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舞影：特朗普要強化制裁！內外交困，古巴革命如何突出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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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花舞影】
四年前的7月，在新冠疫情、財政危機、生活物資斷供、反古共勢力及其在古巴內部代理人的共同作用下，正處於經濟改革關鍵期的古巴爆發了1994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動亂。
然而，他們失算了。
在久經考驗的革命領袖勞爾·卡斯特羅的領航掌舵下，古巴共產黨和古共中央第一書記、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沉着冷靜地指揮共和國政府和全國人民和平粉碎了動亂、在國際上扭轉了美國媒體反宣傳造成的不利輿論環境，堅持了革命紅旗不倒。
四年裏，世界變得更加混亂，烏克蘭、巴勒斯坦、緬甸等多個地區爆發熱戰，斯里蘭卡、孟加拉國、敍利亞和非洲多個買辦政權一一崩潰了，而革命古巴仍屹立在美國的家門口。
但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暫時的安定團結背後，古巴的麻煩還遠未結束；古巴革命自疫情以來面臨的這一波30年來空前的生存危機，始終沒有真正解除。
如果讀者不能意識到這一點，就無法理解許多新聞的上下文：
例如，2024年3月，我國當時對古緊急糧食援助的第一批是用飛機運去的；
又如，今年7月5日，古巴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古巴共和國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在古共八屆十中全會閉幕式上明確宣佈：“我們現在是一個處在戰爭狀態的國家（Somos un país en guerra）！”
古巴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古巴共和國主席迪亞斯-卡內爾 資料圖
背景：古巴的旅遊業與製糖業
迪亞斯-卡內爾宣佈“古巴進入戰爭狀態”的直接原因是，6月30日特朗普政府發佈了所謂“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第五號”，進一步封鎖了美國對古巴的民間商貿交流，新一輪加強制裁的方案將於近日出爐。
古巴與美國的制裁與貿易狀況是一個技術細節極其複雜又摻雜太多情緒因素的話題，筆者打算另起一篇文章講述，在這裏只是先拿出結論：
不能以為“美國製裁了古巴，因此兩國沒有貿易，也因此美國進一步收緊制裁對古巴早已無甚影響”。目前來看，這一判斷是錯誤的！
其中緣由，還要從一些基礎地理故事講起。
“我是一個誠實的人，生長的地方長棕樹；詩若不湧出我心魂，我死了也定不瞑目……天下的窮人數不清，我要和他們共甘苦；大海的波濤再翻騰，比潺潺的山溪也不如。關塔那美娘，鄉、巴、佬；鄉、巴、佬，關塔那美娘……”
——《關塔那摩花姑娘》，歌詞原詩作者何塞·馬蒂
1964年電影《我是古巴》中，窮人的女兒瑪利亞在美國夜總會的紙醉金迷中墮落為妓女。
在革命前的古巴，旅遊業、製糖業和煙草業是國家的三大支柱，前者與後兩者分別塑造了她的城市和農村。
相比於更有“誠實勞動”觀感的甘蔗種植和榨糖勞作，燈紅酒綠的旅遊業不僅塑造了整個國家嚴重的地域發展差異（哈瓦那一城作為“拉美維加斯”背靠美國畸形繁榮）和貧富對立（富裕者還主要是高度依賴美國資本的買辦），而且帶來了妓院、賭博、黑社會和毒品等資本主義道德敗壞的集中象徵——在清教徒看來，實際上還有酗酒：舊古巴的蔗糖和煙草業起於西班牙殖民，但旅遊業（以及美國黑幫和毒品市場）的興起幾乎完全源於美國20世紀禁酒令催生的暴利跨國私酒市場。
