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釋永信到日本“黑金教會”，止不住的宗教腐敗

少林寺官方網站7月27日消息，少林寺住持釋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佔項目資金和寺院資產；此外，他還嚴重違反佛教戒律，長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並育有私生子。目前，釋永信正接受多個部門聯合調查。

事實上，釋永信事件並非罕見個案，宗教腐敗在全球範圍內都屢見不鮮。無論東方西方，只要信仰能被商業化，牽涉的巨大利益就容易開啓罪惡的大門。

中世紀的“什一税”“贖罪券”，以及斂財發動“聖戰”等等，就不需要多説了，西方宗教的腐敗現在依然嚴重，以至於前教皇方濟各説過：“天主教會的領袖經常因周遭諂媚而變得孤芳自賞、志得意滿與令人作嘔地激動。教廷是天主教會的腐敗根源。”

著名案例是為主教宅邸花費3100萬歐元的德國主教範艾爾斯特，號稱“奢華主教”。2013年10月23日，方濟各令他離開教區，無限期停職。

德國主教宅邸

然而，這種輕飄飄的處理並沒有什麼警示效果。到2021年，梵蒂岡法庭終於起訴了10位高級神職官員，他們涉嫌敲詐、貪污、洗錢、勒索，其中甚至包括方濟各曾經的核心親信、助手安傑洛·貝丘（Angelo Becciu）。

2023年12月，貝丘被判貪污罪。梵蒂岡國務卿辦公室曾以3.5億歐元開發倫敦一座前哈羅德百貨公司倉庫，將其改建為豪華公寓。檢察官指控，梵蒂岡的高級神職人員和中介人（包括貝丘）通過這筆交易騙取了梵蒂岡數千萬歐元的費用和佣金，隨後在梵蒂岡放棄此地產控制權的過程中，又貪了1500萬歐元。

他的另一項罪行是，將梵蒂岡的12.5萬歐元，捐給由其兄長經營的撒丁島一慈善機構。

貝丘還被判定使用梵蒂岡資金支付給女“情報分析師”切契利婭・馬羅尼亞（Cecilia Marogna），後者也因將這筆錢據為己有而被判有罪。

即時如此，貝丘依然頗有存在感。今年還在上訴的他，一度要參與選舉新教皇的會議。梵蒂岡對樞密會議進行規範的文件，明確規定80歲以下的大主教有權選舉教皇，但那些被“教規罷免或經羅馬教皇同意而放棄大主教職位”的大主教除外。然而，關於貝丘到底放棄了什麼以及如何放棄的，一直都沒有明確的説明。

在大西洋彼岸，前有“避税天堂”式的超級教會，後有電視佈道家因洗錢被調查。2020年，美國德克薩斯州著名“繁榮福音派”牧師肯尼斯·科普蘭（Kenneth Copeland）因其名下擁有私人飛機、豪宅和百萬年薪的牧師團隊備受爭議。他曾在採訪中直言，乘坐私人飛機是為了“避免被窮人干擾”。

肯尼斯・科普蘭的豪宅

西方宗教存在“戀童癖”痼疾，也是世人皆知。例如，自2021年以來，法國天主教神職人員被指控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已超過21.6萬起，部分受害者控訴教會長期隱瞞、包庇罪犯主教。法國主教團最終承認“教會系統性失敗”。

近些年受害者站出來起訴後，鉅額賠償金以及教區破產事件，也讓人們得以一窺並不透明的教會財務狀況。

2012年有分析稱，美國教會財務狀況協調不力，資金管理馬虎。破產教區的教會在某些情況下沉迷於財務扭曲——既為了挪用捐贈者原有明確預期用途的資金，也為了挫敗債權人的合法索償，包括教會自己的修女和神父。

從全國層面講，2010年美國天主教會及其旗下實體的年度支出估計為1700億美元（教會不公佈此類數字），據信其中57%用於醫療保健網絡，其次是28%用於大學，教區和教區日常運營僅佔6%，全國慈善活動僅佔2.7%。

其主要慈善機構——美國天主教慈善會及其子公司擁有超過6.5萬名帶薪員工，服務超過1000萬人。2010年，這些組織僅向窮人捐贈了47億美元，而且其中62%還是來自地方、州和聯邦政府機構。這意味着，巨量資金從宗教機構轉了一道手。

類似地，美國天主教會的醫院和學校，儘管兼具宣傳和服務性質，但教會的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恰恰是地方和聯邦政府。它們為天主教醫院患者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天主教學校學生的教育費用以及天主教大學學生的貸款提供資金。

由於教會財務並不透明，這些錢能否管好並無定論。但在那些已經破產的教區，律師和法官證實，各種資金混合在一起，很容易被挪作他用。在伯納德・勞樞機主教的領導下，波士頓大主教區在1986年至2002年期間沒有向其神職人員退休基金繳納任何款項，儘管該教區在復活節和聖誕節收到約7000萬至9000萬美元的捐款，許多教區居民認為這些捐款將用於退休牧師。

在亞洲，印度的“神棍經濟”同樣登堂入室。2017年，印度著名“靈脩大師”古魯・拉姆（Gurmeet Ram）因強姦女信徒被判20年有期徒刑。警方突襲其住所繳獲大量黃金、現金和武器，甚至發現一座“私人地下宮殿”。

今年7月，泰國則爆出“高爾夫女士”事件，至少15名“高僧”被捲入。根據警方調查，綽號“高爾夫”的女子涉嫌通過勒索或自願轉賬從僧侶處獲取資金。部分僧侶可能挪用寺廟資金支付她，或贈予她貴重的禮物。涉案僧侶曾在寺院賬户與個人賬户間進行大額轉賬；其中，大城府朱吉達瑪蘭寺方丈將寺院的1280萬泰銖轉給“高爾夫”。

