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朔風:讓一位好醫生“求助無果、以死明志”,誰之錯?
guancha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北方朔風】
近日,周口市第六人民醫院婦產科的邵醫生自殺身故。
隨着這起悲劇的發生,事情背後的情況被公之於眾:邵醫生是資深婦產科醫生,她自殺主要因遭受三個患者家屬的網絡暴力。一時間輿論譁然。
醫患矛盾為何發展到如此地步?

周口市衞生健康委員會情況通報
三起糾紛醫療分析
從已知情況看,在這三起醫患糾紛中,邵醫生及其團隊處理並無問題,而三個患者家庭的訴求明顯不合理,超出應有的維權範疇。
先看第一例,羊水栓塞患者。
臨牀上,各種栓塞都難處理,羊水栓塞尤為麻煩。它並非堵死關鍵血管,而是羊水物質進入血液循環引發複雜系統性反應,與過敏有關但又不完全是,症狀包括難以控制的出血和心跳呼吸停止,發病迅速,是產科最嚴重急症之一,在發達國家也是產婦主要死亡因素。
這一急症預防困難,雖然已知不少高危因素,但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比如並非所有人羊水進入血液循環都會引發嚴重後果,研究人員尚未發現這現象背後的決定性因素。
此外,其死亡率根據統計口徑不同,從30%到逾80%不等,保證產婦與嬰兒安全絕非易事。搶救這種高死亡率疾病,除需醫生盡心盡力之外,還看運氣,切除子宮是搶救措施之一。邵醫生成功搶救患者,無疑是十分盡責的,而家屬卻因子宮未保住而指責醫生,實則對醫學缺乏基本瞭解,而且搶救中他們也都同意了切除子宮方案,事後反悔,極為無賴。
再看第二例,三胎且胎兒較大患者。
患者三胎且胎兒較大,醫生建議剖腹產,患者與家屬拒絕並籤知情同意書,最終子宮破裂,胎兒窒息死亡,產婦經搶救保住生命。
多胎產婦面對巨大兒有很多額外風險,這是婦產科基本知識。事發前醫院已告知相關風險,但是患者及其家屬仍選擇了冒險,那麼邵醫生和團隊就無責任,畢竟這是患者一家的選擇。
再看最後一例,嬰兒突發疾病。
當時產婦生產一切順利,但孩子出生兩天後,突然因缺氧導致皮膚青紫,醫院發現後及時搶救,最終治癒出院。兩年後,孩子被確診為腦癱。家屬未做任何醫療鑑定,就認定是醫生失誤。
客觀來看,缺氧並非導致腦癱的唯一因素,可能是某些先天性因素導致嬰兒早期窒息症狀。這可在醫學上討論,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對醫院進行攻擊,顯然是缺乏道理的。

其中一名患者的抖音賬號
患者家屬不合理訴求背後的動機
可能因為我國產婦死亡率低,以至於有部分人形成了一種脱離現實的認知,認為當下生孩子安全性近乎百分之百——這是錯誤的!
雖然現在產科技術進步,產婦死亡率極低,但羊水栓塞等產科急症仍會發生,且因高齡產婦、多胎產婦增多,某些產科併發症概率並不低。
錯誤的認知導致產科成為醫患矛盾高發科室,不得不説是一種悲哀;而對醫學能力缺乏正確認識易陷入“醫學無所不能,出了問題都是醫生的責任”“醫學沒什麼用,還不如不去醫院”這類極端觀念,指望每個人都能超越這種二極管思維顯然又不現實。
而這三起醫患矛盾中,患者家屬要求如此不合理,筆者猜測,患者與家屬並非不知,只是希望通過輿論壓力獲得大額賠償。
在不少醫療事故鑑定中,有時醫院無明顯責任,但司法機構仍會判定醫院少量賠償,本意出於人道主義,但在當下環境,這種舉措是否利於緩和醫患矛盾值得思考。最起碼在這些事件中,家屬們試圖利用網絡暴力獲取不當賠償,這肯定不是醫患矛盾應有的解決方案。
網絡暴力處置困境
網絡暴力致人死亡,確實是巨大的悲劇,很多批評指向當地公安機關:邵醫生和家人事發前已報警,為何沒有妥善處置?

