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樂：特朗普的字典裏只有“獨贏”，沒有“共贏”

編者按：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西半球外交政策，通常被視為“懂羅主義”（Donroe Doctrine）。部分人認為這是美國霸權擴張的信號，但其本質為何是霸權收縮？為何美國在霸權收縮時期反而更顯“霸道”？特朗普的“勝利主義敍事”與美國霸權收縮之間有何關聯？讀懂這些問題，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根本邏輯，更有助於我們把握國際秩序的未來走向。

為此，平衡學會對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章永樂進行專題訪談。觀察者網轉載，供各位讀者參考。

【文/章永樂】

“懂羅主義”：美國全球戰略之變

平衡學會: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諸多外交政策，被視為美國重返“門羅主義”或孤立主義傳統的信號。宣稱讓加拿大加入美國、改名墨西哥灣、關注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的戰略價值等一系列事件，都表明特朗普對西半球的關注遠超前任政府。如何從“門羅主義”的視角看待美國全球戰略的變化？

章永樂：這樣的討論不是空穴來風。2025年6月，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肖恩·帕內爾（Sean Parnell）宣佈格陵蘭島的防務責任從美軍歐洲司令部轉移到美軍北方司令部，認為“這一調整將增強聯合部隊保衞美國本土的能力，為西半球更堅實的防禦提供支持，並深化與北極盟友及合作伙伴的關係”。北方司令部是美軍負責本土防衞的司令部。

此舉意味着美軍將格陵蘭島置於其西半球的防禦體系之中，釋放出強烈的“新門羅主義”信號。這一幕，是繼 “墨西哥灣”更名為“美國灣”以及特朗普宣佈重點關注加拿大、格陵蘭島與巴拿馬運河之後，美國“新門羅主義”政治連續劇的最新劇集。

“門羅主義”最早源於19世紀美國在成長為西半球區域霸權過程中對歐洲干涉美洲的拒斥，其源初版本包含了美國式的“孤立主義”戰略思想：自外於歐洲國家的戰爭，但並不“孤立”於美洲事務。這種版本的“孤立主義”一直持續到二戰時期，伴隨着美國戰略界達成在全球範圍內尋求勢力均衡的共識而結束。但美國對拉美的“特殊關注”則一直持續，在整個20世紀後半段，美國沒有放棄以直接和間接手段顛覆拉美國家左翼政權以及從經濟和政治上控制拉美的努力。

冷戰結束後，在現實中運作的是一種泛化的“全球門羅主義”：它被包裝成為“自由國際秩序”，為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霸權主義干涉持續提供價值論證。隨着美國的勢力範圍越出西半球，現今的“門羅主義”話語復興，其背景和內涵和19世紀的“門羅主義”已經有重大區別，它所指向的不僅僅是美洲空間，而具有更深刻廣泛的全球戰略意涵。

在美國單極霸權尚未呈現頹勢的時期，美國官方的“門羅主義”話語一度呈現瀕臨消亡之勢。2013年11月，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在美洲國家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公開表示，“門羅主義”的時代已經終結，美國將不再致力於干預其他美洲國家事務。但在特朗普第一個總統任期期間，蒂勒森、博爾頓等高官卻開始頻繁談論“門羅主義”“西半球”；2025年特朗普開啓第二任期後，“門羅主義”話語進一步升級。

不僅特朗普本人頻繁談論對於加拿大、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的興趣，他任命的古巴裔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第一站出訪，訪問的就是拉丁美洲。《紐約郵報》將特朗普時期的“門羅主義”戲稱為“懂羅主義”（“Donroe Doctrine” = “Donald Trump” + “Monroe Doctrine”），這個合成詞甚至得到了特朗普本人的官推認可，因而迅速走紅。

圖源：《紐約郵報》

眾所周知，特朗普從商界與娛樂界突然進入政界，許多知識都靠現學，他甚至不知道美國非裔建立的非洲國家利比里亞的官方語言是英語。但從種種跡象來看，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結束後潛邸四年，在此期間可能聽人講過19世紀美國外交史。

在第一個任期裏，他的多名高官高談闊論“門羅主義”，一些智庫和媒體也將他的關税主張與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的經濟保護主義政策相類比，但他自己很少對這兩位總統的歷史公開表示興趣。但在開啓第二個任期之後，他公開關注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與威廉·麥金利，並對領土擴張充滿濃厚興趣。在21世紀大談領土擴張，這就讓“懂羅主義”帶上了濃厚的19世紀色彩，難免給許多受眾以時代錯亂之感。

