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如果我們關心中歐關係，就不要問這個問題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於7月24日抵華，參加第二十五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由於這次峯會的舉行正值中歐建交50週年，因此中方為此作出了諸多努力。王毅外長不久前出訪歐洲，與各方進行了認真務實的磋商和交流，雙方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同步全面取消相互交往的限制，恢復立法機構間的正常交流；在經貿摩擦問題上展現靈活性（涉及電動車最低進口價格機制、白蘭地價格核心條款、稀土貿易開啓“綠色通道”、減少反制措施等）。

可是，就在峯會舉行前不久，中歐不少老問題未徹底解決，歐方又製造了一系列新的摩擦：將中國醫療設備供應商排除在歐洲共同採購合同之外；批評中國的市場準入限制；指責中方在俄烏戰爭中為莫斯科撐腰、歐盟在對俄實施第18輪制裁時波及中國實體等。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消息稱，原定兩天的中歐峯會被壓縮至一天，計劃中雙邊在合肥舉行的商業論壇也被取消。人們不禁要問：裂痕之上還能共建橋樑嗎？

中歐互信今何在？

中方對歐盟首腦的接待規格依然很高，禮儀也很周全，但雙方也都明白，中歐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已出現一定程度的“硬傷”。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實上，在過去十年，尤其是自2019年歐盟首次將中國正式定義為“系統性對手”之後，裂痕就在加速擴大。它不再是某一項政策、某一個詞彙或某一種制裁引起的摩擦，而是敍事體系的不兼容，更是對未來世界秩序路經的不同詮釋和價值觀層面的嫌隙與對立。

歐方不再認為中國願意變成“準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而中國也不再指望歐盟在中短期內能展現擺脱美國影響的獨立外交姿態。其實，雙方早意識到各自文明體系的基礎並不對稱，但從現狀來看，彼此的理解並未得到改善，更談不上互信的增加了。

這種潛移默化的轉變，表現在公文條款細節中對關鍵分歧的迴避，以及歐方一次又一次對中方立場的“歪曲和誤解”中。西方把它叫作“審慎競爭”，中國稱其“政治化趨勢明顯”。但更準確的名稱或許應該是：“系統性冷淡”。

曾幾何時，中歐關係常被譽為“全球化典範”：貿易結構互補、科技交流熱絡、高等教育互通、地緣無衝突、理念頗包容。然而，這個“戰略伙伴”的定位，從2020年開始漸漸名不副實。從供應鏈斷裂到疫苗外交博弈，從能源市場脱鈎到綠色技術的關税爭端，每一個領域都再也藏不住根本性的結構問題。而這些結構問題的根源並非偶然，而是從一開始兩種戰略思維之間就隱藏着重大誤會。

歐盟從不諱言自己是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的所謂“規範型”一方，它希望構建一種根據人權、法治、多邊程序建立起來的全球治理模式。這種價值邏輯深植於其歷史身份中：歐洲在二戰後不再擁有單一硬實力優勢，於是轉而試圖以規則、話語、制度設計與道義框架來塑造影響力，不僅面對發展中國家時如此，偶然針對美國亦如是。

而中國的敍事則源自截然不同的現代化路經。它將穩定與發展作為國家存續的核心基礎，視“有為”與“高效”為驅動力，通過高度集中資源來推動戰略性產業與區域佈局。對中國而言，治理能力、秩序維護與歷史延續性比“制度形式”更具實質意義。

這兩種邏輯在全球化熱潮中曾被“利潤模型”所掩蓋，使彼此因為利益而斟酌、權衡和容忍。但當雙邊關係由“增長共贏”向“風險防控”轉變之後，在利益空間縮小的同時，價值觀差異就顯得突出了。關税、標準制定、控制產業鏈、產業主導權、制度和理念輸出等開始逐一變成地緣戰略背後的鬥爭工具。

馮德萊恩2019年正式拋出對華“三重定義”

在歐盟眼裏，中國是最大製造國，中國掌握關鍵原材料出口權，中國在全球南方具有越來越強的動員力，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在西方的規範系統內竟然如魚得水。這種“不被同質化的強國”，對布魯塞爾而言，比俄羅斯更難對付，比美國更難理解。

