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忘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

**引：**7月25日上映的《南京照相館》，無疑是近期關注度最高的電影之一。電影以“吉祥照相館”為切口，講述了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普通百姓在照相館中偶然發現日軍罪證並冒死守護真相的故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30萬人的災難，一個世紀的傷痛。日軍在六週之內所犯下的罪行，遠比電影中的故事更血腥、更殘忍。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南京大屠殺竟處於一種被遺忘的境地。這段歷史要麼被日本歪曲粉飾，要麼被歐美各國刻意忽視，甚至在國內極少部分人眼裏，連“勿忘國恥”都成了“仇恨教育”，彷彿只有拍出了日軍的所謂“人性”，才算“合格”的“反戰電影”。

悲劇並不總能得到公正的銘記，警鐘也不一定會長鳴。歷史長河裏流着一個民族的血淚，而遺忘就是第二次屠殺。所幸，還有人願意為真相挺身而出。

1997年，距離南京大屠殺已過去60個年頭，不少倖存者已經陸續辭世。是年11月，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1968-2004）的《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在美出版。這是第一部用英語系統講述南京大屠殺的長篇紀實類著作，張純如憑藉嚴謹的態度、敏鋭的洞察力和強烈的歷史責任感，通過大量原始資料、第三方目擊者日記等素材，從日、中、西方三個視角，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南京大屠殺的始末及背後複雜的歷史文化因素。

著作一經出版，立刻在西方引起巨大轟動。張純如用文字記錄下的血淚經歷，讓這段被遺忘的歷史重現於世。此後，西方學界終於開始正視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存在，正如張純如於1999年所説，“南京大屠殺終於在世界歷史中展開了自己最真實的那一頁”。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歷史不容篡改，更不容忘卻。當我們再度翻開《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殘酷仍歷歷在目，對遺忘的警告仍震耳欲聾。正如張純如在該書前言中提到：“忘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這句話不僅説給侵略者、旁觀者，對於曾飽經苦難的我們，對於一切珍視和平的人們來説，更應該牢記於心。

以下為張純如為本書撰寫的前言全文。

張純如（Iris Chang，1968-2004）

【文/張純如】

人類殘忍對待同胞的編年史講述着漫長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説這類恐怖故事中人類的殘暴程度確實存在差別，那麼世界歷史上極少有什麼暴行可以在強度和規模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行的南京大屠殺相比。

美國人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1941年12月7日，因為日軍在這一天偷襲了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歐洲人則將1939年9月1日德國突襲波蘭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非洲人認為戰爭開始得更早，應從1935年墨索里尼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亞算起。然而，對於亞洲人來説，戰爭的發端必須追溯到日本軍事控制東亞的第一步——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地區並建立偽滿洲國。

正如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在5年後所做的那樣，從1931年開始，日本憑藉其高度發達的軍事機器和優等民族心態，着手建立起對鄰邦的統治。中國東北地區很快陷落，隨後成立的偽滿洲國名義上由作為日本傀儡的清朝廢帝溥儀統治，實際的統轄權卻掌握在日本軍方手中。4年後，即1935年，察哈爾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區被佔領；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相繼淪陷，最後連南京也未能倖免。對中國而言，20世紀30年代可謂艱難時世；事實上，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後一批日軍才撤出中國的領土。

毫無疑問，在日軍侵略中國的14年中，出現過無數難以付諸筆墨的暴行。我們永遠無法鉅細無遺地瞭解，在千千萬萬個曾遭受日軍鐵蹄蹂躪的城市和鄉村中，究竟有過多少悲慘事件。但我們清楚地知道發生在南京的慘案，因為當時的一些外國人親眼目睹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並將消息傳播給世界；另外，一些親歷大屠殺的中國人僥倖生還，成為目擊證人。如果有哪個歷史事件可以揭露肆無忌憚的軍事冒險主義十惡不赦的本質，南京大屠殺是最好的例證。本書講述的正是這個事件。