外界對“懂羅主義”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批評方向：一面是批評“懂羅主義”代表霸權的進一步擴張，另一面則是擔憂美國重返孤立主義而造成在亞太“戰略撤退”。這兩種觀點都關注一個時間的切片，沒有從長時段的歷史眼光來把握“懂羅主義”和“門羅主義”的關聯。

例如，印度戰略研究學者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近期寫了篇文章，説“特朗普正把門羅主義擴張到全球（Trump is taking the Monroe Doctrine global）”。他看到的現象是，特朗普政府採取措施限制中俄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還通過經濟制裁和外交壓力，迫使其他國家遵循美國的政策立場。這些動作並未侷限於西半球，所以切拉尼認為這是“門羅主義”從半球走向全球的症候。

我的主張恰恰與此相反：當美國處於全球單極霸權位置，將全球視為自己勢力範圍的時候，恰恰不需要顯性的“門羅主義”話語；當“門羅主義”話語重新浮出水面，恰恰表明美國已經不能不計代價，將全球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了，於是開始區分“內”與“外”，導致西半球的重要性重新凸顯。“懂羅主義”看似咄咄逼人，但其實質是從全球單極霸權的位置有限後撤。從1823年以來，“門羅主義”的總體發展趨勢，是從“半球門羅主義”向“全球門羅主義”過渡，特朗普代表着對這種擴張趨勢的逆轉。

平衡學會: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確實有濃重的強制性色彩，更容易招致國際上對其“霸權主義”的批評。為什麼收縮時期的美國反而更顯霸道？

章永樂：我們從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領導權”（hegemony）切入，就比較容易理解這個現象。葛蘭西認為“霸權”/“領導權”包含了強制（coercion）與“同意”（consent）兩個維度。這兩個維度之間有什麼關係呢？佩裏·安德森有個觀點非常有啓發性：“強制”是準備金，“同意”則是在準備金基礎上發行的紙幣。所以，一個政治集團如果有充足的硬實力，就更有底氣來獲取受眾的“同意”，對外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自信與寬容。但如果對自己的硬實力缺乏信心，擔心出現霸權的“擠兑”，那麼就會減少對於獲取“同意”的關注，轉向加固自身的硬實力。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它就會給別人留下更霸道的印象。

我們現在見證的就是美國的這個轉型過程。在後冷戰時期，美國確立單極霸權，一度具有極強的安全感與自信心。那時候的美國可以藉助很多柔性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過度的自信也埋藏下了風險：美國社會鬆弛了冷戰時期對於資本的約束，金融資本主義如同脱繮的野馬，推動美式全球化的發展。美國的企業面臨股東的利潤要求，紛紛通過引入外來勞工或將製造業外包，來降低成本，提升利潤率。這造成美國製造業逐漸空心化，支撐美國社會穩定的中產結構發生衰退。外來勞工的湧入則改變美國的人口結構，在身份認同層面產生張力。

在政治層面，毫無節制的對外干涉和反恐戰爭大大消耗了美國的國力，而美國在其製造的多個假想敵中陷入多面競爭的困境。帝國“至大無外”的理念使得美國無法清楚界定其核心國家利益，從“亞太再平衡”到“印太戰略”，美國一直試圖聚焦戰略重心，但卻被各地的“火藥桶”不斷牽扯精力。

特朗普高唱“美國優先”，體現出重新聚焦戰略重心的努力。我們不能從字面上來理解特朗普所説的“美國優先”，彷彿之前的民主黨政府不重視美國國家利益，特朗普是在撥亂反正。關鍵的問題是，美國的“國”究竟在什麼地方？奧巴馬、拜登要維護的“美國”，不僅是美國本土，更是一張覆蓋全球的霸權網絡，包括與所謂盟友的合作關係，對於諸多國際組織的投資與控制，通過對外國媒體和NGO資助所建立起來的議程設置與定調的權力等等。

但特朗普、魯比奧是以美國本土為核心算賬，認為原先覆蓋全球的霸權網絡成本過於高昂，超出了美國財政的負擔能力。在2024年，美國的國債利息支出已經超過了軍事支出，直逼社會福利支出。但與此同時，美國跨國資本在全球賺取的超額利潤，不能被有效轉變為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於是特朗普決定給這張全球霸權網絡上的很多節點“斷供”。這意味着從“至大無外”的全球帝國思維，回退到一種區分“內”與“外”的思維。

