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羅亞| 只有“拜占庭美國”才能擊敗中國？

編者按：據美國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5月，美國商品與服務貿易逆差合計為715億美元，較4月份的603億美元大幅擴大，增長約18.7%，2025年1–5月對外貿易逆差接近6474億美元。分析人士認為，貿易逆差衍生出來的系列經濟問題，不僅會影響特朗普的選民支持率，也會對其2026年中期選舉帶來負面影響。

但北美和平與外交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研究員卡洛斯·羅亞（Carlos Roa）有不同意見。他認為，美國當前所面臨的經濟陣痛是帝國轉型期的必然現象。建立在“新自由主義”基礎之上的新羅馬式的帝國已經崩潰，美國需要以“區域勢力範圍”打造拜占庭式的新帝國，特朗普是這一使命的締造者，但不是完成者。

“拜占庭式”地緣經濟戰略是一種區域化、注重韌性和戰略收縮的經濟戰略，意味着經濟民族主義的迴歸。它包含以下三個維度：一是通過運用關税、反壟斷、國家資本與產業政策，構築新的地緣經濟防線。二是構建“防禦性經濟”盟友圈，僅在盟友圈內部實行“美國優先”的自由貿易，孤立競爭對手。三是放棄“全球控制”，爭奪“戰略走廊”，並選擇性介入新興市場。

作者認為這一模式的轉型必會引發國內既得利益羣體的牴觸（如跨國企業），同時對依賴美國市場或美元融資的國家構成衝擊（如歐盟），這些阻礙會影響政策執行的力度，但不會影響前進的方向，“拜占庭式的美國”將經數位總統之手緩慢形塑。本文作者被認為是一位具有顯著影響力的地緣政治青年戰略家，他的一些觀點正日益被決策層與智識界關注。本文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翻譯，觀察者網轉載此文，僅供讀者批判性閲讀，不代表本網站觀點。

【文/卡洛斯·羅亞，翻譯/肖思航】

1.“羅馬”的衰落與重新崛起

隨着舊秩序的崩潰，美利堅帝國正在轉型——在國內重建，在國外收縮，同時鍛造更堅實且持久的經濟圈。

“為時已晚：變革正在來臨。”億萬富豪投資人雷·達里奧在社交媒體X（原推特）上發表文章時這樣寫道。不過他並非危言聳聽——數十年來累積的貿易逆差與資本失衡已難以為繼，全球秩序的重大變革勢在必行。冷戰後關於美國經濟霸主地位的安逸假設正在逐步瓦解，重大變革不再是遙遠的威脅。

美國已經拋棄自由國際主義，露出其帝國角色的本質。那些披着“傳播民主”和“基於規則的秩序”外衣的理想，已被粗鄙的現實政治所取代；美國正在鞏固其勢力範圍，並在大國競爭的新時代毫不掩飾地約束盟友。我將其稱為“美國勢力範圍學説”（American Sphere Doctrine）——一種更具區域針對性、以安全為先的大戰略。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聚焦討論了“美國勢力範圍學説”，以地緣政治為視角，分析了美帝國的軍事、外交和戰略舉措，這篇續作則轉向地緣經濟戰線。如果説舊美國霸權是由美元的全球角色所支撐，那麼新霸權將由其衰落所塑造。這種轉變不會是優雅、温和或和平的，但它正在發生。

支撐美國帝權（American imperium）的美元體系正在分崩離析——這個體系曾讓美國得以在全球轉移通脹、輸入商品，並通過債務榨取他國“貢賦”。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具爭議性的新秩序：關税壁壘重啓、反壟斷收緊、國家主導資本和產業政策迴歸。全球化時代即將終結，隨之而來的是碎片化重組，以及對贏家與輸家的殘酷篩選。

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帝權的崩潰，而是一種新的整合：私人資金將從屬於國家優先事項，全球貿易將沿着戰略走廊重組。美國將建立防禦性經濟集團，以投資為名向盟友索取新的“貢賦”，並在未來百年的大型基建通道爭奪中佔據主動。帝國並未消失，只是改變了形態。取而代之的，不再是自由主義霸權，而是一個防禦強化、區域根基穩固的大國——可稱之為“拜占庭式美國”。它少了幾分傳教士般的狂熱，多了幾分戰略算計；不再像是羅馬，更像是君士坦丁堡。