南京大屠殺的歷歷詳情是毋庸置疑的，只有部分日本人仍在矢口否認。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之後，緊接着對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發起了大規模進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後，日軍在這裏大肆進行了一場世所罕見的殘暴屠殺。成千上萬的中國年輕人被聚集並驅趕到城外，或遭機關槍掃射倒地，或被當作練習刺刀的活靶，或被渾身澆滿汽油活活燒死。幾個月來，南京城內屍橫遍地，屍臭瀰漫。多年之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專家估計，從1937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南京有超過26萬名非戰鬥人員死於日軍的屠刀之下，還有專家估計這一數字超過35萬。

本書僅對日本在南京的野蠻暴行進行最基本的概述，因為我的目的並不在於以數字證明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行徑之一，而是要洞悉事件本身，從而吸取教訓，以警世人。然而，不同的殘暴程度通常會引起人們不同的反應，因此我必須列舉一些統計數字，從而使讀者對1937年發生在南京的大屠殺規模有一個基本的認知。

一位歷史學家曾經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殺的罹難者手牽手站在一起，這一隊伍可以從南京綿延到杭州，總距離長達200英里左右。他們身上的血液總重量可達1200噸，他們的屍體則可以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

僅從死亡人數看，南京大屠殺就已超越了歷史上許多野蠻的暴行。羅馬人曾在迦太基屠殺了15萬人，天主教軍隊也曾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開殺戒，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卻遠甚於此。日軍的所作所為甚至超越了帖木兒的暴行，後者曾於1398年在德里處死了10萬名囚犯，並於1400年和1401年用這些囚犯的顱骨在敍利亞建造了兩座骨塔。

當然，20世紀以來用於大規模殺戮的工具獲得了充分發展，希特勒殺害了600萬猶太人，然而該數字是在幾年之內累積而成的，日軍對南京人的屠殺則集中在幾個星期之內。

的確，即使與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相比，南京大屠殺也足以成為大規模趕盡殺絕的最殘忍例證。為了更好地瞭解南京大屠殺的相對規模，我們必須再忍痛看一下其他統計數字。僅僅南京（中國的一座城市而已）的死亡人數就超過一些歐洲國家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平民傷亡總數（英國61000人，法國108000人，比利時101000人，荷蘭242000人）。憶及此類事件，人們都認為戰略轟炸是造成大規模毀滅最恐怖的手段之一，然而即使是“二戰”中最猛烈的空襲也無法超越日軍對南京的蹂躪。南京的死亡人數很可能超過英國突襲德累斯頓過程中死於轟炸以及火災的人數（當時國際上普遍接受的死亡人數是225000人，但根據後來更客觀的統計，應有6萬人死亡，至少3萬人受傷）。事實上，不論我們使用最保守的數字——26萬人，還是最大數字——35萬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都遠遠超過美國轟炸東京的死亡人數（據估計有8萬～12萬人死亡），甚至超過1945年年底廣島、長崎兩座城市在遭原子彈轟炸後的死亡人數之和（據估計分別為14萬人和7萬人）。每思及此，不禁驚怒交加。

《南京大屠殺》內頁

我們不僅要記住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更要記住許多罹難者被殺害的殘忍手段。日軍將中國人當作練習刺刀的活靶，甚至進行斬首比賽。估計2萬-8萬名中國婦女遭到強暴。許多日本士兵在強暴中國婦女之後甚至還挖出她們的內臟，割掉她們的乳房，將她們活活釘在牆上。日軍強迫父親強暴親生女兒，兒子強暴親生母親，並強迫其他家庭成員在一旁觀看。日軍不僅把對中國人進行活埋、閹割、器官切除以及熱火炙烤當作家常便飯，還採取其他更為殘忍的折磨手段。例如，用鐵鈎穿住舌頭把整個人吊起來；把人活埋至腰部，然後在一旁幸災樂禍地放任德國黑貝將他們撕碎。此種殘暴景象實在觸目驚心，甚至連當時住在南京的納粹黨人都驚駭不已，其中一位曾公開將南京大屠殺稱為“野獸機器”的暴行。