我曾經寫過兩篇文章，討論特朗普對於“主權”概念的使用。特朗普説的“主權”並非以美國的物理邊境線來劃分“內”與“外”，境外那些能夠給美國本土帶來可見利益的因素，他還是樂於將其視為美國的“內”，這還是一種霸權式的主權概念，並沒有“主權平等”的意涵。

章永樂老師對美國“門羅主義”及其全球傳播史專題研究著作，上下兩種分別為：《此疆爾界：“門羅主義”與近代空間政治》、《巨靈擘地：“門羅主義”與區域國別研究的知識生產》。

19世紀的“門羅主義”有一個“西半球”的地理空間限制，美國嚴防歐洲列強幹涉西半球，但也不願意越出西半球，去幹涉歐洲內部事務。但在今天，我們顯然不能説，特朗普會自願放棄美國在東半球的既得利益，退回到西半球。他是在意識到美國自身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有所為有所不為。加強美國在西半球的區域霸權，在選舉政治上見效快，可以讓其支持者感受到特朗普從鞏固周邊入手解決國內問題的誠意。

而從硬實力建設的角度來説，鞏固周邊如果操作得當，能夠使得美國進可攻、退可守。而與之相應的其他政策，包括要求歐盟中的北約盟國加強軍事支出，多買美國武器，美國自己則減少在俄烏衝突中對烏克蘭的支持，並從烏克蘭攫取資源，都是榨取盟友、節約自身資源的做法。

然而，特朗普的戰術和拜登政府不一樣，拜登政府願意花錢建“朋友圈”來圍堵中國；特朗普也想圍堵中國，但不想燒錢，所以採取了向各國施壓的辦法，比如威脅實施高關税，然後在談判中向對方提出配合美國遏制中國的要求。

特朗普的認知有比較現實主義的一面，比如他認為美國已經無法不計代價維護原有的全球霸權網絡，但在關税問題上，他又高估了美國自身的實力，認為自己一施壓，其他國家就會配合自己的對華戰略。這種靠單方施壓的霸權主義，讓美國的不少所謂的“盟友”非常不滿。所以我們看到歐洲的政界和輿論界有更多的聲音在呼籲歐洲的戰略自主。日韓被美國威脅加高額關税，對美國的不滿也在上升。

但不滿歸不滿，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有一個説法耐人尋味：“嚴厲的愛”（Tough love）。她這麼解釋：“不管怎麼説，好歹也是愛，總比沒愛強（It’s love nonetheless, so it’s better than no love）。”在軍事和情報體系上，北約盟國以及日韓與美國是深度綁定的，這種關係短期內不會有什麼實質性變化。但在經濟和貿易上，經歷2025年4月份轟轟烈烈的關税戰後，各國會掂量向美國“一邊倒”是否明智。

周邊秩序：美洲的新空間****政治

平衡學會: 既然美國表現出從經略全球轉向重點關注西半球的態勢，那麼，在西半球這個傳統的“門羅主義”空間範圍，如今的美國希望塑造什麼樣的周邊秩序？

章永樂：如前所述，“美國優先”就是以地理上的美國本土為核心，而不是以維護覆蓋全球的霸權網絡為核心。一旦有了地理上的美國本土這個錨點，就會有一個親疏遠近的關係。那麼，在這樣一個視野之中，西半球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因為它就是美國的周邊，美國的安全、非法移民等問題，都需要從周邊入手來解決。

我們迄今為止還沒有看到特朗普政府出台系統性的美洲政策文件，但從這半年來針對這一區域的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傳統的區分在發揮作用。比如説，特朗普提出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但他對墨西哥卻沒這個想法，反而是對從墨西哥那邊過來的拉美移民嚴防死守。

這其實可以回溯到對“盎格魯-撒克遜美洲”與“拉丁美洲”的經典區分。這個區分在19世紀就出現了。曾流亡法國的智利青年朗西斯科·畢爾巴鄂（Francisco Bilbao）於1856年提出“拉丁的美洲、薩克遜的美洲以及印第安的美洲”（la América latina, sajona e indígena）三分法。畢爾巴鄂提的這個區分，其實是想聯合拉丁的美洲與印第安的美洲一起反抗美國所領導的“薩克遜的美洲”。