被不少人誇讚廉潔的新加坡，也難逃宗教與金錢的勾連。2010年，亞洲最大“繁榮福音”教會之一，城市豐收教會爆出教會資金挪用案。創辦人康希及五名高層被判挪用逾5000萬新幣教會資金，用於包裝康希妻子何耀珊的歌手事業。經過漫長審理，六人最終於2015年被判處21個月至8年不等刑期。諷刺的是，何耀珊未被起訴，且在丈夫服刑期間繼續擔任教會領導職務，風光不減。

何耀珊與康希

儘管全球各地宗教腐敗醜聞層出不窮，日本佛教似乎在外界眼中顯得格外“低調”和“從容”。但這份沉默，並非出於道德克己，而是千年來被政治制度巧妙掩蓋的經濟邏輯。

自7世紀佛教傳入日本，天皇政權借鑑中國南北朝以來的政治、宗教制度，賦予奈良的“重要寺廟”廣泛的自治權與免税特權，並允許其管理大片土地。奈良的東大寺等廟宇因其國家級地位，大量兼併土地，一躍成為當時的超級大地主，逼得天皇不得不“出家”來緩和關係。擱中國，大概又要攤上次“滅佛”了。

至17世紀的江户時代，日本佛教更是被賦予户籍管理權，其勢力再度迅速擴展至全國，通過掌控各地廟產、土地及人口登記，成為地方喪葬管理和宗教管控的關鍵樞紐，逐漸融入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結構。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藉助神道教替代其部分宗教職權功能，並收回部分寺廟土地以圖削弱其勢力，但大部分寺廟仍以宗教法人身份保留了大量土地使用權和財產權，並繼續享受税收減免。戰後，在“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的憲法保障下，這份經濟權力反而得到了鞏固。

大阪四天王寺法會現場

時至今日，日本寺廟的主要收入來源依舊是祖先牌位管理費和墓地銷售。以大阪天王寺區的“供養”為例，寺方精明地依據牌位擺放的位置“分級定價”，越靠近佛像核心、越高層的“靈位”，價格自然水漲船高。若能安置在聖德太子身側，更是寸土寸金，貴不可言。年限一到，若親屬未按時續費，牌位便會被毫不留情地移除，彷彿“佛緣已盡”。

確實也有些小寺廟的傳人，其實已經成為普通人，只相當於兼了份宗教相關的差事。但國內某知名人士，憑自己有限的接觸，就誇讚日本僧人的面相非常“平和”，實在是不把那些善於賺錢者放在眼裏。

大阪四天王寺114代主持 瀧藤尊淳

日本文化廳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日本全國登記在冊的寺廟數量尚有7.2萬座，其中超過70%的寺廟已由家族經營並長期持有，宗教職能日益“商業化”。一名接受採訪的住持直言：“寺廟生存，靠信仰也要靠管理，佛光固然普照，但電費照樣要繳。”

獲得了經濟權力，卻失去了直接的政治參與空間。日本宗教與國內政治之間的糾葛，在佛教與神道教式微之後，並未終結，而是自戰後逐步轉移至新興宗教團體手中。

表面上，日本戰後憲法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然而在選舉動員、基層運營與政策協商等領域，宗教組織始終與政治保持着高度協同，事實上已形成一種“政教合體”的運作機制。這一切，均借“宗教法人”之名，巧妙包裝為“市民社會”的正常參與。

其中，替代神道教的“統一教”尤為典型，長期遊走於法律與政治之間，既充當票倉，又扮演政治獻金的中轉通道，成為日本政治體系中不可忽視的“黑金中介”。

據中國反邪教網介紹，“統一教”於1954年由韓國牧師文鮮明在首爾創立。1997年5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在給吉林等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關於將“統一教”定性為邪教組織的批覆》中認定“統一教”為邪教組織。

2022年7月，安倍晉三遭槍擊身亡，刺殺安倍的嫌疑人山上徹也供認，他母親受“統一教”洗腦，將幾乎全部家當供奉教會，使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山上徹也説“對教會心存怨恨”，為報復而刺殺與該教關係密切的安倍。

山上徹也

自此，這場“黑金醜聞”終於浮出水面，原本遮掩在“信仰”外衣下的選票與金錢交易赤裸裸暴露在公眾眼前。迫於輿論與民意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開始公開清算這條貫通“信仰—選票—金錢”的暗線。

據報道，自2022年起，日本文化廳已啓動對宗教法人的資產結構與運營行為的全面調查，試圖摸清宗教團體的財務網絡與利益擴張路徑。2024年，日本文部科學省聯合國税廳更進一步，出台新規，強化對宗教法人經營活動、土地交易與税務申報的監管，矛頭直指那些“打着宗教旗號牟利”的常態化操作。

然而，“政教合體”作為在日本延續千年的制度性存在，其背後錯綜複雜的利益鏈條恐怕早已與地方政治、商業資本乃至政治家族深度捆綁。這張密佈全國的“神聖利益網”，豈是靠幾紙新規就能輕易撼動的？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宗教長期佔據重要位置，早已深深嵌入許多社會中，對於部分人來説，也確實提供了其所需的精神支持。但盤根錯節的內外關係與利益捆綁，讓宗教很難實現自身的淨化，需要外部的監督甚至直接干預和管理。全球的宗教腐敗層出不窮，每起曝光都是一記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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