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毛澤東與斯諾這場對話，為何今天越讀越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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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 王立華】
第一部分：驅動歷史轉變的車輪
二十四、毛主席坐在石龕中回答斯諾的問題
這一節，主要講毛主席在保安回答斯諾問題的情況。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諾衝破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成為第一個到蘇區採訪的西方記者。他受到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領導的熱情接見，專門召開歡迎國際友人大會，軍民傾巢而出歡迎外國客人。
斯諾對毛主席的第一印象很有特點。[1]他説，那是一個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在一剎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的面孔。
斯諾第二次看見毛主席是傍晚的時候，他光着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着話，一邊認真地在做着手勢。雖然南京懸賞25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他哪裏想到，人民領袖在人民羣眾中是最安全的。
斯諾説，他跟毛主席談了許多夜晚，毛主席甚至把幼年青年時代的情形，怎樣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一個領袖，為什麼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紅軍怎樣成長壯大起來等，統統告訴了他。
可見，面對一個陌生的外國記者，那一代共產黨人的自信和開放。希望讓全世界知道黨和紅軍為人民解放事業而戰的思想和歷史，沒有也不需要藏掩，那是真正的普世價值，能得到善良正直人們的理解和擁護。
斯諾的感受是什麼呢？他説：“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斯諾甚至預言：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麼，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應當説，斯諾不只是個大記者，也是一個大預言家。他的感覺十分敏鋭準確，有着透過表象看本質的深刻性。他認定，在那個近乎原始狀態的窯洞裏只有萬餘紅軍的統帥，能夠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1936年，斯諾在陝北採訪途中
那麼，他是如何描述這個偉大人物的呢？
他説，毛澤東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羣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地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鉅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
斯諾這樣描述毛主席生活環境。他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裏，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10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他所佩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
對看慣了軍人軍銜的斯諾來説，兩塊紅布做成的紅領章很新鮮。就是這個連統帥都是兩塊紅布、衣着沒有任何身份標誌的軍隊，不但體現了人民軍隊官兵一致的鮮明特點，也創造了最輝煌的戰爭奇蹟。
斯諾還評價説，毛主席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徵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別人説，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説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和無法招架的。
那一代統帥和將領是帶兵打仗的，生存環境極其嚴酷，不可能什麼時候都和顏悦色、温文爾雅，必須有強大的令行禁止的威嚴和力量。
斯諾發現，毛主席對於當前世界政治驚人地熟悉。他相信羅斯福是個反法西斯主義者，中國可以跟這樣的人合作。他問到許多關於美國新政和羅斯福外交政策的問題。斯諾認為，他所提問題表明，他對於這兩個政策的目標都有很明白地瞭解。
可見，毛主席是一個以世界視野把握中國的領袖。
斯諾與毛澤東
斯諾説，毛主席是一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他讀書的範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還有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他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二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彷彿是鐵打的。
斯諾還看到，毛主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有一二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濕潤的。有一個戰士告訴他，曾經親眼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上衣脱下來，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穿，又説當紅軍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願意穿鞋。