19世紀的法國一度深度介入美洲事務，於是將流行的“西屬美洲”概念改造成“拉丁美洲”，以體現法國的存在。19世紀美國接受了“拉丁美洲”這一名稱，當時的美國人注視南方的視角往往帶有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1870年，美國總統格蘭特曾經力主美國吞併多米尼加共和國，但美國國會不願意批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當時美國白人的種族主義眼光來看，有色人種居多的多米尼加人“不配”獲得美國的公民權。

在二戰期間，美國國內對於盎格魯-撒克遜美洲與拉丁美洲的劃分有一波討論，典型的文本就是1942年荷蘭裔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在當時二戰背景之下，斯皮克曼將拉丁美洲看作拖盎格魯-薩克遜美洲後腿的存在，在受到舊大陸列強攻擊的時候，美國不能指望獲得拉丁美洲的支持。

所以斯皮克曼説，美國最好是越出西半球，介入歐亞大陸事務，建立全球的勢力均衡。我們同樣可以在亨廷頓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裏看到對於拉丁美洲的蔑視和提防。亨廷頓認為美國的底色還是新教白人移民的國家，大批信天主教的拉丁美洲人湧入美國，會給美國造成嚴重的身份認同問題。特朗普在表達種族主義偏見的時候口無遮攔，比如曾將海地、薩爾瓦多等國稱為“屎坑國家”（shithole countries）。他會羞辱加拿大政客，但對加拿大老百姓，就不會有這樣的蔑視態度，畢竟他認為加拿大人夠得上做美國人的資格。

當然，特朗普還有一個吞併格陵蘭島的主張。格陵蘭島既不屬於盎格魯-薩克遜美洲，也不屬於拉丁美洲，而是一個極地邊緣區，它的居民主體是因紐特人與北歐移民的混血後裔，黃種人特徵比較明顯，但整個島上的居民人口不到六萬人。

1951年，美國就與丹麥簽訂防務協定，在格陵蘭島上建立了圖勒空軍基地（Thule Air Base），這是美國在北極圈內唯一的軍事基地，也是美軍全球戰略部署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前哨。就美軍對格陵蘭島的軍事控制而言，本身就不存在實質障礙。而特朗普試圖更近一步，將格陵蘭島納入美國版圖。將格陵蘭防務劃歸美軍北方司令部，與歸美軍歐洲司令部管轄的丹麥本土相區分，這是一個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決策。

相比起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格陵蘭島首府努克更靠近美國紐約。

如果美國吞併加拿大和格陵蘭島，其總面積將達到驚人的2198.5萬平方公里，遠遠超過俄羅斯（約1709.82萬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將成為全球面積最大國家，而且還將擁有豐富礦產，控制重要的北極通道，跨越更廣的氣候帶（從熱帶夏威夷到極地格陵蘭），控制北美大陸，獲得空前強大的地緣戰略地位。如此巨大的戰略利益，使得特朗普可以完全不在乎格陵蘭島居民的人種或文化。

當然，在21世紀，要實現領土吞併的野心並不容易，畢竟我們今天並不是生活在19世紀舊殖民主義時代，而是在二戰後建立的聯合國體系之下，這一體系對於領土的變更有諸多國際法規範的約束。加拿大和格陵蘭都有自己的民選政府。公然無視其他國家的民選政府，在國際輿論中並不佔優勢。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任期時間有限，需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他的“地圖開疆”，如果能夠在國際談判中起到施壓作用，同時又能夠讓自己的支持者產生“贏感”，就已經實現了重要的價值，至於終極目標是否能夠實現，完全可以彈性處理。我們大致可以説，這本來就是特朗普“贏學”實踐的一部分。  

平衡學會: 正如您所言，通過領土吞併來攫取利益在當今世界有很多牽制因素，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會給拉美國家帶來現實壓力。能具體分析一下拉美國家在“懂羅主義”之下的處境嗎？

章永樂：特朗普政府對拉美國家產生的政治與經濟壓力，是多方面的。

第一，地緣政治層面，安全感的下降與“門羅主義”的思維慣性促使美國將域外國家與拉美日漸緊密的經濟聯繫視作一種政治威脅。美國或將進一步強迫許多拉美國家“站隊”，減少其與中國、俄羅斯的貿易、投資與技術合作，限制拉美國家在外交和發展上的空間。我們之前已經看到美國重新控制巴拿馬運河的努力，在美國壓力之下，巴拿馬退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最近又有美國智庫針對中國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37個港口項目開展所謂“風險”評估，其代表的風向值得我們關注。

