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裏·薩克斯：美國終將明白，自己根本不夠格統治全世界

中美競爭的核心是什麼？如果中國不夠強大，還能引起美國的注意嗎？美國霸權是如何在全球實施“顏色革命”，以建立忠於自己的傀儡政權？在這種霸權思想下，世界秩序還有可能走向和平嗎？

7月21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前高級顧問傑弗裏·薩克斯來到復旦大學逸夫科技樓，參加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主持、聯合底浪文化共同發起的對話。薩克斯教授以《以色列-伊朗衝突及其全球影響》為題做主題演講，並將話題拓展到了更廣義的地緣政治領域。

以下為薩克斯教授近2個小時主題演講全文，觀察者網翻譯，未經本人審閲，僅供參考。

傑弗裏·薩克斯：

非常感謝您的熱情歡迎與邀請。也感謝在座的各位，給我這個機會和大家共度幾個小時，聊聊當今世界局勢。的確，雖然今天的主題是關於以色列和伊朗，也就是中東危機，但我還是想談得更寬泛一些，更一般性地談談地緣政治話題。

地緣政治，特別是大國之間的關係——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歐洲各國——正處於一個非常艱難且充滿風險的時期。我們深陷一場極其嚴重的危機，因為我們身處核時代。眾所周知，有九個國家擁有核武器。也許還有其他一些國家，但得到公開承認的是九個。這九個國家中的大多數，至少與另一個有核國家在地緣政治或外交上存在衝突。而美國和俄羅斯更是在烏克蘭陷入公開衝突，因為這本質上就是一場美俄之間的戰爭，一場極其危險的戰爭。因此，我的觀點是，我們必須深刻理解全球局勢，才能避免可怕的災難。

7月21日，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與張維為教授對話 觀察者網

我經常提到《原子科學家公報》的“末日鍾”。這是美國的一份刊物，創辦於1947年，也就是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之後。創辦者是那些自己也辦期刊的原子科學家。他們想告訴世界：這實在太危險了。核武器帶來的風險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其毀滅性的威力是史無前例的。於是他們設立了這座鐘，鐘錶指針會指向離“午夜”（象徵世界末日）更近或更遠的位置。鍾剛設立時，指針離午夜還有七分鐘。傳遞給世界的信息是：我們離毀滅很近了，就是因為這些新武器。

那是在1947年，當時只有美國擁有原子彈。當然，1949年蘇聯打破了這種壟斷，研製出了自己的原子彈。接着是1950和1960年代的英國、法國、中國。然後我們知道，以色列大約在60年代的某個時候（儘管從未正式宣佈）擁核，再之後是印度、巴基斯坦、朝鮮。伴隨着地緣政治的演變，這座鐘的指針一直在來回擺動。

冷戰結束時的1991年，指針曾遠離午夜。蘇聯解體了，看起來威脅消失了，冷戰結束了。美中迎來良好的關係。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以及後來的葉利欽總統領導下的俄羅斯都説：我們只想要保持良好關係，我們要重建，我們想要體面的對外關係。於是科學家們把末日鐘的指針調到了離午夜還有17分鐘的位置。

然而，自那以後的每一屆美國總統任期都目睹了末日鍾指針向午夜逼近。我不認為這是偶然。我認為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犯下的錯誤導致的。儘管美國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安全的國家——我們不用擔心外敵入侵，畢竟，我們並不擔心加拿大或墨西哥入侵（雖然1846年美國跟墨西哥打過一仗，但他們輸了），所以這不是什麼大威脅。我們還有兩大洋保護，美國本該非常從容。美國在安全上面臨的唯一威脅就是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而這本應不難避免——你只需與其他核大國合作就行。

但正如我所説，指針從離午夜17分鐘開始調整，克林頓上台，指針移近了；小布什上台，指針移近了；奧巴馬上台，指針移近了；特朗普上台，指針移近了；拜登上台，指針又移近了。現在，指針離午夜只有89秒了。從17分半鐘，到只剩下不到一分半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每一屆政府都在把指針撥向午夜？

當然，存在許多種解釋，但我的解讀聚焦於美國，更寬泛地説，是整個西方世界——我指的是美國、歐盟、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我把它們算在一起，因為它們也算英國的旁支）。在我看來，問題在於我的國家的政治領導層對全球現實存在嚴重的誤解，這種誤解已持續了三十多年。

