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麥克唐娜：美國為什麼在無人機競賽中掉隊了？-傑奎琳·施耐德、茱莉婭·麥克唐娜

【文/傑奎琳·施耐德、茱莉婭·麥克唐娜，翻譯/鯨生】

僅僅十年前，美國還是全球無人機技術創新的領頭羊，靠“捕食者”和“死神”無人機在遙遠的國度獵殺恐怖分子。但近年來以色列、俄羅斯和烏克蘭在戰場上的激烈較量表明，另一場無人機革命已然到來。

過去的無人機造價昂貴，需要遠程操控，主要用於精確打擊和戰略偵察；如今，幾百美元就能買到一架無人機，用途也五花八門——從戰場偵察到向前線傷員運送血漿和藥品，無所不能。

世界各國軍隊都在摸索新一代無人機在戰場上各個角落的用法。比如，以色列和烏克蘭都使用FPV穿越機深入敵國境內發動突襲。俄羅斯則用一波接一波的自殺式無人機、導彈和精確制導炸彈打擊烏克蘭的電力設施和工廠。在烏克蘭前線，俄烏雙方靠小型無人機和巡飛彈打擊士兵、坦克和後勤裝備的同時，也用這些無人飛行載具運送補給、分診傷員、偵測敵軍動向。這些無人機不再被從千里之外遙控，而是直接嵌入一線戰壕，操縱者甚至會偷偷潛入敵方腹地。

美國基本上已在這場軍事技術革命中掉隊。

雖然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承諾要“重振美國的無人機霸主地位”，但迄今為止，美軍裝備的無人機主力依然是十年前就服役的更大、更昂貴機型。新的無人機研發項目，例如美國空軍的“協同戰鬥飛行器”（CCA）或陸軍的“低空跟蹤與打擊彈藥”（LASSO）項目依然處於原型階段，且價格遠遠談不上便宜。空軍的CCA項目單位價格預計在1500萬至2000萬美元；美國陸軍的無人機款式更小，也得要7萬至17萬美元。就算美軍的採購數量高於初期規劃，也不清楚美國公司的產能能否趕上烏克蘭每月消耗近20萬架無人機的那種規模。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7月10日宣佈發起一項新的無人機政策，改變美軍在廣泛部署無人機一事上進展緩慢的現狀。 圖自社交媒體

要想搭上這班無人機革命的快車，美國僅靠砸錢擴張產能——多撥款、多生產、快採購——是遠遠不夠的。美國的軍政領導人必須更徹底地打破那些塑造了美軍及其作戰方式數十年之久的固有觀念。

美國在採購新一代無人機方面動作遲緩的根源在於過去60年來打仗形成的“執念”：它能夠也應該依靠遠程操控技術，在千里之外實現速戰速決。美國曾自信可以靠相對昂貴的無人機技術挽救飛行員的生命，把即時情報直接送達決策層，實現精準打擊。

如今，歐洲和中東上演的衝突正逼着美國領導層接受一種全新的戰爭形態，別國對無人機的運用正在改變戰場規則，這意味着美軍無人機部隊成立之初追求的那種“低傷亡”戰爭形態，已經越來越變得不切實際。

不過，在急着燒錢研發下一輪新技術前，美國的國防規劃者們得先回頭審視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指導裝備採購的根本理念和假設。他們必須重新評估美國公眾對作戰傷亡的承受力，改革積弊已久的採購流程，還得和各軍種“貪大求貴”的本能較勁。最重要的是，美國領導人需要構思一套新的制勝之道，講清楚無人機技術如何能幫美國贏得戰略勝利。

科技加持

長期以來，現代美國軍隊一直追求利用高科技讓戰爭更精準、更高效、更低風險——無論是對後方的領導人，還是對前線士兵來説。早在1965年，當越戰局勢越來越不利時，林登·約翰遜總統就曾詢問時任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如何利用技術手段去執行危險的偵查任務：“鮑勃，有沒有一種辦法……能讓你的那些小型飛機或直升機發現地面的敵人，然後用無線電呼叫轟炸機過來把他們炸上天？”

