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純：這段記載明確的歷史，為何成了中韓朝日之間的一樁文化公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長期以來，鴨綠江一直是中國與朝鮮兩國之間的天然界限。鴨綠江由長白山天池發源，流向西南，經中國吉林、遼寧兩省後，在丹東入黃海。中國長期佔有的鴨綠江北岸，由長白山脈和遼東丘陵構成，其地勢較南岸更為平緩，山間平地較多，是水草豐美的宜居之處，也是清朝的“龍興之地”。

清崇德三年（1638年），還未“入關”正式成為中原統治者的皇太極為了保護這片“龍興之地”，防止朝鮮人進入寬甸（今遼寧省寬甸縣）等地挖參，下令從鳳凰城（今遼寧省丹東市鳳城區）至威遠堡（今遼寧省本溪）建築一條結合了土堤和壕溝的邊防工事，由於在土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條三株”，故該工事又被叫作“柳條邊”。從此，“柳條邊”成了除鴨綠江外，中國與朝鮮的邊界之一。

光緒三年（1877），隨着長期以來大量人口移入原本被視為“禁區”的長白山地區，柳條邊開禁，沿線桓仁（懷仁）、寬甸、通化等地被正式設縣。就在當年，在懷仁縣縣令章樾門下任幕僚的關月山在鴨綠江的一條支流——通溝河附近的荒草雜蔓中發現了一座石碑，該碑高6米多，周身四面環刻隸楷漢字44行，共計1700餘字。

關山月先是手拓數字帶回署衙，回稟章樾，得到其應允後，將此碑“焚火除苔”以期得到完整的碑文拓本，但這也導致石碑的下半部遭受嚴重損傷；加上部分碑文本就漫漶不清，之後有人以石灰修補，使得對此碑碑文的解讀及其所代表的背後歷史，隨着20世紀前後朝鮮半島局勢變化，成了中、日、韓/朝之間一段爭論不休的文化公案。

晚清學界崇尚“小學”，學者都熱衷於收集金石，在得到完整的碑文拓片後，很快有中國學者斷定這塊石碑記錄的是關於高句麗第十九代好太王的事蹟；結合中國史籍中的記載，甚至可以推測出碑文中記載的立碑時間“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遷就山陵”即是晉安帝義熙十年（414），這塊碑應是好太王陵墓的墓碑。

好太王碑文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高句麗的建國傳説，以及好太王的簡要生平——他18歲登基，號“永樂太王”；39歲駕崩，諡號“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第二部分重點描述了好太王的功績，大敗百濟，助新羅抗倭，攻東扶餘，使高句麗獲得了朝鮮半島的統治權；第三部分則是關於他去世後守墓人的來源和數量規模。

由於好太王碑文中詳述了一些關於古代日本（倭）入侵朝鮮半島的事件：比如391年，倭渡海打敗百濟和新羅使其臣服；399年，百濟和倭聯合入侵新羅，新羅向高句麗求助；400年，高句麗將倭從新羅和朝鮮半島南部逐出；404年，高句麗再次打敗從海上入侵的倭，因此日方極為關注好太王碑的研究進展。

光緒九年（1883年），已有日本人將好太王碑的全本拓本帶回日本研究。很快，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就開始讓傾向軍隊的學者青江秀和橫井忠直進行識讀考證，橫井忠直由此寫成了《高句麗古碑考》，在日本影響很大。通過解讀碑文，橫井忠直竭力想説明日本曾統治過朝鮮半島的百濟、新羅、任那等國，顯然想為日軍參謀本部入侵朝鮮尋找歷史依據。

好太王碑拓本

日本想侵佔朝鮮半島，乃至稱霸東亞的覬覦之心早在1590年豐臣秀吉回覆朝鮮國王的國書中就有所體現——“欲徵大明四百餘州，願顯嘉名於三國”。侵朝是征服中國的先導，也是明治維新後，一舉成為世界強國的日本處心積慮想要發動的關鍵戰爭。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遂簽訂《馬關條約》。該條約一直被視為日本全面侵韓的先聲，清政府也由此放棄了對朝鮮國的宗主國地位以及相應的干涉權利。

不單朝鮮，《馬關條約》甚至將遼東半島的主權也交給了日本，雖然此後在“三國干涉還遼”的壓力下，清政府以3000萬兩白銀的代價拿回了主權，但充分證明其自身大廈將傾，對於遼東這片曾經的“龍興之地”更是無力維護了。

而日本方面很早就認識到侵略戰爭不僅是軍事活動，為了穩固自己日後的統治，文化侵略也很關鍵——要徹底調查被侵略國家的歷史遺蹟和文物，特別是關於領土主權的文物，對其進行“特別處理”，以期達到篡改歷史，最終實現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目的。