斯諾並不是只觀察領袖的個性特點，而是帶着許多世所關注的重大問題來尋求答案，這是大記者的不同之處。
他探討的第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政策是什麼？[2]
斯諾與毛主席及洛甫（張聞天）等，做了十幾次的談話。就是要從根本上搞清楚共產黨和紅軍存在發展的歷史邏輯和現實遵循，那些春水一般清澈的語言和簡潔的論述，在今天也極富啓發意義。
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1923年與孫中山達成合作協議，那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沒有當權，達成協議很容易。1924年，在俄國顧問幫助下，國民黨按照列寧黨的方式進行改組，同中國共產黨結成聯盟。
這種合作的基礎，是孫中山接受了兩大革命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反帝，用革命行動收復政治上、領土上和經濟上的全部主權；第二個原則是反封建，對地主和軍閥實現民主革命。
共產黨的理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實現，是將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所以支持民族獨立和解放是合乎邏輯的。不幸的是，革命還沒有完成孫中山就去世了，1927年國共兩黨的合作宣告結束。
在某些外國、通商口岸銀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南京政權，共產主義成了殺頭的罪名。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和農會、工人領袖遭到了殺戮，對各種形式的反對力量都進行了鎮壓。但整個大恐怖時期，共產黨沒有被打垮。
由於沒有進行土地革命，在全國許多地方的農村人口中，引起了廣大的不滿和公開造反，農村普遍存在的貧窮和困苦日益惡化。每天有天災人禍的消息傳來，在大多數國家就會被認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國已多少成了司空見慣的常事。
斯諾引用當時報上的消息説：豫、皖、陝、甘、川、黔各省災情，續有所聞。全國顯然已遭多年來最嚴重的災饉，已有千萬人死亡。據川災救濟委員會調查，該省災區人口3000萬人，已有好幾萬人食樹皮和觀音土充飢。據傳陝西現有災民40餘萬人，甘肅100餘萬人，河南約700萬人，貴州約300萬人，貴州災區遍及60縣。
他幾年前曾與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人一起，到過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對西北大災荒有直接的瞭解。[3]他説，我走過許多死亡的城市，所到之處無不感到怵目驚心，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眼前活活餓死，萬人冢裏一層層埋着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陝西一個縣死的就有62%，另一個縣死的有75%。據官方統計，單在甘肅一省就餓死200萬人，約佔人口總數的20%。
他認為，最叫人吃驚的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裏，仍有許多囤積大麥小米的商人和地主老財，有武裝警衞保護着他們大發其財。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修一條大渠灌溉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即開始以欠租或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飢餓農民手中的所有土地。在陝西，不付土地税被認為是件體面的事，有錢的地主一般都免税，而外出逃荒的農民則要徵收在此期間積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們被剝奪土地所有權。
毛澤東擔任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時，曾經負責蒐集21省土地統計。調查説明，佔全部農村人口10%的在鄉地主、富農、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貸者，總共佔有中國所有可耕地的70%。中農佔有15%。佔農村人口65%以上的貧農、佃農和僱農，卻只佔全部耕地的10%～15%。但自從蔣介石反革命政變以後，這些數字就被禁止發表了。
在許多省份中，賦税往往已預徵到60年或60年以上，農民因無力繳付地租和高利貸利息，好幾千英畝的土地都任其荒蕪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有的材料説明許多別的省份也有同樣的情形。陝西農民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達收入45%左右，其他捐税又佔20%。一頭豬從養豬人到消費者那裏，要徵6種不同的税。甚至有些富農，在紅軍到達之初態度並不友好，但也是無所謂的，因為隨便什麼政府，都不會比原來那個更壞。
這些真實情形已經過去很長時間了，現在又有股力量把那時的舊中國説成世外桃源一樣的理想國，真的極其虛假，極不靠譜。
斯諾曾問自己，他們為什麼不造反？有一段時間甚至認為：沒有什麼事情會使一箇中國人起來鬥爭。
但到西北蘇區後，看到共產黨人特別受人民歡迎，他感到自己錯了，説明只要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靠的綱領、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中國農民不是膽小鬼，是會鬥爭的。共產黨能夠在西北迅速發展起來，是因為這裏存在着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當紅星出現在西北時，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徵。