然而，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一直鮮為人知。與日本遭受原子彈襲擊和猶太人在歐洲所遭受的大屠殺不同，亞洲以外的人幾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恐怖。美國出版的大部分歷史文獻都忽略了這一歷史事件。仔細調查美國高中的歷史教科書就會發現，只有寥寥幾本簡略提到了南京大屠殺。面向美國公眾發行的完整版或“權威版”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著作中，幾乎沒有一本書詳細地記述南京大屠殺。例如，《美國傳統圖片史：第二次世界大戰》（The American Heritage Pictur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1966）是美國多年來最暢銷的單卷本“二戰”圖片史圖書，其中不但沒有收錄一張南京大屠殺的圖片，甚至對事件本身隻字未提。無論是丘吉爾長達1065頁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Memoi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59），還是亨利·米歇爾長達947頁的經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Second World War, 1975）中，都找不到任何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隻言片語。在格哈特·温伯格長達1178頁的鴻篇鉅製《戰火中的世界》（A World at Arms, 1994）中，只有兩處蜻蜓點水般地提到了南京大屠殺。我只在羅伯特·萊基長達998頁的《擺脱邪惡：“二戰”傳奇》（Delivered from Evil: The Saga of World War II, 1987）中找到僅有的一段對南京大屠殺的論述：“與松井石根領導下的日本士兵相比，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所做的任何令其勝利蒙羞的醜行都相形見絀。”

第一次聽説南京大屠殺時，我還很小。事件是父母講述的，他們在中國多年的戰亂與革命中倖免於難，後來在美國中西部的大學城擔任教職，得以安身立命。他們在“二戰”時期的中國大陸長大，戰後先是隨家人逃亡到台灣，最後來到美國的哈佛大學求學，以自然科學的學術研究為業。30年來，他們平靜地生活在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從事物理學和微生物學研究。

但他們從未忘卻中日戰爭的恐怖，也希望我不要忘記這一切，他們尤其希望我不要忘記南京大屠殺。我的父母雖然不曾親眼目睹南京大屠殺，但他們從小就聽人講述這一事件，後來又講給我聽。我從他們那裏瞭解到，日軍不僅會將嬰兒劈成兩半，甚至砍成三四段；曾有一段時間，長江都被鮮血染成紅色。他們在講述這些時，聲音因憤怒而顫抖。他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者在這場導致1000多萬中國人喪生的戰爭中所犯下的最殘忍暴虐的罪行。

在我的整個童年，南京大屠殺一直深藏於心，隱喻着一種無法言説的邪惡。但是，我印象中的南京大屠殺缺乏相關的人物細節和對人性層面的分析，而且我也很難分清哪些是傳説、哪些是真實的歷史。我在上小學時就曾遍尋當地的公共圖書館，試圖查找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資料，結果一無所獲。這讓我深感不解，如果南京大屠殺真的如此血腥，如我父母所描述的那樣，是人類歷史上極其野蠻的暴行之一，那麼為什麼沒有人就此寫一本書呢？當時我還小，並沒有想到利用伊利諾伊大學豐富的圖書館資源繼續研究，我對此事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無蹤了。

張純如（左）與母親的合影

時光飛逝，將近20年後，南京大屠殺再度闖入我的生活。此時我已結婚，成為一名專業作家，在加州聖巴巴拉過着平靜的生活。一天，我從事電影製作的朋友説，有幾個東海岸的製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但在該片發行時遇到了資金困難。

這件事再次點燃了我對南京大屠殺的興趣，我很快與這部紀錄片的兩位製片人分別取得了聯繫，並在電話中談論這一話題。其中一位叫邵子平，是一位美籍華裔的積極分子，曾在紐約為聯合國工作，是紀念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協會的前任會長，並曾協助製作了錄像帶《馬吉的證言》（Magee’s Testament）；另一位叫湯美如，是一位獨立製片人，曾經制作並與崔明慧聯合拍攝了紀錄片《以天皇的名義》（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邵子平和湯美如介紹我加入由一羣積極分子組成的社交圈，他們多是第一代美籍或加拿大籍華人，跟我一樣，都認為要在所有幸存的受害者去世之前讓他們為南京大屠殺作證，將他們的證言整理並公之於世，甚至要求日本對南京大屠殺進行賠償。還有人希望將他們對戰爭的記憶傳遞給子孫後代，以免北美文化的同化導致他們遺忘這段重要的歷史。

