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歡娜：黎以戰爭雖重創真主黨，但抵抗運動正浴火重生
guancha
【文/ 鄧歡娜】
黎巴嫩：危險的小國？
近兩年來，中東疾風驟雨般的局勢讓真主黨、胡塞武裝、哈馬斯這一連串“小眾”的名字刷滿新聞頭條。似乎一夜之間，一個“反美反以”的跨區域聯盟就這樣橫空出世，以至於以色列聲稱自己“同時在七條戰線上作戰”。黎以邊界地帶從一開始就是衝突焦點。
在這裏，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長期對抗，衝突起起伏伏，以色列至少四次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南部，最晚近的一次是2024年10月。2024年11月27日，真主黨與以色列初步達成60天停火協議，為各自爭取到了喘息機會。儘管停火協議無比脆弱，但是大規模的空襲已經停止。2025年初，抱着“沒有絕對安全、只有相對穩定”的心態，我來到了貝魯特。
在如今的中東，黎巴嫩是個不起眼的小國。但上世紀最輝煌的時候，貝魯特是中東當之無愧的經濟金融中心，地位可類比今日的迪拜。當時，阿拉伯國家因為巴勒斯坦問題和以色列與西方關係緊張，而金融寬鬆和政治中立的貝魯特則成為阿拉伯國家和西方之間的金融橋樑。
黎巴嫩政治家皮埃爾·傑馬耶勒曾經有一句名言：“黎巴嫩的力量來自它的弱點”，他所指的正是當時黎巴嫩憑藉其弱勢和中立所獲得的獨特優勢。從西邊的貝魯特到東邊的迪拜，中東金融中心的轉移是整個地緣政治結構版圖變遷和位置互換的隱喻。
貝魯特哈里里國際機場大道周邊道路兩側懸掛黎巴嫩國旗與真主黨旗幟
1975-1989年的黎巴嫩內戰摧毀了這個繁榮的金融共和國，內戰結束後黎巴嫩已經完全喪失了經濟意義上的重要性，它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卻更加突出了。這種重要性體現在三個層面。
首先，黎巴嫩歷史上的多元宗教構成和長期弱國家狀態，給予大國介入地區局勢的天然支點。黎巴嫩宗教包括伊斯蘭教中的什葉派、遜尼派和德魯茲派，以及基督教中的馬龍派、希臘東正教、羅馬天主教和亞美尼亞東正教，它是中東地區唯一一個基督教佔據重要政治地位的國家，其教派分權政體賦予多個不同教派相應的政治代表性。法國、美國、沙特、伊朗等域內外大國均通過支持不同的教派力量來間接干預黎巴嫩國內政治走向，這些國家都曾經或在當前對黎巴嫩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其次，真主黨在黎巴嫩的崛起，使黎巴嫩成為中東地區力量平衡的關鍵。黎巴嫩毗鄰以色列，向來易受巴以衝突外溢影響。前內戰時期，黎巴嫩在巴以衝突中持相對中立的超然立場，70年代巴解組織向黎巴嫩轉移，成為黎巴嫩內戰的導火索之一，進而引發以色列直接出兵和部分佔領黎巴嫩。
真主黨在混亂中崛起，以黎巴嫩南部為陣地，對內主張維護黎巴嫩領土不受侵犯，對外支持巴勒斯坦抵抗運動。進入新世紀，真主黨和伊朗、也門胡塞、伊拉克人民動員武裝更是發展為地區反美力量的最新聯盟。
地區和域外大國不計回報地資助或打壓黎巴嫩，正是試圖以黎巴嫩為槓桿來影響中東格局的走向。以美國為例，在動盪且人口不到600萬的黎巴嫩，美國正在建設一座龐大的新使館，它預計將成為世界第二大使館建築羣，規模僅次於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
最後，黎巴嫩海外僑民廣佈，其發達的“外循環”結構使其成為一個研究跨國經濟政治網絡的極佳樣本。自從奧斯曼時代開始，黎巴嫩人就大規模出國經商和移民。根據黎巴嫩政府數據，海外黎巴嫩裔多達1540萬人，廣泛分佈於海灣地區、非洲、拉美和歐美。
黎巴嫩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就是在沙特白手起家的富商，這一背景也使他從政後與沙特的關係十分緊密。特朗普的總統高級顧問馬薩德·布洛斯是來自西非商業家族的黎巴嫩裔，他早年一度涉足黎巴嫩政壇，後來參與促成黎以停火談判。
如今，黎巴嫩的僑匯佔據其GDP三分之一以上，是最為依賴僑匯的國家之一，黎巴嫩經歷連年戰亂和金融危機卻困而不倒，與來自海外黎巴嫩裔的經濟支持網絡高度相關。
漫步“真主黨大本營”
著名的什葉派聚居區達希亞（Dahieh）坐落於貝魯特南郊，人口接近百萬，也是真主黨總部所在之地。達希亞在曾號稱“東方小巴黎”的貝魯特中顯得格格不入。如果説貝魯特市中心是上世紀黎巴嫩金融資本主義的殘影，那麼貝魯特南郊則是新時期黎巴嫩地緣政治風暴的中心。