斯諾還着重瞭解，共產黨為什麼是堅定抗戰派，為什麼一定要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共產黨認為，農村的破產是由於放棄反帝鬥爭。南京對日本採取“不抵抗政策”的結果，就是中國把1/5的領土，40%以上的鐵路線，85%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80%的鐵礦，37%的最佳森林地帶以及40%左右的全國出口貿易丟給了日本侵略者。中國剩下來的地方，日本控制了75%以上的全部鋼鐵和鐵礦企業，還有中國一半以上的紡織業。日本對滿洲的征服，不僅從中國奪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來源，而且也奪去了最好的市場。
南京9年反共戰爭的結果是什麼呢？第一次“圍剿”，滿洲落入日本的手裏；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棄了熱河；第四次，失去了冀東；第五次，冀察主權受了很大損害；此時，西北蘇區正面臨着蔣介石第六次“圍剿”，這與日本侵略綏遠發生在同一個時候，綏遠就要丟失。
早在1932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還在瑞金），紅軍就提出在抗日的共同綱領上與南京聯合，但被拒絕了。現在又重申願意合作，準備同國民黨“重婚”。在共產黨看來，在反帝反封建兩個基本目標中，當前爭取民族生存的鬥爭是最最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棄土地問題的國內鬥爭。
毛主席與斯諾講這些時，西安事變還沒有爆發，但中國共產黨通過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來抵抗日本侵略，理論邏輯非常清楚。因為這是爭取民族獨立的民主革命目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一個連民族獨立都沒有完成的殖民地國家，哪裏談得上資本主義發展？
斯諾問：中國是否可能與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結成反帝的聯盟呢？
毛主席回答説：中國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締結反法西斯條約，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這種國家為了自衞加入反法西斯陣線，是對它們自己有利的。要抗日成功，中國也必須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國家加入我們，我們也決心要單獨進行下去！
聽到這話，斯諾認為非常荒謬可笑！共產黨真的認為中國可以打敗日本這樣強大的戰爭機器嗎？
但共產黨為什麼會這樣想呢？獲得勝利的根據和邏輯是什麼呢？這就成為斯諾向毛主席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在聽了回答後，他認為是有啓發性、有預見性的。
他詳細描述了對話的場景：[4]1936年7月16日，時間已過晚上9點，熄燈號已經吹過，幾乎所有的燈光已經熄滅。斯諾坐在毛主席住處裏面一個沒有靠背的方凳上，前面是一張沒有上油漆的方桌，鋪了一塊清潔的紅氈，蠟燭在上面畢剝着火花。毛主席家裏的天花板和牆壁，都是從岩石裏鑿出來的，下面則是磚塊地，窗户也是從岩石中鑿出的，半窗裏掛着一幅布窗簾。賀子珍在隔壁房間裏，把從水果販子那裏買來的野桃子製成蜜餞。毛主席交叉着腿，坐在岩石中鑿成的一個很深的壁龕裏，吸着一支前門牌香煙。坐在他旁邊的擔任譯員的一個年輕的蘇維埃幹部吳亮平。
在燭光下，偉人坐在或許是供奉神靈佛祖的石龕裏，對斯諾講述着對抗日戰爭的深邃思考，竟然是那樣無與倫比的遠見卓識、清晰準確、照見未來。讓人不由得想起：“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斯諾問：你認為在什麼條件下，中國人民才能消耗和打敗日本的軍隊？
毛主席回答説：三個條件可以保證我們的成功：第一，中國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全世界結成反日統一戰線；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下受苦的被壓迫各國人民採取革命行動。在這三個條件中，主要條件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團結。
毛主席強調的是內因，關鍵是內部團結統一，寄希望於人民。
斯諾問：你認為這樣的戰爭要打多久？
毛主席回答：如果中國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是極其一致的，如果上下左右都是有效地組織起來的，如果那些認識到帝國主義對自身利益威脅的各國政府給予中國的國際援助是大量的，如果日本國內很快發生革命，那麼這次戰爭就會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勝利。但是，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實現，那末戰爭會是很長久的，但到最後，日本還是要被打敗，只不過犧牲重大，全世界都要經過一個痛苦的時期。
毛主席所説的“如果”是充分條件，充分條件很難具備，那就只能堅持打持久戰了，但一定會勝利的。
斯諾問：你對這樣一場戰爭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可能發展趨勢有怎麼樣的看法？
毛主席回答：日本的大陸政策，誰都知道是已經確定了的。那些以為再犧牲一些中國主權，再做一些經濟上、政治上或領土上的妥協讓步，就可以阻止日本前進的人們，只不過是沉溺在烏托邦的幻想中。南京政府根據這種戰略採取不抵抗政策，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看看東亞地圖就知道結果，日本人不可能因為你讓步就適可而止，他們的侵略一定要繼續下去。不僅是華北，連長江上下游和我們的南部海港，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陸計劃裏面。
在這裏，毛主席預測了日軍後來的重大戰略動向，甚至包括世界戰略。
他説：也同樣很清楚，日本海軍還想封鎖中國海，奪取菲律賓、暹羅（泰國）、印度支那（法屬殖民地，大致是越南、老撾、柬埔寨加中國的廣州灣）、馬來亞（馬來西亞部分）和荷屬東印度（現印度尼西亞）。日本必將把這些地方作為它的戰略基地，割斷英法美與中國的聯繫，獨佔南太平洋各個海面。這種海上戰略，是與日本陸上戰略相配合的。
