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騰飛：邊境衝突後，泰柬海上共同開發談判還有戲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騰飛】

近年來，關於泰國和柬埔寨就泰國灣主張重疊海域重啓共同開發談判的動向，頻頻引發外界關注。特別是2023年以來，隨着兩國新政府的相繼上台，雙方高層互動頻繁，不斷釋放出恢復磋商的積極信號，這為打破長期僵局迎來了難得的政策“窗口期”。

然而，這一脆弱的外交進程很快被突發事件打斷：

2025年5月28日，泰國和柬埔寨兩國軍隊在邊境爭議地區發生短暫交火，導致1名柬埔寨士兵死亡。儘管最初雙方迅速達成協議，同意保持克制、避免事態升級，但不久後兩國爭端再起，關係急劇惡化，最終演變成7月24日爆發的直接武裝衝突，造成上百人傷亡。

在此背景下，兩國原本重啓不久的海上共同開發談判也隨之被迫中斷，合作前景再度陷入不確定。

泰柬重疊海域位置

重啓共同開發的現實需求

基於對能源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共同關切和現實需求，泰國和柬埔寨政府近年來均展現出相對務實的外交姿態。

根據兩國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大陸架主張，雙方在泰國灣主張重疊海域（OCA）的面積達到2.6萬平方公里，據稱該海域藴藏着11萬億立方英尺（約3115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及5億桶的石油儲量，估計價值超過3000億美元。如此巨大的經濟潛力對兩個高度依賴能源進口、且急需拓展經濟增長空間的國家而言，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對泰國來説，其國內能源結構長期依賴不可再生能源，約有三分之二的電力需依賴天然氣發電，但受資源枯竭影響，泰國的天然氣產量自2014年達到峯值以來持續下滑，自2005年以來，泰國本土再未發現新的大型天然氣田，現有氣田產能持續下降，馬泰共同開發區的產量也在逐步減少。目前泰國主要依靠進口液化天然氣和提升國內部分氣田產量來應對缺口，加劇了對進口能源的依賴，並推高電力成本。

根據國際能源署報告，泰國天然氣產量到2035年預計將鋭減約75%，但同期國內需求卻將持續增長。該報告同時指出，若泰柬之間懸而未決的主張重疊海域爭議能獲得妥善解決，這一區域的油氣資源有望成為泰國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對緩解未來天然氣供應壓力具有重要意義。泰國能源主管機構也預計，一旦重疊海域資源得到有效開發，未來二十年內國家天然氣供應將具備可持續保障能力。

對柬埔寨而言，其自身油氣產業基礎薄弱，近年來雖有個別開發嘗試，但進展並不順利，且整體能力尚不足以單獨推動大規模離岸勘探開發。而與泰國的海上爭端也限制了柬埔寨油氣開發計劃。柬埔寨原計劃在2012年前建成本國油氣產業體系，但最終宣告落空。

目前柬埔寨石油和天然氣完全依賴進口。面對油氣戰略的失利，柬方轉而押注水電與可再生能源。但為確保能源安全，柬埔寨仍希望發展油氣開發能力。根據預測，柬埔寨對石油產品的需求將從2020年的280萬噸增長至2030年的480萬噸，能源壓力持續上升。

在此背景下，通過與泰國合作，獲取必要的技術、資本與市場接入，對柬埔寨而言是一條可行的發展路徑。因此，兩國在中長期內通過政治手段解決能源短缺問題，具有強烈的經濟驅動力。

柬埔寨油井平台

“先開發、後劃界”的策略轉向

根據2001年泰國和柬埔寨達成的《關於對大陸架海洋權利主張重疊海域的諒解備忘錄》，兩國同意以北緯11度線為界，將主張重疊海域劃分為“待劃界區”和“共同開發區”兩個區域。在11度線以北1萬平方公里的北部區域，雙方將通過進一步談判以確定海上邊界。在11度線以南1.6萬平方公里的南部區域，則繼續就碳氫化合物資源的共同開發進行協商。同時，備忘錄第2條明確指出，海上劃界與共同開發談判應同步推進，並作為“不可分割的一攬子”整體磋商。

