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雜誌稱中國、印度等國博士生人數“過剩”，是這樣嗎？

最近，《自然》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將“博士生是否過剩”的議題再次推上風口浪尖。文章指出，全球博士生數量遠超學術崗位供給，中國、印度等國的博士生人數更是出現“過剩”，但許多高校並未讓博士生做好從事學術圈外工作的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議題在國內輿論場持續發酵，但討論的焦點逐漸偏離核心。部分媒體轉載時，僅大肆渲染“博士生太多”“學術圈擠爆”等吸睛表述，並未深究其背後的事實。更有甚者，衍生出諸如“高學歷泡沫”“博士生培養是數字遊戲”“博士失業危機”等催生焦慮和負面情緒的文章。

中國博士生真的“過剩”了嗎？這一問題近年來爭論不休，答案似乎始終在兩組數據間“拉鋸”。

一組數據凸顯規模擴張：2000年至2024年，中國在讀博士生從6.73萬一路攀升至60餘萬，20餘年間增幅近10倍，疊加“論文壓力大”“延畢率攀升”“畢業後高學低就、大材小用”等現象，讓“學歷通脹”的焦慮持續發酵。

另一組數據則突出國際差距：中國每萬人中僅有7~8名博士，博士佔比尚不足總人口的1%，遠低於歐美1%～5%的水平，且在全球博士佔比排名中，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甚至未入前十。預計未來幾年，我國博士生擴招的趨勢還會持續。

兩組數據背後的觀點看似矛盾，實則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博士教育的本質能否僅用“總量多寡”來衡量。當我們反覆糾結於60萬博士生是否過多時，是否應該反思：為何芯片、集成電路、高端製造等“卡脖子”關鍵領域在喊人才荒？為何一些龍頭製造企業開出鉅額年薪，卻招不到能破解生產線精密控制難題的博士？

種種現象表明，所謂的“數量過剩”，實際上是一段時間內我國高等教育與產業需求之間的“斷鏈”反應。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國包括行業高校在內的許多大學，評價體系均圍繞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等學術指標展開。同時，博士生往往被當作未來學術界的“接班人”培養。這種單一目標導向使得博士生培養逐漸淪為“論文生產線”，忽視了產業界對高端人才的多樣化需求。

正如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啓德所言：“博士生‘僧多粥少’的焦慮，是我們給的‘粥’種類太少。”

為打破“學術獨木橋”困局，讓博士就業不再只盯着高校教職，近年來政策層面已作出調整。2020年以來，相關政策反覆強調“擴大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規模”，培養一批厚基礎、實戰型、能集中解決企業最急迫技術難題的高層次創新人才。以工程學科為例，自2022年起，國家卓越工程師學院建設高校已三度擴展，清北浙交等32所高校、航天科工等8家企業入選。

不過，博士教育與產業之間的“斷鏈”，絕非單一環節偏差，相關修復尚需打通評價體系、企業生態、社會認知等不同環節的系統性梗阻。

首先，培養和評價體系的學術慣性尚需打破。儘管政策已明確倡導通過多元賽道擴大專業博士招生，但一些高校的評價機制仍延續“唯論文”導向，導師和博士生的精力仍大量消耗在發論文、爭項目的單一賽道，實踐環節流於形式。一些專業博士在轉型過程中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既缺乏行業經驗，又無法在學術圈立足。甚至有人調侃，博士培養變成了一種生產高文憑的產業，半數博士生只是擁有一張證書而已，未能真正掌握與之匹配的能力。

其次，企業引才、用才的生態短板尚需補齊。當前，許多企業仍處於產業鏈中低端，難以提供充分釋放博士價值的優質崗位。部分企業存在職業發展通道狹窄、創新文化貧瘠、難以包容失敗、激勵機制滯後等問題，導致引才難、留才難。在這一方面，企業除彌補自身生態短板外，可借鑑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的經驗，400多個企業聯合創新中心推動校企深度合作，由企業提出技術難題，高校組織研究生團隊攻關，從而聯合培養真正具備產業視野和工程能力的複合型人才，並在其畢業後“接住”這些高端人才。

最後，社會認知的刻板印象尚待更新。當博士跑外賣、做中介、當中學老師、到街道辦謀職等選擇成為輿論熱點時，背後是社會對博士職業發展路徑的刻板認知。打破這種思維定式，需要營造更加多元、包容的社會認知環境。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破解博士生培養的“斷鏈”難題，須跳出“數量論”的陷阱，構建政策、教育、產業、社會協同發力的生態體系。具體而言，政策端持續優化學科佈局，強化對急需領域的前瞻性支持，搭建高效的產教研對接平台；教育端變革評價“指揮棒”，將解決國家重大需求、攻克產業技術難題置於與基礎前沿科學研究同等地位，將產業項目深度融入專業博士生培養全鏈條；產業端則需企業與人才的雙向託舉，企業主動深入參與人才培養，用“真問題”鍛造專業人才，用優秀人才加速企業升級；社會端則需更加包容，對人才流動的認識更加理性、客觀。

對個體而言，追求更高學歷是基本權利。誠然，博士多了，學業和求職競爭愈發激烈。博士學位，拿還是不拿？走學術路線，還是專業路線？面對選擇，關鍵是不被潮流所裹挾，認清自己的目標與興趣，方能少走彎路。

（《中國科學報》 記者 馮麗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