早期參與古巴革命的人並非全是共產主義者，相當一部分在社會議題上帶有類似美國觀察員形容延安時所説的“清教徒心態”，其中一些甚至是真正的清教徒。他們希望塑造一個掃清黑幫、毒蟲、賭狗、牛排的風清氣正的道德世界，甚至在掌權之初出台了一些缺乏可操作性的拍腦袋政策，例如在既不給救濟也不給出路的情況下突然封殺所有妓女——當時古巴旅遊業的支柱，以至於菲德爾·卡斯特羅本人不得不隨後出面制止。
這部分人以革命政府首任總統烏魯蒂亞為代表，大多在革命勝利初期被卡斯特羅兄弟和格瓦拉清洗掉了。但他們的清教徒心態遺產，卻在後來的古巴共產黨中延續了很長時間。
冷戰時期，革命古巴不僅在社會議題上相當保守，而且實際上消滅了盈利性的旅遊業：外國遊客在當時古巴的體驗與朝鮮差不多，被限制在幾個有硬邊界圍擋的特定海灘度假村內，不能與普通古巴居民接觸，基本上杜絕了後者被這些主要來自蘇聯東歐和加拿大的腐朽遊客勾引墮落的可能性（注：當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風氣上相當開放）。
菲德爾·卡斯特羅曾期望實現全行業獨立自主的工業化。但最終由於蘇聯經互會胡蘿蔔（統購包銷）和大棒（計劃干預）的影響，他不僅沒能成功，反而一手將整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帶歪到了類似西班牙殖民時代的單一蔗糖出口經濟上。
到冷戰結束時，古巴的高技術領域只在生物醫學行業取得了零星突破，機械工業也主要圍繞糖產品（例如古巴的第一座工藝裝備廠是生產甘蔗壓榨設備的），從舊古巴旅遊業及配套服務業脱離出來的人口，主要被投入到了高度勞動密集的榨糖業上。
1970年，古巴蔗糖產量達到驚人的850萬噸歷史峯值；雖然古巴政府一直努力調控行業投資分佈，到1992年，古巴仍擁有154家國營製糖廠，糖產量高達710萬噸。當時的古巴有一句名言：“Sin azúcar no hay país”——沒有糖，就沒有國家。
革命後的古巴共產黨使用純紅旗，沒有采用中國、蘇聯的鐮刀鐵錘標誌。但古巴民兵MTT的標誌是盾牌上交叉的步槍和砍蔗刀，中間一頂蔗田勞作必備的亞雷草帽：
風格化的古巴民兵標誌（中）
1992年後，由於經互會解散、葉利欽拒絕履行蘇聯時代簽訂的固定糖價協議（該協議在簽訂時的1970年代只是對古巴略有優惠。但80年代國際糖價暴跌60%以上，俄羅斯變成了以三倍國際市場的價格向古巴買糖），古巴製糖業不僅市場大減，創匯能力也暴跌，導致了1994年生死存亡的嚴峻局面。
為了自救，政府賣掉或外包了大批國營甘蔗農場（改製為半承包的UBPC合作社）以提高蔗農生產積極性，同時開始大規模放開旅遊業相關政策（包括醫療旅遊），將解放出來的勞動力投入其中。僅僅三年後，1997年，旅遊業就取代製糖，成了古巴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和外匯來源。
當時的古巴對旅遊業重視到什麼程度呢？1990年代曾規定，私人售賣牛肉、龍蝦和若干品種珍稀海鮮犯法（售賣普通農產品不在此限）——這些“高檔（西餐）食材”只有國營的供銷社和飯店才能掌握，用以保障外賓的食品供給。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三十多年間，古巴看起來還是那個古巴，但它的經濟版圖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方面，國家對榨糖業的投資一路下降到2024年的不到3%（僅佔當年國家對餐飲酒店投資的五分之一），全國製糖廠數量從150-170家（不同數據來源有差異）一路減少到今年只剩15家，粗糖總產量從冷戰末期的700餘萬噸下降到近年的40萬噸以下——2018年，古巴從法國進口了4萬噸糖，打破了這個島自被西班牙人發現以來的經濟史紀錄。