隨着1971年微型處理器的問世，美國的無人機技術開始加速發展，第一批真正有實戰價值的無人機被融入美軍作戰行動。在越南，“閃電蟲”（Ryan Model 147）和後來的“水牛獵人”等早期無人機執行了超過4000次飛行任務，從事那些過去只能靠飛行員深入險境完成的“枯燥、危險的髒活”：充當防空導彈攻擊的誘餌，航拍北越的防空陣地和戰俘營，在惡劣天氣下執行偵察、散播傳單等任務。

美軍上世紀60年代在越南廣泛使用的早期偵查無人機“閃電蟲”包含多個子型號，其單機平均使用壽命為執飛3次任務，但一架代號“雄貓”的無人機在被擊落前創下執飛68次任務的紀錄。

無人機並未根本上改變越戰走勢。但它們開拓了美軍的思路：無人化技術確實能降低人員傷亡的風險。尤其在1973年美國廢除徵兵制、轉向全志願兵役後，這種潛力變得至關重要。徵兵制的終結導致後來的總統們不敢輕易派大軍出征，也逼着軍方設計新戰略——利用他們認為能夠招募到的有限兵力打贏戰爭。地緣政治的變化也推高了對戰場新技術的關注熱度：到80年代初，美軍面對着一支規模上碾壓自己的蘇聯軍隊，必須研究靠質量優勢來抵消對手的數量優勢。

於是，美國領導層重點關注讓美軍轉型為一支規模更小、訓練程度更高、得到新型精確制導武器技術加持的軍隊。得益於芯片技術領域的進步，確保能夠在更遠的距離發現並鎖定敵軍，美軍提出了“空地一體戰”（AirLand Battle）理論，主張由陸軍和空軍配合，實現遠程打擊力量與高機動性地面部隊的聯合作戰。與此同時，羅納德·里根總統大幅提升國防預算，將大筆資金投入研發衞星、雷達以及配備更先進制導系統的“智能武器”——這些技術日後均構成了美軍無人機武器庫的基石。

1983年貝魯特美海軍陸戰隊軍營遭襲及海軍飛行員在黎巴嫩上空被擊落事件後，華盛頓對無人機的需求變得更為迫切。海軍投資約9000萬美元引進了一套以色列實戰驗證過的系統，並採購了72架“先鋒”（RQ-2）無人機。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卡斯帕·温伯格則發佈了一份新的軍事戰略文件，申明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不應向海外直接部署軍隊。

戰略研究人士深信，諸如“先鋒”之類的無人機能夠替代風險極高的有人駕駛空中偵察任務。1985年，曾於1979至1982年間擔任美國空軍負責人事、研發與採購的副參謀長凱利·伯克（Kelly Burke）向《華盛頓郵報》闡釋了其背後的邏輯：“廉價的飛機或許存在，但廉價的美國飛行員絕對不存在。”

温伯格學説的出台恰逢迎來信息時代的開端。美國長久以來都希望避免捲入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而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終於使這一目標看似觸手可及。在五角大樓不為人知的角落，淨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ONA）裏的一批戰略研究人士專注於探討如何通過無人機等新型作戰系統遠程探測與鎖定敵軍，以極低的風險迅速贏得戰爭，從而帶動更徹底的軍事戰略變革。

在1986年一份極具前瞻性的報告中，一組ONA的戰略研究人士構想了一個未來戰場空間：空中遍佈飛行的偵察傳感器與蜂羣化的“空中雷場”（aerial mines），其中的火炮與有人駕駛戰機依賴無人傳感器自動選擇目標。