第二，地緣經濟上，美國不會放棄對拉美豐富的農業、礦產、石油資源，以及深度嵌入美國經濟體系的拉美製造業產業鏈的控制，並將以各種手段加強拉美國家對美國的經濟依附性，如以《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希望利用《美墨加協定》中的六年審查條款，提前在2025年下半年啓動重新協商，以不對等條款鎖定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經濟發展方向；利用關税、出口限制、金融制裁打壓“不聽話”的國家。特朗普政府在援助問題上，越來越強調拉美國家拿多少錢，就要給美國辦多少事。

第三，在安全與移民領域，將美國自身的移民、毒品、犯罪問題歸咎於拉美國家治理無能，推動南方邊境的軍事化，向墨西哥、中美洲國家施壓要求加強邊境管理，否則取消援助或徵收懲罰性關税。迫使拉美國家處理大量被遣返人員，將治安與就業壓力轉移拉美。

第四，在身份認同與文化話語層面，不斷將拉美移民污名化、妖魔化，將他們與毒品走私、黑幫、暴力犯罪等問題掛鈎，強調“邊境牆”必要性，將其象徵化為“對抗混亂與犯罪”的標誌，將拉美視作不穩定的源泉和安全威脅。

第五，美國對區域內國家的控制、隔離與干預程度可能上升，特朗普甚至可能在拉美扮演“政治教皇”（特朗普確實曾經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自己穿着教皇服飾的圖片）的角色，判定誰是拉美的合法政府，加劇對拉美“左翼政權”或反美政權的制裁和打壓，特別是對古巴、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的政策。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經嘗試在委內瑞拉推動政權更迭，但並未取得預期成功。最近，特朗普又幹涉巴西內政，要求盧拉的左翼政府停止對前總統博索納羅的司法調查。

第六，破壞拉美與加勒比地區的自主的區域一體化，操縱美洲國家組織（OAS）與利馬集團（The Lima Group），扶植親美的右翼政權，冷落和打壓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南美國家聯盟（UNASUR）等區域自主國際組織。

當然，特朗普的周邊政策已經初步迎來反彈。在特朗普對加拿大屢屢放出脅迫之辭後，在2025年4月加拿大大選中，民眾反對特朗普的情緒成為影響選舉走向的重大因素。支持率萎靡的自由黨憑藉捍衞加拿大主權的立場，最終勝過了本來民調領先的保守黨。

與此同時，特朗普過多依賴單邊主義的強制手段來對拉美國家施加壓力，在拉美區域引發更多的不滿。拉美國家很少能像古巴、委內瑞拉那樣能與美國進行公開的地緣戰略對抗，但可以加強與其他拉美國家的區域團結，並發展與美國之外的其他大國的關係，採取“多邊/多極”的外交路線，將政治風險分散化；其次，可以在經濟領域，藉助南南合作，減少對於美國的依附，獲得更大的選擇空間。

美式贏學：“帝王總統”的修辭與現實

平衡學會: 以上談的都是特朗普式門羅主義或“懂羅主義”的對外表現。我們注意到，特朗普不僅屢屢脅迫其他國家，在美國國內也以“超級總統”的姿態發號施令。對於“懂羅主義”，是否也存在一種美國國內政治的視角？

章永樂：其實，19世紀的美國“門羅主義”就是以國內政治為基礎的，它包含着一種根深蒂固的自豪感，即美國是一個合眾國，它所要維護的西半球，也是一個以共和制國家為主的空間。美國曾經出兵推翻墨西哥的君主，恢復共和制。然而，特朗普的“懂羅主義”在這一點上很不傳統，他對於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區分很不敏感。

2025年2月19日，在否決紐約徵收擁堵費的計劃後，特朗普在他自創的“真實社交”平台上發文説，“擁堵收費已死。曼哈頓和整個紐約都得救了。國王萬歲！”白宮迅速跟進，在多個官方社交媒體賬號發佈了特朗普的評論文字，並附上一張虛構的《時代》雜誌封面風格的圖片。圖片中，特朗普頭頂王冠，身後背景為紐約曼哈頓，左下角標註着“國王萬歲”。

圖源：社交媒體平台X

我們可以看到，“懂羅主義”在意識形態上高度靈活，並不讓自己受制於傳統“門羅主義”包含的那些政治敏感意識。特朗普試圖通過擴大行政權來實現自己的改革計劃，對內不斷試探立法權與司法權的邊界，但由此也引發了激烈反彈。