媒體報道截圖
處理網絡暴力確實不是容易的事,很多時候連施暴者的身份都難以找到。但此次與邵醫生有矛盾的患者家庭明確,且暴力行為不限於網上,還有線下行為,處理難度降低。不過,若在悲劇釀成前處理,輿論可能就與現在截然不同了,説不定會指責醫生、醫院以權勢壓人。畢竟當下輿論場上關於醫患矛盾的討論易滑向極端,很多評論輕視科普,易受情緒驅動,與事實無關;也有眾多“1450”之流暗中攪混水,藉由謠言等將矛頭導向醫院乃至執法者。
然而,事情難做,不代表可以因此無所作為。
不能指望輿論完全理智、清朗,但至少也要保護好被輿論中傷的無辜之人。在此番事件和類似事件中,醫院作為管理方,毫無疑問有很多改進空間。
比如,應關注當事醫生的心理健康問題。
醫生行業壓力高,即使無醫患矛盾,醫護人員工作強度也易導致精神健康問題。近年來醫務人員自殺原因多樣,並非只有醫患矛盾。醫院應建設心理健康團隊保護醫務人員,若此前給予邵醫生及時的心理輔導幫助,悲劇或許就不會發生。
當然,落實有難度。我國大量大醫院沒有專門的心理諮詢與精神健康科室;很多醫務工作者也排斥接受精神心理健康諮詢,對於這點,據筆者觀察,老一輩醫生依從性差,年輕一輩情況稍好;很多大公司設立了心理諮詢部門,但員工反饋並不好,因為諮詢結果可能成為考評績效依據或人事鬥爭工具,醫生情況類似。因此,設立維護醫護人員心理健康的機構,恐怕需要一定的行政強制力。

邵醫生(右一)與同事抱着龍鳳胎新生兒。
再就是法律與安保問題。
在這方面,我國大部分醫院做的着實差點意思。美國大型醫療集團有龐大的法律部門應對各種情況,我國醫院雖基本也都有法律顧問,但難以和美國媲美。
當然,這不是鼓勵完全學習美國,只是至少在這類網絡暴力事件中,當事實已如此明確、患者家庭的行為已明顯逾越法律的邊界,法律團隊此時就不宜再默不作聲。現實來看,法律的沉默只會“慫恿”更多人進行醫鬧——鬧成了有錢,失敗了沒事,這不是在變相鼓勵?
我國醫院的法律與安保不足的問題,資金和意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取決於醫院是否把醫生當自己人。面對一時難以解決的醫患矛盾,部分醫院會選擇切割策略,不保護當事醫護人員。這種利己選擇,顯然對醫護人員不公平。
此外還有公關問題。
平心而論,當下社會輿論環境複雜,各行業公關都不好搞。某些醫院宣傳水平不錯,舌燦蓮花;但面對公關危機時,往往手足無措。面對網絡暴力,尤其是當下存在網絡暴力團隊專業化、明碼標價的情況,如果醫院沒有相應的團隊去“接招拆招”,個人能力有限且脆弱,而且,善良認真的人更易被輿論傷害。
醫院需適應時代變化,保護醫院的核心資產——醫護人員,比起精通“捂蓋子”模式,更應成為醫護人員的“盾”與“矛”。
每次談網絡暴力問題,都離不開平台。此類問題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發生。互聯網自由不應是全由自己情緒、肆意傷害他人的自由,網絡不應成為法外之地。幾條整改意見無法改變困境,這方面或許需要系統性的強制規定。
結語
醫患關係複雜,不應幻想只要怎樣就能萬事大吉,但也不應放縱暴力傷害無辜之人。如今悲劇已經發生,但仍有眾多網友關注後續發展。
若違法亂紀者沒有獲得應有的法律懲處,恐怕只會讓更多醫護人員陷於險境;若實施網絡暴力者無需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最終所有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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