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為什麼毛澤東親自為他執紼抬棺？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 王立華】

第一部分：驅動歷史轉變的車輪

二十二、歷史轉變中的共產國際代表張浩

這一節，主要講歷史轉變中的共產國際代表張浩。

1935年10月黨中央到陝北後，很快就實現了策略方針轉變，一年後又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不應忘記的歷史人物起到了獨到作用，他就是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本名林育英。

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會師後，中央領導兵分兩路：一路由毛主席帶領在直羅鎮作戰前線，一路由張聞天帶領進駐瓦窯堡，解決面臨的內憂外患。就在這時，喜從天降。

從定邊來了一個電報，説有一個可疑的人叫張浩，要找黨中央。中央立即讓赤衞隊把人送到瓦窯堡，等見了面後才知道，這個張浩就是當年的林育英。他當時穿着一件羊皮大衣，又高又黑，像蒙古人。大家見到他非常高興，都親切地稱他“老韃子”。[1]

據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到瓦窯堡後，革命有了家，張聞天徵求她的意見，説這下有了家可以了吧？於是他們也成了家。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沒有請客，兩個行李合在一起就是了。毛主席在直羅鎮打了大勝仗，回來後聽説他們結婚了，到他們的窯洞來看他們。毛主席好説笑，進門就嚷結婚不請客，不算數。劉英説，拿什麼請客啊，又沒有錢，又沒有東西。毛主席笑着説，那就不承認。他又説，我是真心給你們賀喜來了，還寫了一首打油詩呢，意思是誇張聞天民主。這一鬧，算是補了“鬧新房”的一課。[2]

劉英還説：到瓦窯堡後十來天吧，張聞天喜氣洋洋地告訴她，遠方來人了，快去看看，拉着她到隔壁窯洞。那時，共產國際總部設在莫斯科，“遠方”是專指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暗語。看到來人反穿一件光板羊皮襖，正是壯年，看去機警精幹。他是從蒙古方向越境，一路上裝扮成賣貨郎，挑着貨郎擔沿途打聽消息，看到陝北紅軍的佈告才找來，走了整整3個月。窯洞的牆角還擺着一副擔子，裏面有不少小孩衣服和帽子之類的東西。張浩到瓦窯堡後就與張聞天談開了，一日三餐就在他家一道吃，後來把貨郎擔裏的剩餘物資放到山下供銷合作社賣了，給了劉英他們兩塊光洋，説算是付伙食費了。[3]

張浩本來要到安塞與毛主席見面的，但到安塞後得知，毛主席已於12月13日到了瓦窯堡，張浩趕回來後與毛主席長談兩天。兩人本來就熟悉，毛主席在井岡山創建根據地時，他在湖南省委工作，是上級領導機關。

林育英（1897-1942）

張浩的到來是件大好事，至少在3個方面做出了獨到貢獻：

張浩的第一個貢獻，就是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和《八一宣言》精神，對制定新的策略方針發揮了幫助作用。

回國前，張浩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沒等開完會就派他回國了，文件密電碼是反覆背誦記在腦子裏的。國際七大要求，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國際還充分贊成“英勇的中國兄弟黨的倡議，即建立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的最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這一統一戰線要聯合中國境內所有那些願意為救國救民而真正鬥爭的有組織的力量。”[4]

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講到這些時，會場上各國共產黨代表團全體起立，多次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這些，對於剛在陝北落地的黨和紅軍無疑是非常及時的，指導、支持和鼓舞作用可想而知。

本來，黨中央已經驅動了策略轉變的車輪。張浩到瓦窯堡的時間，是在1935年11月18日之後，[5]而早在11月13日，中共中央就發佈宣言，聲明將開始以中國工農紅軍為主力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新的歷史階段，要求“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不論他們的黨派、信仰、性別、職業、年齡有如何的不同，都應該聯合起來，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國民黨而血戰”。得到張浩傳來的共產國際指示後，知道我們的考慮與國際確定的策略方向完全一致，爭取新的勝利的信心就更足了。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部分）

時任中宣部部長吳亮平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是在長征路上逐步形成的，但是許多具體問題則是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解決的。張浩在這之前找到黨中央，帶來共產國際的正確意見，這對於毛澤東同志的英明決策在全黨的貫徹執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張浩不畏艱險，長途跋涉走到陝北，及時把共產國際的正確意見傳達給中國共產黨，是對中國革命的一個大貢獻。”[6]