世界各地的華人之間存在廣闊而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一個促進南京大屠殺真相公之於世的草根運動應運而生。在華人聚集的城市中心區，如舊金山灣區、紐約、洛杉磯、多倫多以及温哥華，許多華人積極分子通過組織各種會議和開展教育活動，宣傳日軍在“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他們在許多博物館和學校播放或展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錄像帶和照片，並在互聯網上傳播相關事實和圖片，甚至在《紐約時報》之類的報紙上刊登整版廣告。有些活動團體熟練運用科技手段，只需輕點鼠標，相關信息在世界範圍內的受眾就會超過25萬人。

1994年12月，我參加了一次紀念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的會議以後，兒時記憶中的南京大屠殺再也不是虛無縹緲的民間傳説，而是真實確鑿的口述歷史。這次會議是由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實維護聯合會亞洲分會贊助的，在加州庫比蒂諾舉行，位於硅谷心臟地帶聖何塞市的郊區。組織者在會議大廳展出了海報大小的南京大屠殺照片，其中許多是我平生所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儘管我從小就聽過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描述，但這些照片依然讓人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圖像令人目不忍睹：遇難者或被斬斷頭顱，或被開膛破肚，赤身裸體的婦女在強暴者逼迫下襬出各種色情姿勢，她們面部扭曲，表情痛苦，羞憤難當之色令人刻骨難忘。

《南京大屠殺》插圖頁

在瞬間的暈眩之後，我突然意識到，不僅生命易逝，人類對待生命的歷史經驗同樣不堪一擊。我們從小就知道什麼是死亡，我們中的任何人隨時都可能被司空見慣的卡車或公交車撞倒，瞬間失去生命。除非懷有某種宗教信仰，我們會認為這種對生命的剝奪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是不公正的。但我們也都知道，應當尊重生命以及大多數人都會經歷的死亡過程。如果你不幸被公交車撞倒在地，或許會有人趁火打劫偷走你的錢包，但一定會有更多的人出手相助，努力挽救你寶貴的生命。有人會替你撥打急救電話，有人會跑去通知轄區內的值班警察，還有人會脱下自己的外套，疊好後墊在你的頭下。這樣，即使這真的是你生命的最後時刻，你將在細微但真切的慰藉中安然離世，因為你知道有人在關心你。然而，掛在庫比蒂諾牆上的圖片卻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成千上萬的生命由於他人一時的惡念閃現而隕落，第二天他們的死亡就變得毫無意義。縱然此類死亡不可避免，這依舊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慘劇。更令人無法容忍的是，這些劊子手還侮辱受害者，強迫他們在死前承受最大限度的痛苦和羞辱。這種對待死亡及其過程的殘忍和蔑視，這種人類社會的巨大倒退，將會被貶抑為沒有價值的歷史插曲，或者電腦程序中無足輕重的小差錯，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再次引起任何問題。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記住這段歷史，否則悲劇隨時可能重演。心念至此，我突然陷入巨大的恐慌。

此次會議期間，我瞭解到已經有兩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小説被列入出版計劃，即《天堂樹》（Tree of Heaven）和《橙霧帳篷》（Tent of Orange Mist），這兩本書已經於1995年出版；同時進行的還有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圖片集，即《南京大屠殺圖片集：一段不容否認的歷史》（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也於1996年出版。但在當時，還沒有人用英文寫過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長篇紀實類專著。深入鑽研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後，我發現寫作此類著作所需的一手資料在美國一直存在，並且可供查閲。美國的傳教士、記者和軍官都曾以日記、電影和照片的形式記錄下他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後世參考。為什麼沒有其他美國作家或學者充分利用這些豐富的一手資料，寫一本專門討論南京大屠殺的紀實類專著或學術論文呢？很快，對於為什麼南京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一直得不到足夠關注這一難以捉摸的謎題，我至少獲得了部分答案。南京大屠殺之所以不像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美國對廣島的原子彈轟炸那樣舉世皆知，是因為受害者自己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每一個答案都隱含着新的問題，我轉而思考為什麼這宗罪行的受害者沒有憤而呼喊以求正義。如果他們確實大聲疾呼過，那為什麼他們所經受的苦難不曾得到承認呢？我很快發現，這一沉默背後是政治的操縱，有關各方的所作所為都導致了世人對南京大屠殺的忽視，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兩岸政府都沒有向日本索取戰爭賠償（如以色列向德國索取賠償一樣）。即使是美國，面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威脅”，也在尋求昔日敵人日本的友誼和忠誠，因而也未曾再提此事。因此，冷戰的緊張態勢使日本得以逃脱許多其戰時盟友在戰後經歷的嚴厲審訊與懲罰。