2025年1月28日，哥倫比亞大學前校長桑托斯（左）、普林斯頓大學機械與航天工程系榮休教授羅伯特·索科洛展示“末日鍾”最新狀態

張教授，您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14年前有過一場精彩的辯論，我剛剛才有機會拜讀。正如您告訴我的，您是對的，您辯贏了。但福山教授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觀點是：西方已經勝利，歷史終結了。而我對現實的基本理解則不同。

我認為，冷戰的結束意味着，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取得了勝利——我們有機會擺脱核戰爭和對抗，有機會在全球各地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而中國引領並展現了這一點。從1980年到2020年這四十年間，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最快的經濟發展。這展示了當今世界的可能性——憑藉技術、教育與基礎設施的發展，我們能取得多麼巨大的進步。

順便説一句，我是親眼見證這一切的，因為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81年。那時的中國並不富裕。1981年的中國還很貧窮，這是過去一百五十年曆史的結果。在我職業生涯的這四十年裏，中國經歷了迅猛的發展。我認為，這是世界所有地方都有可能實現的。因此，儘管我要為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盡心鼓掌，並深知其植根於中國深厚的歷史與文明土壤中，但我堅信這是在世界所有地區都能實現的。也許速度不同，也許不能都像中國這樣成功，但我不會輕視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非洲、南亞、中亞或拉丁美洲。

我認為，我們都能和平共處，共同繁榮，讓貧窮國家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潛在現實。但顯然，這還不是我們世界的實際現實。所以，我們需要理解世界可能成為的樣子，然後努力去實現那個世界。

不幸的是，這並非1991年底福山教授宣佈“歷史終結”時美國的想法。當時美國的想法是：西方將從此領導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內部的美國將領導世界向前進。至於其他地區是否發展，美國興趣不大。即使它們要發展，也必須在美國的庇護下進行。換句話説，冷戰結束時重要的是全球主導地位，而非合作或和平。我認為，這正是為什麼世界在過去35年裏持續陷入危險，且變得越來越危險。

所以，我的理解是，我們存在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於：西方主導了世界經濟和政治、金融領域大約250年，大致從1750年到2000年左右。在此期間，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將這種主導地位解釋為世界上固有的、理所當然的特徵。它用多種不同的方式來解釋這種主導地位，有些非常極端，有些稍微温和一些，比如種族優越論、社會優越論、文化優越論、宗教優越論（畢竟西方是一個基督教世界）。

無論信奉哪種理論——基因優越論也好，生物優越論也罷——這種觀念都深深植根於西方世界的思想、道德、敍事、信仰、制度和政治之中。而其中有兩個國家主導得最為徹底。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問題，追根溯源都跟它們有關。

其一便是英國。中國與英國有着一段相當不同尋常的打交道經歷，從1793年一直延續到大約二戰結束。另一個就是美國，英國在西方世界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中的繼任者。

英國無疑享受着權力帶來的傲慢。他們將這種傲慢用在中國、印度、俄羅斯以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因為他們當時相信英國是那個“日不落帝國”。這就是所謂的“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時代——雖然並不那麼和平，但確實是英國主導的時代。19世紀實質上是由英國主導定義的。

歐洲在20世紀上半葉經歷了兩場災難性的內戰——我們稱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在歐洲內部，這其實就是歐洲國家間的內戰。最終，英國無力再維持全球帝國，但美國在此時接手了。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統治的思維方式和制度。

大英帝國統治在地緣政治方面的主要體現，就是控制世界不同地區的政權，所以英國十分擅長我們所説的“政權更迭”操作。如果你不喜歡某國政府，那就換掉它，這是一種與外交不同的對外政策。在外交中，如果你不喜歡一個政府，你會坐下來談判。但如果你是19世紀的英國人，你不喜歡一個政府，你會威脅它、殺掉其統治者、或者推翻它。這也是20世紀下半葉英國對外行動的主要模式。

美國繼承了這種行動模式。我甚至可以説，是英國人教給了美國人。1953年，英美就搞了一次“聯合行動”——由英國軍情六處（MI6）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聯手推翻了伊朗政府，這間接塑造了今天的局勢。1953年，伊朗本有一個運作良好的民選政府，由摩薩台總理領導。他有個在當時非常激進的想法：伊朗土地下面的石油，應該屬於伊朗人。而英國人則認為，這些石油屬於英國。所以當這位民選伊朗總理説“這是我們的石油，在我們的國土之下”時，英國政府就知道必須推翻他。他們聯絡了美國政府，秘密策劃了推翻摩薩台、扶植伊朗巴列維國王的行動，建立了一個在美國控制下的警察國家。