民主黨政客紛紛抨擊特朗普自比國王的姿態，伊利諾伊州民主黨籍州長普里茨克在X平台上批評説：“美國沒有國王，我也不會向國王屈膝。”6月14日，當特朗普在其生日當天舉行閲兵典禮的時候，美國多個城市爆發了“無王抗議”（No Kings Protests），閲兵日也被抗議者命名為“無王日”（No Kings Day）。《衞報》（The Guardian）引用研究者的估計，稱有400萬到600萬人參加抗議，是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單日抗議事件之一。

南卡羅來納、猶他、得克薩斯的共和黨州長事先發出警告，提示抗議者三思而後行。MAGA派的媒體和代表人物絕大多數避免對特朗普自稱“國王”的事實發表評論，因為確實很難正面辯護。MAGA派的代表人物、眾議院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2020年總統選舉之後拒絕承認拜登當選的結果，並在眾議院多次與反特朗普的民主黨議員對抗，可謂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在“無王日”也迎來一羣在她辦公室外聚集的抗議者，但即便是她也在事後承認：“特朗普不是國王（President Trump is not a king）。”

MAGA派避重就輕，把焦點放到抗議遊行本身上，稱針對特朗普的抗議有幕後黑手，福克斯新聞網等媒體稱索羅斯資助了反特朗普遊行。沃爾瑪家族的女繼承人克里斯蒂·魯斯·沃爾頓（Christy Ruth Walton）投放廣告號召人們參加“無王日”遊行，引發MAGA支持者“抵制沃爾瑪”的呼籲。

簡而言之，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之下，即便是鐵桿MAGA派也慎於公開宣揚“特朗普是國王”。畢竟，如果特朗普在這個問題上不守“共和優越論”，會讓“新門羅主義”難以自圓其説：如果美國自己都沒有什麼政治原則，如何有資格將域外國家排除出美洲空間？但面對民主黨的攻擊，許多人又會主動維護特朗普的權威。相比之下，最近的愛潑斯坦檔案問題，反而引發了MAGA派內部的分裂，使得許多人與特朗普的分歧進一步浮出水面。

但對特朗普的“懂羅主義”外交政策，我們看到的主要還是支持的立場。MAGA派在外交上有孤立主義傾向，但這是基於區域霸權意識的“美式孤立主義”。美國在西半球自己定規矩，自己説了算，不必和域外國家商量，被看作是“美國優先”“反全球主義”立場的體現，可以給MAGA派帶來勝利感。

舊金山海灘上，示威者排成了“不要國王”的口號CNN

平衡學會: 勝利感對特朗普和MAGA派都很重要。特朗普在內政和外交中一直在展示勝利主義敍事，宣稱每項政策的結果都是自己和美國“贏了”。您認為“懂羅主義”的內核實際上是美國霸權的有限收縮，那麼對於這種勝利主義敍事，又該如何理解？

章永樂：對外，特朗普實施高度個人化的外交風格，既不遵守各種多邊主義框架，也超越傳統的雙邊外交模式。他將自己在商業中的“交易的技藝”（the art of deal）輸入外交，經常表現出不可預測性或誇張的強硬立場，對其他國家極限施壓，但又經常見好就收。此前我們已經分析過，在看似咄咄逼人的外觀之下，美國霸權的戰線不是在擴張，而是在有限收縮。

比如説，美國在霸權頂峯時期動輒出動地面部隊推翻別國政權，進行“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推行美式政治制度的做法，不在特朗普的政策選項之內。他最接近這一做法的時刻，是在第一任期內推動委內瑞拉政權更迭，但最終並未出動地面部隊。而在中東，他對也門胡塞武裝和伊朗進行的空襲規模都相當有限。特朗普並不願意不惜代價維持美國原有的全球單極霸權體系。他要計算成本，將資源投入到他認為重要的問題上來。

因為不願意不惜代價維持美國的全球單極霸權體系，特朗普的行為模式看起來有點像是對19世紀均勢政治的某種迴歸：在遇到自己所承認的大國的時候，他的言行往往體現出尊重對方區域性“勢力範圍”的傾向。比如説，在處理烏克蘭問題的時候，他實際上採納了北約東擴導致俄烏衝突的敍事。