這裏遊客罕至，是一片密集的“城鄉結合部”，由上世紀什葉派貧困人口大規模移居南郊而逐漸形成。達希亞被稱為“真主黨重要據點”，真主黨的民事機構分佈在達希亞的各個角落，而軍事和其他重要政治機構則深藏地下。以色列利用這一事實來合法化2006年和2024年對達希亞的大規模轟炸。
在2024年9月23日，以色列開始對黎巴嫩南部發動大規模空襲，這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一”。大規模戰爭的預兆讓黎巴嫩南部成千上萬的居民開始逃離，貝魯特南郊也不再安全，當地居民開始成羣結隊撤退，街上擠滿了揹着行囊不知去往何方的家庭。由於黎巴嫩東部的另一片什葉派聚居區貝卡谷地也將成為轟炸目標，人們往更北的地方遷移。許多北部的遜尼派和基督教家庭無私接納了逃離戰火的什葉派居民。
漫步在達希亞熱鬧的商業街，很難想象這幅流離失所的場面僅僅發生在去年9月。在停火協議達成後，居民迅速返回家園，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世界，這種韌性超乎尋常。一個悖論是，以色列希望通過懲罰平民來削弱真主黨的政治基礎，事實卻是戰爭過後，當地人民更加支持真主黨的抵抗運動。
在這裏，政治標語和商業廣告一樣密集，街頭的真主黨旗幟和納斯魯拉畫像隨處可見，普通商鋪也會懸掛這些標誌。如果達希亞果真是“真主黨重要據點“，那麼似乎可以説，這裏幾乎人人都是真主黨。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消滅真主黨的目標幾乎成為不可能的神話，因為它無法將真主黨與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剝離開來。
在去年年底經歷一輪猛烈轟炸的達希亞，被摧毀的建築俯拾即是。在瓦礫廢墟旁邊，商鋪照常運營。一位長居海外的黎巴嫩友人帶我去看他長大的小區，他戲稱，這片小區被以色列視為真主黨在達希亞的“總部”，小區安靜祥和，只有轉角時不時目睹的廢墟和受損樓宇提示這裏曾經發生的災難。
他父母曾經的公寓旁邊的樓宇已經被轟炸夷為平地，一樓底商是一家水果店，熱情的老闆給我看商鋪被轟炸波及的照片，以及他後來如何修繕粉刷，重新營業。在人們哀悼逝去的家園和親人的同時，重建工作已經同步展開。不少挖土機在廢墟上初步清理瓦礫，只是被摧毀的建築太多，也許把這些建築廢料運到哪兒會成為一個大問題。
達希亞社區的災難與新生
這樣大規模的轟炸似乎不應稱之為“斬首”行動，古人有云：名不正而言不順，定義的謬誤會讓人們以為所謂的斬首行動僅僅波及高層。事實並非如此。在這個緊密的社會中，幾乎每個人都直接或間接承受着某個親友的傷亡。
在普通的街頭，一位在媒體工作的引路人指向路口懸掛的畫像，説他們是因為尋呼機爆炸而去世，其中一個是她的朋友的畫像。尋呼機爆炸事件影響深遠，造成四千多人受傷，數十家當地醫院為了收治傷者而人滿為患。
許多遭受轟炸的目標令人意外。19家真主黨附屬的金融機構卡爾德哈桑銀行（al-Qard al-Hasan）遭受襲擊。黎巴嫩磅自2019年金融危機以來急速貶值，對美元匯率從1500瘋狂上升到90000，如今美元已經成為黎巴嫩事實通行的貨幣。由於美元儲備緊缺，許多銀行開始限制儲户進行美元取現，許多在2019年以前存入銀行的“舊美元”變成了賬户上的一個數字。
而在一片金融混亂中，卡爾德哈桑銀行成為許多居民的生命線。在該銀行存入的美元可以安全取現，而且根據伊斯蘭金融原則，銀行不收取存款利息。因此不僅是什葉派居民，許多基督教居民也在這裏存款。以色列希望通過摧毀銀行來摧毀真主黨的金融支持系統。
貝魯特南郊的廢墟已經讓人觸目驚心。第二天，我們驅車前往黎巴嫩南部邊境，見證了一片更大規模的轟炸現場。貫穿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並不壯闊，但對以色列和真主黨來説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利塔尼河以南75%的人口為什葉派穆斯林，利塔尼河以南至邊境地帶是聯合國 2006年1701號決議劃定的軍事中立區，根據決議，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真主黨武裝撤出利塔尼河以南；2024年黎以停火協議雙方也以相似條件進行撤軍。越過利塔尼河，就進入歷史上以色列與各類反佔領運動交鋒的核心地帶。
如果努力忽略戰火的陰霾，黎巴嫩南部氣候宜人，叢山綿延，是許多黎巴嫩人的度假勝地。抵達中部城鎮納巴泰（Nabatieh），景色開始發生變化。納巴泰在1978年以色列的“利塔尼行動”中曾經被徹底摧毀。如今，從納巴泰向東到黎以邊境點奧代塞（Odaisseh）一路的城鎮再次被徹底摧毀，沿途所有房屋幾乎全部淪為廢墟。