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1953年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的政變推翻

如果要統計一下，美國從1945年到1989年冷戰結束期間所有的此類政權更迭行動……有位政治學學者林賽·奧羅克（Lindsey O’Rourke）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很棒的書，叫《隱蔽的政權更迭：美國的秘密冷戰》（Covert Regime Change），她當時是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的學生。她統計出美國冷戰期間進行了64次隱蔽的政權更迭行動（大部分由CIA主導），以及6次公開的政權更迭行動（即公開發動戰爭推翻別國政府）。總共70次政權更迭行動！

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統治之術。它與外交背道而馳，你不需要和對方打交道，你只需要控制它、推翻它、刺殺其領導人、發動政變、操縱選舉、製造騷亂來顛覆那個政權。這種事情在台面下發生了64次。“隱蔽”（covert）一詞是什麼意思？就是美國否認自身扮演的角色，儘管當地民眾都心知肚明是誰幹的。所以當這些事件發生時，關於“誰是主謀”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那麼隱晦。所有人都説是美國乾的，但美國卻説：“跟我們沒關係。不是我們乾的。那是當地自發的騷亂。”

我之所以提到這些歷史是因為，這種傲慢的統治之術——本質上是一種帝國心態——正是美國從1945年到1991年的心態體現。美國人民被告知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要對抗全球共產主義。這就是當時給出的解釋，尤其是針對蘇聯。美國指責蘇聯想要接管全世界，並以此為藉口，試圖去接管世界所有其他地方。

非常關鍵且有意思的是，美國拒絕讓任何國家保持中立，並宣稱：“如果你不站在我們這邊，你就是反對我們。”因此，美國積極反對別國保持中立。這也是一個非常詭異的主張，因為很多國家説：我們不想選邊站，我們想和蘇聯做生意，也想和美國做生意。我們沒有強大的軍隊，我們不攻擊別人，但我們也不想和任何一方的關係搞僵。美國卻説：不行，這還不夠。你要麼站在我們這邊，要麼就是反對我們。

有意思的是，對於在座的學者們——這裏可都是學者——如果你們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本史書因為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近年來出版的書又流行起來了，書中提到一段“米洛斯對話”。這場對話發生在雅典人和米洛斯島的領袖之間。

米洛斯人表示，“我們想跟雅典做朋友，也想跟斯巴達做朋友”。但是雅典人説：“不行。你們必須跟我們站在一起，反對他們。”

米洛斯人回應，“不，我們只想保持中立，安分守己。別管我們行嗎？我們喜歡你，但不想加入你的帝國，也不想加入他們（斯巴達）的帝國。”

然後雅典人蠻橫地表示，“不行，你們要是中立，就會削弱我們在整個希臘域內的權威，會讓雅典的所有盟友覺得我們軟弱，所以你們必須臣服。否則，我們就殺光你們。”

歷史上，大約公元前416年，米洛斯人果然拒絕了雅典。結果呢？雅典人入侵，殺光了米洛斯島上的男人。當然，伯羅奔尼撒戰爭真正揭示的是：僅僅12年後，雅典就戰敗了。所以，除了帶來失敗以外，那份傲慢沒有任何意義。還不止於此：打贏了戰爭的斯巴達後來也從歷史上消失了。雙方誰都不是贏家。戰爭同時耗盡了雙方的元氣，而希臘在下個世紀裏就被馬其頓入侵了。所以説，這場漫長的戰爭讓交戰雙方都成為輸家。

但雅典展現的傲慢，正如今天的美國。順便提一句，那時雅典可是偉大的民主政體，但同樣傲慢至極，最終吞下了自己釀成的苦果。正因為是民主體制，他們選出了許多愚蠢的領導人，那些人非常擅長蠱惑人心，煽動民眾道：“為什麼不攻打敍拉古？為什麼不把戰爭繼續下去？”他們毫無理智，最終令雅典一敗塗地。

公元前5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形勢示意圖

我個人的大部分工作始於1989年，那時我已經在拉丁美洲工作，然後冷戰結束了。簡單來説，我曾擔任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的顧問——不是作為直接顧問，而是通過他的首席經濟顧問。後來，我直接擔任過葉利欽總統的顧問，也當過烏克蘭總統以及許多其他領導人的顧問。