20世紀初，日本學者最早開始對中國的桓仁、集安（輯安）以及朝鮮平壤地區的高句麗王城和墓葬開展調查和小範圍試掘活動。桓仁和集安都曾是高句麗早期都城所在之處，集安有名為尉那巖-丸都山城和被定名為國內城的平地城，這是典型的山城與平地城相結合的高句麗王城組合。

丸都山城 中國吉林網

這兩地還遍佈各時期的高句麗墓葬——早期的積石墓和晚期的封土石室墓：積石墓外型類似金字塔，集安附近十幾座規模巨大、砌造考究的高句麗王陵均為積石墓；封土石室墓則有內容豐富，色彩鮮豔的壁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將軍墓、舞踴墓、角觝墓、三室墓、四神墓、冉牟墓、環紋墓等30餘座墓葬。朝鮮的平壤地區則是高句麗後期的建都之處，平壤有與集安形式相似的大城山城和清巖裏土城，以平壤為中心的大同江下游則廣佈高句麗晚期的封土石室墓。

吉林集安，高句麗貴族墓葬羣 世界遺產中心

除了對上述城址和墓葬進行基本的測繪和初步挖掘外，日本學者還以“文物保護”的名義，將大量高句麗文物運往本國收藏研究。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藉助這一傀儡政權提供的“便利”，日本學者又對中國吉林境內的高句麗遺蹟進行“深入”考古調查。

1935年9月28日至10月5日，日本學者池內宏、梅原末治、濱田耕策、三上次男、水野清一、田中豐藏、小泉顯夫等對集安與桓仁周邊的冉牟墓、四神墓、三室墓、太王陵、將軍墓、千秋墓、西大墓、山城子山城、通溝城等高句麗文物遺蹟進行調查。這次考察成果被池內宏與梅原末治寫成了《通溝》一書，其上、下卷分別於1938年和1940年由日滿文化協會出版，成為研究高句麗史的代表性著作。

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境內的高句麗文化遺蹟一改過去缺乏專門管理的狀態，迎來了新的生機。

吉林的通化、集安首先於20世紀60年初組織了文物普查隊，對其轄區內的文物進行普查。1961年，好太王碑和洞溝（通溝）古墓羣被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1963年9月，中朝聯合考古對集安周邊的高句麗遺址展開了調查，對好太王碑進行實測，重新制作拓本，並清理了若干壁畫墓。1968年和1970年，約有700多座墓葬集中在這兩年被髮掘，其中包括重要的長川1號壁畫墓，壁畫中伎樂百戲、山林逐獵場面和供養人圖堪稱高句麗壁畫的代表作。1997年，長川古墓羣和採石場遺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

長川1號墓壁畫 山林逐獵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遼寧省博物館考古工作隊和本溪市博物館，對桓仁縣的五女山山城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從其遺蹟和遺物判定五女山山城是高句麗早期的都城紇升骨城。1996年，五女山山城被列入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

另外，吉林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集安博物館先後於1997年和2008年組織了對洞溝古墓羣的測繪工作，確認洞溝平原現存7000餘座高句麗時期的古墓，並公開出版了調查測繪報告，為進一步加強洞溝古墓羣的管理、保護和研究提供了切實的基礎。

為了尊重歷史，更好地保護高句麗遺蹟，並延續近百年來高句麗歷史文化的學術研究傳統，中、朝兩國從2000至2003年對各自境內的高句麗文物遺蹟進行調查清理，規劃範圍，整飭環境，形成報告，並申請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

200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8屆會議同意將中國申報的 “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3座王城和40座墓葬的考古遺蹟，即五女山城、國內城、丸都山城，14座王陵及26座貴族墓葬；朝鮮申報的 “高句麗壁畫墓羣”——主要為30座高句麗後期，包含精美的壁畫裝飾的古墓，一起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8屆會議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朝鮮半島飽受日本帝國主義蹂躪，自身傳統文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壓制和閹割，這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朝鮮民族主義思想的蓬勃發展。但日殖時期的各種宣傳極大削弱了中國在朝鮮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朝韓分治後，一些韓國的民族主義者將高句麗視為古代韓國曆史的中心，認為它代表着獨立的朝鮮民族，與李氏朝鮮時期對中國的臣服形成對比。因此，高句麗歷史的歸屬，在二戰後成為引發中韓外交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

1947年，中國歷史學家金毓黼所著的《東北通史》正式出版，其中以《隋書》等典籍為依據，認為“高句麗一族本出扶餘，為吾中華民族之一部分，立國於東北疆最久”，堅持認為高句麗是中國歷史上一少數民族政權。這種觀點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得到很多其他專家的認同。但從20世紀60年代起，這種觀點隨着國內外局勢發生了一定變化，比如1978年出版的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將高句麗視為古代朝鮮國家。1990年代以後，隨着對高句麗遺蹟的研究深入，中國學者普遍認為“高句麗史首先屬於中國，但高句麗史也是朝鮮歷史的一部分”。

