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姑娘：“我是那樣深深地愛着你，愛你我才更愛這綠色的軍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紅姑娘】

“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開天闢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

從南昌城頭的第一聲槍響到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從三灣到古田、從瑞金到延安，從推翻三座大山、為人民打出了一個新中國，到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和捍衞國家利益的鋼鐵長城，中國人民解放軍走過了98年光輝歲月。

在這98年裏，人民軍隊從“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發展為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在不變的紅旗紅星之下，它每個成員的個體識別特徵——軍服與標誌服飾，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本文為人民解放軍服裝和軍服生產體系中的一些拾貝。“改革創新、與時俱進，是人民軍隊不斷發展的康莊大道”，小小的服裝，可以折射出一支軍隊從機械照搬外國經驗到結合本地現實條件和民族文化因地制宜、從模仿外軍審美文化到建立民族美學自信；以及從單一陸軍步兵到海陸空天數十個專業兵種、從農業社會手工生產和粗放被裝管理到大工業生產和現代化高效精準聯勤保障的發展歷程。

革命的紅旗掛兩邊

每一代老兵都有屬於自己的紅領章記憶。60年代的兵會記得“紅旗指處烏雲散”，70年代的兵會記得“鮮紅領章兩邊掛，五星帽徽閃金光”，80年代的兵會記得“紅紅的領章映着我開花的年歲……”，90年代的兩年兵仍然有很大概率記得這首，只不過“領章”變成了“領花”，一句裏兩個“花”字。本文作者高中軍訓時已是10年代，佩戴07紅領花的武警教官教我們時唱錯了，“紅紅的領花映着我開章的年歲”，被副教官笑了一週。

紅領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顯然不是中國共產黨最初涉足武裝力量——上海工人糾察隊和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的時候。那時，黨沒有自己的軍隊，前者成員穿着各自的工人便服，後者自然穿北伐軍的服裝了。然而，1927年蔣介石、汪精衞先後背叛革命，黨領導了順瀘、海陸豐、南昌、鄂南、秋收、鄂中鄂西、清澗、玉田、黃麻、贛西贛南、廣州等一系列武裝暴動，但除先後轉移到井岡山的部分湖南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部隊外，很快全部失敗，只在史書上留下了一筆紅領巾——烈士鮮血染成的一角。

中國共產黨人吸取了沉痛的教訓，從地上站起來，擦乾淨身上的鮮血，掩埋好同伴的遺體，走向了建立正規軍、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

我軍最早有制式服裝，一般追溯到兩個重大事件：一是1928年井岡山在茅坪鎮建立了桃寮被服廠；二是1929年攻克長汀期間繳獲了大批布料，動員民間裁縫趕製了4000套後來被確認為中國紅軍第一種制式的軍服。

目前尚不明確1928年桃寮被服廠生產的服裝是否有式樣，1929年版紅軍服式的具體細節也有爭議（例如紅領章上那個著名的鑲黑邊的條數），但可以確定，二者共同的行為主體——朱德總司令和毛澤東主席在井岡山會師後親手締造的紅四軍，奠定了後世我們所知的中國工農紅軍服式基礎。

在這一時期，蘇聯對我軍服裝的文化影響比我們所知的更大。例如，後來被我們賦予“兩面紅旗”意義的領章，當時很可能只是根據留蘇人員模糊記憶，不明所以然、“先做出來再説”式的簡單模仿。

疑似早期古田會議紀念館展出的1929年在長汀製作的四面鑲黑邊領章版紅四軍服

之後一個時期古田會議紀念館展出的1929年紅四軍軍服（三面鑲黑邊領章版）

“1929版紅四軍的紅領章鑲有黑邊”是一個已經廣為人知的歷史知識點。後來較普遍的解釋是，軍服制作時恰逢列寧逝世五週年，這也是筆者要在此先宣傳的正論；實際上，“紅袖章鑲厚黑邊”確係俄蘇共產主義運動中表示哀悼的配飾。但需要指出，一方面，黑色不是我國的傳統喪服色，而在領口上鑲黑邊表哀悼在國外也無先例；另一方面，列寧逝世是1月份，而紅四軍打下長汀已經是3月中旬了，動員大批民間裁縫籌措布料製作軍服還要更晚，並不是那麼“恰逢”的！