去年10月，以色列軍隊試圖從奧代塞越過邊境進入黎巴嫩村莊時，遭受了真主黨武裝的激烈抵抗，以軍在付出8人陣亡的代價後以色列被迫撤出。而一路的廢墟居然不是在戰爭期間造成，而主要在停火協議生效後，真主黨遵守協議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色列軍隊在沒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短暫開進黎巴嫩南部，沿路轟炸所有居民建築，以此阻止流離失所的人們返回家園。以色列希望在黎巴嫩南部得到一個一勞永逸的無人緩衝區。
黎巴嫩南部部分村莊成為一片廢墟
邊境點奧代塞隔空遙望以色列佔領的敍利亞領土戈蘭高地。接壤一端，以色列建造的邊境牆沿山脈蜿蜒而下。以山脈對面的邊境牆為背景，我為同行的國際友人拍攝了一段簡短的視頻。在拍攝半途，一羣荷槍實彈的以色列士兵從邊境牆一側忽然出現，和我們遙相對峙。現場氣氛變得緊張，他們似乎在評估對岸的情況。
我們最終完成了拍攝，並將這戲劇性一幕留在了視頻裏。我仍感覺到有些緊張，儘管理智告訴我，什麼也不會發生。但是，當一位當地嚮導開始朝着邊境牆方向憤怒地大聲疾呼時，我們勸阻了他。
在邊境遭遇全副武裝的以色列士兵
回到納巴泰，我們在市鎮中心停留小憩。這裏開始有部分居民返回，仍然完好的房屋懸掛着一排烈士照片以及真主黨和阿邁勒運動的旗幟，路邊好幾家雜貨鋪正在營業，塑料靠椅上坐着一羣一邊抽水煙一邊閒聊的大叔。
我們在一家安置在小貨車後備廂中的“咖啡館”買到了咖啡，也圍成一圈坐破舊的塑料靠椅上聊天，並開玩笑説這是一場迷你的“金磚峯會”。不知為何，我迅速適應了周遭雜亂的混凝土廢墟，開始像當地人享受水煙一樣享受着手邊的一杯濃縮咖啡。
這是一趟尋訪災難的旅程，但我的感受又遠遠超過了對災難的體驗，當地人們生活的韌性和樂觀沖淡了悲傷的情緒。其實不必到訪當地，從滿目瘡痍的新聞照片和那些紙面上的傷亡數字，社交媒體上瘋傳的那些觸目驚心的視頻，立即可以給人帶來一種強烈的人道主義悲憫。唯獨抵抗的精氣神是無法體現在這些新聞報道中的，它存在於具體的人身上，必須置身於這個具體的情境下才能感受到。
畢竟在我們對那些喪失家園和親朋好友的人有着怎樣的世界觀和生活態度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人道主義悲憫容易導向失敗主義。這是一羣在強權和武力下被碾壓的人們，回顧這個地區的連年戰爭和動亂，悲憫將會輕易地轉向悲觀。然而，抵抗着的人對勝利和失敗有着自己獨特的定義方式。用當地人總掛在嘴邊的話來説，就是：我們堅守這條道路。
為什麼黎巴嫩這個小小的國家，乃至於黎巴嫩南部這片面積只相當於兩個北京大興區的地方，成為以色列如鯁在喉的一塊硬骨頭？帶着這個強烈的疑問，我與當地的部分官員、學者、媒體工作人員和普通人交流，初步瞭解了真主黨的真實面貌。
黎巴嫩政治中的真主黨
西方將真主黨視為恐怖組織，而真主黨將自身視為反對侵略的抵抗運動。武裝鬥爭是抵抗的一個方面，長久支持武裝鬥爭的關鍵則在於構建具有韌性的抵抗社會。
真主黨現任總書記納伊姆説：“抵抗運動需要前線背後的後方支援基地。由武裝團體組成的抵抗運動不可能在脱離社會的情況下取得成功。……前線只是對抗中的前窗。後方才是文化、社會、教育和政治等各種支持的彙集之地……這是勝利的關鍵……敵人認為他們的問題僅限於與武裝人員作戰，但後來發現，他們面臨的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整體社會。”
從某種程度來説，以色列戰略失敗的核心在於試圖以一場有限戰爭對抗黎巴嫩南部的全民戰和持久戰。這樣的抵抗戰略，對於西方來説是個新鮮事物，對熟悉根據地實踐的中國人來説可能卻並不陌生，而其主要的不同，則是源於黎巴嫩特殊的教派主義政治環境。
從教派政治的角度來看，真主黨的基本盤在於黎巴嫩什葉派及其聚居區。什葉派社區政治動員的時間晚於其他教派，因此在黎巴嫩政治和經濟中長期缺乏代表性。80年代先後崛起的阿邁勒運動和真主黨改變了這一狀況。
90年代開始，真主黨逐漸融入黎巴嫩政治體系，脱去了意識形態的部分激進色彩，這被外界稱為真主黨的“黎巴嫩化”。真主黨第一任總書記穆薩維去世後，持激進伊斯蘭革命立場的圖法裏和更務實的納斯魯拉發生路線分歧，最終圖法裏被邊緣化，納斯魯拉的路線得到了發展。
1992年，真主黨第一次參與全國議會選舉，獲得8個席位。此後的三十年中，真主黨經常成為影響黎巴嫩政治格局的關鍵反對派。
黎巴嫩政黨林立，教派內部也分裂成不同派系，各自合縱連橫，爭取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選舉政治實踐中，真主黨展現出驚人的靈活性。2005年，遜尼派總理哈里里遇刺身亡，真主黨和遜尼派的聯盟受此影響而破裂，於是轉而與基督教馬龍派的“自由愛國運動”和“馬拉達運動”進行跨教派合作。2016年，在真主黨支持下，自由愛國運動的米歇爾·奧恩當選總統，成為兩黨聯盟的巔峯時刻。