圖自：白宮

2.美元帝國的機制

自1945年以來，美國的實力不僅源於其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更源自其獨特的金融優勢。二戰結束後，美國以無可匹敵的經濟霸主身份睥睨世界。它擁有佔據全球一半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絕大多數的國際黃金儲備。憑藉這種影響力，美國在建立了號稱旨在促進全球穩定與繁榮的新國際貨幣體系——佈雷頓森林體系。但實際上，設計者們確保該體系明顯偏向美國。美元被確立為事實上的世界儲備貨幣，以每盎司35美元的價格與黃金掛鈎，而其他貨幣則與美元掛鈎。

這意味着，只要美國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兑換性，美元就能在全球範圍內與黃金一樣可靠。美國可以藉此輕鬆制定諸多規則。正如邁克爾·哈德森所言，佈雷頓森林會議上的美國談判代表暗中確保新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相關機構將“優先促進美國出口”，即便犧牲盟友利益也在所不惜。例如英國就不得不接受削弱英鎊和本國工業的政策。這正是戰後秩序下獲得美國金融支持的代價。因此，儘管當時充斥着自由市場與合作的崇高口號，但現實卻異常殘酷：美元將佔據絕對主導地位，任何潛在挑戰者都將被收編或限制。

戰後初期，這種體系表現為“美元荒”現象。飽受戰爭摧殘的國家爭相尋求美元及美國貸款用於重建和購買美國商品。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等項目予以響應，鞏固了美元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着西歐和日本經濟復甦，局勢開始轉變。原本作為全球最大債權國的美國開始出現貿易逆差（進口量超過出口量），並斥巨資在海外維持冷戰時期的盟友網絡與軍事部署。

這正是美利堅帝國地緣經濟戰略的真正體現：它非但不迴避逆差，反而主動利用逆差。美國的決策者們發現，印製全球儲備貨幣具有神奇魔力——外國不得不接受並持有不斷膨脹的美元儲備。由此形成的全球“美元標準”實質上是美國的免費午餐。政策制定者意識到，其他國家通過將美元收益循環回美國資產，實際上是在為美國霸權提供資金支持。美元因進口商品、海外駐軍和對外援助流出美國，又因外國央行購買美債和儲備迴流。其他國家的貨幣資產成為美國債務，而這些債務又反過來成為其他地區的負擔。正如1971年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所言：“貨幣是我們的，麻煩卻是你們的。”

換句話説，美國不僅掌握瞭如何用信用卡式借貸維持帝國運轉的訣竅，更懂得鑽制度空子讓信貸額度無限期延長。其他國家將美國的欠條（國債、美元儲備）作為外匯儲備積累，這些資金反過來又為美國的預算赤字和貿易逆差提供融資。美國得以超支消費，而其貿易伙伴卻要費盡心思賺取支撐這種揮霍的美元。這讓美國得以在發動昂貴戰爭（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推行社會福利的同時避免財政崩潰——這是歷史上其他帝國難以想象的。

然而，這種光景在20世紀60年代末就難以持續。美國在軍費和民生領域的雙重開支侵蝕美元兑換黃金的能力，面臨持懷疑態度的盟友（尤其是戴高樂時期的法國）的兑換需求，美國的黃金儲備快速縮水，到1971年已難以支撐海外美元兑換的大量需求。若是一個傳統大國面臨這樣的局面，可能只能被迫實施財政緊縮——即在支付債務與貨幣崩盤之間做出艱難抉擇。

然而，美國直接瞄準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命脈。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單方面關閉黃金兑換窗口，突然終止了美元與黃金的可兑換性，徹底顛覆了戰後貨幣秩序。舊規則被徹底拋棄。那些曾被承諾可以用美元兑換黃金的外國政府，如今卻被要求轉而持有美國國債。

由此引發的“尼克松衝擊”堪稱一場明目張膽的障眼法。這或許是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金融操作。通過廢除黃金擔保，美國實際上是在背棄對外國債權人的承諾。但通過立即提供美國國債作為替代方案，此舉也誘使（或者説迫使）各國央行繼續為美國提供資金支持。當時一位英國官員預見到這一動向，將新體系形容為“權宜之計”。實質上，全球不得不僅憑信任接受美元。

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關閉“黃金窗口”，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兑換