實際上，視這個黑邊的最初版本究竟是鑲三邊還是鑲四邊，對這一特徵可能會得出不同的解讀。如果是前者的話，至少部分應可追溯到蘇聯工農紅軍（РККА）軍服改革在我黨留蘇人員記憶中遺留的痕跡。

由不同於制服顏色的平行四邊形帶顏色布（顏色通常是兵種色）縫在領子上形成的領章（Петлицы，直譯為“釦眼”）是沙俄軍隊傳統。1918年蘇聯紅軍在托洛茨基領導下開始頂着黨內的巨大壓力恢復統一制服，全紅領章被作為一種純裝飾品引入了紅軍M18條令：

1919年蘇聯紅軍步兵幹部冬裝，注意布瓊尼帽內層金屬五星為象徵革命的正紅色，外層布質大五星、領章、領口袖口鑲邊、胸前三道槓均為代表步兵的粉紅色

然而，中國共產黨開始大規模派遣幹部赴蘇學習的時代，蘇聯紅軍已經引入了進一步正規化的M24條令,領章增加了三面鑲邊，使得原本只能區分兵種大類的單色變成雙色套色，增加了區分軍兵種分支的能力。

在新條令中，步兵領章被從純粉紅色改為粉紅底鑲黑邊：

1924年後蘇聯紅軍步兵政工幹部夏裝，廢除了胸前的三道槓和級別袖章，金屬五星帽徽和政工五星袖章（普通官兵無）為象徵革命的正紅色，衣服鑲邊為代表步兵的粉紅色，步兵領章為粉紅底（上綴琺琅金屬塊表級別）除對齊領口一面外的三面鑲黑邊，長寬比在4:1以上

這種“紅配黑”正是1929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版領章的顏色。

雖然1931年瑞金“軍校版”紅軍服制式明確規定改為使用全紅領章，但據歷史照片和史料記載，後來其他地方蘇區包括延安重新整編後的紅軍仍不時有使用長條形紅領章鑲黑邊的情況。這些黑邊就只能是對蘇軍自發模仿現象的重現，不可能再與紀念列寧有關了。

1936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撤銷前夕的女紅軍。長寬比4以上的細長紅領章三面鑲黑邊，幾乎是標準的蘇聯紅軍M24/35條令，應系與當時恢復與共產國際聯繫產生的交流有關

綠領章部隊

領章是當時我軍從模仿蘇聯軍事文化、逐漸過渡到產生自主革命敍事的縮影。

如果説1929年的“第一版”紅軍領章只是疑似受到蘇聯影響，那麼1930年10月中革軍委頒佈的《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則是完全地照搬：

1.“帽章”(帽徽)：金屬製印的五角星，紅色白邊，中間嵌黃色的鐮刀錘子交叉圖案。

2.“臂章”(袖章)：紅布方形，上書白字“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下書佩帶者所在單位自軍開始的完整番號，中嵌鐮刀錘子黃五星，星右書白字“中國”，左書白字“紅軍”。

3.領章：分六個兵種，步兵為“深玫瑰”（粉紅）底黑邊（即前圖），騎兵青底黑邊，炮兵黑底紅邊，航空兵天藍底紅邊，技術兵黑底青邊，“經濟職員、醫生等”（行政）深綠色底紅邊；以上對應關係與蘇聯紅軍M24條令完全相同。

4.指揮員級別標誌符號（綴訂在領章上，實際是軍銜但沒有軍銜名義，且隨職不隨人，個人無法保留），與蘇M24條令完全相同（略）。

這版《草案》規定的標誌服飾並未落實，中央紅軍實際上大多佩戴的是無鐮刀錘子圖案的布質全紅五星帽徽、全紅袖章或無袖章、無等級標誌的全紅純色領章，而紅四方面軍某些部隊連帽徽領章都沒有。但在小範圍內，這些服飾的“縮水版”除級別標誌外都確實存在過。例如曾在許多文藝作品中出現的紅袖章：