我當時想，這太好了，冷戰結束了，全世界都在搞市場經濟，大家可以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窮國能更快地發展，縮小與富國的收入差距。富國也該幫窮國追趕上來。這樣我們就能擁有一個安全、繁榮的世界。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那時相信，現在也依然相信：有足夠的資源供所有國家得到發展。因為經濟學理論裏面有個馬爾薩斯理論，説資源是不夠分的，因此爭鬥不可避免，總會有人最終成為輸家。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討論，但我拒絕接受。我的理由基於經濟學本身。換句話説，這不是關於道德理論，而是關於實踐的理論：只要人類選擇正確的技術路線（比如用太陽能，而不是化石燃料），就能讓全世界每個人都過上好日子，有足夠的資源供所有人實現發展。這就是我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觀點。

然而，美國非但沒有放棄，反而強化了帝國心態。它沒有把冷戰結束視為建立一個平衡、公正、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良機，反而將其視為謀求霸權的契機——非常赤裸裸地認為。這成了所謂“新保守主義者”的意識形態，這幫人從1991年開始，基本上掌控美國政壇至今。新保守主義者的核心思想是：只有在美國領導下，世界才會安全，因為美國是“正義的力量”，所以就該美國製定規矩，扮演世界警察，決定世界各地的事務，然後天下就太平了。

這種立場何其傲慢，這個想法本身也極其荒謬。但自1991年起，歷屆美國政府基本上奉行了這一套理念。我本人也算近距離見證了一切。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的主張是：我們應該幫俄羅斯重新站穩腳跟，幫非洲實現發展，確保全球各地消除貧困。可這些想法在美國的政治領導層（包括我那些短暫掌權的前同事們）那裏，通通不被接受。他們認為這些想法太天真，有違美國利益。美國的利益就是當“全球老大”，而不是在一個共享繁榮的開放世界裏搞合作。在我看來，冷戰的結束甚至讓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更加糟糕。

順帶説一句，這對中國也很重要。冷戰期間，美國所有説辭都是，“我們對抗蘇聯是因為反對國際共產主義”。你們知道，在美國語境裏，“共產主義”這個詞本身就夠嚇人的。可當俄羅斯獨立並宣佈自己搞“市場經濟”，進入“後共產主義”的新時代了，這對美國政壇產生了什麼影響嗎？一點沒有！這很有意思。

實際上，冷戰結束後俄羅斯依然被視作敵人。為什麼？這根本無關共產主義或意識形態，純粹因為俄羅斯是個大國。在這點上，約翰·米爾斯海默教授道出了美國人的心態：美國視俄羅斯為威脅，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特定意識形態，就是因為它的塊頭大。美國視中國為威脅，也不是因為中國具體做了什麼或是什麼樣，僅僅因為它又大又成功。因此，中國的“原罪”就在於它威脅到了美國的霸主地位。我認為，這就是美國政治領導層觀點的精煉概括。

回到我的經濟學觀點：這種思維是個可怕的錯誤，不僅在道德層面，更在實踐層面。美國只佔世界人口的4%，3.35億人。4%的人口怎麼可能統治全世界？除非世界上其他地方永遠保持貧窮、失敗、落後……但這不僅毫無道德理由，在現實中也不可能發生。我一直相信窮國可以更快發展、迎頭趕上。當然，中國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功範例。但中國也遵循了日本、新加坡走過的基本路徑：只要領導有方、規劃得當、策略正確，實現快速的經濟騰飛是完全可能的。中國再次證明了這一點，而且規模史無前例。

所以，美國那套稱霸世界的想法根本講不通。不僅在道德層面講不通，在安全實踐上也講不通——在一個美國富得流油，而擁核的俄羅斯卻陷入動盪的世界裏，美國怎麼可能變得安全？這隻會讓美國面臨更多危險。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種想法也是錯的：俄羅斯會趕上來，中國會趕上來，非洲也會趕上來。美國終將明白，佔世界人口的4%就是4%，根本不夠格統治全世界。美國必須學會與別國合作，必須明白治國之道遠不止推翻別國政府那麼簡單粗暴。