關起門來，美國戰略家們心知肚明：若美元成為唯一的儲備資產，美國就能肆意印鈔，永遠不必真正償還債務。正如一位當代分析師所言，尼克松政府正在玩弄“人類經濟史上最具野心的把戲之一”，這個大膽的賭注讓國會和學術界鮮有人能理解，實際上只要拒絕將美元兑換黃金（從而不限制美元外流），這些美元就會在外國央行堆積如山，看似增加卻消解了美國的外債。此舉堪稱“貨幣鍊金術”：美國現在可以用本幣進行海外借貸，用欠條支付賬單，還堅稱這些借據永遠不會真正到期。

這個計劃的精妙之處不僅在於它讓美國得以無限期借貸，更在於它確保了其他國家不得不持續放貸。而這一切都在“自由市場”、“發展”等新古典增長模型術語的旗幟下被巧妙地推行開來。華爾街、美國政府以及國際機構共同宣揚基於規則的良性秩序，稱自由貿易和資本流動將推動全球經濟（乃至政治）趨同，許多人至今都對此深信不疑。

實際上，這是一種事實性的“帝國貢賦體系”：石油出口國以美元形式囤積利潤，亞洲出口國通過購買美債來消化貿易順差，德國、日本等工業強國不得不購買美國債務，無法利用出口收益構建戰略自主權。全球南方國家則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援”計劃緊緊束縛——這些計劃強制推行緊縮政策並要求債務償還，且往往由西方銀行操盤，欠發達狀態並非由於武力征服形成，而是通過此類附加條件被制度化。號稱中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實際上成了體系的執行工具，它們對債務國實施約束、警告資本管制風險，並暗中阻撓建立替代儲備體系的任何嘗試。

美國政策制定者們逐漸明白，他們可以在國內維持預算赤字、在海外保持貿易逆差，而無需擔心有被清算的那一天。若美國需要更多資金，美聯儲只需印鈔即可；如果美國消費者大量購買進口商品，貿易伙伴們會接受美元作為支付手段，並且往往會用這些美元來購買美國的債券、股票、房地產或武器。

戰後秩序的終極結果，是造就了一個隱形的、穩固的金融貢賦體系。美國沒有耗盡自身資源，反而虹吸其他國家的盈餘來填補自身缺口，這是任何帝國都未曾實現過的成就。美國沒有像羅馬或英國那樣逐漸消耗自身實力，而是通過其國債市場將“貢賦”外包了出去，建立了一個不依賴軍團、而以債務為根基的帝國，其存續只需三個條件：全球資本自由流動、國內的信任基礎，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偶爾的干預。

3.美元帝國體系的崩潰

1971年後的體系從來就不是為持久而建，它存在的本質就是榨取資源，而這種榨取終將觸及極限。這個以美元為基礎的體系曾讓美國得以轉嫁赤字、汲取全球資源（包括資本、廉價勞動力等），如今正面臨雙重危機：國際社會對美國的資助意願日漸式微，而美國將借貸資金轉化為生產力的內部能力也近乎崩潰。

簡而言之，全球秩序已進入轉折點，唯有通過國家和國際層面的金融財政重組，才能避免更嚴重的瓦解。各國政府正逐步建立替代性的貨幣聯盟與支付體系，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這種轉變並非出於意識形態考量，而是結構性變革。美國的金融主導地位，曾被視為維繫全球穩定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為人容忍，如今卻被視作一種脅迫手段：制裁、切斷SWIFT系統、凍結外匯儲備、武器化貿易政策等。曾經被標榜為仁慈霸權的金融體系，如今更多時候被視為剝削性的帝國主義行徑。

最引人注目的案例當屬俄羅斯。在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後，美國及其盟友以全面金融制裁作為回應：切斷俄羅斯的銀行與SWIFT系統的連接、凍結其央行資產、暫停技術出口，它們認為這會形成決定性的施壓。然而，結果卻恰恰相反：俄羅斯迅速調整策略。它將能源銷往中國和印度，轉向以人民幣和盧比結算的貿易，並擴大國內農業和軍工產能。盧布匯率一度下跌後回升，通脹飆升後又趨於穩定。西方以外的國家領導人也注意到：如果俄羅斯能挺過西方全方位的金融攻勢，其他國家或許能如法炮製。