真主黨的合作主義還體現在什葉派兩大政黨內部。上世紀80年代真主黨與阿邁勒運動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分道揚鑣，一度兵戎相見，但是在後來的選舉政治中真主黨與阿邁勒運動密切合作。
儘管真主黨在什葉派的支持度已經明顯超越阿邁勒，但阿邁勒運動領導人長期擔任議長，政府高級職務分配中真主黨也向阿邁勒做出重大讓步，真主黨的目標是確保阿邁勒堅定不移地站在真主黨陣營中。相關數據表明，真主黨構建的政治聯盟大約能夠獲得全國40%選票。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真主黨之所以能維持長期的“根據地實踐”，與現行教派分權體系特徵密不可分。教派分權原則確保了真主黨通過代表什葉派而在黎巴嫩政治體系中保障其合法地位。在教派化的政治環境中，只有確保教派領袖在黎巴嫩政治中的權力，才能使某一教派的利益得到保證，而教派領袖則通過政治庇護和分肥來獲取相應的選民支持。
從政府高級職務默認的配額制到一般性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分配，教派主義體現在黎巴嫩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教派權力分配的總體結構是由一場年代久遠的人口普查結果決定的。
1932年，法國委派統治下的黎巴嫩進行了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官方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為基督徒佔據人口微弱多數。基於這一普查結果，1943年黎巴嫩獨立時所確立的權力結構由基督教馬龍派主導，總統由馬龍派選任，總理由遜尼派選任，議長由什葉派選任，基督徒和穆斯林在政府、議會和公務員隊伍中的職位比例為6:5。
1989年結束內戰後的《塔伊夫協議》將此比例調整為1:1，並削弱總統的權力。值得注意的是，黎巴嫩的人口結構在過去90年期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多方估算數據表明，如今遜尼派、什葉派、基督徒人口各佔三成，基督徒已不佔主導，人口結構的變化態勢朝着有利於穆斯林尤其是什葉派的方向發展。從歷次選舉的結果來看，以什葉派為基礎的真主黨是黎巴嫩國內選民數量基礎最高的單一政黨。
黎巴嫩人口地理，綠色區域為什葉派，藍色為遜尼派，紅色為馬龍派
這些事實指向一個論斷：外界經常將真主黨視為非國家武裝行為體，或者是伊朗的地區代理人，藴含將真主黨非法化的意味；但客觀來説，真主黨其實是一個深度參與黎巴嫩政治的合法政黨組織。即使是真主黨的武裝，也或多或少因為1989年《塔伊夫協議》而具有部分合法性。《塔伊夫協議》結束了黎巴嫩內戰，協議規定解除所有民兵武裝，但真主黨武裝因為在黎巴嫩南部抵抗以色列的特殊地位而得到豁免。
真主黨自認為是唯一一支有能力捍衞黎巴嫩主權獨立和南部領土免受侵略的武裝，它經受住了1982~2000年、2006年和2024年三次以色列直接出兵黎巴嫩的考驗。儘管以色列有能力對真主黨施加巨大損傷，但以色列始終無法實現既定的作戰目標，亦即徹底消除對以色列北部邊境的安全威脅。三場戰爭都以停火和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而告終。
真主黨還在社會和經濟領域積極鞏固其在支持者中間的影響力。內憂外患和政治分裂使得黎巴嫩從來都沒有發展起真正的國家能力，教派發展的社會服務網絡成為填補政府公共職能缺失的重要途徑。
真主黨建立起包括教育、衞生、建設、慈善、金融等在內的公共服務網絡，以此扶助當地貧困人口，前文所提及的卡爾德哈桑銀行就是金融領域的例子。這些措施具有左翼和民粹色彩，可以保障社會穩定，提升真主黨在其社區中的支持度。
作為反對派，真主黨偶爾批評政府的經濟政策，並提出對黎巴嫩經濟金融化傾向的異議，但真主黨並未提出過系統性的經濟綱領。真主黨提供的公共服務本就為了服務於抵抗運動，而非目標。有論者指出，左派人士非常關心的社會福利項目，實際上對什葉派社區生活條件的改善程度很有限。
社區互助、海外匯款等仍然是支持當地社會的重要因素。而公共服務的重擔有時候也會成為困擾真主黨的因素。相關人士曾告訴我：政府希望讓真主黨忙於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潛台詞是政府有意減少對什葉派社區的公共支持，以此變相削弱真主黨。