歐洲哲學家齊澤克在2025年2月18日發表於Substack平台上的評論表達過這樣的觀感：“他承認烏克蘭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內，同時堅持認為加拿大、格陵蘭、墨西哥和巴拿馬在美國的勢力範圍內”。齊澤克的評論不盡準確，因為特朗普確實想在烏克蘭“分一杯羹”，但這種觀感確實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在與印度總理莫迪會見的時候，記者問及拜登政府是否介入了孟加拉國的政權更迭，而特朗普的回應是：美國沒參與，孟加拉的事情會留給莫迪處理。

然而，與19世紀的均勢實踐不同的是，21世紀的西方國家有着更發達的媒體和選舉政治。19世紀的政客可以通過秘密外交來完成利益交換，而在21世紀，人人皆可上網發聲，西方政客們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在鏡頭下，對未來的選舉產生影響。而這使得21世紀選舉政治下的政客們更加“輸不起”。

不僅如此，他們必須在公眾面前表現出“節節皆贏”的勢頭，以維持政治投資人和選民對他們的信心。政客們紛紛將外交變成針對國內選民的表演，看似是與外國人打交道，但處處都琢磨給國內民眾留下什麼印象。因此，特朗普不能承認自己是在進行某種戰略收縮，而必須塑造贏了又贏、不斷前進的形象。正是在這個關節點，他的“贏學”發揮了關鍵作用。

特朗普已經將白宮的官方網站變成大型“贏學”建設示範基地。看看這些中國網民喜聞樂見的標題：“週一早晨贏局：不妨稱之為‘特朗普效應’”（Monday Morning Wins: Call It the ‘Trump Effect’，3月3日）、“我們在特朗普總統領導下贏而不倦”（We’ll Never Tire of Winning Under President Trump），3月8日）、“50天贏50場：特朗普為美國人帶來的成果”（50 WINS IN 50 DAYS: President Trump Delivers for Americans，3月10日）“贏在第15周：特朗普總統就任百天再創佳績”（week 15 wins: President Trump’s 100th Day Marked by More Success，5月2日）；“大美麗法案的50個贏點”（50 Wins in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6月3日）。“贏”（Win）原本是商業熱詞，卻成為特朗普執政團隊的關鍵詞，體現了特朗普作為一個房地產商人和娛樂明星對於白宮成功的商業文化輸入。

圖截自白宮網站

我近期在外文刊物上發表的論文《重構霸權：從福山到特朗普的勝利模式》（Reconfiguring Hegemony: Modes of Winning from Fukuyama to Trump），對比了福山與特朗普的“贏學”。我認為前者是美國霸權擴張時期的“贏學”，後者是美國霸權戰略收縮時期的“贏學”。冷戰走向終結之際，福山宣佈“歷史終結”，希望美國作為一個引領“歷史終結”的國家，能夠投入資源，讓那些尚在歷史進程之中的國家也走向“歷史終結”。這是一種“燒錢贏”，福山自己就致力於為烏克蘭做人員培訓，這其實是需要大量資源投入的。特朗普反對“燒錢贏”，希望“省錢贏”，他的“贏學”體現出若干鮮明的特徵：

重塑“利益”認知：降低預期，錨定失落感。與福山的“贏學”敍事相比，特朗普版本的關鍵在於重估“美國資產”的價值——降低心理預期，精準對接那些自感在全球化中受損羣體的不滿。特朗普以“主權”的名義，重新界定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將許多原來處於美國全球霸權網絡之內的勢力與利益，視為美國的“外部”。基於此，那些美國耗費數十年建立的國際組織與機制，若無法產出可感知的即時收益，便被視為財政負擔與戰略負資產（即“輸”）；反之，即便只是從傳統盟友處榨取微末利益，也被標榜為美國的“贏”。

拋棄“共贏”，公開追求“獨贏”。由於其對於美國核心利益界定範圍的收縮，特朗普的勝利主義敍事，因而就不像福山的勝利主義敍事那樣至少將自己包裝成為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共贏學”。特朗普公開宣稱“美國優先”，這裏的“美國”，就不再是美國的全球霸權網絡，而是有着明確的地理空間、公民資格條件乃至種族特徵的限制。關注“獨贏”而放棄“共贏”，使得特朗普在行動之時可以無視各種既定的國際規則，無視美國盟友的需求，在運用“強制”手段的時候更沒有心理負擔。

議題遊移，但始終尋求主導公共輿論議程。特朗普是一個共和黨傳統派、科技右翼和MAGA羣體等勢力組成的政治聯盟的人格化代表，他的支持羣體相互之間就存在很多矛盾。特朗普的“贏學”並不尋求調和各方立場，而是希望始終主導公共輿論的議程，避免讓自身的失敗或政策代價成為輿論焦點。