《紅色娘子軍》電影中海南紅軍的“縮水版”30式紅袖章，只有一顆黃五星，文字全被省略

又如目前已知，鄧小平同志指揮的紅八軍由於經濟條件較好，曾配發了帶圓底的浮雕鐮斧紅星金屬帽徽（用子彈殼的銅壓印，帶圓底可降低製造難度）：

1971年出土的紅八軍圓底鐮斧紅星金屬帽徽實物（左，注意與鐮刀交叉的是斧頭）、山西呂梁山革命博物館藏的另一不明單位同形制帽徽實物（右）

與此同時，目前已知至少一種特殊領章得到了應用。看過《鐵血紅安》電視劇的同志應該對劇中翟副政委的鑲粉紅邊綠領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鐵血紅安》中主持肅反的翟副政委和他帶來的戰士被設定為隸屬國家政治保衞局，佩戴接近布質紅星帽徽+30草案規定的綠底鑲紅邊（行政+政工）領章，胸前還根據史料復原了帶有“國家政治保衞局”三個俄文字母縮寫的長方形銀質胸標。有趣的是，關於這三個俄文字母到底是什麼，筆者在不同資料中至少發現了四種説法；而根據蘇聯原版名稱與俄語單詞反推，所有這些版本包括上圖中的拉丁字母版全是錯的，正確縮寫應為“ГПУ”（拉丁化“GPU”）

然而，除了《鐵血紅安》中這個按30草案復原的綠底紅邊版本，“綠領章部隊”的服飾説法目前還有至少兩個版本。其中一個見於1933年底調入的原國家政治保衞局幹部梁思久1990年代的回憶，稱當時保衞局的領章為“紅底綠邊”；另一個則見於江西省國家政治保衞局舊址陳列館展出的複製品：

這個全綠五星+全綠領章的復原版本被《人民公安報》等多家媒體引用過

筆者無法判斷三者各自的準確性，僅在此全部列出供讀者參考。

需要指出的是，綠色五星存在的可能性並不能因其“不紅”而直接排除。蘇聯紅軍早期的布瓊尼帽和船帽等實行雙層帽徽，內層金屬五星帽徽才是代表革命的琺琅正紅，外層布質大五星帽徽為兵種色，步兵只是碰巧兵種色為接近正紅的粉紅，其他部門各有各的顏色。考慮到當時臨時中央和王明對蘇區的影響，若我軍當時條令的設計者認為布質帽徽對標的是蘇軍的布質大帽徽，對非步兵單位賦予紅色以外的顏色是符合邏輯的。

在同樣受M24條令影響較早且曾長期模仿之的蒙古人民軍中就能觀察到這樣的現象。蒙軍邊防軍的帽徽中，原本的紅星整個變成了綠星（這個“原諒綠”是蘇系邊防軍代表色）：

蘇聯紅軍M22/24/35條令中邊防軍的布瓊尼帽，綠色布質大星帽徽套金屬紅星小帽徽（左）；蒙古人民軍邊防軍70-90年代軍官大檐帽的綠星帽徽（右）

後來我軍將因條件限制未能穩定鑲邊、也未按30草案綴訂級別標誌的紅領章賦予了“兩面紅旗”寓意，從此使其脱離了蘇聯框框，走出了自己的演化軌跡，最終發展出了一種純布質（平絨布）、正紅色（而非蘇軍的粉紅色）、象徵革命（而非蘇軍的步兵兵種色）、長寬比7:3，純紅無任何配飾的領章風格。這種風格在八路軍里長期延續（“戴紅領章的八路軍”不瞭解的請自己去了解），並從55式的軍隊主體（步兵）一度擴大到65式三軍全都採用。

然而，蘇軍影響仍遺留了一點模糊的痕跡。55式有一條規矩一直延續到85式——“領章內側應緊貼領口”。這條規矩沒有寫進共同條令，也沒有定義“緊貼”，導致現實執行中出現了兩種變體，有些部隊實際上是微露一小截領口，有些部隊則要求恰好露到領子縫線；但作為整體的解放軍一直依稀記得應該有這樣一條規矩，結果是總部在1970年代專門發了一個文件，強調領章內側要將翻領遮住。

武警直到88作訓領章、其他軍種直到07/21魔術貼領章，設計的人換代了，這條規矩的各種變體才徹底消失在歷史中。這條有些模糊的規則，源頭仍然是受蘇聯紅軍M24條令“領章內側緊貼領口”審美影響的中國工農紅軍。

未廣泛裝備的87作訓服植絨領章，條令要求是“緊貼領口”的變體——“恰好露出領子縫線”