於是，歐盟對中國的三重定位——“合作伙伴、談判對手、系統性競爭者”——如今越發向後兩者傾斜。

而中國不會忘記，從2020年後開始，歐盟諸國在“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談成前對中國的追捧（德國奔馳、西門子、BASF等企業大舉押注中國市場），漸漸被“政冷經弱”所取代；歐洲議會中的一部分勢力，用“反人權”為藉口，將雙方好不容易達成的共識凍結起來。中方的反應雖然沒有到憤怒的程度，但“深度失望”是顯而易見的。而失望是一種比憤怒更深的傷情，因為它説明雙方合作的基礎邏輯已出現很大的嫌隙。

不僅如此，雙方的認知隔閡，在過去數年中還得到了“制度化的鞏固”：歐盟建立對外投資審查法令，以“國家補貼透明原則”圍堵中國；中國則以“反制裁法”與“數據國家安全制度”回應。

歐洲的“去風險”戰略（de-risking）在中方聽來即是“泛政治化脱鈎”，中國提出“互利共贏”在布魯塞爾更像是“規則對抗的煙霧彈”，雙方在包括綠色供應鏈、數字化合作、人工智能治理、WTO改革等議題上，都處於緊張博弈和關係碎裂的狀態中。

中歐雖然並未失去彼此間所有的“鏈接”，但它們共同創作的那幅“前景畫”，已從色彩濃重的油畫變成清淡寡意的素描。在這樣的背景下，雙方將重新面對以下問題：什麼是共同目標？如何定義“合作”？合作的路徑是否平等？

風險治理與管控本能

如今，“風險”已成為中歐關係的關鍵詞。

對中國而言，最大的風險並非來自歐美的制裁壓力，而是“Made in West”的所謂“規範體系”被它們再次集合構建、並最終在全球推行。例如關於綠色能源領域，中國已具有全球壓倒性的成本與產能優勢，佔據了光伏、電池、電動驅動核心系統的大部分出口權。但正是在這些領域，西方採取了最堅決的“反請求”措施（Widerklage），設立關税、啓動反補貼調查、擬推國家補貼清單審核標準。表面理由是維護公平市場，實質上卻是維護它們原有的工業主導權。

這是一場在去碳背景下展開的“新工業超越賽”。比亞迪、寧德時代、隆基綠能等中國新型企業，在歐洲市場擴張時遭遇種種“隱性干擾”，如比亞迪荷蘭基地新增許可被凍結、倉儲監管延遲等；德國企業則調整在海外與中資新能源的合作項目，將重心轉向東歐。荷中之間曾高度互信的港口物流合作，如今也因遭遇北約安全審查而面臨重新劃界。

中方逐漸意識到：“我們成為產業鏈主導者的那一天，也是被正式納入對方黑名單的開始。”

歐方對華的這種“警惕”和“防範”是由其長期的“制度自信和優越感”所決定的。因為在歐洲眼中，一個像中國這樣具有穩定資本體系、上貫下通執行力、海量市場測試空間的“超級“體制，如若成功擴張，那它牽動的將不只是產業，而是國際權力地位。

當“異形體量”和“異類模式”無法納入歐美製定的“標準範式”之中，西方就會上其他手段，比如：透明度評級、戰略市場審查、“可信國家”協議聯盟、另類信息公開制度、產地原材料名錄等。此類舉措的核心不是懲罰，而是對規範主導權的“再造”。

歐美製度的優越感

中國對此的反應當然很激烈，因為它認為這是一種“披着文明外衣”的防禦性包圍，是赤裸裸的反多邊主義的壟斷性措施，更是對“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的公然反動。

其實，貿易爭端只是表象，真正的問題是世界治理體系再次面臨“主導權重塑”的博弈：在歐美，所有與技術、供應、融資、協議、資源、科研有關的領域，最終都開始服從“政治目標”或“國家安全”。它不一定由國境來劃分，但一定按照制度來篩選。這是國際政治冷卻的一個明確信號。

放眼世界，中國看到了“歐美中心論”正在急劇瓦解：拉美、非洲、中亞與中東等地區對中國提供的基礎建設、產業導入、數字合作、氣候應對機制表現出令歐洲“羨慕嫉妒恨”的積極性。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將中國視作“不需要俯首帖耳”的合作大國，並願意以“去西方化”的態度認真對待中國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在中國戰略學者眼裏，歐洲不再是一個須仰視的政治文化“高地”，而是一個問題百出、捉襟見肘的“舊模式”，所以提出了“穩定為前提，包容其焦慮，合作為目標”的對歐政策。