例如，貝魯特市區供電一般為4～6小時，而達希亞地區只有1～2小時。私人發電網絡非常普遍，但是電費賬單高昂。這裏的街道並不乾淨，因為政府基本無力管理公共衞生。黎巴嫩朋友開玩笑説，真主黨的士兵甚至需要在大型集會後打掃街道衞生。
戰爭摧毀的住宅和基礎設施絕大部分位於什葉派傳統的三大聚居區，戰後重建的龐大負擔也落在真主黨肩上。2006年黎巴嫩戰爭後的重建費用高達28億美元，而真主黨承擔了大部分重建開支，提供了價值約1.68億美元的臨時住房，支付了1.88億美元的房屋修復費用，真主黨所屬的建設公司並實行了大規模的重建計劃。
世界銀行估計，2024年黎以戰爭對黎巴嫩造成約140億美元經濟損失，估計需要110億美元進行戰後重建。外部國家和黎巴嫩政府對重建的援助支持可能成為未來政治博弈的焦點。
廢墟上停靠的挖掘機，從屬於真主黨下屬建築公司
雙方在戰場上無法達成的目標將在政治中延續。黎以停火後，黎巴嫩結束長達兩年多的政治僵局，選舉出了新一任政府。新總統為黎巴嫩武裝部隊總司令約瑟夫·奧恩，新總理為國際法院院長納瓦夫·薩拉姆。真主黨支持的總統候選人是來自馬拉達運動的弗吉朗耶，美國和沙特支持奧恩。
在第一輪投票中，奧恩未獲得有效票數。第二輪投票真主黨和阿邁勒最終投票給奧恩，使得奧恩成功當選。敍利亞政權更迭和黎以停火協議簽訂之後，反對真主黨的內外力量再度出現集結兆頭，真主黨陷入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被動。
停火後，美國聲稱要將10億美元軍事援助從以色列和埃及轉移至黎巴嫩，自2006年以來，美國已提供30億美元軍事援助，試圖通過加強黎巴嫩武裝部隊來對沖真主黨的影響。在與黎巴嫩新總統會面後，美國中東副特使摩根·奧塔格斯在新聞發佈會中敦促新政府將真主黨從內閣中排除。
但最終，新政府依然按照傳統選任五名什葉派部長（其中包括財長這一重要職位），其中兩名由真主黨直接任命。這表明，任何想要將真主黨排除出黎巴嫩政治安排的舉動都不可能輕易成功。
巴勒斯坦事業的新團結陣線
黎巴嫩之旅給我帶來的第二個衝擊是當地對抵抗運動、宗教、民族和國家混雜共存的認同。我到訪貝魯特的時候正值真主黨慶祝停火，來自許多國家和地區組織的人們參與慶祝集會。街上到處都是扛着各色旗幟的行人，伊朗、伊拉克、也門、巴勒斯坦的旗幟最為常見。
我前往真主黨前領導人納斯魯拉被轟炸身亡的現場，一片空曠的區域因為以色列投下超過2000磅的鑽地彈而徹底被抹平，夕陽餘暉下，周圍仍然矗立的居民樓外牆則並列垂下三條巨大的旗幟：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真主黨。在民族國家認同已經成為一種內在化意識的今天，一種對跨國共同事業即抵抗事業的認同所呈現出來的精神力量令人驚異。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這種跨國事業或許類似於上世紀的社會主義兄弟聯盟。在後冷戰的氛圍裏，任何跨國意識形態聯盟都已經很難被人們恰如其分的理解，更多人願意從地緣政治競爭的角度來理解中東的陣營對抗。但是，如果無法理解這股抵抗力量超越民族國家的鬥爭議程，就無法理解中東地緣競爭背後更深層的本質。
真主黨前領導人納斯魯拉遇難現場
近30年間，最驚異的一件事情莫過於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領導權從中東遜尼派轉移到什葉派，考慮到巴勒斯坦以阿拉伯遜尼派為主，這一轉變更加令人詫異。如果我們從葛蘭西的意義上理解“領導權”（hegemony），可以説，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真主黨及伊朗所代表的抵抗事業正在取代上個世紀失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事業。
從宏觀層面看，中東地區面臨兩大核心問題：政治現代化和巴勒斯坦問題。政治現代化從屬於民族國家內部政治發展問題，但往往形成泛阿拉伯主義或泛伊斯蘭主義等具有跨國影響的政治思潮，巴勒斯坦問題是區域性的外部問題，卻也常常影響甚至顛覆一國內部政治走向。
上世紀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連續軍事失利對阿拉伯民族主義事業造成了重大打擊，並造成了阿拉伯國家的分裂與政治危機。隨着反帝反殖民運動和泛阿拉伯願景退潮，民族利益和國內穩定成為阿拉伯國家的首要關切，中東地區朝着保守政治的軌道調轉。這一政治現代化挫折造成的另一場合法性危機，亦即民眾與精英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達到頂峯。