這是毛主席1936年7月的預言。距離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還有一年，距離1941年7月日本御前會議否定日軍北上與蘇聯開戰、確定南進東南亞與英美作戰還有整整5年。這判斷就像穿越了歷史一樣，真是讓人歎為觀止。
斯諾問：在這次“解放戰爭”中，你看應當採取怎樣的戰略和戰術？
毛主席非常明確地對他説：戰略應當是一種在一條很長的、流動的、不定的戰線上進行運動戰，其特點是進攻和退卻都要迅速。中心戰略必須是運動戰，着重依靠游擊隊戰術。如果在一條狹隘的戰線上集中重兵竭力防禦一二處要鎮，那就完全丟掉了我們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應當注意避免在戰爭初期階段進行大決戰，而應當逐步打擊敵軍有生力量的士氣、鬥志和軍事效率。
毛主席還説：必須記住，這次戰爭是在中國境內打的。這就是説日本人受到敵視他們的中國人民的完全包圍。……這一切及其他因素，是決定戰爭的條件，使我們可以將日本佔領軍趕出中國。
斯諾説，那天晚上一直談到凌晨兩點之後。他已經精疲力盡，但在毛主席臉上找不出一些疲倦，看到他一忽兒在兩個小房間之間來回踱步，一忽兒坐下來，一忽兒躺下來，一忽兒倚着桌子讀一疊報告，後來還把一隻在蠟燭旁邊死去的飛蛾的漂亮翅膀，小心翼翼地夾進一本打開的書中。
斯諾看到這些時甚至認為，這樣的人會真的認真地考慮戰爭嗎？
他當時肯定不知道，在這裏，毛主席已經粗略地勾勒出中國抗戰開始後的進程，已經提出抗日戰爭的基本戰略戰術，成為後來洛川會議和全民族抗戰開始後的《論持久戰》著作的原始框架。隨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就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對日作戰的，基本是游擊戰而又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取得了輝煌戰果。而國民黨軍隊從一開始就是陣地戰、會戰決戰，結果是一敗再敗、丟土失地。
1970年國慶節，斯諾與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
斯諾離開保安，到正在西征的紅軍西方野戰軍，向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討教紅軍的軍事指導原則、紅色游擊戰術的原則等。他知道，這使紅軍成為裝備強大好幾倍的南京軍隊的勁敵，也使張學良相信這可以用來打日本，並把紅軍請到他的軍官訓練班講課。
彭德懷很認真，專門寫了一些筆記念給斯諾聽。還告訴他，詳盡論述去看毛主席寫的一本小冊子。彭德懷歸納了10點，很精練，也很經典，這裏簡要介紹一下：
第一，游擊隊不能打打不贏的仗。除非有很大的勝利把握，否則不同敵人交戰。
第二，游擊隊所採取的主要進攻戰術就是奇襲。必須避免打陣地戰。
第三，在交戰之前，不論主動或是被動，必須制定出縝密詳細的進攻計劃，特別是撤退計劃。
第四，在發展游擊戰爭中必須注意民團，一鄉的民團不解除武裝，羣眾是發動不起來的。
第五，在與敵人正常交戰時，游擊隊的人數必須超過敵人。
第六，在實際戰鬥中，游擊戰線必須具有最大的彈性。一旦發現估計有錯誤，要迅速脱離接觸後撤。
第七，必須掌握牽制佯攻、騷擾伏擊等分散注意的戰術，聲東擊西。
第八，游擊隊要避免同敵軍主力交戰，要集中在最薄弱或最致命的環節。
第九，必須提防敵人找到游擊隊主力，應當在進攻之前經常變換位置，一天或一晚上兩三次。
第十，游擊隊同地方羣眾不可分離，每個農民都是游擊隊的情報員，這樣敵人每走一步，游擊隊就無不事先知道。
最後彭德懷特別強調，絕對沒有任何東西比這一點更重要：那就是紅軍是人民的軍隊，它所以壯大是因為人民幫助我們！
從這10條可以看出，彭德懷講的軍事指導原則與毛主席多麼一致，這種高度一致是凝聚共識、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前提。
1936年10月12日，斯諾懷着依依惜別的心情離開保安縣。他説：我最後一次走過保安縣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門，越是感到戀戀不捨。我心裏感到很難過。我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
他還説：“我和紅軍相處的4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歷。我在那裏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如此強烈的感受。”
後來毛主席評價斯諾：“當我們被整個世界遺忘的時候，只有斯諾來到這裏來認識我們，並把這兒的事情告訴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們將永遠記住斯諾對中國的巨大幫助。”
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一切疑似與共產黨有所關聯和同情共產黨人的人士都受到監視和迫害，斯諾從美國移居瑞士。
新中國成立後，他三次應邀來華與毛主席見面。1971年被查出患有癌症，毛主席指示派醫療小組到其家中幫助治療。1972年斯諾逝世，彌留之際，他用生命的最後力量説出一句話：“我熱愛中國！”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諾墓
遵照斯諾的遺願，他的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去陝北前他曾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周總理親自參加了骨灰安放儀式。
2009年慶祝新中國成立60週年時，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之一。
[1]【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1-70頁。
[2]【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70-78頁。
[3]【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7-193頁。
[4]【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79-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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