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歐美跨大西洋關係進入垃圾時間，但不能全怪特朗普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在經歷幾次反反覆覆後，特朗普終於答應繼續向烏克蘭援助武器，也讓歐盟終於鬆了一口氣，總算又把美國綁在了烏克蘭這輛戰車上。

另一方面，在經貿問題上，歐盟也持續“認慫”，希望能與美國達成解決方案。只要美國肯讓步，歐洲就會跟進。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對跨大西洋關係造成巨大沖擊，從安全、經貿、價值觀、國際秩序等多個層面對歐洲構成威脅，歐盟則持續努力維護盟友框架，馮德萊恩不僅強調和美國是盟友，還特別指出和中國不同。歐盟核心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參加香格里拉安全會議上，也聲明是美國的友邦和盟友。

拋棄公開場合的外交辭令，歐美之所以還能夠維持盟友框架，這和歐盟多管齊下應對2.0版的特朗普密不可分。

歐洲靠組合拳暫時與美國鬥而不破

首先，歐洲利用和美國的文化基礎、傳統關係和各種制度性渠道，保持了從元首層面到實務層面的密切溝通。這是非西方國家如俄羅斯、中國所無法擁有的優勢。

像特朗普當選後，宗教就發揮過兩次重要作用。一次是特朗普當選後，天主教標誌性教堂巴黎聖母院重新開放。法國藉此機會邀請特朗普出席典禮，從而率先獲得寶貴的交流機會。另一次則是教皇方濟各葬禮。這也成為特朗普就任後首次出國訪問——此前他一直強調要首訪沙特。在這次訪問中，實現了歐美之間、美國和歐洲大國之間的高層會面，馮德萊恩也是在這個場合第一次與特朗普面對面，並達成後續安排正式會晤的成果，此外還促成了特朗普與澤倫斯基的會談。

4月26日，澤連斯基和特朗普在教皇葬禮上舉行短暫會晤。

至於G7和北約制度性渠道，更使得雙方能夠在外交、國防、經濟三大領域的負責人保持密切接觸。

中國講見面三分情，這其實是古今中外通行原則。哪怕解決不了多少問題，但至少會減少誤會、防止惡化，形式有時代表實質。

其次，面對特朗普關税，把報復停留在口頭上，而不是真的付諸行動。

每一次美國提高關税，歐洲都會高分貝反對，並誓言報復，但卻從未實行過。雖然美國暫緩對等關税，但3月生效的對鋼鋁徵收的25%關税仍在、後來對汽車的25%關税、10%的基本關税實施後，歐洲都沒有進行對等反擊。此前宣佈的報復措施也藉口美國暫緩對等關税的名義取消。6月4日，特朗普更是將鋼鋁關税升至50%，歐洲也僅僅是口頭譴責和反對。暫緩期過後美國宣佈對歐洲加徵關税30%，歐洲依舊沒有報復，還是致力於談判。

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歐洲認為特朗普是對全球發動關税戰，中國更是美國的主要目標，它希望能將美國禍水他引或東引。二是歐洲深諳特朗普虛榮的性格，認為應對這樣的人要奉承，不要直接和他對抗，然後再通過談判達到目的。僅就目前來看，歐洲也確實達到了這個效果。

第三則是把特朗普的觀點巧妙化為已用，這突出體現在俄烏衝突上。

特朗普2.0延續了他第一任期親俄的立場，並減少了對烏克蘭的支持。歐洲一方面繼續力挺烏克蘭，另一方面迎合特朗普的立場並轉化為對俄羅斯施壓的手段。特朗普在競選時就聲稱要實現雙方停火，但在那個時期，歐洲無人敢談和平，誰談和平就意味着是俄羅斯的同路人，是綏靖，歐洲的主流聲音是支持烏克蘭打到最後一人。

但隨後歐洲迅速調整了立場，也轉向追求和平，和特朗普結成統一戰線，並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俄羅斯接受。不出所料，被佔據優勢的俄羅斯拒絕了，歐美從而又有了一致反對俄羅斯的契機。

此外，拜登時期，西方一邊倒地孤立俄羅斯，中斷了和俄羅斯的一切外交接觸。特朗普再度執政後，卻多次與俄羅斯領導人普京通話。為此，北約秘書長呂特解讀成特朗普的功績：認為他在打破美俄之間的對話僵局上“值得肯定”，促成對話是重要的。

第四則是正反打中國牌。

歐洲面對俄羅斯和美國，自然認識到中國的重要性，並且從正反兩個方向打中國牌。

所謂反打，一是媒體密集炒作“特朗普的政策是幫了中國，將使中國成為贏家”，希望以此影響和改變特朗普。二是一再表示或暗示歐洲和美國應該一起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試圖轉移特朗普的打擊方向。