這是一個轉折點。數十年來，全球經濟核心存在着隱性默契：美國可憑藉其貨幣施加影響力，這源於其他國家對該貨幣的普遍依賴。然而，這一平衡正發生改變。中國本就對美元敞口保持警惕，如今正加速推動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和跨境支付替代方案；金磚國家這個曾經的口頭合作組織，如今正積極構建新的金融基礎設施；各國央行正不動聲色地增持黃金，減持美債，以實現投資多元化。

作為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堅定擁護者，高盛集團的最新動向最能説明問題。其已發出更為謹慎的信號。在近期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分析師指出：“近期美國債券未能對沖股票下跌風險，且美國借貸成本急劇上升，在此背景下，投資者開始為股票與債券組合尋求保護措施。在任何12個月週期內，只要股票和債券的實際回報率均為負值，那麼石油或黃金中總有一個能帶來正回報。”簡而言之，美元和國債的傳統避險吸引力正在減弱。

面對持續的通脹壓力和高昂的借貸成本，投資者重新發現了實物資產的價值。次日，高盛總裁約翰·沃爾德倫在接受《政客》雜誌（Politico）採訪時直言：“儘管此前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關税問題上，但我認為，關注點正理所當然地發生轉移——尤其是在債券市場，轉向了美國的預算辯論和財政狀況，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令人擔憂。當前宏觀層面的重大風險，實際上並非主要來自關税。”這番話委婉地表明，本應被視為最安全資產的美國國債，如今已不再如此。

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今年4月警告，如特朗普政府對關税問題處理不當，美國經濟恐陷入比衰退更糟糕的境地 圖自：美媒

這意味着去美元化已不再是邊緣概念，而是現實。美國財政部長們都承認這一趨勢正在發生，歐洲央行行長也明確表示“美元的主導地位”已“不再確定”。

與此同時，美國一些最親密的盟友意識到與美國合作意味着“俯首帖耳”。以歐洲為例，2022年後，美國施壓歐洲各國放棄對俄能源進口，理由是維護戰略團結。畢竟，持續依賴俄羅斯能源被認為會帶來嚴重風險，包括地緣政治動盪、價格操縱以及為俄羅斯戰爭提供資金支持。正如一位記者所言：“歐盟已將俄羅斯天然氣進口占比從2021年的45%削減至2024年的19%，預計到2025年將進一步降至13%。為填補缺口，歐洲轉向液化天然氣（LNG），其在總進口中的佔比已從20%攀升至50%。其中近半數來自美國。”

然而，這種轉向帶來的後果已使歐洲工業陷入危機。由於缺乏長期合同保障，液化天然氣（LNG）的價格遠高於管道天然氣且穩定性更差。液化天然氣的價格與全球現貨市場掛鈎，因此容易受到金融投機活動和地緣政治動盪的影響。最終導致消費者成本攀升、價格波動加劇。

能源價格飆升還帶來了另一個負面影響：它們對歐洲工業基礎的生存能力構成了嚴重威脅。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將生產轉移至海外。

這種以合作粉飾的依附邏輯，正逐漸失去效力。2025年特朗普的迴歸，也意味着金融中立神話的破滅。特朗普的關税政策標誌着自1990年代以來主導美國政策的自由貿易正統觀念徹底崩塌。此舉既是政治作秀，也是戰略轉向，其傳遞的信息明確：美國將不再把經濟外包給全球市場。效率時代已終結，耐力時代已然開啓。

這絕非什麼小眾意識形態實驗，而是美國對數十年衰退的回應。正如朱利葉斯·克萊因在《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中指出的，1980年後美國資本主義模式掏空了自己的根基。資本與生產脱鈎，供應鏈流向海外，利潤來自資產泡沫和股票回購。實體經濟（工廠、鑄造廠、物流體系）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對利潤和收益的追求。如今，面對外國競爭和國內停滯，美國被迫在兩條路之間做出選擇：要麼推行痛苦的經濟改革以實現最終復甦，要麼接受有管控的衰退。

食利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經濟模式終究難以為繼。雖然服務型經濟能創造高GDP，卻無法鍛造坦克、渦輪機或戰略韌性。唯有將私營企業活力與戰略方向、產業政策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模式，才能在多極世界中持續發展。這意味着本土化迴歸的必要性，包括徵收關税、加強反壟斷執法、實施定向補貼，以及通過政治手段逐步重建國家能力。全球化從來都不是實現國家強盛的可持續道路。