與此同時，自1995年全面開放旅遊業起，古巴游客接待數快速增長，吸納就業人口累創新高。到因特朗普追加制裁導致該項指標首次收縮的2019年前夕，古巴年度遊客數量相較1995年已翻了六倍多，是加勒比國家平均接待遊客數量的210%以上，每20個古巴人中就有一個直接服務於旅遊業。
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明白後面發生的事情。
古巴當前嚴重暫時困難的直接起源
拋開其帶來的社會弊病，古巴旅遊業雖然規模上快速增長、形勢喜人，但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沒怎麼賺到錢。
從下圖中可以看到，2008年到2018年間，古巴游客數量從215萬人次增加至471萬人次，翻了一倍多，但全國旅遊業收入卻僅僅從25.4億美元增加到27.8億美元，增速不到9%。事實上，當時有研究認為，古巴是世界上旅遊業生產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古巴旅遊業全面開放至今每年接待的遊客數和收入（缺2024年數據）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現象？
除了美國製裁給陌生遊客引入的消費困難外（這個話題留待下一篇），旅遊業相關基礎設施的破敗是最重要的因素。很多擁有覆蓋古巴行程財力的遊客費盡周折幾次轉機來到這裏，卻發現沒有可花錢的地方，甚至貴一點的酒店都因為滿員而住不上。
由於美國長期制裁、建材採購困難，對於首都地區還加上長期以來被考古學家高度主導造成的、對哈瓦那舊城市容嚴重的過度保護，古巴的基本建設嚴重滯後，許多革命前甚至西班牙時代的建築至今仍然在被當作民居使用。
新冠疫情之前，古巴全國賓館入住率在2016年達到近十年峯值61.5%，但大多條件甚差，熱水、供電、網絡、電扇（就不説空調了）等基本服務難以保證，很多用作賓館的房屋本身結構已年久失修，甚至有安全風險：據古巴住房管理局2020年統計，古巴全國約有170萬棟房屋（佔全國住房存量39%）“狀況不佳”或“狀況甚差”。
雖然在勞動青年軍和地方居委會（保衞革命委員會）等努力維持下，最近十餘年並未發生類似邁阿密海灘公寓大樓坍塌那種造成整樓近百人全滅的特大事故，但城市內兩三層的小型房屋陽台樓板乃至整體結構自然坍毀或因暴雨/颶風坍毀、造成住户死亡或砸死行人的事故，從2010年代中期至疫情期間至少隔年一起（如果不是每年不斷的話），只是在古巴島外無人關注——但大力發展旅遊產業時，這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麗的哈瓦那，那裏有我的家，明媚的陽光照新屋，門前開紅花……
——《哈瓦那的孩子》，木青
加利亞諾街和聖拉薩羅街的十字路口是哈瓦那最繁忙的地區之一，每天，成千上萬的行人和車輛都會經過這個街角。
這裏面有三層死結：
首先，外賓住的酒店不安全，對旅遊業大局是極大的問題。
其次，現在國家給了允許個體經濟和允許外賓自由留宿的政策，他們可能選擇住本地住户開的民宿。但如果危房太多，不僅觀感不好，而且難保沒有留宿者“中獎”，對旅遊業大局是極大的問題。
再次，不考慮國家涉外形象、單純從改善人民生活角度出發，已有大量本地住户的房子需要重建或翻新，但在國際糖價低迷和嚴厲制裁環境下，國家沒有這麼多錢，尤其進口建材需要的外匯；外匯從哪裏來？最合理的期望正是旅遊業。
為了突破這種困境，大興土木改善外國遊客體驗，似乎是壯士斷臂的“無奈但合理”之舉——即使未雨綢繆，先過度建設一些也沒關係！
這正是古巴在疫情前夕做的事。
古巴革命軍下屬的軍隊企業管理集團GAESA下轄一家Gaviota SA公司。如果單純按體量看，這家公司目前實際上已成為足以在美洲名列前茅的特大型本土酒店品牌——據外媒整理，其旗下擁有多達110家酒店、40000餘間客房，其中許多都是2019年前後與外國合資甚至獨資興建的四星甚至五星級豪華酒店。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五星級酒店“哈瓦那伊韋羅斯塔精選”（Iberostar Selection La Habana）。該酒店是古巴第一棟真正的摩天大廈，共42層、高154米，是目前哈瓦那乃至全國最高的建築。