所謂正打，則是從特朗普當選後歐洲就開始調整和中國的關係，從過去頻頻批評中國改為強調和中國的合作，從而成為和特朗普談判的籌碼。

這裏最能體現歐盟立場變化的是它打破外交慣例，提出中歐五十週年高峯會在北京舉行。中歐建交後，於1998年開始舉行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雙方輪流主辦，由中國總理和歐洲理事會主席、歐盟委員會主席共同主持。如果中方承辦，國家主席往往會出席並會見歐洲代表。今年是中歐建交五十週年，歐盟本是東道主。但為了便於中國領導人出席和會見，歐盟提議改在北京舉行。

國際關係上打破慣例都是相當罕見的事情，往往是由於非常重大的因素。中法建交六十年，打破慣例也僅有兩次。冷戰時，中美打破外交慣例，兩個沒有建交的國家卻實現了元首訪問。由此可見歐盟試圖打中國牌的企圖。

不過相對來説，歐洲打中國牌並不算成功，這既有歐洲自身的原因，也有特朗普重返白宮客觀上對中歐關係造成的負面影響。

特朗普上台對中歐關係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三。

一是安全問題。

過去歐洲在美國的強力支持下，對中俄正常的經貿關係容忍度還比較高，認為這個因素對俄烏衝突的影響並不是很大。更何況歐洲自己也清楚，自俄烏衝突發生後，歐洲對俄羅斯石油的採購僅少於中國和印度，名列第三。天然汽和固體天然氣的採購上，甚至超過中國高居世界第一。但特朗普再度執政後採取親俄疏烏遠歐政策，形同歐洲孤身應對這場衝突。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對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國家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容忍度下降。

二是經濟摩擦升級。

特朗普對全球發動貿易戰，中歐都不得不尋找替代市場。中歐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自然都會把希望寄託於對方。歐洲要求中國更加開放市場同時減少對歐洲出口，中國也同樣更加重視歐洲市場。今年5月，中國對美國出口大幅下降34.5%，但對歐洲出口則上升12%。雙方在這個領域上的衝突反而升級。

三是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特朗普重返白宮後，歐洲成為西方道統的唯一捍衞者。

面對中國，歐洲有更強的危機感。因為俄烏衝突中國是受益者之一，現在特朗普上台，中國更是贏家。獨自支撐西方的歐洲面對中國的崛起，更加難以接受。

總的來看，歐洲為了應對特朗普的衝擊，多管齊下，儘量減少帶來的風險和危害，至少到目前仍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但從歷史的角度，歐美跨大西洋關係實質已經進入尾聲。

歐美跨大西洋關係已經進入垃圾時間

剛剛在加拿大結束的G7會議，沒有發表共同宣言，特朗普藉口中東衝突提前離去，撇下盟友連和他商談關税戰的時間都沒有。這一幕不過是再一次反映了歐美關係的現狀，雙方實際已經進入無意義的垃圾時間階段。需要指出的是，這並非特朗普的個人原因，而是歷史結構性因素導致的。

冷戰結束後，全球地緣政治發生了兩大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二是，維持全球秩序最重要的力量，以及主導國際事務的歐美跨大西洋關係實質性走向尾聲。

歐美跨大西洋關係定型於二戰，牢固地發展於冷戰。其相同點有二：一是有共同的敵人，要麼是納粹德國，要麼是蘇聯；二是博弈的主戰場在歐洲。

在這個背景下，歐洲願意接受美國的主導，美國也願意約束自己，既遵守雙方共同制訂的規則，也重視雙方的團結。

G7會議現場，這張圖片讓人聯想到某個“幫派”的議事場面：老大雖然身不在場，但又始終在場。

但冷戰結束後的三十多年，雙方既沒有共同的敵人，歐洲也不再是美國的利益中心。在歐洲看來，俄羅斯威脅到它的安全。但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它的霸主地位。以致於在今天的國際現實中，中歐關係優於中美關係，俄美關係經常優於歐俄關係。

所以在這短短的三十多年裏，雙方在小布什時代、兩次特朗普執政時期都發生了激烈衝突。甚至在歐美關係被視為典範的奧巴馬時期，也第一次提出亞太轉移，率先啓動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的戰略。

