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 退無可退：面對經濟失速壓力，特朗普會不會再次認慫？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燕】

8月1日關税休戰期結束後，特朗普已簽署行政令對66國加徵10%-50%不等的關税。與美國存在貿易逆差的國家（如英國、澳大利亞）適用10%基準税率；展現盟友姿態並提供能源採購與投資協議的經濟體（包括歐盟、日韓及東南亞國家）適用15%-20%税率；未按特朗普要求讓步的國家則面臨懲罰性高税率：加拿大35%、瑞士49%、巴西50%。中國與墨西哥作為例外獲得談判寬限期。

雖然平均税率較“解放日”宣佈水平有所下調，但18.3%的關税水平仍遠超特朗普執政前2.4%的歷史均值，創194年以來新高。儘管新關税將於8月7日生效且多國仍在談判，但學界亟需思考這個關鍵問題：這場關税博弈的終局何在？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與未來走向如何？

耶魯大學8月1日報告：美國平均關税水平已經達到18.3%，創下1934年以來的世紀新高

特朗普將關税視為絕對權力的體現。儘管其徵税權曾受法律質疑，但憑藉《1937年貿易法》和《緊急經濟法案》，他“成功”實現了四項戰略目標：

其一，關税作為財政工具。特朗普懷戀麥金萊時代關税佔聯邦税收主體的歲月，雖曾失言要求亞馬遜等美企“消化關税”，但始終鼓吹“外國支付論”。

然而政府引用的學術研究顯示，95%的關税成本通過進口商品價格轉嫁給美國消費者，本質上成為主要由低收入羣體承擔的累退性消費税。這種設計旨在抵消主要惠及富人的減税政策（即所謂“大而美法案”）。2025年上半年870億美元的關税收入（其中6月266億美元，達常規水平四倍）印證了該策略成效。

隨着税率攀升，美國家庭特別是低收入羣體將揹負更沉重的税負，加劇財富不平等。

其二，關税作為產業保護傘。美國製造業自1950年代起持續萎縮，1980年代金融化浪潮加速了這一趨勢。在股東價值最大化原則驅使下，企業普遍採取“裁員-外包-併購-回購”的資本運作模式，而非“保留-再投資”的實業路徑。要逆轉去工業化趨勢，需根本性重構經濟結構——削弱金融資本話語權，加大基礎設施、新能源、人力資本與研發投入。

但特朗普選擇簡單歸咎他國，將關税作為“美國優先”的核心政策。缺乏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關税只會推高工業品價格、擾亂供應鏈、抑制投資信心、加劇就業不穩定與通脹壓力。

結合其削減聯邦支出、取消新能源補貼、大規模驅逐移民等政策，這套組合拳幾無可能重振美國工業競爭力。

其三，關税作為談判籌碼。特朗普秉持“零和”貿易觀，要求各國擴大對美採購與投資。儘管他吹噓獲得萬億美元投資承諾，但現實堪憂：蘋果所謂“四年5000億美元投資”與其2024年全球1004億美元股票回購相比杯水車薪；日本5500億美元承諾中僅1-2%屬真實投資；沙特、卡塔爾的“投資”實為採購合同；韓國3.5年1000億美元計劃不過維持其2024年232億美元的年投資規模。

這些數字遊戲掩蓋不了實質：若特朗普堅持擴大出口卻不提升生產率，等於變相縮減美國民眾消費份額。更危險的是，其關税政策正在加速動搖美元霸權根基——當各國不再願用實體資源換取美元紙鈔時，美國戰後建立的金融特權體系將面臨崩塌。

其四，關税作為地緣武器。税率差異暴露其政治算計：歐盟、日本獲15%優惠税率（原定30%），而金磚五國均遭重創（印度25%、中國與南非30%、巴西50%）。特朗普企圖藉此脅迫中印放棄採購俄油，迫使巴西、南非調整內政議程。但這種威逼註定徒勞——中國等大國必將反制，中等強國將尋求新貿易聯盟，就連歐盟等傳統盟友也在加速“去美元化”佈局。關税博弈反而成為構建“去美國中心化”多邊貿易體系的催化劑。

美國7月就業數據下探至歷史新低

這場“殺跌一千自毀八百”的關税戰能否持續？歷史表明，關税政策若實施超兩年便可能永久化。雖然特朗普早年前就鼓吹“關税萬能論”，但經濟現實終將迫其讓步：2025年二季度消費支出增速驟降至1.4%（僅為2024年一半）；7月非農就業僅增7.3萬人，五月、六月數據累計下修26萬；製造業PMI創九個月新低；CPI同比漲幅從5月2.4%升至6月2.7%。

面對經濟失速壓力，素有“TACO”（特朗普總認慫）綽號的特朗普，很可能在宣稱“重大勝利”後部分撤銷關税。但即便及時糾偏，美國政策信譽與多邊體系根基的損傷已不可逆，一個沒有美國霸權的新多極世界秩序正在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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