2019年疫情前開建的伊韋羅斯塔精選哈瓦那酒店，俗稱“K塔”，今年終於落成開業了
K塔大廳內景，一掃古巴旅遊“穿越時光”的刻板印象，基本達到了隔壁邁阿密的水平
如果一切順利，這場酒店建設運動應該在2020年後的若干年裏回本。但不幸的是，2020年3月11日古巴在哈瓦那的意大利遊客身上測出了新冠病毒，隨後疫情在西部、中部和東部到處開花。在嚴峻的不明疫情和當時對旅遊業可快速恢復的樂觀估計下，古巴於3月31日起禁止了全部（合法，注意“合法”這兩個字很重要）出入境活動，只派了幾次專機將被困在秘魯等地的古巴人接回國。
在這期間，2019-2020年前後建設的這批豪華酒店在疫情期間和之後兩三年紛紛竣工，然後幾乎全部空置。
截至2023年底，古巴全國賓館共340家（不含民宿），相比2019年增加14家；其中五星級酒店82家，相比疫情前增加16家。截至2022年5月，古巴全國賓館可用客房數已從2020年的6.9萬間暴增到7.8萬間（不含民宿），但疫情導致旅遊業在長達1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裏完全停擺，所有投資都收不回。到2024年12月，古巴全國可用客房數進一步飆升到8.2萬間，這還是在一大批低水平旅館被關閉的情況下實現的，這導致了四星級和五星級酒店客房佔比飛昇至總數的75%。然而，直到疫情已過去兩年後，這批豪華酒店的入住率仍只有24%（2024年1-9月數據）。
與此同時，這波酒店建設潮很可能吸乾了國家的現金流。
古共政治局委員、國家主席助理、全國人大代表路易斯·阿爾貝託·羅德里格斯·洛佩斯-卡列哈中將是拍板2020年前酒店建設潮的GAESA負責人。他在疫情期間因此遭到國內大量批評，但於2022年7月5日疑似因感染新冠突然病逝，年僅62歲。
以上述的伊韋羅斯塔精選哈瓦那酒店為例。該酒店雖然建成後由西班牙伊韋羅斯塔連鎖酒店集團管理，但它卻是100%古巴國資項目，建設投資完全來自同樣隸屬古巴革命軍的EI Almest SA房地產公司，由古巴二建（EMPROY-2）施工，估計造價高達5500至6000萬美元——請注意，2018年這個項目上馬時，古巴全國的總出口貿易額才15億美元！
按理説，古巴長期以來積攢的生物科技底子在疫情中確實發揮了作用：古巴不僅自己研發了適用新冠情況的呼吸機等，還完全獨立自主開發了多種新冠疫苗，不受制於國際資本和外國產能，也不依賴美國疫苗技術路線所需、在古巴嚴重受限的冷鏈儲運。然而，古巴疫苗到普遍施打時卻遇到了“未曾設想的瓶頸”：由於缺乏現金，他們無力購買足夠的一次性注射器。
據古巴衞生部對接同志向當時提供援助的美國左翼女性組織CODEPINK反映，在“主權”和“阿芙拉達”疫苗開始施打前夕，古巴全國1100萬人口只有1000萬支可用的一次性注射器，而當時的古巴政府可能連追加採購2300萬支注射器（“主權”疫苗為蛋白質亞基技術路線，起效需打三針）並把它們弄回國的預算都沒有！雖然遭到嚴重製裁，但注射器這種東西古巴並非沒有進口渠道；僅2019年，古巴就從中國正常進口注射器高達2680萬支。當時他們只是沒有錢——之前把錢搞沒了而已。
注射器帶來的施打瓶頸導致疫情期間古巴雖有疫苗，但普及速度遠低於當時“德爾塔”疫情的傳播速度。出於人民生命至上的價值觀，政府以極端嚴厲的封鎖兜底，但卻缺乏足夠的可供分發的食物（更不要説大規模的配送能力了），這導致封鎖可能意味着明顯的“原地餓死”前景；而由於一些非技術性原因，封鎖即使對於傳染率遠低於“奧密克戎”的“德爾塔”毒株，也並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羣眾被長期合法存在的反古共勢力煽動，引發了2021年7月11日的“祖國和生活”動亂。