阿拉伯之春帶來的巨大動盪表明，阿拉伯國家還沒有探尋出一種代表性政治的穩定模式，來平衡經濟發展、政治現代化和本土傳統之間的關係。因為缺乏回應這些基本問題的有效改革方案，阿拉伯國家始終處於一種大眾和精英割裂所帶來的代表性危機中。
反映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阿拉伯世界中民意幾乎壓倒性地支持巴勒斯坦，反對本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但是，出於各種地緣利益考量，有意願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做出積極行動的阿拉伯國家寥寥無幾。
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需要一種新的鬥爭哲學，這種鬥爭哲學也將深遠地影響中東政治的未來。在黎巴嫩，什葉派與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結盟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其中，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是兩大關鍵事件。黎巴嫩建國以來，什葉派社區在政治和經濟中處於邊緣和赤貧地位，和第三世界中形形色色的民粹和左翼運動如出一轍，這種邊緣地位成為政治動員的絕佳土壤。
起初，什葉派政治動員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政治改革維護自身利益。20世紀60年代發起並領導阿邁勒運動的什葉派宗教和政治領袖穆薩·薩德爾，從什葉派在政治經濟上被邊緣化的歷史出發提出了“被剝奪者”（對比“無產階級”）的概念，意指那些遭受不公和經濟壓迫的人民，阿邁勒運動早期的名字正是“被剝奪者運動”。
薩德爾認為“被剝奪者”不侷限於什葉派，因此被剝奪者運動不是教派運動，而具有追求平等與公正的普遍主義政治訴求。被剝奪者運動雖然提及巴勒斯坦問題，但是從理論到實踐，其重心仍在黎巴嫩民族國家內部。
貝魯特南郊商鋪懸掛的薩德爾肖像，他在1978年訪問利比亞期間失蹤，從此再沒有出現
1970年約旦內戰後，巴解組織被從約旦驅逐到黎巴嫩，並在黎巴嫩掀起新的衝突風暴，間接引發長達15年的黎巴嫩內戰。黎巴嫩南部既是巴解組織的重要陣地，也是什葉派最集中的聚居區。
什葉派普遍同情巴勒斯坦，但隨着時間推移，巴解組織和什葉派的關係越發緊張：什葉派不僅承受巴以衝突帶來的附加損害，也面臨巴勒斯坦組織對當地經濟社會生活的干擾。
反諷的是，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掃蕩巴解組織時，當地什葉派居民或多或少將以色列視為“解放者”。但是，以色列佔領帶來了新的壓迫，尤其是以色列在掃蕩巴解過程中不加區別地逮捕和殺害什葉派居民，以及佔領和控制導致黎南部經濟全面崩潰。對以色列有組織的反抗和襲擊開始出現。
1984年《紐約時報》報道引述了一位以色列少校的話：“以色列國防軍來的時候，各個村莊的人們向我們撒去大米，而現在，同樣的一羣人向我們投擲炸彈。我們變成了他們的敵人。”2006年，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説：“當我們進入黎巴嫩時……沒有真主黨。南部的什葉派用香米和鮮花接待了我們。正是我們的存在創造了真主黨。”
在貝魯特達希亞的一週，我經常在夜幕裏的大街小巷毫無目的地閒逛。因為電力危機，夜晚的許多街道和居民樓幽影幢幢。但我並不感到危險，因為同行的學者告訴我什葉派社區治安總體良好。直到我們無意闖入著名的巴勒斯坦難民營Bourj el-Barajneh。
這座難民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巴勒斯坦1948年的“災難日”，目前人口規模大約有5萬。意識到我們來到了巴勒斯坦難民營，是因為在棚户區牆壁上發現了薩達姆的海報，而什葉派居民會懸掛納斯魯拉的照片或者是家裏犧牲的真主黨人士照片。
明明現在是黎巴嫩的什葉派戰士為巴勒斯坦而戰，但這裏的巴勒斯坦人似乎還在懷念上世紀作為泛阿拉伯主義代言人的強人薩達姆。而且，據我所知，阿拉法特在兩伊戰爭和海灣戰爭期間站在了薩達姆一邊，現在看來，這是一場極其失敗又無奈的押注。
一種奇怪的感覺湧上心頭，促使我問出一個政治極不正確的問題：“這裏的什葉派，難道不覺得巴勒斯坦人總是帶來麻煩，卻又不感恩？”
