路上的各種障礙。

當然，民主制度也有內在優勢，許多專制國家同樣沒有擺脱貧困，還受制於裙帶主義和腐敗氾濫。因此我們不能簡單總結説，民主是印度早期的錯誤選擇，而只能説它具有獨特性。我們還將指出，印度未來應該選擇的發展道路需要民主制度的更多支持，而非相反。

印度未能建成製造業基地的其他原因是什麼？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與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印度嘗試過進口替代發展戰略，利用高關税來削弱進口，把國內市場完全留給本土廠商。但問題在於，本國市場對於追求規模和效率的廠商來説通常太小。缺乏競爭又導致廠商的創新或改進激勵不足，例如在汽車製造業，僅有四家企業擁有生產執照。於是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停滯不前。有種名為許可證制度的特許政策尤其弄巧成拙，它要求企業的進入和擴張須得到政府的批准，且程序拖沓。印度深陷貧困，同時還腐敗盛行。

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初啓動改革，最終解放了高關税保護的非競爭經濟，轉向更為開放的出口導向政策。平均關税率從1991年的125%下降至2014年的13%左右，產業准入限制也被放寬。這些政策調整都有助於增強競爭並提升生產率，例如隨着外國汽車生產商的進入，三家國內廠商被淘汰，剩下的第四家馬魯蒂公司實施重組，與日本企業合作生產適銷對路的車型。印度的其他製造商也得以進入汽車市場。

然而即使在自由化改革後，印度依然沒能充分利用全球市場對製成品的需求。印度仍未能克服之前提到的諸多障礙，有時也無力克服，並且還有其他類型的障礙。有些障礙屬於咎由自取。在企業要擴大規模的時候，印度的勞動法規和監管制度會給它們帶來沉重負擔。這使勞動法規變成了對企業規模和效率的一種税收，導致太多製造企業保持在小規模和低效率的狀態。例如，員工在受僱一段時間之後會被法律賦予長期職位，或者用本地人的説法叫作終身僱傭，對他們的激勵和解僱將因此變得更困難。

於是，這樣的勞動法規變相激勵僱主用臨時合同來對待大部分員工，定期解僱他們，使他們失去擁有終身職位的資格。大多數員工的臨時性職位缺乏保障，企業由於要很快解僱他們，不願意投資提升其技能。

還有一個障礙是印度的貿易協定談判雜亂無章，並經常但難以預料地動用關税來保護重要的中間產品生產商。這讓印度的製造業對最終產品進口保持高度開放，但中間產品的高關税卻使本國的製造成本過分昂貴。例如，全球服裝市場（最終產品）非常依賴聚酯纖維等人造材料（中間產品），而生產聚酯纖維的一種關鍵原料是精對苯二甲酸（PTA）。

2014年，印度國內的兩家大廠商的產量下降，此時印度卻嚴格限制精對苯二甲酸的進口。該產品的國內價格隨之上漲，使印度的聚酯纖維紡織品廠商的投入成本增加，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由於這些措施，當中國向價值鏈上游攀升，釋放出紡織業和服裝業的全球市場份額時，孟加拉國、越南，甚至荷蘭和德國都獲得了比印度更多的收益。

製造業面臨上述諸多障礙，但印度仍在若干領域取得了成功，且擁有全球範圍的競爭優勢，其中包括汽車配件、廉價兩輪摩托車以及仿製藥等。我們稍後將指出，印度在漸進式創新和工程方面的實力幫助它在這些產業站穩了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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