幸好，古巴革命在歐美有許多同情者（這不是憑空得來的，是古共長期以來在歐美有意識經營的人脈。之後的文章會分析古巴在輿論戰上長期大勝的經驗得失）。僅在2021年7月，美國六大親古共進步力量就通過合法慈善渠道向他們捐贈了至少600萬支注射器；歐洲和南美的古巴裔和對古友好人士捐贈了至少870萬支，在中國的極少量古巴裔人士也捐贈了至少10.2萬支。再加上兄弟國家政府支援，在7月11日動亂平息後，這筆數以千萬計的注射器缺口居然逐漸被填平了。
美國左翼婦女組織“粉紅警報”（CODE PINK）是中國、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期支持者，擁有可合法繞過美國對古制裁的“慈善事業NGO”資質。她們在2021年7月組織的這次募捐原本只計劃能支援古巴300萬支注射器，實際上在美國工人階級積極響應下，僅第一批籌得數量就超過了一倍。我國當今的發展程度已不需要她們募捐支援，但對古巴來説，這樣的支援仍然相當重要。（注意，筆者不同意圖中引用喬姆斯基的言論）
也就是説，古巴幾乎是靠“全世界的獻愛心”，在2021年冬季普及了第一代疫苗，進而重新恢復了邊境開放和旅遊業，續上了一部分現金流。
連續自然災害與其他問題
上節説到，古巴在疫情期間為優先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選擇放棄了旅遊業封國整整一年八個月。實際上，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數據，在西方第一次嘗試普遍“躺平”的2021年（“奧密克戎”爆發前），整個加勒比地區的遊客人數反彈了63%，原本可能是一波利好。但古巴決定在全民施打新冠疫苗完成之前不開放，主動捨棄了這一波客流。
由於古巴自主研發的“主權”疫苗需打三劑，加上靠捐贈獲得的注射器到貨時間早晚不一，拖長了疫苗普及時間，直到2021年11月，古巴才基本實現新冠疫苗全民普及，隨即迅速開放入境、嘗試恢復旅遊業獲取外匯。但2021年夏季西方國家短暫的旅遊業“迴光返照”窗口已被錯過，古巴先迎頭撞上了年底“奧密克戎”爆發造成的恐慌，開春後恐慌在西方逐漸平息時，又遇上了俄烏衝突。
古巴在冷戰中緊緊依附蘇聯集團，在俄白烏、東歐、越南、安哥拉、南非和拉美左翼中培養出了一整套國際人脈，許多在古服務過的蘇聯專家和戰士後來成為對古巴充滿熱愛、擁有當地朋友、每年冬天都飛去避寒的俄烏遊客。冷戰後，古巴又靠開放天主教、支持LGBT等各種白左政治正確和一些聖母操作，發展出了與西歐、南北美“偏紅白左”中產階級的友誼。與此同時，隨着古巴法律上真正開放自由移民，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合法移出古巴（非偷渡）去往其他中南美洲國家、加拿大和歐洲發展事業或定居的古巴人羣體，他們通常保留古巴國籍，會定期回國探親。這三大人羣構成了古巴旅遊業的核心客源。
2018年赴古巴游客主要國籍分佈（單位:萬人，“古巴”指在海外定居的古巴裔）。
但現在，整個盤子都面臨着問題。
俄烏衝突全面爆發後，烏克蘭禁止全國適齡男性出境（事實上，由於烏克蘭新政權發起的清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運動，早在東烏內戰爆發後至疫情前夕，烏克蘭赴古巴游客已下跌至四位數），俄羅斯則遭到西歐國家全面制裁，即使經濟狀況未受影響的人，也難以順暢前往古巴旅遊。特朗普二次上台後，俄羅斯遊客數量略有恢復，但從美國出發的遊客基本斷絕。
由於世界動盪與西方整體性的自身經濟困難造成中產消費降級，加上古巴自身旅遊體驗其實並未明顯改善，來自西歐和加拿大的客流也不增反減。根據古巴國家統計辦（ONEI）今年1月的報告，去年古巴全國共接待遊客220萬人次，不僅低於2023年，而且實際上是17年來的最低數字（除2020-2022年外，見上表）；距恢復到2019年420萬人次的目標相距甚遠，主要源於西歐遊客數量的下降。
所以，什麼叫“古巴自身旅遊體驗其實並未明顯改善”？
簡單來説，古巴自2021年至今，在經濟形勢與國家財政尚未恢復至疫情前狀態的情況下，已連續遭遇多次嚴重事故和自然災害：