民族與世界的辯證關係

領章的細微變遷，可以視為我軍在物資嚴重匱乏現實中自發邁出的第一步：直面並適應中國革命的現實環境，脱離對蘇聯記憶和盲目的照搬照抄。

我軍服裝體系受蘇軍文化的影響遠不止紅軍初期這一次。事實上，這種影響隨着中蘇交流進程反覆發生，從紅軍時期一直貫穿到中蘇分裂甚至80年代末中蘇關係正常化。不同具體元素對我軍文化影響的結果各異，一些脱離中國實際照抄照搬的引進最終走向了失敗，套頭式、緊袖口和55式的士兵船帽都是這樣的例子；而一些實際上是舶來品的元素改良成功後，已被視為我國的民族特色。後者的最經典例子當屬圓形短檐帽或者1950年軍內文件常提及的“單軍帽”——以其民間俗稱家喻户曉的解放帽：

圓形短檐帽，原本是德國和波羅的海沿岸漁民和海員的帽子。19世紀初傳入東歐後，它成為工人的實用便帽，並因此順理成章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成為列寧、斯大林等革命領袖的時尚和工人階級象徵，列寧戴着它穿西服站在木箱上演講的照片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社會主義東歐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民兵時，都用它作為制帽：

早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兵（左）和匈牙利工人民兵（右）的制式帽子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中央軍委後勤部召開全軍後勤會議，對解放軍的軍服樣式、顏色、尺寸作了統一規定，服裝顏色確定為草綠色，材料為棉平布；帽子改為圓形短檐帽，以便在費用不明顯增加的情況下與當時同樣在換裝的國民黨軍隊產生明顯區別。

解放帽從這時開始首次引入我軍，它在國內原本無名，和紅軍時代的紅領章一樣，只是單純的模仿。然而，由於我軍開始實際換裝該帽的時間正是大決戰後到大進軍期間，伴隨着大戰寧滬杭、解放大西北、南線大追殲，無數軍人歡慶勝利的記憶與它聯繫在一起，無數城市人民喜迎解放時第一眼看到它，他們自發喊出的“解放帽”稱呼在大江南北不脛而走，以至於這個詞很快就成了這種帽子在中國的大名。

好景不長，由於解放帽柔軟慵懶、總有許多皺褶的形象在審美偏好線條橫平豎直的軍隊其實並不受待見（畢竟以東歐陣營的標準，它甚至不被正規軍所接受！），因此引入我軍還不到一年，它就在進一步軍隊正規化探索的“50式”條令中被廢除。問題是，新引入的大檐帽挺括是挺括了，但一頂的造價可造解放帽三頂，而且還極不實用，不防凍，易被掛落，增大頭部目標，在朝鮮實戰中表現甚差，於是1951年又緊急恢復瞭解放帽。

順帶一提：早期50式士兵服道具中誤植解放帽/大檐帽缺失，已成為近年建國抗美援朝影視作品集體翻車的穿幫重災區。以九兵團為例，本文作者所知近年唯一一部正確給他們配發了大檐帽道具的劇是《戰火熔爐》，其餘（甚至包括幾部大片）都是解放帽——1950年底，哪裏來的解放帽呀？

九兵團在接到入朝命令時只是預備隊，領到的是標準大檐帽和按華東地區氣候發放的一斤半薄棉衣，計劃沿途逐漸補給。結果因戰局需要突然緊急北上，沿途火車不停，將各軍區準備的被裝都跳過了。雖然東北人民並沒有眼看着他們穿着温區棉衣出國，九兵團作為一個整體在東北共簽字領出了22萬件棉大衣，但部隊入朝後運輸條件極差，加上美軍轟炸損失，內部分發千難萬難，這些理論上已撥出的棉大衣只有部分單位真正領到——而初期領到的冬季帽子就更少了。包括宋時輪在內的全體幹部戰士，戴着大檐帽就上了長津湖戰場。

1951年6月後一段時間的志願軍栽絨帽實物，長津湖是不應該出現這東西的！

1955年，解放帽在《軍官服役條例》和義務兵役制掀起的新一輪正規化浪潮中再次被廢除。但由於替代的船形帽在軍中惡評如潮，結果1958-1959年解放帽再次被恢復，並從此正式裝備下來，直到90年代初87式作訓帽配發部隊。至此，解放帽已經被接受為了我軍的民族特色、革命傳統特色，雖然目前未裝備，但這一地位至今無法被其他任何單品撼動。

有趣的是，解放帽可能還成了我軍第一種實現對外輸出的服裝文化：根據匈牙利民間流傳的説法，匈牙利工人民兵（1958年建立）的帽子並非直接源自蘇聯列寧帽，而是從當時已實行58式軍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抄來的。