為此，他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政治算法：極力放大任何微小的階段性成果，哪怕是象徵性的勝利，也要通過誇張的敍事包裝成重大突破；同時系統性地迴避其激進政策帶來的現實成本——無論是貿易戰導致的民生負擔，還是其反覆無常的決策風格所製造的市場不確定性。這種選擇性呈現的策略，本質上是通過製造“永遠勝利”的幻象，來維持其政治基本盤的凝聚力和支持。

平衡學會: 可否請您評估一下特朗普這種降本增效式的“贏學”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章永樂：特朗普希望“省錢贏”，節省他認為不重要的開支，運用加徵關税來迫使其他國家消除與美國的貿易逆差，迫使海外資本回流美國建立工廠，從而重新夯實美國霸權的物質基礎。但他同時對全球多數國家發動關税戰的做法，本質上是一場政治賭博：

第一是賭其他經濟體不可能戒斷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性，會在被拒絕市場準入的條件下做出讓步；

第二賭的是美國消費者對於物價上漲的忍耐力，但眾所周知，美國消費者在這方面並沒有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紀錄，因此從根本上賭的還是其他國家投降的速度；

第三賭的是美國本土吸引和支撐製造業復歸的能力，如勞工和技術人員的供給、供應鏈的配套性、政策的連續性等等。

在前兩個方面，我們已經看到了初步結果：中國在過去的十多年裏，已經大大降低了對於美國市場的依賴性，同時也通過科技創新解決了不少技術“卡脖子”問題，因此有能力對特朗普説“不”；同時事實證明，美國消費者對於中國商品的依賴很深，對華加徵關税引發的美國市場恐慌，迫使特朗普政府最終在關税問題上對中國做出讓步。

而在製造業迴流這一方面，特朗普遇到了最為棘手的挑戰。也許美國政府能夠提供廉價的土地、能源和短期免税政策，但是投資者將發現他們經常處於這樣的境地：他們在美國本土找不到足夠的工程師，以及保留了技工文化、樂意在流水線上作業的產業工人，找不到相互配套的上下游產業，美國的港口、鐵路、電網等基礎設施老化，而近年來美國政府在政策上的反覆無常更是令許多投資人望而生畏。

對於MAGA的支持者來説，這些或許並不是問題：只有邁出製造業迴流的第一步，才有後續的逐漸完善。問題是時間的限制：如果特朗普無法贏得這場賭博，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落敗，其在美國的分權制衡體系中推動改革的能力將大大下降。

迄今為止，特朗普所發動的關税戰已經遭遇到階段性的挫折，中國據理力爭，取得初步成效，使得許多其他國家看到美國霸權的“薄弱環節”，從而思考如何在未來減少對於美國霸權的依賴。當然，一些歐洲國家正在進行反向操作，比如格陵蘭島的宗主國丹麥，其議會在當地時間6月11日投票同意與美國簽署防務合作協議，允許美國在丹麥本土保持更加持久的軍事存在，其實是加強了對美國的依賴。

但在北大西洋聯盟之外，更多國家在能源、供應鏈、貨幣等問題上，已經在考慮如何分散過度依賴美國所帶來的風險。國際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調查顯示，全球公眾對於美國的好感度顯著下降。在被問及“哪個國家對本國威脅最大”時，大多數歐洲和拉美國家的受訪者更多提到美國而不是中國。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美國則被認為是“頭號威脅”。

特朗普以一國挑戰列國的“外交創新”，從客觀上將成為全球秩序多極化的助推器。而他留下的“贏學”，將是一個絕妙的政治修辭學標本，向我們演示一個曾經積極尋求全球受眾“同意”（consent）的霸權是如何不斷縮小預期受眾的範圍，從“共贏”走向“獨贏”，從“順贏”走向“強行贏”。甚至可以説，他的“懂羅主義”話語本身，也構成他的“贏學”的一部分，為範圍極其狹窄的預期受眾創造“贏感”。

可以預期，在一個更為多極化的全球秩序中，我們將能夠看到更為五彩斑斕的“贏學”敍事：區域霸權力量運用為自己量身定做的“贏學”建立自身區域支配的正當性，而弱者也需要自己的勝利主義敍事，從而在尋求自主的鬥爭中保持信心與希望。迄今為止，特朗普已在“贏學”的歷史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而他尚有充裕時間，讓這些印記愈發深透、更具持久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