這位學者的回覆出乎意料，卻又引出了什葉派參與巴勒斯坦事業的核心信條：“你要明白，巴勒斯坦人已經被壓迫了數十年，在被壓迫的境地中，你不能以常人的理性去要求他們。我們相信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一樣有平等的尊嚴和權利，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同一片居民區中的兩個世界及其隱喻
繼阿邁勒而起的真主黨受伊朗伊斯蘭革命影響，接受伊斯蘭革命精神領袖霍梅尼發展的“壓迫者與“受壓迫者”二元對立及其衍生的革命世界觀，並直接接過了巴勒斯坦組織的“抵抗”（muqawama）話語。1985年，新生的真主黨提出首個政治綱領，將美國霸權和以色列佔領視作黎巴嫩的頭號敵人，而將世界上所有被壓迫的人民視為自己的朋友。這是對黎巴嫩問題理解的根本轉折。
持續的外部干涉使黎巴嫩安全與任何國內政治改革成為幻影，必須首先擊敗以色列和美國的干涉陰謀。2009年真主黨的《公開宣言》（可以將之視為真主黨的新黨綱），進一步將分析從黎巴嫩局勢擴展到美國在中東以及全球的霸權主義擴張計劃，對霸權的理解也從軍事層面擴展到政治、經濟和文化多個層次。
新黨綱第一章敍述美國和西方的全球霸權與地區干預，第二章敍述以色列對黎巴嫩的侵略和威脅，第三章才開始敍述黎巴嫩的政治宗派主義和真主黨改革國家的願景。這表明針對美國和以色列的抵抗運動在真主黨的政治目標處於絕對優先位置。
與此同時，抵抗不侷限於黎巴嫩南部與以色列的戰爭前線，而是將“努力成為伊斯蘭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可憐人民中的抵抗運動”。真主黨重點駁斥了阿拉伯世界中的教派主義思維，這種思維將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教派分歧置於伊斯蘭世界的團結之上。
事實上，抵抗運動的發展結果是作為運動領導核心的伊朗影響力上升，這引發了阿拉伯國家的重大擔憂。為了對抗伊朗，在阿拉伯國家中，教派敍事被重新調用，中東地區以抵抗運動為核心的反美陣營與以海灣國家為主體的親美陣營的對立，被歪曲為什葉派和遜尼派的教派矛盾，從而與美國多年渲染的“伊朗威脅論”形成配合。
真主黨早期具有宗教意識形態色彩，隨着內外形勢變化，它也在根據戰爭和政治實踐的需要，朝着適應現代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方向發展。真主黨參與黎巴嫩國內選舉政治是重要體現之一。
在話語傳播中，雖然神學上尤其是從什葉派政治神學出發的受難敍事、犧牲敍事和彌賽亞敍事，仍然在塑造什葉派認同中佔據核心位置，但是，真主黨擁抱了抵抗話語開放性和世俗性的一面。抵抗以色列佔領和美國霸權可以被靈活定義為民族主義事業、泛阿拉伯主義事業、人道主義事業和全球範圍內的反帝反殖民事業。這些闡釋反映出真主黨敏鋭地抓住了領導權話語構建的精髓。
2014年以後，隨着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恐怖組織在中東崛起，以及真主黨捲入敍利亞內戰，真主黨開始強調宗教和種族寬容的敍事，反對宗教極端主義對少數族裔和不同教派的迫害。2024年10月，敍利亞局面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從伊斯蘭國敍利亞分支努斯拉陣線脱胎而來的“解放沙姆陣線”推翻了阿薩德政府，敍利亞從一個世俗政權轉化為沙里亞法統治的政權。
在我們與相關官員的交流過程中，對方一再強調，黎凡特地區長期以來各族羣和教派雜處，具有寬容和多元共存的漫長傳統，敍利亞最後會找到迴歸這種傳統的政治出路。
在國際輿論由西方主導的背景下，真主黨非常重視通過公共聯繫和文化傳播來促進外部世界對抵抗事業的認知。真主黨的公共聯繫以同情巴勒斯坦運動的全球南方和傳統什葉派僑民較多的西非、拉美地區為主。
真主黨設有專門對外公共關係的部門，從屬於協商委員會下的政治委員會，負責真主黨與外國官員、大使以及非政府組織或聯合國代表的關係。它還負責建立和維護真主黨與黎巴嫩什葉派僑民的聯繫。真主黨的媒體部門掌握衞星電視、報刊、收音機、網站等多種傳播媒介。
真主黨直屬的燈塔電視台（al Manar）成立於1991年，2000年起通過衞星電視面向整個阿拉伯世界播出，一度成為阿拉伯世界最受歡迎的四大新聞電視台。燈塔電視台對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真主黨軍事行動的實地播報為其贏得了眾多觀眾。
目前，燈塔電視台通過俄羅斯和印度尼西亞的衞星進行轉播。在對外傳播上，黎巴嫩親真主黨媒體廣場電視台（al Mayadeen）也發揮重要作用，廣場電視台有阿語、英語、西語頻道，不僅面向阿拉伯世界，也面向英語世界和在拉丁美洲眾多的黎巴嫩僑民。