非常耐人尋味的是，冷戰後，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張逐漸演變為倡導多邊主義，強調聯合國是跨國國際行動的合法性來源，並以此與美國對抗。2003年，法國和德國聯合中國、俄羅斯組成和平聯盟，共同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要以行使常任理事國否決權迫使美國繞過聯合國採取行動，付出了重大的道義代價。但此前僅相隔四年的科索沃戰爭，歐美並沒有徵得聯合國授權，就對一個主權國家採取了軍事行動。

這其中的原因顯然並不僅僅是雙方再無共同敵人，歐洲也不再是主戰場。

從歷史上看，二戰結束之前，歐洲一向是大搞單邊主義的，美國則倡導尊重國際規則。現在雙方完全相反，變化的原因則是實力。

現在的歐洲已經喪失了實行單邊主義的能力，儘管它可以包裝成自己吸取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不能再爭奪霸權，要從過去的實力均衡原則轉向以規則和法律為基礎的一體化。事實上，假如未來歐洲再度擁有了可以奉行單邊主義的實力，它仍然會回到十八和十九世紀。

當歐洲實力衰弱，它自然重視國際規則，也反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單邊主義，這樣弱小的一方才會更安全。強大的美國則要保持行動自由，不受任何約束，這妨礙了更能保護弱小者國際秩序的建立。這就是2003年老歐洲和美國攤牌的原因。

此外，在冷戰時，歐洲雖然實力遠遜於美國，但仍然能夠對美國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和約束力，這也成為它能夠保持在全球事務中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冷戰結束後，歐洲發現自己連配角的地位都要保不住了，美國甚至連歐洲支持的象徵意義都不在乎。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和俄羅斯談判，歐洲都上不了談判桌。

這一方面是歐洲無能，連發生在家門口的衝突也解決不了，仍然依賴美國出手解決。另一方面是因為沒有了共同敵人，美國也無需為了維持歐美團結而約束自己。所以，歐洲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另一個含義實質是要繼續保有對美國的影響力。

所以不難理解的是，在俄烏衝突之前，歐洲和中國、俄羅斯維持了遠比美俄、美中更好的關係。在無法直接約束美國的情況下，歐洲只好打中國牌、俄羅斯牌來影響和約束美國。

當地時間2025年6月25日，荷蘭海牙，北約秘書長呂特（左）、德國總理默茨（中）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北約峯會上合影。

最後還要説的是，二戰以後歐洲為了避免再度發生戰爭走向了邦聯性質的聯合之路。摒棄武力、以談判和經濟合作為手段，通過尊重和運用國際規則來解決問題，並以此實現了長達八十年的和平與繁榮。

以西方文明“三人行我必為師”的特點，歐洲自然會認為自己的成功模式必然適合於全世界。這既是它的軟實力，也是它影響全球事務的主要手段。比如就在美國撤出阿富汗十天之前，歐盟還警告塔利班不可武力奪取政權，否則會被國際社會孤立，呼籲雙方立即恢復實質性談判，結束暴力，永久停火。雖然在國際現實面前根本行不通，但確實反映了歐盟模式的特點以及試圖以它的模式行銷世界的意圖。

但美國的行為模式，仍停留在原始叢林階段或者霍布斯所説的無政府狀態。儘管美國的行為更符合國際現實，但客觀上卻是對歐洲模式的否定。雙方在這個層面的衝突也是不可調和的。

所以即使拜登執政，也一再無視歐洲的利益甚至損害歐洲的利益。第一件就是2021年8月阿富汗撤軍並未和歐洲協商，給歐洲的撤離造成困難，以致於時任歐洲外交高級代表博雷利不滿地説：“沒有人詢問歐洲人的意見”。緊接着不到一個月，美國又搶走法國和澳大利亞的鉅額潛艇訂單。

以下的事件則是俄烏衝突發生之後：2022年8月出台保護主義色彩深厚、損害歐洲產業發展的《通脹削減法案》。同月，時任議長佩羅西竄訪台灣，拜登並未進行阻止，激化了台海形勢。此時的歐洲正全力應對俄烏衝突，自然不希望美國再去挑釁其他大國，因此非常不滿。此外，美國借俄烏衝突之際高價向歐洲出售能源。試想在冷戰時，美國是絕無可能如此行事。

在世界各國看來，當歐洲面對二戰以來最大的軍事衝突、迫切需要美國支持的時候，打着大西洋主義旗號的拜登卻絲毫不顧及歐洲的利益，甚至火中取栗。那麼隨後上台的特朗普在安全、價值觀、國際秩序方面都對歐洲構成威脅，就毫不奇怪了。

總之，從歷史的角度，由於以上原因，歐美跨大西洋關係已經走入尾聲，特朗普執政並不是決定性因素，或者他也是這種歷史背景的產物。現如今，“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就是這種關係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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