1995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參加晚宴

説到這裏，就觸及當今的國際政治了。直到今天，美國依然沒明白這個道理。我們看到的戰爭和危機，根源還是那套陳舊的帝國心態。

比如烏克蘭戰爭就是美國挑起的，而不是俄羅斯挑起的。美國通過將軍事同盟北約東擴，試圖在烏克蘭和高加索南部（特別是格魯吉亞）建立軍事基地，間接引發了這場戰爭。俄羅斯政府明確地表示，“不行，你們不能在我們的邊境上設軍事基地，我們絕不接受，這對我們是實實在在的安全威脅”。

而美國的立場呢？“俄羅斯，我們要做的事情你們管不着。只要烏克蘭同意，我們就要把導彈擺到你的家門口”。然後普京總統表示，“不行，這對我們來説太危險”。美國還是説，這跟你們沒關係。這就是烏克蘭衝突爆發的本質——美國認為，其軍事觸角可以伸到世界上的任何角落。當俄羅斯表示，不可以在我的家門口之後，最終走到了戰爭這一步。

而在開戰前，2009年、2010年的烏克蘭政府一度很明智，提出：“我們想保持中立。”——各位，讀一讀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對話吧，美國人不接受烏克蘭的中立訴求，美國怎樣對付那位想保持中立的總統？在2014年2月把他推翻了。美國和烏克蘭部分勢力聯手發動了一場政變。美國在其中的角色相當明顯，儘管它矢口否認。

我們不妨稱之為一次“隱蔽的政權更迭行動”。碰巧有參與者告訴過我，美國在其中扮演了多大的角色。而且在關鍵時刻，美國外交官維多利亞·紐蘭的一通電話被俄羅斯人截獲並公佈在網上。她在電話裏明確斷言，下一屆烏克蘭政府的人事安排應該如何如何，而後來上台的正是那批人。所以，是美國決定了烏克蘭的下一屆政府。現在這位紐蘭女士在哪？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成了我的同事。所以，這就是你通往成功的道路：發動一場政變，然後就能去哥大當教授了。這就是烏克蘭衝突的真相。

特朗普總統上台時説過，他想要結束這場戰爭，因為毫無意義，且俄軍在戰場上佔了上風。但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既沒有能力，也缺乏邏輯去真正地結束戰爭。他沒法公開説出那顯而易見的真相，他不能對美國人民説，“北約不能再擴張了”。如果他敢這樣説，立刻會被罵成“懦夫”、“叛徒”、“向普京低頭”、“認輸”、“收了俄國的錢”。

所以，那套帝國思維邏輯依然大行其道，就算某位總統個人想要帶來改變，也無能為力。當然，沒人能弄清楚特朗普腦子裏在想什麼，恐怕連他自己都不明白。我們不清楚他的真實想法，但我知道的是：特朗普看起來想結束烏克蘭戰爭，但既缺乏政治實力，也缺乏個人領導力去實現，因為他身邊全是軍工複合體的代言人，主張“美國可以為所欲為”。

接下來是中東衝突，這是第二場衝突，也是一場帝國衝突，像很多衝突一樣，它始於英國人之手。順便説一句，烏克蘭衝突也始於英國人——1853年，英國就基於美國在2014年挑起烏克蘭內戰的同樣理由，對沙俄開戰了。英國人當時説，我們必須削弱俄羅斯。所以這場烏克蘭衝突就像19世紀的克里米亞戰爭，雙方角色幾乎沒變，只不過第一次美國人沒摻和，但英國人兩場都摻和了。

説到中東，這同樣是英國人埋下的危機，源於一戰。各位知道，當時統治中東的奧斯曼帝國被協約國（主要是英法，美國也參與了）擊敗。英國是那個時代的主導性帝國強權，尤其在中東：它控制了埃及，控制亞丁（今天的也門），因為這是它通往帝國明珠——英屬印度的海上要道。所以英國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從地中海到印度的整條航線。

一戰結束時，奧斯曼帝國戰敗，英國圖謀控制整個地區。它對各方許下了一大堆相互矛盾的承諾：對阿拉伯人説“你們將統治這塊地”，對法國人説“你們將控制這塊地”，對猶太人説“你們將擁有這塊地”。當然，英國最終是想自己控制這個地區。這就是典型的大英帝國式欺騙，或者説兩面三刀。

而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後來那份著名的《貝爾福宣言》。英國在那份宣言中表示，支持在奧斯曼帝國的一塊省份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這片地區在一戰後被稱作“巴勒斯坦”，這是古羅馬時代對這片土地的稱呼。英國在國聯的授權下接管了這塊土地，並宣稱要為猶太人建立一個家園。