歐盟則越來越將中國爭取話語權的努力視為“現有秩序的干擾者”，而非“共建秩序的參與者”。譬如，它認為：

1）中方在非洲的基礎設施計劃是在“稀釋”聯合國開發協調機制，以圖在全球南方國家中打造“單邊協調帶”；

2）中國對AI、量子產業執行的“創新擴張”、“風險防控”和“倫理約束”並重的“多軌邏輯”，會導致“立法在先”嘗試在全球失敗；

3）中國參與達成的“新興國家數字協議（EEDP）”是試圖推翻歐盟制定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等。

這種誤解和曲解早已不是關於“中國是否改革”的問題，而是塑造未來治理範式的競爭。

在我們所處的模式競爭時代，評判一個制度的優劣，不再由歐美一方來裁決，而是由多邊市場和平台來決定。例如，中國開始與東盟、非洲聯盟、阿拉伯國家制定“靈活適用性基礎模型”標準，而這些標準未必與歐美的“七國集團”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框架兼容，遵循的是“各開各的店，各做各的菜”原則。歐美當然看不順眼，所以不厭其煩地強調“價值觀和既有秩序”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最危險的不是制度不同，而是歐美不願分享和共創未來的立場。

莫在沉默中爆發，莫在無解中沉淪

中歐關係最耐人尋味的不是對抗烈度，而是對峙之中的沉默和無解。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冷戰狀態，因為雙方矛盾並未到隔絕外交或全面敵對的程度。中歐貿易仍未斷流、數據依然傳輸、學生與科研項目仍然存在。但令人警醒和遺憾的是，幾乎所有“戰略信任”的支柱都已出現鬆動。

比如，一度被視為“後規則時代樣板”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在2020年底完成談判，最後卻因歐洲議會以所謂“新疆人權問題”為由通過對中制裁而被凍結。2025年，歐盟對華態度雖然一度略現鬆動，但該協定仍被束之高閣。這説明，歐盟不再相信常規協調和磋商機制能給雙方關係帶來結構性的平衡。

當前歐盟的對華立場實行的是所謂的“對沖式”外交模式（Hedging Diplomacy），即某方面合作，另一方面制衡；一手握貿易合同，另一手寫風險等級。換而言之，就是採取既不完全對抗也不完全依附的中間策略，通過多邊合作、衝突準備、經濟多元化等手段，降低單一依賴帶來的風險，同時保留戰略靈活性。

法國總統馬克龍2023年春訪華時，曾振振有詞地強調要“強化歐盟戰略自主，建設歐中新型戰略互信”，而回國不到三週就在布魯塞爾加入“減少對華依賴”的大合唱；德國前總理朔爾茨2024年在成都鼓勵德國企業“加碼中國市場”，而之前卻否決了中國對德國半導體企業的併購方案。

這些例子表明，雙方的合作已出現結構性的裂痕。

對此，中方已學會泰然處之，用“系統性降級處理”來應對，不抱幻想，也不做多餘讓渡。比如面對歐洲加強對清潔能源、關鍵礦產、數字技術的審查與限制，中國不再以“市場換空間”的戰略思維作為主軸，而是更強調“對等反應與政策精算”。這並非報復，而是一次“應激機制重塑”：掌握主動權而非期待對方的理解，保持對等回應而不再説明解釋。

長此以往，這種狀態可能會導致另一個“不健康”的結果：各方對合作不再做中長期規劃，而只求短期效應。這種狀態在戰略學中，被稱為“準硬對抗”（pre-confrontation rigidity）：未公開脱鈎，但內心已無合作大局；未真正敵視，卻加緊準備斷鏈方案。

這種狀態的典型表現是在供應鏈方面：表面看似彼此仍有物流、倉儲、港口項目，但同時中企在歐洲的項目審批被莫名延緩、裝置設備無法通關、物流不暢或滯後、金融保險項目也處處受阻。歐洲企業赴華時也有類似憂慮：標準不確定、監管在擴大、生產優先級別下調，甚至高校實驗室合作都可能受到“國家安全雙重審查”。這種惡性循環最終形成一種“寧可不籤也別犯錯”的保守性沉默態勢。