2022年5月6日上午，位於哈瓦那市中心、距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僅100餘米，始建於1879年的古巴歷史古蹟——薩拉託加酒店發生天然氣爆炸，衝擊波震動全城，摧毀了酒店的一至三層外牆，造成周邊包括何塞·馬蒂劇院、一所小學、一座教堂和一個非裔古巴人老鄉會總部在內23棟建築受損，47人死亡，近百人受傷。“萬幸”的是，酒店當時還在準備疫情後復工，沒有客人，遇難者大多是正在清潔設施的職員。
2022年8月5日，古巴馬坦薩斯超級油庫因雷雨天氣閃電擊中一油罐，恰好該油罐避雷針系統故障。結果，八個巨型油罐中的四個被引燃，失控的大火吞噬了其周邊大部分區域，引發強烈爆炸，濃煙可在數十公里外看到，明火高達數十米，在古巴革命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據古方西語消息）、委內瑞拉玻利瓦爾軍和墨西哥陸軍支援下歷經一週才被撲滅。這場古巴有史以來最大的工業事故最終導致包括14名古巴消防兵在內17人犧牲，四個巨型油罐儲存的寶貴原油（約14.5萬立方米）和廠房設施毀於一旦。
馬坦薩斯油庫事故現場
馬坦薩斯油庫事故現場（第一天夜間）
2022年9月，三級颶風“伊恩”在古巴西部河松省（Pinar del Río）登陸，摧毀了當地著名的高級雪茄生產線和已緊急收倉的煙葉收成（因颶風遠強於往年，倉庫不夠堅固），導致河松省大面積斷電，因老舊的古巴電力系統荷載不均，隨後引發包括首都在內全國斷電，數天後才被修復。該颶風還在古巴島西部造成了嚴重洪澇災害，對煙田造成嚴重破壞。
2023年8月，三級颶風“艾達利亞”在古巴西部海域過境，造成河松省、蒿草省（Artemisa）和首都哈瓦那郊區在內大面積洪澇災害、道路損毀和斷電。
2024年初，由於前一年的自然災害加上當地長期存在的糧食安全老大難問題，古巴全國糧食告急，自革命以來首次向聯合國請求糧食援助。
2024年10月，古巴傳統電力部門聚集的東部地區遭到熱帶風暴“奧斯卡”襲擊，重要工業城市奧爾金（Holguín）和聖地亞哥的兩座發電廠被破壞，搶修時又發生兩起局部停電事故，再次引發古巴全國斷電，數天後才被修復。
2024年11月，三級颶風“拉斐爾”從牙買加方向登陸古巴。雖然古巴政府和軍隊再次成功疏散了28萬人，未造成人員傷亡、只損失了7萬多隻家禽，但颶風損毀了5000餘棟房屋和1.3萬公頃農作物，並將島上西部各省與哈瓦那的電力設施嚴重破壞，一個月內第二次發生全國斷電。
現在可以大概看出迪亞斯-卡內爾發出“國家戰爭狀態”警示、以及他們在後疫情時代製糖與旅遊兩大產業成績均不增反降等表象背後事情運行的發展脈絡：他們從疫情前開始一直到今天，國家財政一直處在資金鍊嚴重困難的狀態下。
在嚴峻考驗面前，古巴黨和政府一直展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擔當，千方百計、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但也意味着他們在連續發生的自然災害面前不斷被救災清空積累，而原本的大筆投資又未獲得預期收益，在美國長期制裁下原本就較為緊張的國家財力，已經數年時間得不到有效恢復了。
本篇結語
古阿琳娜呀！我美麗高貴的故土在復興……縱使你對我的熱戀，也不能剝奪我出征的志願。熱血在我胸中流淌，我的意志像燃燒的烈焰，待解救的人民在把我召喚。我是阿圖伊，自由的土著人……只因古巴呼喚我，我才對你含着愛意的呼聲充耳不聞！
——《阿圖伊和古阿琳娜》，庫卡蘭貝，古巴
在這樣連環嵌套的多重危機之下，古巴要如何破局呢？
中國漢族有一個成語叫“多難興邦”，出自《左傳·昭公四年》：“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這句話藴含着樸素的辯證法真理，一個國家多災多難，既有可能拓展疆土而無難無虞，又有可能喪失政權而被推翻。
已故北大教授趙存生老師指出：