圖為匈牙利民兵和解放軍65式（海軍）的圓形短檐帽對比。考慮到根據傳説是前者抄後者，且後者是正規軍、前者只是民兵，可以直觀感受一下我們當年與東歐國家在化工和紡織工業上的差距有多大：

70年代匈牙利工人民兵制帽（左）與65式海軍解放帽（右）

雖然如此，但匈牙利的社會主義事業最終失敗了，而我國則發展成了包括紡織和鞋帽行業在內的製造業世界第一大國。

其實很簡單：我們把當年的“舶來品”內化成了自己的東西，他們卻沒有做到這一點。

“戰士褪色的黃軍裝是最美的”

《鐵道游擊隊》裏有一段關於軍服的有趣對話，提到了山東軍區主力部隊的服裝：

第二天，鐵道游擊隊就進入正規的緊張的學習生活了。每天天不亮，他們就和司令部的其他部隊一樣，起牀後上操跑步，王強在隊前喊着“一！二！一！”開始大家的腳步跑得很亂，可是以後就齊整了。下操回來，小坡擦着汗來找政委提意見：

“這樣不行呀！”

“怎麼？不願跑步麼？”

“不！”小坡搖搖頭，“我才願意呢！我説的是咱穿的衣服太雜亂了，太難看了，上操跑得再齊整，也不像個軍隊樣。你看，有穿藍的，有穿黑的，有戴破禮帽的，有戴氈帽、長舌帽的，短槍也按各人的脾氣掛着，有的掛在屁股上，有的佩在腰裏，包槍的紅綠綢子，各色的槍繐子，你説多不齊整呀！同時，叫老百姓看着也怪刺眼，敢説這算什麼樣的八路軍呀！一句話，我提意見，要求政委跟張司令説説，還是每人發一套軍裝吧！”

聽罷小坡的話，李正望着生氣勃勃的小坡，笑起來了，他温和的拍着小坡的肩頭説：

“小夥子，咱們到山裏來學習，可不是學着穿軍裝呀！我們要學的是政治，提高思想認識；學習軍事，將來出去好好打仗；還要學習八路軍的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關於軍衣的問題，我們一提，張司令會發給我們的，可是你看今冬部隊指戰員都是穿的什麼，原來是草綠色，現在都洗成黃得發白的了……”

等等，八路軍的軍服為什麼是“草綠色”和“黃得發白”的？

今天討論紅軍軍服最初灰色的來源時，很多資料會引用紅四軍前委秘書長陳毅“灰藍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羣山和遼闊大地”的詩意説法。但必須指出，陳老總的這個説辭純屬事後打補丁：南方丘陵地帶“路遠林深苔滑”，灰藍色其實並不利於隱蔽。然而，這是當時紅軍最經濟可行染色方案——用五倍子（“草木染”）摻鍋灰——的實際效果。

與此同時，當標準紅軍服裝開始向其他蘇區推廣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等發現，無論五倍子灰布還是作為染色基底的白布，在他們活動的鄂豫皖和川陝地區均難以獲得，於是大量使用西南民俗中通行於男裝的現成黑布製作軍服。黑色軍服一度成為懋功會師後識別四方面軍出身人員的標誌。

2001年電視劇《長征》較好地還原了這一點

一些資料顯示，紅軍建軍初設計軍服時，其實原本欲效仿蘇聯紅軍使用偽裝效果較好的卡其布色。但即便以較豔麗的黃綠色代替，彼時在農村也只可能用黃梔子（“染色果”）來染；黃梔子喜陰不耐熱，又是中藥材和傳統食品染色劑（廣東白切雞的金黃色傳統上即用黃梔子染成），在南方山區不便宜，用於染布耐洗性也不明顯優於鍋灰。後來八路軍到了北方晉察冀，一些部隊用槐花染布，才獲得了較穩定的黃綠色軍服——染後用火鹼水漿過一遍的，偏綠色；沒有這道工序的，偏黃色。

黃梔子（左）、五倍子（中）、槐花（右）

《鐵道游擊隊》中提到的山東軍區，黃梔子和槐花都不易獲得。八路軍部隊擴大後，他們採用了一種獨一無二的方式染布：挖紅土撒在白布上鋪開，潑水反覆碾壓，讓紅泥水滲進布纖維裏，沖掉泥曬乾，就得到一種十分奇怪、但確實是黃色的黃布面料，能管一段時間。