張浩的第二個貢獻，就是幫助打通了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繫。

黨中央遷到瑞金後，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都是通過上海中央局的大功率電台轉發。1934年10月，幾乎與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同時，上海中央局和電台被破壞，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中斷。遵義會議後中央曾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後來又輾轉到蘇聯聯繫。共產國際為了恢復與中共的聯繫，曾多次派人帶密電碼回國。當時，從蘇聯回國有東北、新疆、蒙古三條路，1935年初先是派閻紅彥、張勝帶密電碼回國，走的是新疆線，因為當時上海中央局被破壞，中央紅軍正在長征路上，不知道中央的確切地點在哪裏，直到12月才到陝北找到中央。

七八月又派張浩回國，他是從外蒙古入境的，到銀川后因湖北口音受懷疑，被國民黨軍扣押，後來他跟連長成了好朋友，就給放出來了，最早成功地將密電碼帶到陝北，但沒有大功率電台，電訊聯繫還是恢復不了。1936年初，共產國際還派但餘忠7人小組，攜帶大功率電台和密電碼入境，在陝北安邊遭民團襲擊失敗，被殺害6人關押1人。直到1936年6月16日，宋慶齡幫助送到大功率電台後，才用張浩帶回的密碼向共產國際發出電報，溝通了聯絡。[7]

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繫，對中國共產黨來説很重要。共產國際是世界共產黨的聯合組織，它的任務是團結工人階級和勞動羣眾，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建立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徹底消滅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解放全人類服務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直接幫助下創建的，與蘇聯等國的共產黨一樣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都要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與指導。

在當時的世界上，能幫助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力量，只有閃耀着紅星的社會主義蘇聯，只有列寧親自領導成立的共產國際，其他都不可能。長征路上張國燾搞分裂，黨中央毛主席只帶着一、三軍團北上，在最黑暗最艱難的時刻，黨中央確定的基本方針和方向是：“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繫，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8]靠近蘇聯建立紅色根據地，是當時走出困境的一條生路，那裏有共產黨人信仰凝聚的源頭蘇聯，是全世界無產者的精神家園，那是能看得見的來自“遠方”的希望之火。

有些研究者把共產國際説得一無是處，既不客觀又不正確。1945年4月，毛主席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作説明時，有一段關於共產國際的形象生動的評價：“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説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9]

毛主席講這話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兩年了，但他並沒有把之前我們黨犯錯誤的責任推給共產國際。這是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黨形成的一個好傳統，也是我們黨能夠不斷進步的重要原因。就是出了問題多檢討內部原因，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對問題的責任上推下卸、歸罪於外，這樣才能更好地堅持真理糾正錯誤，不斷提高自己，把路走得更好一些。

同樣是共產國際在上，對毛主席領導的中共中央發揮作用的性質就完全不一樣，就再也沒有走過去那樣的彎路。共產國際派張浩回來，傳達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指示，就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正確指導的功，是“玉皇大帝”給中國共產黨下的一場好雨，及時雨。

張浩的第三個貢獻，就是藉助共產國際權威解決張國燾製造的分裂。

在張浩到陝北一個多月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又走出了極為惡劣的一步。1935年10月5日，他在四川卓木碉宣佈另立中央，還做決議對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對楊尚昆和葉劍英免職查辦。11月12日，中央發電警告張國燾“不得冒用中央名義”。[10]12月5日，張國燾竟然發電給黨中央説，他那裏已經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要中央以黨的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11]表現得非常狂妄。就在此時，張浩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到陝北，真的可以説是天佑中華，不讓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破壞中國革命進程。畢竟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重大問題可以發揮指導約束作用，可以影響革命隊伍中的人心向背，張國燾再囂張也不能不畏懼共產國際的權威。

張浩完成共產國際派遣的任務後，對毛主席説：“我的任務已經完成，現在我是中國共產黨一名普通的黨員，請中央分配工作。”隨後黨中央決定，讓他藉助共產國際的權威做張國燾的工作。會議還決定，彭德懷和張浩到中央政治局工作。張浩是已經犧牲的工人運動領導人林育南、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兩人的堂哥，是搞工人運動出名的，在黨內也是老資格，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他與張國燾很熟悉，張國燾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時，他們兩家同住在一個院子的前後樓。[12]

張國燾知道張浩到陝北，特意給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等發電，指責毛主席、周恩來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北上“逃跑”，要陝北蘇區和紅軍接受他的領導，並要他們轉給張浩。