在這之下，還存在着一個更隱晦的現實：不僅是美國，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都建立在一個可疑的社會契約之上。歷屆政府都承諾為每位公民（甚至越來越多情況下包括非公民）提供養老金和醫療保障，即便在出生率暴跌、勞動力萎縮、債務膨脹的背景下也是如此。但是這些承諾根本拿不出錢來兑現，可供支撐的勞動者數量也不足。不僅如此，現有福利國家體系中的一些機制還依賴於資產增值，而這種增長勢頭正在逐漸消退。

説到底，政客、經濟學家乃至退休人士都心知肚明——儘管他們不願承認：整個福利國家體系的根基，全靠持續的經濟增長、資產膨脹和低利率來維繫承諾不落空。因此，若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遭遇重大危機，這種幻象恐將隨之崩塌。岌岌可危的不僅是美國霸權，更是後工業時代福利國家體系本身的存續根基。那些關於“韌性”與“迴流”的説辭背後，實則暗藏更簡單卻更駭人的真相：若帝國的資產負債表瓦解，西方世界的政局穩定也將隨之崩潰。

這正是雷·達里奧所預言的劇變。全球金融秩序的瓦解並非外在因素所致，而是內在機制使然。新自由主義金融化（重效率輕抗險、重流動輕持久、重利潤輕主權）已達極限。美國如今意識到，這種始於尼克松時期的帝國式權宜之計，經里根經濟學和大西洋新自由主義建制派制度化後，已然成為國家復興的絆腳石。如同所有帝國秩序，這種金融體系不會被温和改革，必將經歷瓦解重組與激烈博弈。

4.一個適應而非墮落的帝國

若美國想在國際社會不再願意或無力為其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買單的情況下保持其大國地位，就必須做帝國鮮少會做的事：真正重視生產建設、推進改革，甚至直面自身的生存危機。

如果説“美國勢力範圍學説”描繪了美國眼中的世界版圖——不再是無邊無際的自由主義帝國，而是一個明確且可防禦的勢力範圍——那麼這個理論就需要一個解釋其如何鞏固這一地盤的圖例。勢力範圍需要架構支撐，影響力必須由物質實力作為後盾。

這意味着要重新啓用舊有的經濟民族主義策略，並輔以一種新的、不那麼正式的區域主義。這一新興地緣經濟戰略的關鍵要素包括：關税與貿易壁壘、產業政策與再工業化、反壟斷與國內競爭。

然而，這一切都不會悄無聲息地發生。那些在1971年後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準備為自己的生存而戰。在美國支離破碎的政治體系中——弗朗西斯·福山特別將其稱為“否決政治”（Vetocracy）——任何重大改革都會引發那些受到威脅者的激烈反對。其中，美國國內最可能遭受重創的三個利益羣體：

華爾街金融巨頭與跨國公司：在寬鬆貨幣政策、自由貿易和產業外包的政策環境下，這些資本集團發展最為迅猛。即便國家和社會需要它們讓步，它們也絕不會輕易放棄。它們會上演大規模遊説活動，資助反對政策調整的政治候選人，甚至可能發動所謂的“資本罷工”，即資本對政策變動作出反應，通過停止投資或轉移資金來迫使決策者退縮。

特朗普政府4月2日的“解放日”關税引發美國和全球股市震盪後，知名對沖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在社交媒體上罕見地發出批評 圖自：彭博社

國防承包商與根深蒂固的官僚體系：這些利益集團的成功與存續都依賴於現行的商業運作模式，因此它們會極力抵制威脅其既得利益的改革。以美國軍工複合體為例，經過數十年的併購整合，國防承包商已形成少數幾家巨頭企業，導致五角大樓（代指美國國防部）日益淪為附庸。這些承包商會在其掌控的每個國會選區大肆宣揚它們的就業創造功績。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官僚體系中的某些部門也會對重大變革持保留態度，比如改革採購流程或將成本效益置於政治庇護之上。類似的惰性還來自行政體系的其他部門，例如那些管理龐大福利項目的機構，它們擔心新增工業或基建支出可能侵蝕自身預算。簡而言之，華盛頓所有既得利益集團都將竭力維護自己的利益蛋糕，尤其是當這塊蛋糕本身還在不斷縮水時。