説得更直白一些：商機剛出現或努力尚未有結果就被迅速扼殺；即便再有新的合作方案，也可能由於不確定的干擾因素而遲遲不敢落地。這才是目前歐中關係最糟糕的狀態表現。

中歐班列還在奔跑

以電動車為例：面對中國的比亞迪、上汽、理想、小鵬等品牌在歐洲廣拓市場，並於2024年在歐盟銷售中首超10%的市佔比，歐委會的反應是迅速啓動對中企的反補貼調查，並於2025年開徵針對中國電動車產業鏈的綜合關税。與此同時，德國寶馬、奔馳在中國的生產線也宣佈壓縮、收緊在華佈局，以避免被“地緣風險”所波及。

這種狀態甚至已蔓延至人文、學術和軟實力層面。大學間聯合實驗室項目因擔心“間接風險”大量擱置，學生互派因簽證制度審查增加而頻頻延誤。

即便在非洲、中亞、南美這樣的“第三空間”，中歐的合作或博弈也被上述“病毒”感染。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已在撒哈拉以南建立超過300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歐盟則在“全球門户”（Global Gateway）計劃下希望重塑對非洲的傳統影響力。

在國際貨幣體系趨於多元化的今天，中國積極推進人民幣支付聯盟，推動同全球南方國家簽署本幣結算的共識文件。而歐盟在這裏也與中國相背而行，仍然以“規則制定者”的身份自居，強調應將OECD主導的財政透明度審核、“綠色認證海外擴展機制”與人權指數來作為全球項目的評估標準。

其實，世間並無終極的對錯，只有路徑的不同。可惜，在歐美把中國視為“競爭和體制對手”的大環境下，理性已被邊緣化。

無法迴避的“美國因素”

在所有表面看似中歐雙邊問題的背後，若有一頭“看不見的大象”，那一定是美國。

今天，在貿易戰、技術脱鈎、安全機制重組、綠色補貼法案、AI倫理審核、半導體禁運、數字主權論戰等方面，美國都以“直接影響+制度模式+風險外包”的三重方式，深度介入了歐中摩擦中。

這種介入多數採用幕後“交易”的形式，美國在歐中爭端貌似不公開“挑動衝突”，但幾乎從未真正缺席過。

1. 北約元素和長臂管轄

首先，在地緣戰略架構上，美國依然是歐洲安全的壓艙石，而北約則是這個安全架構的組織保證。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俄烏戰爭中，歐洲始終未能擺脱美國這個“最高決策者”。

例如波蘭、立陶宛、捷克等國在對華議題上之所以採取“鷹派姿態”，實質上是為了與美國遙相呼應；在聯合國與WTO等多邊會議上形成的所謂“跨大西洋共識陣線”，使歐盟獨立的“對華政策”進一步紙面化。

其次，在技術與產業結構上，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2022年降低通脹法》等法規，迫使歐盟在綠色轉型方面對華降温，否則將減少其在美投資的機遇。

還有，美國推動歐盟設立“敏感科技清單”及對高科技設備出口限制機制，針對的其實也是中國的“戰略性行業”，如電池、無人機、算法平台等。

再者，在全球治理層面，美國竭力推動建立所謂的“可信夥伴同盟”；在全球南方治理、發展融資協議、數字貿易協定、綠色供應規範、AI治理倫理等領域，美國也都試圖構建“全球標準圈”，以圖將中國排除在外。在這方面，歐盟亦對美亦步亦趨。

2.“戰略自主”困局

歐盟內部並非對華盛頓，特別是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沒有“幻滅感”。法國長期鼓吹“戰略自主”，曾在中美衝突高漲之時嘗試構建“第三極”：既不盲目追隨美式霸權，又能約束中國的非規範擴張。馬克龍幾次高調訪華，也正是這種外交的組成部分。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歐洲發現自己技術不獨立、能源供應鏈脆弱、安全高度依賴美國、產業鏈不能自洽、輿論易被操縱，因此，其“第三極”的願景難以圓夢，逃不出“口頭自主，行動附庸”的怪圈。