張浩給張國燾回電提出兩點意見：“第一，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的太尖鋭，因為目前的問題是一致反對敵人，黨可有爭論，對外則應一致，我已將這個意見同樣的向這裏諸同志提出；第二，……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以由駐莫中共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全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覆！”[13]既有態度也有辦法，目的是做張國燾的思想工作，讓他回到黨的統一領導之下。

幾天後，1936年元旦，毛主席給朱德總司令發去一個電報，重點講了黨中央到陝北後的情況：一是已經與北方局、上海局發生聯繫，對國際也有發生聯繫，這是大勝利；二是以張學良為主力的對陝北蘇區第三次“圍剿”已經徹底粉碎，正在猛烈地擴大紅軍和游擊隊，蘇區有極大發展；三是國際除派林育英來外，又有閻紅彥來，據他們説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的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全蘇歐、全世界都稱讚我們的長征；四是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等。[14]黨中央在陝北的形勢紅紅火火，充滿生機和希望。

此時，張國燾率軍南下已經損兵折將，1935年11月下旬之後，不得不退回到大小金川地區，陷入困境。而黨中央、中央紅軍到陝北後，卻不斷取得重大勝利，打開了新局面，而且還與共產國際接通聯繫，根據國際指示精神確立了新的策略方針。毛主席告知張國燾等這些進展，也是希望他們在對比中改變錯誤認識，迷途知返。

張國燾與毛澤東合影

張國燾看到毛主席的電報後，並不甘心已經處在下風，而是堅持自己的錯誤。他給張浩發電要求“反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包括：將五次“圍剿”估計為決定勝負的戰爭；在福建和北方事變中因錯誤策略放棄無產階級領導的爭取；還有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放棄向南發展等。

其中對遵義會議前博古負責時中央存在的問題，不能説沒有道理，因為後來中央也對那一段進行了反思批判，但無論如何那也不能成為另立中央、分裂黨的理由，這是突破黨的組織紀律底線的，也是非法無效的。張國燾自知問題所在，在電報的最後講：“黨中央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15]這裏，雖然仍冒用“黨中央”的名義，但這個“服從共產國際”的表示也留下了餘地。

張浩發電告訴張國燾，共產國際派他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並且已經會着毛澤東等情況。張國燾卻回電質疑張浩：“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並要求他告訴陝北同志：“自動取消黨中央名義，黨內問題請國際解決。”[16]

在這種情況下，張浩回電非常明確地告訴張國燾兩點：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國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17]

這個表態非同小可。一是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完全肯定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儘管當時並沒有溝通與共產國際的電信聯絡，但瓦窯堡會議提出的策略方針轉變，是在張浩傳達共產國際精神後製定的，張浩有資格以共產國際名義作出評價；二是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黨和中國紅軍在共產國際的地位，言下之意就是告訴張國燾不要再折騰了；三是充分肯定中央紅軍的長征是勝利了，張國燾否定北上是錯誤的；四是根本不承認張國燾另立的“中央”，但也給了他個台階下，讓他成立西南局，直屬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王明當時是代表團團長。同時告訴張國燾，他提出的那些問題，與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以同意他講的辦法：提交共產國際解決。

徐向前元帥後來回憶説：張國燾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裏着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總司令和大家趁機做他的工作。我們還是老主意：取消這邊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見，待日後坐下來慢慢解決。為了給張國燾一個台階下，有的同志提出，這邊可以組織一個西南局，直屬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領導，暫與陝北黨中央發生橫的關係。這個過渡性的辦法，大家認為比較合適，張國燾能夠接受。經與中央協商，中央表示同意。[18]

連張國燾自己都説：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改變了。事態的發展，使我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開始轉居劣勢。[19]

但他並不甘心，繼續給張浩、張聞天發電説，對瓦窯堡會議決議原則上同意，而在組織關係上卻提出：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兄處和此間同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20]還是不承認黨中央的領導。

張浩與張聞天給張國燾去電，對他同意黨的政治原則、組織上用西南局表示歡迎，但對他要中央改為西北局斷然否定，告訴他國際不能同意。

同時，對二、四方面軍下一步行動的戰略方針，提出3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北上陝甘；第二方案是現在地鞏固地向前發展；第三方案是四方面軍南渡大渡河轉向雲貴滇發展。張浩特意告訴他們：“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21]告訴張國燾斯大林都同意向北。接電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一致同意接受中央第一方案，就是二、四方面軍北上陝甘。張國燾也只得同意。