但韓國學術界的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高句麗是韓國古代國家，只有個別學者認為高句麗歷史和中國歷史一樣同屬中華文化圈，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也是韓國曆史的一部分。而圍繞高句麗歷史的歸屬問題，在本世紀初，還曾爆發了一樁撲朔迷離的“高句麗壁畫”的疑案。

2000年8月14日，中國國家文物局在吉林集安當地考察時發現長川1號墓被盜，隨即公安機關對集安市所有古墓進行調查，發現洞溝古墓羣中的三室墓也有被盜跡象。經調查發現，集安當地人金權紅、韓享國、韓昌國先後於1997年至1998年間4次進入三室墓盜得墓內壁畫出行圖、青龍圖、白虎圖、玄武圖，並造成攻城圖、鳳鹿圖、牛首人圖、託梁力士圖部分毀壞。

2000年，金權紅又夥同他人將長川1號墓內的撫琴舞樂圖、飛鳳圖、供養人圖、百戲圖盜走，並造成麒麟圖毀壞。被盜走的壁畫均被運往瀋陽，賣給韓國人李萬植，由其運往韓國，下落不明。

據同案案犯交代，李萬植自稱韓國古美術協會負責人，該協會是隸屬於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的社團，但此信息未得到韓國政府的證實。2010年10月，中國國家文物局曾根據有效線索，向韓國政府要求返還這些被盜文物，但未得到韓國政府的正面回覆。

面對被盜壁畫，與韓國政府不願正面回應的態度截然相反的是，韓國國內輿論表現得出奇一致——“高句麗文化怎麼會是中國的文化？”，甚至有網民認為中國應該拿“侵佔的韓國人的土地”來交換這些被盜的壁畫。

並且，自2006-2007年起，韓國利用自身的影視文化產業優勢，花大力製作了數部以高句麗歷史為原型的電視劇，例如講述高句麗開國傳説的《朱蒙》，認為渤海國是高句麗繼承者的《太王四神記》，關於高句麗權臣的《淵蓋蘇文》等等。雖然這幾部劇均因故意醜化中國歷史人物、片面誇大古代韓國的物質文化成就而飽受詬病，但憑藉“韓流”的影響力，韓國在亞洲文化圈強力輸出了“高句麗就是韓國曆史一部分”的觀點。

然而，與當前諸多存在較大爭議的古代王國（民族）不同，高句麗是一個歷史記載明確、出土文物豐富的古代政權。各種遺址和墓葬已經證明了高句麗最初的領土一直在中國東北地區，自遼寧通化到吉林伊通一帶都是其活動領地。

相傳高句麗的建國者朱蒙於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即位，但無確證。不過據《漢書》記載，王莽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高句麗一方由名叫句驪侯騊的地方首領擊敗了王莽的遼西大尹田譚率領的軍隊。大約此時，高句麗已建立了部族國家。

三國時代，魏國將領毌丘儉曾北征高句麗，並留下了《毌丘儉刻石記功碑》。十六國時代，前燕曾大敗高句麗。唐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麗終為唐朝大將軍李世勣所滅。由於朝鮮半島上的新羅向唐王朝表示歸順，高句麗舊地的南部歸入新羅，但其北部則併入由靺鞨族於公元698年建立的渤海國，渤海國“五京”中的“西京鴨綠府”就是高句麗舊地。

中國史書將高句麗視為一個“邊疆民族政權”，詳細記錄其長達705年的國祚中所有重大歷史事件。而高句麗遺蹟中特有的“壁畫”，更是證明了高句麗民族與漢民族的深入交流。

比如，長川1號墓的佛教供養人壁畫上承炳靈寺窟的大型佛教壁畫，下啓北涼晚期的敦煌佛教壁畫，是中國佛教傳播上的重要一環；壁畫上的女性服飾深受漢形制影響，女發中垂髻、鬃鬢與漢代婦女髮式相近，女服中長襦與漢服直裾袍相似；繪有“青龍白虎”的“四神”圖，也採用中原地區魏晉古墓中的常見形象。

高句麗文化不僅對同期的中國東北、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產生了巨大影響，也為後世渤海國、統一新羅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是東北亞吸納與傳播中原漢文化的重要樞紐。本質上，高句麗堪稱漢唐時期東北地區民族融合與文化互鑑的典範，其歷史發展軌跡清晰映射了東北亞各部族的興衰遷徙，生動展現了邊疆與中原的互動關係，無疑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進程中不可分割的關鍵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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