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程：被摩薩德盯上，馬來西亞不再是伊斯蘭世界的邊緣地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宛程】

“由於我們發出的聲音和我們持有的立場，馬來西亞已經成為毒品走私、武器販運和摩薩德特工滲透的目標。在我們情報機構的最新簡報中，人們對國家安全感到真正的擔憂。”

7月22日，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在馬來西亞議會表示，馬來西亞已經成為以色列情報和特勤局（摩薩德）的滲透目標，他承諾將採取更多安全措施。

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視頻截圖

安瓦爾所説的“由於我們發出的聲音和我們持有的立場”，指的正是2023年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馬來西亞對巴勒斯坦的聲援和對以色列的抨擊。

事實上，支持巴勒斯坦事業及其人民福祉是馬來西亞的長期對外政策，始自馬來西亞國家獨立之初。

在1969年10月2日的聯合國大會上，馬來西亞首任總理東姑·阿都拉曼就明確提出阿克薩清真寺和聖城耶路撒冷歸屬巴勒斯坦的問題，由此也成為第一位致力於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穆斯林領導人，東姑·阿都拉曼政府還為法塔赫在吉隆坡開設了第一個亞洲辦事處。

之後，馬來西亞繼續利用伊斯蘭國際組織的平台積極為巴勒斯坦發聲。在1970年3月23日至25日於沙特吉達召開的伊斯蘭國家外長會議期間，東姑·阿都拉曼的繼任者阿卜杜·拉扎克強烈譴責了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鎮壓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場，並承諾馬來西亞會鑑定支持巴勒斯坦爭取國家土地和人民福祉的事業。

馬來西亞第四任總理、被譽為“馬來西亞現代化之父”的馬哈蒂爾·穆罕默德執政後，將支持巴勒斯坦事業推向了一個新高度。在其1981年執政馬來西亞後，“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成為馬來西亞每年都要慶祝的節日。之後，他不僅承認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外交地位，還邀請亞希爾·阿拉法特訪問馬來西亞，並促成此行。

此外，馬哈蒂爾不僅在多個國際組織和不結盟運動會議上為巴勒斯坦發聲，還譴責大國尤其是美國在巴以問題上的錯誤行徑。2011年，納吉布執政時期，馬來西亞成立了巴勒斯坦文化組織。該組織致力於提高馬來西亞民眾對巴勒斯坦事業的認知，事實上也充當哈馬斯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並承擔接待哈馬斯領導人與馬來西亞政商要人會務的職能。

2013年，時任總理納吉布在外交部長和其他高級官員的陪同下訪問袈裟地帶，並呼籲以色列“停止對巴勒斯坦的軍事侵略”。這一舉動也讓納吉布成為繼卡塔爾前埃米爾哈馬德之後第二位在哈馬斯掌權後訪問加沙地帶的國家領導人。

與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相輔相成的是，馬來西亞從獨立之初就一直未承認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並未與其建交。翻開馬來西亞的護照，就會看到用英文和馬來文同時標註的聲明：除以色列外，本護照對各國有效。因此，以色列公民也無法合法入境馬來西亞。2023年9月6日，一架從迪拜飛往新加坡的阿聯酋航空公司航班因天氣原因迫降馬來西亞機場，但機上12名以色列公民卻無法下飛機，並在機上滯留5小時。

除公開對以色列進行譴責和批評外，馬來西亞甚至會在文化活動中剔除一切跟猶太文化有關的元素。1984年，馬哈蒂爾曾禁止紐約愛樂樂團前來吉隆坡演出，原因竟然是該樂團拒絕將《希伯來大提琴與管絃樂隊狂想曲》從演出單中剔除。

2023年巴以衝突發生後，馬來西亞外交部發表聲明，稱以色列政府是“種族隔離政府”，使巴勒斯坦人“遭受長期的非法佔領、封鎖和痛苦”。10月16日，馬來西亞教育部宣稱因組織者採取親以色列立場，而退出法蘭克福書展。

2024年9月5日，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易卜拉辛在出席俄羅斯東方經濟論壇時，再次對巴以問題發表評論。他堅定支持巴勒斯坦、強烈反對美以，以及讚揚中俄立場的發言引發了會場內外的熱議。

泛伊斯蘭團結因素，是馬來西亞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的主要原因。至15世紀，伊斯蘭教已經成為包括今日馬來西亞領土的馬來半島和加里曼丹島北部的主流信仰。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中，更多的馬來人選擇信仰伊斯蘭教。

但伊斯蘭教在馬來西亞社會中急劇升温始自20世紀70年代，並迅速在政治領域產生影響。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爆發，為日後馬來西亞的國家伊斯蘭化政策埋下了伏筆。之後，伊斯蘭復興思潮在馬來西亞興起，並在此背景下誕生了影響日後馬來西亞政治社會生活的政治伊斯蘭組織——伊斯蘭教青年運動。該組織即是以現任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為領袖，以建立伊斯蘭國家或實現社會的伊斯蘭化為奮鬥目標，被譽為培養馬來西亞政治領袖的搖籃。