自簽署備忘錄以來，泰柬雙方雖一直保持對話，但受各種因素影響，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在2006年他信因軍事政變而被罷免後，兩國談判也逐漸破裂。2008年柬埔寨將柏威夏古寺申遺成功，隨即引發兩國軍事對峙和摩擦，兩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2009年底，泰國政府宣佈撤銷該諒解備忘錄，理由是前總理他信作為該協議的主要推動者，被柬方任命為經濟顧問，此舉將損害國家利益。加上此後幾年內，泰柬雙方在爭議區頻繁部署兵力，多次爆發小規模衝突，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原本已陷入停滯的共同開發合作前景更加撲朔迷離。

直到近年來，隨着兩國政治氛圍緩和及能源壓力的驅動，泰國政府對主張重疊海域政策做出重要轉向，希望暫時擱置北部敏感海域爭議，優先就南部油氣資源開發開展務實性談判。

正如2023年10月泰國能源部長皮拉潘（Pirapan Salirathavibhaga）明確表示，應該將談判重點放在“開發合作”而非“海上劃界”上，強調“我們需要的是能源開發，而非主權分割”“領土爭議的解決通常曠日持久、程序複雜，畢竟沒有哪個國家會輕易接受對現有邊界的更改”。柬埔寨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表示願意在不涉及邊界問題的前提下推進合作。

2001年的諒解備忘錄將“劃界”與“共同開發”捆綁推進的做法顯然沒有成功。其原因在於兩者本質上屬於兩種對立的爭議管理路徑：前者旨在明確主權歸屬，後者則迴避爭議、追求共贏。在未設定明確時間表與優先順序的情況下將二者並行推進，極易使談判陷入僵局。

多年之後，雙方逐漸意識到這一結構性問題，開始更加傾向於“先開發、後劃界”的務實路線。這種策略調整和轉向，凸顯出雙方在複雜博弈中尋求共贏的務實姿態。

兩國關係波折直接牽動共同開發談判走向

良好的兩國關係是海上共同開發的前提基礎，沒有穩定的雙邊政治關係，任何實質性的合作都難以為繼。此前泰柬在2001年能順利簽署備忘錄，正是得益於雙方密切的政治關係。當時泰國由他信擔任總理，而柬埔寨則由洪森主政。兩位領導人都以務實派著稱，且私交甚好，為雙邊就該敏感議題展開政治層面的對話提供了良好氛圍。

近年來，泰國與柬埔寨關係呈現穩步升温趨勢，為推動爭議海域資源合作營造了有利氛圍。2024年2月，泰柬正式將雙邊關係升級為戰略伙伴關係，標誌着兩國關係進入更高水平。2024年9月，他信之女佩通坦出任泰國總理，延續了他信家族在政壇的影響力。多年來，他信家族與柬埔寨前首相洪森家族關係深厚，而洪森之子洪瑪奈目前正執掌柬埔寨政權。兩大家族之間長期維繫的政治互信與私人交往，為當前雙邊高層互動注入了穩定性，也為共同開發這一敏感議題的溝通與協調提供了較多政治空間。

在此背景下，雙方在油氣資源共同開發問題上釋放出積極信號。2024年11月，時任泰國總理佩通坦公開表示，泰方將繼續推動與柬方就泰國灣爭議海域油氣資源開發問題恢復談判，並強調重啓與柬埔寨的油氣田勘探談判是她的十大緊迫目標之一。柬政府對此也積極回應稱，如果泰國政府做好準備，柬埔寨很樂意繼續談判。早在2023年9月，剛上任的柬埔寨首相洪瑪奈亦提出儘快重啓共同開發磋商的倡議。這顯示出雙方在該議題上的高度共識與合作意願。