新自由主義陣營的學術機構與智庫：出於現實考量和意識形態驅動，這些機構會將新政斥為異端。數十年來，經濟學家們如同神職人員般宣稱，政府對市場的任何干預往好裏説是低效，往壞裏説就是專制。可以想見，這些“教士”們會預言各種災難：物價上漲、貿易戰頻發、創新停滯。每項關税法案通過，每筆產業補貼獲批，智庫報告都會哀嘆經濟自由的終結。但如今，隨着國家實際需求與大國競爭超越意識形態趨同，學術界那支鼓吹自由放任的“合唱團”將越來越被忽視。畢竟，這些政策導致鐵鏽地帶淪為“鬼城”，還留下了26萬億美元的淨外債。

美國的這種“否決政治”帶來了持續不斷的摩擦。正如福山所言，美國的多重權力中心為利益集團提供了充足手段來阻撓不合其意的政策。一小撮對沖基金經理就能讓全民共識的税改計劃胎死腹中。一羣説客甚至某位參議員（揮舞着“暫停表決”或“阻撓議事法”）都能無限期拖延工業政策法案的通過。諸如此類的情況不勝枚舉。

最終結果很可能是，任何改革都難以徹底推行，除非做出讓步來安撫受威脅的利益集團：關税政策可能為大型進口商開闢豁免通道；反壟斷法案或被科技遊説團體削弱效力；工業支出可能被挪作政治獻金項目以換取選票。這正是民主體制的現實寫照。

然而矛盾的是，這場拉鋸戰從長遠來看或許能促成明智的妥協。即將到來的經濟博弈雖充滿變數，卻也是一場自我修正的過程，這或許能讓美國資本主義實現良性再平衡。當既得利益集團發起反擊時，改革派必將調整策略、完善戰術。我們可以預見，這場消耗戰將持續跨越多屆政府，雙方你來我往各有勝負。但隨着時間推移，某些變革終將紮根於制度之中：

約束寡頭階層：公眾遏制企業過度擴張的訴求從未消退。即便華爾街放慢改革步伐，當前政治風向仍指向反對無節制壟斷與金融掠奪。莉娜·可汗在拜登政府任內於聯邦貿易委員會取得重大進展，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延續這一政策路線。國防科技（Defense Tech）正逐漸成為傳統軍工企業的競爭對手，一個新型的支持生態系統（如專業風投機構和新興行業協會）也在同步崛起。華爾街投機者終將被新規約束。每當供應鏈故障、價格欺詐事件或科技審查風波等醜聞曝光，對巨頭的管控聲浪便會愈演愈烈。這一過程將呈迭代式發展：某一屆政府可能會加強反壟斷執法力度；下一屆政府或許會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又或是在反對聲浪平息後恢復某項被削弱的監管措施。最終形態很可能是一個更加多元化的經濟體系，更接近上世紀中葉那種沒有單一企業或卡特爾能掌控政策制定的常態。

重振共和治理：隨着經濟權力下放，政治權力亦將隨之轉移。更廣泛的繁榮——包括更多企業、更激烈競爭和更多本土生產——將催生對體制有利的選民羣體。

美國開國先賢構想的共和治理模式，本就建立在獨立公民階層（如當時的自耕農）之上，而非狹隘的貴族體系。新工業時代的美國雖無法重現傑斐遜筆下的自耕農，卻能重振這一原則：讓廣泛分佈的經濟力量成為自由的基石。長此以往，這或將有助於恢復近年來向寡頭政治傾斜的共和國的平衡狀態。

危機催生改革：當利害關係足夠重大時，改革的必要性終將超越阻礙。歷史已證明：當生死存亡之際，華盛頓總能移山填海。未來政府可藉助緊急權力或強制通過的國防法案，強行推行既得利益集團未能阻止的產業政策。每場危機催生的解決方案，都會留下超越危機本身的先例與制度遺產。新經濟模式的框架，正逐步搭建完成。

需要明確的是，向這種新範式的轉變將跨越數任總統的任期。這不會是某位領導人或某個政黨的成就，而是美國政治和政治經濟體系逐步調整的結果。過程中會有起起落落，或許某個中間派、建制派人士會偶爾暫停或輕微逆轉某些政策。但總體方向是由結構性現實所決定的。