馬來西亞水上清真寺

從國際環境上來看，阿拉伯國家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的失敗，近一步刺激了馬來西亞穆斯林的神經；石油美元的崛起則密切了馬來西亞同海灣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聯繫和人員往來，薩拉菲主義思潮對馬來西亞產生更大影響；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和蘇聯入侵阿富汗，則加劇了馬來西亞穆斯林的國際主義意識，也讓馬來西亞對全球伊斯蘭事務更具道德感和責任感。

馬哈蒂爾執政後，在司法、經濟和社會領域全方位地推動馬來西亞的伊斯蘭化。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馬哈蒂爾執政時期，巫統成功收編伊斯蘭青年運動。在加入巫統後，安瓦爾被馬哈蒂爾委以重任，負責制定制定國家伊斯蘭化的具體政策並監督執行。很快，伊斯蘭就成為大多數馬來人的價值規範和道德標準。

正是在這種伊斯蘭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作用愈發突出的背景下，馬來西亞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形成了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的和聲。在政府行為之外，2009年後，包括馬來西亞辛塔加沙、阿曼巴勒斯坦、馬來西亞人道主義關懷和全球和平使命在內的四個馬來西亞本土非政府組織，常年以僱傭當地志願者的方式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2023年10月7日後，上述四個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聯通其他非政府組織向加沙提供了包括食品、發電機燃料在內的基本生活物資。

此外，筆者於今年1月至2月赴馬來西亞調研期間，發現無論是在馬來西亞的政府單位建築外，在學校、公交地鐵擺渡船等公共生活空間，還是在居民住宅的外部，都可以看到懸掛聲援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國旗。在電視台的新聞播報和涉及巴以衝突的電視評論中，也都可以看到打着巴勒斯坦國旗樣式領結，或披着巴勒斯坦國旗樣式披肩的播報員和評論員。

馬來西亞民眾集會聲援巴勒斯坦。 圖自馬來西亞媒體

伊斯蘭教的影響也改變着馬來西亞的自身定位。馬來西亞還是一個世人長期以來都認為的伊斯蘭世界的邊緣地帶嗎？儘管可能絕大多數人都還抱持這一觀點，但在馬來西亞人看來，這種觀點早已過時了。

自馬哈蒂爾執政以來，伊斯蘭迅速地政治化和制度化。馬哈蒂爾之後的政治家，無論是巴達維還是納吉布，他們相繼提出的“現代文明伊斯蘭”觀和“中庸伊斯蘭”理念，雖然在對外宣傳上強調執政黨政策的包容和多元，但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伊斯蘭的底色。在這種力量的推動下，馬來西亞致力於將國家打造成為“兩聖地”之外的新中心——全球伊斯蘭金融中心、清真食品認證和生產加工中心、伊斯蘭旅遊中心等。

更重要的是，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馬來西亞致力於將自身打造成伊斯蘭世界的道德中心。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也體現在後來蘇聯入侵阿富汗和波黑衝突中。

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馬來西亞政府迅速做出反應，積極支持和聲援阿富汗。至1982年馬哈蒂爾執政時，馬來西亞已向阿富汗難民特別基金捐贈40萬令吉，並將每年3月21日定為聲援阿富汗人民的“阿富汗日”。

與阿富汗問題相比，馬來西亞在波黑衝突中走得更遠。政府派出10500名士兵前往衝突地區進行維和行動。甚至在聯合國的維和部隊撤出某些衝突地區後，馬來西亞士兵依然留在這些地區。在此期間，馬來西亞政府承擔了所有的維和費用。

積極參與全球伊斯蘭事務，為馬來西亞積累了大量的聲譽資本。此後，馬來西亞領導人尤其是馬哈蒂爾在各公開領域彰顯馬來西亞對伊斯蘭世界的貢獻，並批評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此問題上的錯誤認知和行為。

但積極推動伊斯蘭的制度化，以及將自身定為伊斯蘭世界多個領域“新中心”的認同方向，為馬來西亞積累聲譽的同時，也帶來了問題。

無論是在2001年馬哈蒂爾宣佈馬來西亞已經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還是在2024年初鬧得沸沸揚揚的“真主襪”風波事件，以及當前安瓦爾欲安排伊斯蘭發展局監督指導政府各部門工作的政策安排，都造成了馬來西亞社會內部認同感的撕裂，和對多元文化的衝擊。不僅如此，馬來西亞積極為巴勒斯坦事業貢獻的舉動，也招致以色列的現實報復，正如本文開頭安瓦爾所説的，摩薩德組織已在馬來西亞本土進行過多次暗殺活動。

然後，由於選舉政治的需要，以及國際形勢的波詭雲譎，馬來西亞推動國家伊斯蘭化並在全球積極參與伊斯蘭事務的腳步會走得更遠。長期來看，馬來西亞依然會是巴勒斯坦事業的堅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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