無風險的回報

然而，降低人員傷亡風險與優化戰場效能這兩個目標從未被完全協調一致。

自1991年海灣戰爭以來，美國的無人機戰略始終伴隨着規避風險與追求快速、決定性技術勝利之間的矛盾。海灣戰爭期間，美國試圖通過一種混合策略來實現風險最小化與效能最大化：空軍以精確制導炸彈和遠程導彈支持下的“震懾攻勢”（shock-and-awe）拉開戰爭序幕，地面部隊隨後發起決定性的機動攻勢，重創了伊拉克軍隊。這場戰爭的勝利似乎昭示了一種新的美國式戰爭形態誕生：快速、決定性且低傷亡。

蘇聯解體後，國會與克林頓政府大幅削減了國防預算。美軍各軍種為了保存各自青睞的現有裝備項目而展開競爭，導致資金大多流向了航空母艦、戰鬥機、坦克等大型有人作戰平台，而非無人機平台或小型彈藥研發。美國國防工業體系經歷了整合，剩下來的企業面臨預算縮減的現實，也缺乏在國防部既定需求之外投入研發的動力。

儘管面臨這些制約，克林頓政府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仍設法打造了包括隱形戰機、遠程巡航導彈及GPS制導炸彈在內的武器庫。這構成了一段低風險、高科技含量軍事幹預的“空襲時代”。克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雖未將無人機列為各軍種的優先發展事項，但仍看到了巨大潛力。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約翰·多伊奇（John Deutch）上任初期便設立了聯合機構——國防空中偵察辦公室（DARO），以推動軍方採用無人機技術。該辦公室於1994年得出結論：在各軍種應對縮編帶來的諸多挑戰之際，無人機是一種“可行的替代方案”。儘管在軍中並未出現明確的支持者，但由一家名為通用原子能公司（General Atomics）研發的“捕食者”（Predator）無人機家族中的首批型號，於1995年夏天飛越了前南斯拉夫上空。

就在同年夏天，F-16戰機飛行員斯科特·奧格雷迪（Scott O’Grady）在波斯尼亞塞族控制區上空被擊落。這是一次令美國軍方難堪的事件，並促使時任空軍參謀長羅納德·福格曼（Ronald Fogleman）下決心更廣泛地部署“捕食者”無人機；他於1995年7月組建了美國空軍首支無人機部隊。國會支持福格曼的努力。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約翰·沃納（John Warner）闡釋道：“在我看來，美國絕不會再允許其武裝部隊捲入那種造成我們歷史上所見傷亡水平的衝突中。”他總結道，這意味着向無人技術的轉型是前進的必然方向。

美國通用原子能公司1989年首飛的Gnat偵查無人機，是其日後“捕食者”無人機系列的前身

單一目標

“9·11”事件後，“捕食者”與“死神”無人機成為美國軍事戰略的最具代表性象徵。二十年間，美國斥資數百億美元購置了超過500架“捕食者”與“死神”無人機，並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巴基斯坦、敍利亞、也門等眾多國家發動了數千次空襲。那些坐鎮作戰中心的指揮官們得以全天候即時追蹤目標。

然而，無人機的使用始終伴隨着爭議。

這些系統既不廉價，機動性與抗毀傷性也十分有限。地面部隊也談不上滿意：無人機容易遭受惡劣天氣干擾，數據傳輸存在延遲，且幾乎完全由空軍一手操控；他們還抱怨，無人機中隊裏的空軍飛行員們執行對地支援任務的訓練程度不足。許多人更質疑無人機的廣泛使用會徹底取代有人戰機、淘汰掉飛行員。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美國表面上在打一場爭取民心與支持的治安戰，但這個目標似乎與在安全距離外發動非人化轟炸的做法自相矛盾。