另外，日本國內的恐怖氣氛壓制了對南京大屠殺進行自由開放的學術討論，進一步阻礙了世人對真相的瞭解。在日本，如果公開表達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將會威脅到自己的職業生涯，甚至有喪命的危險。（1990年，長崎市市長本島等曾因表示日本昭和天皇應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負一定責任而招致槍擊，被一名槍手射中胸部，險些喪命。）日本社會瀰漫的這種危險氣氛使許多嚴肅的學者不敢去日本查閲相關檔案文件，進行這一主題的研究；事實上，我在南京時曾聽説中國出於人身安全方面的考慮，也不鼓勵學者去日本進行相關研究。在此背景下，日本之外的人就很難接觸到日本國內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手檔案資料。除此之外，大部分曾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都不願意就他們的經歷接受採訪，近年來，只有極少數老兵冒着被排斥甚至死亡的威脅，將他們的經歷公之於世。

東京審判現場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讓我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終頑固地拒絕承認這段歷史。與德國相比，日本付出的戰爭賠償還不及德國對戰爭受害者賠償總額的1%。“二戰”之後，大多數納粹分子即使沒有因其罪行被囚禁，至少也被迫退出公眾視野，而許多日本戰犯則繼續在產業和政府領域擔任要職。在德國人不斷向大屠殺遇難者道歉的同時，日本人則將本國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有位太平洋戰爭中的美國受害者認為該行徑的政治含義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在本書漫長而艱難的寫作過程中，日本許多知名政客、學者和工業界領袖在如山鐵證面前，仍然頑固地拒絕承認南京大屠殺這一史實，他們的這種嘴臉一直強烈激勵着我。在德國，如果教師在歷史課程中刪除大屠殺的內容，就屬違法；相比之下，幾十年來，日本則系統性地將涉及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從教科書中刪除得一乾二淨。他們撤走博物館中南京大屠殺的照片，篡改或銷燬南京大屠殺的原始資料，避免在流行文化中提及南京大屠殺之類的字眼。甚至有些在日本深受尊崇的歷史學教授也加入右翼勢力，履行他們心目中的民族責任：拒絕相信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在《以天皇的名義》這部紀錄片中，一位日本歷史學家以這樣的話否認整個南京大屠殺事件：“即使只有二三十人被殺害，日本方面都會極為震驚。那個時代，日本軍隊一直都是模範部隊。”正是某些日本人這種蓄意歪曲歷史的企圖，使我更加確信寫作本書的必要性。

除上述重要因素外，本書還想回應另外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觀點。近年來，真誠地要求日本正視歷史並承擔相應責任的努力往往被貼上“打擊日本”的標籤。有一點很重要，我並不想爭辯説在20世紀前1/3的時間內，日本是世界甚或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勢力。中國自身也曾謀求將影響力擴及鄰國，甚至曾與日本達成協議，劃分雙方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正如19世紀歐洲列強瓜分在中國的商業權益一樣。