1936年6月6日，在二、四方面軍會師前，張國燾宣佈取消自立的“中央”。但他仍不承認中央領導，仍提出中央職權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時行使。7月初，二、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一領導二、四方面軍北上。

紅四方面軍北上途中，張國燾又生變故，提出西進甘西。直到9月26日，西進遇阻後不得不北上，張國燾才在給中央的電報中説：關於統一領導，萬分重要，我們提議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22]終於表示，他放棄與中央的橫向協商關係，接受中央領導。

克服張國燾分裂的工作非常艱難，儘管此後還有一些波折，但三大主力紅軍終於會師西北了，黨中央恢復了對革命力量的統一領導。這個過程，張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36年10月，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中央決定張浩去紅四方面軍做政治工作，行前毛主席還專門約他到住處談話。張國燾等到保安後，張浩又找他談話，勸他不要爭辯往日是非。張國燾後來回憶説：“他仍是和從前那樣熱情樸實，説話的時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勁，似乎要將他所想的傾瀉出來。”[23]

1937年2月底，西路軍陷入困境時，黨中央派四方面軍沒有過河的四軍、三十一軍，還有陝北紅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共4個軍和1個騎兵團組成援西軍，由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治委員。但援西軍抵達鎮原、平涼地區時西路軍已經失敗，他們立即派出部隊收容失散人員。

1937年9月國共合作抗戰開始後，以援西軍為主體的紅四方面軍四軍、三十一軍和西路軍歸隊人員，陝北紅軍的二十九軍、三十軍等，共13000餘人，改編為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由劉伯承、徐向前任正副師長，因為國民黨不同意設政委，張浩任政訓處主任。一個月後八路軍恢復政治委員制度，張浩任一二九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24]

一二九師上前線旗開得勝，10月19日打響的第一仗，就是夜襲陽明堡飛機場，不到1小時就用手榴彈炸燬敵機20餘架，與機場日寇肉搏，殲百餘人。這是繼八路軍一一五師平型關大捷、一二零師雁門關伏擊戰之後，中國軍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勝利，一時間成為中外媒體的頭條新聞（這應當比印巴空戰的戰果還驚人）。之後不到一個月內，一二九師又在七亙村、黃崖底、廣陽等地打了幾個大勝仗，殲敵千餘，繳獲騾馬近千，援助和掩護了防守娘子關和忻口的國民黨友軍安全撤退。

但幾個月後，到1937年底，張浩因腦傷時常發作，經常暈倒在工作崗位上，難以堅持正常工作。黨中央毛主席決定調張浩回延安，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替一二九師政委職務。

張浩回延安後休養，負責職工運動。他組織辦了工人學校等，力所能及地做了許多工作，但到1942年初，病況日益嚴重，彌留之際，他對妻子和身邊人説：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勝利的那一天，深以為憾。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死後將他葬在中央駐地楊家嶺對面的桃花嶺上。他充滿深情、戀戀不捨地説：“我要天天看着黨中央、毛主席！”

電視劇《延安頌》劇照

1942年3月6日張浩病逝，終年45歲。毛主席為他題寫輓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葬禮那天毛主席提議，他和朱德總司令、任弼時、陳雲、徐特立、謝覺哉、葉劍英、李維漢及林彪等黨政軍領導人，親自執紼抬棺，一步一步地把張浩抬上桃花嶺墓地。在黨和軍隊的歷史上，毛主席、朱總司令等最高領導人親自執紼抬棺，只有張浩一個。

張浩的墓地與中央領導人駐地隔溝相望。毛主席親自執紼抬棺送別張浩後，意味深長地對大家説：“讓張浩同志天天監督我們。”[25]

是啊！那麼多的先烈先輩義無反顧地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們若在天有靈，一定會萬分牽掛和關注那未竟的事業，希望活着的同志和後來的同志延續他們的生命和追求，實現為人類求解放的壯麗理想。

[1]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頁。

[2]《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8-89頁

[3]《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頁。

[4]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第57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387-438頁。

[5]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頁。

[6]《張浩紀念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頁。

[7]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頁。

[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頁。

[10]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頁。

[11]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0、844頁。

[12]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頁。

[13]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5-846頁。

[14]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849頁。

[15]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6頁。

[16]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2頁。

[17]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4頁。

[18]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477頁。

[1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294、297頁。

[20]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857頁。

[21]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2-863頁。

[22]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頁。

[2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325-326頁。

[24]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頁。

[25]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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