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甚至説是離奇的故事。因為兩千多年前，猶太教的聖殿確實曾坐落於此，但在公元135年，這裏的猶太人已被羅馬帝國驅逐。如今，英國試圖在這片土地上重建一個古老國家的問題在於，當地95%的人口是阿拉伯人，他們並不想在自己的家園裏出現一個猶太國家。但英國動用了它的帝國權力，大規模推動猶太人（主要來自東歐）遷入這塊英屬託管地。

於是，一場漫長的衝突拉開了序幕，至今已延續了一個世紀之久。當地人對這些主要來自歐洲的移民做出反抗。等以色列建國之後，移民也開始來自中東和南亞其他地方。

以色列這個1948年在聯合國批准下成立的國家，從一開始的安全觀念就是：我們不能允許一個敵對的阿拉伯國家存在於身邊。聯合國曾提出過土地共享的方案，但都被雙方拒絕了——阿拉伯人説，我們人口占多數，應當主導這個地區；猶太人則認為，我們是少數，所以必須掌控局勢，否則就不安全。

從1948年到今天，這場衝突從未真正停息過。重要的是要記住，以色列的存在本質上是英帝國主義創造的產物，如今則依靠美帝國來維繫。一個僅擁有800萬人口的小國，周邊是擁有4億人口的阿拉伯世界，如果沒有美國充當它的帝國靠山，以色列根本無法在地區維持自身的力量。以色列的安全完全依靠美國的支持。美國把支持以色列當做一項帝國戰略——如果美國能通過以色列控制中東地區，就能在軍事上獲得戰略優勢。在這期間，美國支持以色列長達數十年。

這是一場非常危險的衝突，因為它極不公正。為了壓制巴勒斯坦人的訴求，以色列不斷訴諸越來越嚴重的暴力。而越是使用暴力，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就越強烈。如今的局勢，已到了現代歷史中少見的慘烈程度。以色列正在加沙地帶實施一場種族滅絕，每天都有數十甚至上百名無辜平民被槍殺。就在今天，又發生了一起屠殺——人們只是去排隊領食物，卻遭以軍開槍掃射。

等待分發食物的巴勒斯坦平民 路透社

你們也知道，伊朗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一直支持巴勒斯坦的事業，它援助了哈馬斯、真主黨，並支持也門的胡塞武裝。所以，以色列一貫的思路並不是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實現“兩國方案”，在自己的家門口給予巴勒斯坦一塊國土，而是主張推翻伊朗政權，不讓對方“礙事”。

事實上，以色列曾經列出了一份長長的清單，點名希望美國幫它推翻七個政府，這些國家都反對以色列控制本地區。這份清單在2001年被曝光，時任美軍上將韋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曾在一次令人震驚的訪談中披露了這件事。那七個國家分別是：黎巴嫩、敍利亞、伊拉克、伊朗、索馬里、蘇丹和利比亞——全都是當時在某種程度上支持巴勒斯坦的國家。以色列對美國説：把這七個國家的政府都推翻。

但事情沒那麼簡單。這七場戰爭的代價極其慘重。黎巴嫩經歷了多年戰火；敍利亞打了15年的仗，今天還在打，因為美國試圖推翻巴沙爾政權（後來也確實垮台了）；2003年3月，美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全面入侵；2011年，美國轟炸利比亞，製造了一場持續至今的內戰；在蘇丹，美國扶持了叛軍勢力，將國家一分為二，結果蘇丹與南蘇丹都陷入了內戰；美國也長期干預索馬里的局勢，使其持續動盪。

所以對美國來説，名單上唯一還沒被“動手”的國家只剩伊朗——直到上個月。多年來，以色列一直懇求美國政府，“炸了伊朗”。然後，特朗普總統——一個不夠睿智、缺乏主見、難以抵抗以色列施壓的人——最後説，好吧，那就炸吧。結果這場“戰爭”持續了12天。以色列通過摩薩德（情報機構，但基本上是個刺殺組織）在伊朗暗殺了幾十名目標，企圖促成政權更替，但失敗了。伊朗政府仍然穩固，局勢反而更加危險。