“實際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多難並不必然興邦，多難既能興邦，也可衰邦，甚至可以毀邦。是興邦還是衰邦，關鍵不取決於災難本身，而是取決於這個國家的人們在災難面前是不是發揮了主觀能動作用；這種能動作用是強大還是弱小；這個民族是不是具有敢於同災難抗爭、勇於戰勝災難、奪取勝利的偉大民族精神。”
繼承加勒比古典泰諾人和西部泰諾人英雄血脈和“古巴”國號、誕生於大航海時代民族融合大潮的古巴人，雖然年輕，卻是偉大頑強、堅韌不屈的民族：
這裏誕生了美洲第一位揭竿而起反對殖民霸權的起義者——阿圖伊酋長（Hatuey）、毀家紓難解放奴隸反抗殖民的卡洛斯·曼努埃爾·德·塞斯佩德斯 (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為反抗帝國主義奮鬥終身的革命詩人塞·馬蒂和馬克西莫·戈麥斯將軍（Máximo Gómez y Báez）、旅美古巴人投身共產主義革命的優秀代表卡米略·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 Gorriarán）和中國人家喻户曉的卡斯特羅兄弟等偉大英雄；
是切·格瓦拉戰鬥過的地方、海明威熱情謳歌過的土地，建立了美洲第一個和目前唯一一個一直堅持紅旗不倒的憲法科學社會主義國家、為非洲解放尤其南非各民族擺脱最後的白人殖民統治和種族隔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其500多年的有記載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燦爛的革命詩篇。
由於新南非經濟政策遭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大潮綁架（這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國家無力給予足夠支持導致其被迫與西方妥協的結果）引發的治理觀感下降，曼德拉曾在國內網上獲得了不大準確的名聲。實際上，曼德拉與卡斯特羅互為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而古巴與南部非洲友誼可追溯到的那段歷史雖然有給蘇聯當僱傭兵之嫌，卻確實促成了當地黑人的解放。
自2022年以來，我國已多次向古巴提供必要的各方面援助，既包括2022年底和2024年初的緊急支援，也包括債務重組、馬坦薩斯超級油庫重建、太陽能電力轉型等功在長遠的支持。古巴實際上已經倒欠我國相當數量債務，這些活動固然是要花錢的，為什麼有必要花這個錢？本文希望簡單梳理一下他們的部分暫時困難，幫狀況外的同志注意到，古巴當前面臨着嚴峻的內部現實困難，整個狀況並不好，在以魯比奧為涉外政策總頭子的本屆美國政府蓄意破壞下，還有可能進一步惡化。
我國與古巴同屬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相同的核心價值觀。上世紀60-80年代中古之間的意識形態爭論已成往事，目前國際共運仍然處於低潮，如果古巴崩潰了，雖然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固有矛盾推動社會前進的總趨勢作為客觀規律不會改變，但我們幾十年來所捍衞的這個作為我們主觀文化理念的名為“共產主義”的東西，卻有從一種全球實踐退回東亞一隅，降格成某種地區性運動的嚴重風險。
我們並不像俄羅斯對待敍利亞那樣把某個國家視為勢力範圍，但在國際形勢複雜化、小國和前線國家面臨敵對勢力壓力空前增大的今天，筆者以為，幫助革命古巴、從經濟基礎上避免其出現阿薩德政權那樣突然崩盤的變故，不僅是有利的，而且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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