但好景不長，2025年5月邊境衝突後，泰柬矛盾不斷髮酵，6月18日佩通坦與洪森的私人電話錄音在社交平台上被曝光後，引發泰國國內政治動盪，迫於輿論與政壇壓力，佩通坦被迫暫停總理職務，內閣隨即改組。原本親如“兄弟”的他信家族與洪森家族亦因此公開決裂，雙邊關係進一步雪上加霜。這一變化使剛建立起來的互信基礎再次遭到嚴重破壞。

7月25日，泰國素林，一支泰國機動炮兵部隊向柬埔寨營地開火。 圖自路透社

未來展望：挑戰與機遇並存

泰國與柬埔寨推動重啓海上共同開發談判，是一次兼具戰略與現實意義的重要嘗試。儘管當前兩國共同開發談判因衝突與政治危機陷入停滯，但從長遠視角看，泰柬海上共同開發並未徹底失去可能性。短期內，民族主義高漲、互信崩塌與政治不穩嚴重阻礙合作進程；但中長期而言，若雙方能修復關係、重建互信，中長期內仍存在重啓對話的戰略窗口。

必須指出，達成共同開發協議並非易事，也需要較長的時間週期，若泰柬有意繼續推動，除了重建互信和良好的政治氛圍外，還需跨越反對派干擾、技術分配博弈與輿論管理等多重障礙，任何一環缺失，都可能使合作再次受阻。

一是反對派壓力、民族主義情緒。在最初重啓共同開發談判後，兩國反對勢力紛紛指責本國政府“藉助家族關係為能源利益集團開道”，質疑高層互動背後存在不當交易，甚至可能損害國家領土主張，尤其是在閣骨島（Koh Kut）周邊敏感水域。

在泰國，反對派表示如果政府承認2001年諒解備忘錄中的聯合勘探條款，可能會使泰國處於不利地位並有永久失去對該地區主權的風險。部分民族主義團體也公開表態，若佩通坦政府恢復與柬方談判，並在泰國灣的邊界及能源開發問題上作出任何妥協，他們將號召街頭示威。部分“愛國派”網民也激烈反對在主權歸屬未明的背景下推進資源開發，認為這將削弱泰國的談判籌碼，並在關鍵戰略區域上做出危險讓步。

與此同時，柬埔寨反對派也在國內不斷髮聲，要求洪瑪奈政府正式向國際法院提出對閣骨島的主權主張。鑑於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兩國政府都採取謹慎態度，如2025年4月時任泰國總理佩通坦訪問柬埔寨期間兩國政府並未公開討論爭議海域共同開發事項。與此同時，近期兩國在陸地邊境一帶出現的軍事衝突，更是進一步激化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干擾原本脆弱的談判基礎。

7月28日，泰國代理總理普坦和柬埔寨首相洪瑪奈在馬來西亞舉行會談。經過不到三個小時的面談後，雙方宣佈將“無條件”停火。圖自法新社

二是機制設計與分配模式仍是不可避免的難點之一。如何設計一套被雙方接受的開發及分配機制，是當前談判繞不開的重要難題。有報告指出，泰方曾主張將重疊海域劃為三大區域，中部區收入均分，兩側區域依據鄰近原則分配（即東西兩側分別為80/20），而柬方則更傾向重新審視相關分配原則，爭取更多權益。

柬埔寨曾向泰國提議，共同開發區內油氣資源開發的成本與收益應按50:50比例平均分配，並堅信這一安排能夠公平合理地體現兩國海洋主張的合法性。但事實上，無論採用何種分配模式，泰國都將是大贏家，原因在於泰國具備相對成熟的油氣產業體系，而柬方則缺乏提煉、運輸及市場能力。

長遠來看，這種結構性差距若未妥善協調，很容易使合作淪為優勢方的單邊獲益，不利於維持合作的平衡性與持久性。

總之，當前情勢下，要真正推動海上務實合作突破，雙方不僅需要妥善管控陸地邊境局勢，平衡國內輿論和民族主義情緒，也需要積極重建雙邊政治互信和外交關係，同時也需要構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安排機制。這一過程註定充滿不確定性，既需要時間的沉澱與政策的耐心推動，也深刻考驗着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與戰略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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