在全球“反恐戰爭”期間，只有美國空軍真正深度介入無人機使用。儘管無人機可能威脅飛行員在該軍種的傳統角色，但空軍對主導空中任務的渴望促使其引領了無人機技術的運用。“捕食者”與“死神”並非配屬給地面作戰部隊，而是由空軍參照戰鬥機中隊編制組建的部隊操作。操縱員通常是前戰鬥機飛行員，並沿用為有人駕駛飛機設計的任務分配流程。無外乎，美軍對無人機的運用方式幾乎完全複製了戰略轟炸與偵察等空軍的核心任務。美國陸軍接受了空軍對無人機的壟斷地位，僅在小型系統上做了有限的投入；而美國海軍——其身份認同仍繫於航母等大型作戰平台——對這場無人機革命幾乎毫無興趣。

歸根結底，美國過度侷限於依靠先進技術降低部隊的傷亡率，這樣的目標驅使其採購並部署了一種特定類型的無人機：遠程操控、可長時間滯空監視目標、能在危險空域部署。這種採購重點源於數十年來的決策積澱——關於越戰後美國期望如何作戰，關於從海灣戰爭中獲得的教訓，以及關於美國單邊主義盛行時期的國防投資路線。二十年的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更是固化了這些選擇。

烏克蘭戰爭的現實已經挑戰了這一戰鬥力生成模式的價值。為此，美國正匆忙投資更廣泛的無人機譜系，向新興軍工公司授予合同，並通過兵棋推演探索新的無人機任務角色。國防部長赫格塞思近期已指示美軍採購民用無人機並進行試驗。但這些決策均屬倉促制定，是對別國戰場上無人機運用的應激反應，而非源於對無人機在未來美國面臨戰爭中應扮演角色的戰略規劃。

今年6月1日，由烏克蘭安全局策劃的“蛛網行動”對俄羅斯腹地的戰略轟炸機基地發動無人機突襲。 視頻截圖

迴歸基本

若美國希望打贏消耗戰——類似烏克蘭當前藉助無人機大顯身手的戰爭形態——它需要把更多低成本無人機配屬到地面作戰部隊，並能快速適應對手的反制措施。但美國無法簡單複製烏克蘭（或以色列）的無人機運用策略。在匆忙下單採購之前，美國的國防戰略人士需要闡明一套新的制勝理論，重新評估支撐過去五十年來軍事技術採購的觀念與假設。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核心建軍理念在於：美國公眾更願意在軍事上付出金錢，而不是付出性命。隨着美國預算赤字膨脹、選民越來越責怪放任通脹與政府資金浪費的總統，美國領導人很難再簡單地假設，他們可以靠砸錢購買昂貴的軍事技術來規避政治風險。與此同時，1980至1990年代流行的理念——無人化技術將催生在更遠距離交火、更迅速取勝的戰爭——正在受到質疑。無人機在歐洲與中東戰場的運用反而體現出更近距離的衝突：地雷戰、塹壕戰、針對平民的攻擊。這些從來都不是自越戰結束以來美國軍事戰略的核心考慮。

特朗普政府必須審慎考量：在全面檢視美國軍事戰略的背景下，美國軍方是否應採納服務於此類戰爭形態的無人機技術。唯其如此，方能將美國國防預算（及對無人機的投資）錨定於清晰的戰略優先目標上。過去，國防部長們曾通過將項目移出單一軍種管轄權限並直接接管、解職某軍種參謀長、遊説國會為特定項目撥款等方式，成功化解各軍種間的預算之爭。

國會不僅需要加快軍備採購流程、提升效率，還需要推動更多自下而上的創新，允許前線指揮官與小型單位自主採購與管理無人機項目。這需要堪比1986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該法案對美國國防部進行了全面改革）的重大立法變革。為重塑美國國防戰略，或許還需要來自軍種內部的堅韌領導力，包括任命任期長於當前慣例的指揮官。

美國軍方沉溺於戰役、戰術層面的成功，卻未能保持在21世紀衝突中取勝所需的戰略優勢。如果不能重新評估作戰方式，縱使有再多新型無人機，也無力避免美國捲入其不願打的戰爭中。

（原文發佈在美國“外交事務”評論網站，原標題：“如何輸掉無人機時代的戰爭”。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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