要知道，伊朗不是個小國家，它有接近一億人口，軍事實力不容小覷，有龐大的導彈武器庫存，與俄羅斯是盟友，也和像巴基斯坦這樣的核國家保持良好關係。即使伊朗自己沒有核武器，也許巴基斯坦會給，也許巴基斯坦會在一場以伊全面戰爭中出手相助。無論如何，這是另一個至今仍受到帝國思維主導的地區。美國仍不肯放棄它的“帝國特權”。

我想説的最後一點是美中之間的對抗，以及它有多麼危險。

在我看來，從上世紀70年代到大約2010年，中美關係是良好的。那時，美國覺得中國很窮，有許多農村可以種水稻、可以幫美國人組裝零件、製造手機之類的。總之，中國不構成威脅，還能牽制蘇聯——美國那時就是這種態度。意識形態在雙方的關係中根本不是重點，也沒有引發多大的關切。此外，中美建交正是在中國“文革”後期——顯然這並不符合美國價值觀，但也不妨礙尼克松和毛澤東握手。後來中國對外開放，美國看到了投資和貿易的機會。這是件好事，而意識形態並沒有成為多大的阻礙。

但到了2010年前後，美國的一些觀察者開始意識到：中國變得“太大、太成功”了。真正讓美國警覺的是中國宣佈了兩個重大計劃：一是“一帶一路”倡議，一個史無前例的金融和基礎設施戰略，迅速吸引了上百個國家參與，美國根本沒有可與之相比的項目；二是“中國製造2025”，這個政策太聰明瞭，中國挑出了十個關鍵技術領域，通過產業政策大力推動發展。

“中國製造2025”是我所知最成功的工業政策之一。它真的推動了電動車革命、數字化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成果顯著。但也正因如此，美國感到了極大的恐懼。於是，從2015年起，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幾乎是一夜轉變，從“經濟合作伙伴”變成“必須遏制的對手”。他們覺得有必要設法拖慢中國的發展速度。

我認為，這種想法非常愚蠢。在這個世界上，你不會通過打壓別人而變得更強，這樣做對自己毫無好處，不會帶來安全，就算成功了也沒有多少好處，而且很有可能不會成功。

最重要的是，這一切不是從特朗普時期開始的，而是從奧巴馬時期就開始了，比如那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我認為那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愚蠢的貿易政策設想之一。它居然想搞一個排除中國的亞太貿易圈。你怎麼能在沒有中國的情況下搞亞洲貿易呢？中國可是亞洲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這種幻想可能也只有在美國才能產生。

無論如何，奧巴馬政府提出了這個思路，特朗普延續甚至變本加厲。而台灣問題也被牽涉進來，成為最危險的潛在衝突引爆點，甚至可能已經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區之一。美國政客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思維慣性，根本不懂得如何避開這個中國的內政問題。與其説“這不關我們的事，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以和平方式解決”，美國反而大肆向台灣輸送武器，美國政客公開宣稱要軍事上“保衞台灣”。

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中國表示，要在軍事保衞密蘇里州、保衞得克薩斯州、保衞加州，美國人當然不會開心。但由於美國深陷這種帝國心態，根本無法設身處地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或者説，美國根本不在乎，因為他們自認為可以決定一切事情。

所以，我想強調的是，現在的局勢確實非常危險。而和平其實取決於台灣當局領導人的理性——但這是脆弱的。如果哪一位台灣當局領導人突然宣佈“獨立”，局勢可能瞬間失控。而美國到時也未必會真正承擔責任。

我的感受是，台灣地區可能最終會獲得烏克蘭那樣的下場，在兩個相互爭鬥的巨人中間被毀滅。如果他們足夠聰明，應該立刻對美國説：“請不要再給我們送武器了，我們不希望捲入戰爭，我們自己能處理兩岸關係。請你們別‘保衞’我們，因為我們不想像烏克蘭一樣，被兩個巨人撕裂。”

所以，我想就講到這裏。今天這個世界正處於非常危險的時刻，不僅源於我所描述的美國帝國心態，也源於現實的深刻變化。

不過，我還是想以樂觀的態度作結：如果我們能避免戰爭，那麼技術革命其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共享繁榮的巨大機會。那些今天看起來沒有希望的地區，比如非洲，完全有可能在未來40年裏實現跨越式發展——如果他們願意走中國的路線，學中國的方法，他們也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富裕的大陸，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也是如此。

所以，我基本上還是個樂觀主義者，雖然我很擔心，但我也保持樂觀。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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