為了促進外界對真主黨的瞭解，真主黨並不拒斥公眾交流。我在文獻閲讀過程中發現的另一個有趣現象是，一些研究黎巴嫩或真主黨的嚴肅學術著作，基本能接觸和採訪到真主黨高層官員，在訪問黎巴嫩有限的時間裏，提前閲讀這些學術文獻為我理解真主黨提供了有益的參考信息。
真主黨也在積極擁抱社交媒體發展的新時代。新一輪巴以衝突的殘酷性在新時期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中全方位暴露，在中東地區、全球南方和西方社會內部掀起巨大反響，“輿論越來越傾向於將這場衝突視為長達數十年佔領的結果，而不是對恐怖主義的回應。”由西方霸權主導的國際輿論第一次出現有利於抵抗陣營的傾向。
在黎巴嫩期間，我觀察到，眾多在社交媒體上有影響力的獨立媒體人被邀請前往黎巴嫩南部觀察戰後情況，還有不少來自西方和全球南方的親巴勒斯坦進步人士和組織相聚在貝魯特：我遇見了巴西的記者，愛爾蘭的紀錄片團隊，美國的政治節目主播和西非的商人。
一種圍繞抵抗運動的新團結似乎正在出現，無可否認的是，在意識形態上，這種團結仍然有極大的含混之處。但是，只要依託於當地人民的抵抗事業仍在繼續，團結的潛力將繼續被激發，並有可能催生一種替代地區和國際秩序的新想象。
結語
因為敍利亞和黎巴嫩唇亡齒寒的互相依存關係，敍利亞政權更迭後，黎巴嫩面臨更大的內外壓力。在我離開貝魯特之後，短暫的平靜迅速被斷斷續續的轟炸襲擊打破。那位帶我前去他在貝魯特故居的朋友告訴我，他曾經每天上下班必經的那條街道剛剛遭到轟炸。
真主黨方面宣稱，自去年年底以來，以色列違反了兩千多次停火協議。更多的事情正在水面之下發生。黎巴嫩軍隊試圖接替真主黨武裝，承擔維護黎巴嫩南部安全的責任。圍繞解除真主黨武裝的政治鬥爭從未結束。
然而，什麼是真主黨武裝？無非是黎巴嫩南部拿起武器的普通村莊居民。什麼是黎巴嫩軍隊？軍隊裏頭是普通的黎巴嫩士兵，既包括基督徒，也包括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穆斯林。真主黨固然被視為美國和部分地區國家的眼中釘，但與其將真主黨視為地區安全問題的源頭，不如將其視為地區安全困境的自然結果之一。
納斯魯拉葬禮現場
作為地區焦點國家的黎巴嫩確實關乎中東格局的和平穩定。但是，何種穩定、如何保持，在不同國家眼裏可以完全不同。美國眼裏的穩定是以色列與親美陣營主導中東，沙特眼裏的穩定是遏制伊朗和什葉派力量發展，伊朗眼裏的穩定是排除地區的以美國為代表的域外大國干涉。
在中東地緣政治零和博弈盛行的思維下，追求壓倒性主導地位為基礎的穩定往往帶來負面作用。與此同時，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對穩定的追求如果以迴避中東的核心問題為代價，只會迎來一場遲到的風暴，正如美國一心推進的阿以和解進程因2023年10月7日的“阿克薩洪水”而中止。在阿以和解的高奏凱歌中，巴勒斯坦問題被外界認為已經徹底邊緣化。
它不是第一次被邊緣化，而歷史證明，被遺忘卻從未安頓的矛盾會化身幽靈，並在意想不到的時刻重新侵入人們的現實。
衝突與和平問題是區域國別研究中的大問題，其特殊性質也決定了對它做出評估極其困難。在新時期，圍繞衝突的認知戰已經成為屢見不鮮的現象，即使人們對此有所警惕，仍然難以逃脱二手資料和信息繭房的束縛。
無論是衝突中的強者還是弱者，無論是在軍事還是在其他鬥爭領域上，每一方都掩蓋失敗，每一方都宣稱勝利，旁觀者經常無法在一些最基本的事實上達成認知共識。因此，區域國別的研究離不開對現場的觀察。當然，田野觀察只是區域國別研究的一個方面，卻也是最難做到的方面之一，尤其是衝突地帶的複雜性制約了它的可及性。
黎巴嫩太小，而中國太大，雙方對彼此的關注註定是不對稱的。令我驚訝的是，黎巴嫩普通人對陌生的東方面孔極其友好。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們過來打招呼的時候幾乎都用蹩腳的中文説“你好”。也許他們下意識認為，會出現在這裏的東方面孔更有可能是中國人。
黎巴嫩人已經意識到，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全球經濟大國，但是，他們對中國也稱不上真正的瞭解。任何互相瞭解、乃至於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前提是接觸，正如真主黨並不神秘，黎巴嫩也並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國。我們必須和在一段時間內仍將繼續動盪不安的世界共處。這一趟旅程讓我極為觸動並有所沉思的事情就是，即使動盪不安，這些地方也不是我們想象般那樣不可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