更重要的是，如果將對特定時空範圍內日本人行為的批評等同於對全體日本人民的批評，這不僅是對那些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奪去生命的男女老少的侮辱，也是對日本人民的傷害。本書無意評判日本的民族性格，也不想探究什麼樣的基因構造導致他們犯下如此暴行。本書要探討的是文化的力量，這種力量既可以剝去人之為人的社會約束的單薄外衣，使人變成魔鬼，又可以強化社會規範對人的約束。今天的德國之所以比過去發展得更好，是因為猶太人不容許這個國家忘記其在“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美國南方也發展得更好，是因為它認識到奴隸制的罪惡，並承認黑人奴隸解放之後仍然存在了100年的種族歧視和隔離也是一種罪惡。日本不僅要向世界承認，更應該自我坦白，它在“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是多麼惡劣，否則日本文化就不會向前發展。事實上，我驚喜地發現，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海外日本人開始參加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會議。正如其中一人所説：“我們同你們一樣想了解更多真實的歷史。”

本書將描述兩種相互關聯但又彼此獨立的暴行：其一是南京大屠殺本身，即日本以何等殘暴的手段消滅了中國一座城市數十萬無辜平民；其二是對大屠殺的掩飾，即日本如何在其他國家助紂為虐的沉默中企圖抹殺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從而剝奪了受害者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南京大屠殺》目錄

本書第一部分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電影《羅生門》的影響。這是一部著名的電影，改編自日本小説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説《竹林中》，講的是10世紀發生在日本京都的一起強姦謀殺案。表面看來，這個故事很簡單：一歹徒攔路搶劫了一名過路的武士及其妻子；武士的妻子遭到強暴，武士身亡。但是隨着故事中不同角色從各自的視角出發分別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之後，情節變得複雜，歹徒、武士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名目擊者對所發生的事情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描述。這樣，讀者就必須綜合考慮每個人的回憶，辨別每個人敍述的真偽。在此過程中，透過主觀、通常也是自私的描述，對已發生之事做出客觀的判斷。這個故事應該收入所有刑事司法課程的教材，其主旨也正好切中歷史研究的核心。

本書將從三種不同的視角講述南京大屠殺。第一種是日本人的視角。日本對中國是有計劃的入侵：日本軍隊接到何種命令，如何執行命令，以及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第二種是中國人的視角，即受害者的視角。這是當政府再也無力保護其人民免於外敵入侵時，一座城市的命運。這其中還包括個別中國人的故事，即他們在國破家亡時遭受的挫敗、絕望、背叛以及僥倖苟全的故事。第三種是歐美人士的視角。至少在中國歷史的某一時刻，這些外國人曾經是英雄。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現場為數不多的西方人冒着生命危險拯救中國平民，並將在他們眼前發生的種種暴行告知外部世界，發出警示。本書第二部分涉及的是戰後時期，我們將提到歐美各國對其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僑民陳述的暴行是多麼無動於衷。

最後，本書將探討半個多世紀以來，那些企圖將南京大屠殺從公眾意識中抹去的勢力，以及近年來人們為挑戰這種扭曲歷史的行為所做的種種努力。

若想糾正這段被扭曲的歷史，必須首先弄清楚，日本作為一個民族，當面對他們在大屠殺期間的歷史記錄時，如何控制、培養以及維持他們的集體失憶，甚至集體否認。他們對這段歷史的處理並不是因其過於痛苦而在歷史書上留下空白，事實上，日軍在中日戰爭期間最醜陋的行為都被日本的學校教育全部刪除。更有甚者，他們還將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隱藏在精心編造的神話中，即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而非煽動者。美國以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期間，日本人所體會到的恐怖更有助於這一神話取代歷史真相。

直至今天，在世界輿論法庭面前，日本仍然對其戰時行徑執迷不悟、毫無悔意，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儘管法庭判決其某些領導人有罪，日本仍舊處心積慮地逃避文明世界的道德審判；而德國則被迫接受這種審判，為自己在戰爭夢魘中犯下的罪行承擔責任。日本人持續逃避審判，從而成為另一種罪行的元兇。正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數年前警告的那樣：忘記大屠殺就是二次屠殺。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人數正在逐年減少，趁這些歷史見證者尚在人世，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本書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激勵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調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喚醒日本人的良知，承擔他們對南京大屠殺應負的責任。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腦海中一直縈繞着喬治·桑塔亞納的不朽警句：忘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