中國對此心知肚明，所以一直對歐比較“懷柔”，因為支持歐盟戰略自主，就是讓世上少一個“美國代理”。同時，中方也深知，歐美的膠粘不僅有現實利益的原因，更有歷史、文化和體制上的盤根錯節在起作用。中歐之間或許很難建立雙邊透明和互信的對等機制，即使談成合作框架，只要華盛頓收緊政策，歐方隨時可能“調整方向”。

3.中美歐的“三角關係”極不穩定

未來十年，中歐美這個三邊格局應該還不會解構，但會呈現以下內涵：美國繼續通過“安全—規則—利益網”來滲透中歐關係，主導節奏；歐盟“嘴上自主、實質附庸”的狀態中短期內很難會改變；中國不再視歐盟為“平衡因素”，而是一種“可預知的變量單位”。

歐盟若真想找回“戰略自主”，就必須認識到：如果歐盟拒絕或無力對美依賴中掙脱出來，並重新定義中國崛起的意義，那就無法在“一帶一路”的收穫期以及全球南方權力崛起和中俄戰略聯手的過程中，擁有份量相當的話語權。

“第三空間”為何未能成為合作軸心？

中歐之間一個曾被反覆寄予厚望的領域，是所謂的“第三空間”。

輿論研究、建設項目融資報告、地緣預測模型一再顯示：雙方在非洲、中亞、拉美、南太平洋等“中間地帶”充滿合作空間。中國有施工執行力、資金動員力、數字化硬件能力；歐盟則有治理經驗、信譽紅利等優勢。兩者若選擇合力，而不是對抗，是可以主導全球南方的發展實驗的。

可惜，這種可能性依然只是停留在理論上，而且，雙方在現實中正朝相反的方向狂奔。

道理其實也不復雜，譬如，雙方無法在喀麥隆克里比深水港的建設中同時部署“中資建設規範”與“歐洲人權指標”兩個標準；在莫桑比克馬普托的供水系統承建中，雙方無法既執行歐洲投資銀行融資評估的政治審查機制，又讓中國設備廠家“比照應急性部署模型”快速落地。

在非洲，歐盟發佈所謂的“全球門户計劃”，標榜自己提供的是“高標準、高質量、高問責”機制；而中國推出的理念是每個國家應按照不同的階段制定“匹配發展，優先規劃”。例如，歐洲強調“低碳+綠色收益+價值建構”；中國則堅持“資源利用率最大化+就業力最大化+運營現金流最大化”。兩者的基本目標和邏輯根本不一致，難以進行有效合作。

在拉美亦如是。中方與巴西建設的數字港口、智利稀土冶煉技術項目、尼加拉瓜基建債務等領域，均遭到歐洲智庫與工程師組成的聯合小組的抗議。而歐洲在哥倫比亞與墨西哥推廣的全民治理數據庫與政府監管透明平台，則因其設置了反腐機制而被拉美政治精英視為“新殖民化評議系統”。

我們過去習慣將國際關係分成以下三個結構：合作、競爭和衝突。但今天中歐之間出現的是一種新類型：合作不順暢，競爭無規則，衝突不排除的“混合”樣態。

基於這樣的事實，中歐合作中短期內，包括在“第三空間”的合作，恐難有大幅提升的可能，除非中美之間的較量在未來十年中能有一個明確的階段性結果。

結語

如果我們關心中歐之間今後該如何相處，那就不該問：“你還相信歐中之間可以合作嗎？”而是：“大家能否接受不存在終極秩序這個事實？”

今天中歐之間真正需要的，是一種理性的國際共存認知：可以不互信，但要可預測；可以相互競爭，但要認可規則適用範圍；可以不結盟，但要保留融合接口；可以不敍事同構，但不可否定對方的存在和發展模式。

關於“終極”這個話題，美國學者福山先生的預言已失靈過一次，所以，是時候放棄孰優孰劣的“終極體制”爭論了。只有大家致力於求同存異的雙贏格局，那麼，中歐才能找到可持續的相處之道。

中國這個“基建狂魔”什麼複雜的地形環境都見識過了，歐洲也經歷了足夠的苦難和輝煌。在這個基礎上，中歐不是不可以建橋，而是必須用智慧去修補裂痕，以嶄新的設計去重新“錨接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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