這才是如假包換的“土辦法”！

艱苦創業時代留下的印記從紅軍時期開始，一直延續到建國之後很多年。出於不明原因，建國十七年文藝作品直至文革時期的一些樣板戲表現手法中，一直有一種用淺色軍服代表紅軍/八路（新四）軍、黑色（或深色）軍服代表紅軍/八路軍軍官的共識。現在回想起來，這很可能是對當時某種羣眾集體誤會的迎合——不同顏色實際源於不同面料下染色技術的限制，不僅棉布與毛嗶嘰染色效果不同，馬褲呢與麥爾登呢、棉布與滌綸平布（的確良）的效果都不同，甚至同一種面料不同時期染料染成的準確顏色也有差異：

自上至下：58式、65初期（過渡時期）、早期65平布、65斜紋布、71滌綸

85式普通滌綸士兵帽（左、上）和麥爾登呢船運士兵帽（右、下），後者明顯“觀感顏色”較深

自從50式軍服明確按級別區分面料以來，染料技術限制導致的幹部戰士服裝顏色不同、將校尉服裝顏色不同，逐漸成為一種客觀存在的“政治正確”問題，最終導致了65式的迴歸；早期65式廢除了按級別分面料的規矩，除船運兵外，大家一起穿平棉布，但並沒有改變羣眾心中“按顏色分官兵”的集體觀念。“幹部戰士服裝不同色”這個從解放前遺留下來的、本質上是生產力的問題，直到04式仿毛料士兵常服發佈才得以徹底解決。

隨着物質條件改善，軍隊對制式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在今天，將不同制式的服裝標誌混搭，通常是要被糾察糾的。然而在建國之初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時代，對於某個具體部隊而言，現有/庫存軍裝能實際穿着的重要性遠高於制式外觀符合最新條令的重要性，已經生產出來的被裝繼續發放、繼續穿着，被認為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的事情。這導致了不合條令規範的穿搭在建國後很長時間一直不同程度存在，並形成解放軍的一種視覺風格——條令換裝後繼續穿着老式軍服，只將帽徽領章等（能換的）標誌服飾換成最新的：

1970年一名被拍入人造衞星紀錄片的幹部，65式綠色軍帽和已洗成白色的55/58常服混搭

這種從困難年代一直遺留下來的着裝模式，塑造了我軍一個很長時期內一種特定的宣傳美學。

《閃閃的紅星》電影裏潘冬子在竹排上掏出一個65式鋁質帽徽的“紅星閃閃亮，照我去戰鬥”經典場景並非個例，著名的“老三戰”之首——《南征北戰》1952年拍攝的老版中，在復原1947年解放軍服裝的同時，給加上了（當時最新的）50式八一五星帽徽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而1974年翻拍的彩色版，則在保留舊服裝基本設定的同時，把標誌服飾給換成了（當時最新的）65式全紅帽徽領章。

1952老版戴50式標誌（左）和1974重拍版戴65式標誌（右）的1947年我軍機槍手劉永貴

下圖為1977-1980年間的雷鋒宣傳畫，給雷鋒戴上了當時最新的全紅帽徽領章：

改革開放初期的雷鋒宣傳畫，右圖甚至把槍也從“波波莎”換成（當時最新的）56衝了

如果不瞭解當時大多數人所處的物質環境，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這種美學的歷史源流。

實際上，這一點雷鋒早就在日記裏提到了：

“什麼是時代的美？戰士那褪了色的、補了補丁的黃軍裝是最美的，工人那一身油漬斑斑的藍工裝是最美的，農民那一雙粗壯的、滿是厚繭的手是最美的……為社會主義建設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的靈魂是最美的。這一切構成了我們時代的美。如果誰認為這並不美，那他就不懂得我們的時代。”

2008年空軍某部在汶川救災，07式軟肩章與87式作訓服/塑料帽徽混搭

時代在發展，物質條件的充裕使一些形式發生了改變，軍事航天部隊不再需要、也不允許穿着褪色的常服，新式星空迷彩服的特殊袖口設計使得抗震救災時的“挽袖”動作也被標準化了。然而，自07式裝備以來形成的外觀軍服交舊用於施工部隊新傳統或許可以證明，艱苦奮鬥、勤儉建軍的無產階級革命基因，仍在這支英雄的軍隊裏傳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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