總而言之，冷戰後的“歷史終結論”已經破滅，大國重商主義正在制定新的遊戲規則，而從歷史來看，這正是美國擅長並志在取勝的博弈。在不確定的未來，美國終將跌跌撞撞地構建出一個更趨平衡的經濟秩序。

5.一個重新排序的世界

這場變革很可能引發深刻的經濟格局重組，雖然充滿動盪，卻也孕育着新機遇。許多曾依賴美國市場、援助和匯款的國家，如今發現自己被擋在了美國日益收緊的大門之外。與此同時，曾經湧入華爾街和硅谷的資本開始尋找新的避風港，推動硬資產與區域走廊的爭奪戰。美國向內收縮帶來的全球性衝擊將極具啓示意義：既暴露脆弱的依存關係，也將催生新的聯盟關係。

主要受害的將是那些經濟上依賴美國消費與仁慈的國家。美國轉向保護主義，推進再工業化，意味着從他國的進口量減少，資本和人員自由流動也將受限。從墨西哥到柬埔寨，許多經濟體在全球化時代實質上已成為美國市場的延伸。如今它們正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以墨西哥為例，其約75%至80%的出口流向美國；而小國海地即便在經濟景氣時，也有近70%的出口銷往美國市場。

墨西哥外交部：美國宣佈自8月1日起對墨西哥輸美產品徵收30%的新關税是“不公平待遇”，已開始與美國進行談判

這種過度依賴在美國市場準入便利的時代尚可容忍，但隨着美國重組供應鏈並對外國商品加徵關税，這些國家將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壓力：面向美國消費者的工廠可能陷入閒置，那些曾為美國零售商縫製T恤、為硅谷組裝電子產品的工人，可能會在一夜之間失去工作。美國資助的援助和匯款也是如此：從靠補貼維持穩定的約旦，到依賴匯款發展經濟的中美洲，整個地區都依賴美國的財富生存。在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等國，匯款（主要來自在美務工人員）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超過20%。一旦美國經濟下滑，或是像當前這樣收緊移民政策，這些國家就可能面臨財政危機。

需要明確的是，這裏存在一個關鍵區別：像墨西哥和加拿大這樣的美國鄰國，很可能保留優惠准入權，並能更好地適應新的產業格局；而像柬埔寨這類更邊緣的經濟體，乃至一些與美國結盟卻保持經濟獨立的歐洲國家，因缺乏這種結構性的深度嵌入，未來恐怕會愈加邊緣化。

但殘酷的現實是，“美國治下的和平”政策催生的經濟難民（那些依賴其市場和資金的附庸國）即將嚐到失去這些資源的苦果。

儘管部分經濟體步履維艱，但另一些國家卻在動盪中嗅到了商機。資本正在逃離美國金融體系，追逐着能提供收益與穩定性的投資機會。家族理財辦公室已率先行動，隨着特朗普政府的關税政策及其他措施開始產生實質性影響，更多機構將跟進佈局。這種趨勢部分源於風險管理考量：面對華盛頓新推行的經濟民族主義，外國投資者和主權財富基金正尋求能夠避開美國政策反覆無常的避風港。坐擁充裕資金的產油國與新興經濟體，正將投資重心從美國國債和估值虛高的科技股轉向發展中國家的實體項目。美國這種“向內轉”的矛盾之處在於——它可能讓那些曾被視作全球邊緣地帶的地區真正實現繁榮。

在生產成本不斷攀升的當下，坐擁廉價能源（或受補貼燃料）的國家會成為產業聚集地。同樣，在中美這一動力引擎漸弱的當下，全球資本都在尋覓下一個增長熱點，因此那些人口結構年輕且消費羣體不斷擴大的地區（從東南亞到非洲）可能會迎來投資熱潮。工廠或許會在非洲拔地而起，為非洲消費者提供服務，而投資這些工廠的可能是中國、阿拉伯國家甚至美國的投資者，他們已然看清形勢：要去有未來需求的地方，而非需求已然衰退之地。

因此，隨着美國市場不再像過去那樣穩如泰山，許多國家將轉向鄰國尋求發展。“區域內貿易”將不再是空談的發展口號，而是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正熱衷於建設港口、鐵路、公路和管道等新型網絡，以實現互聯互通。硬資產將再次成為王道——全球投資者預計將大舉投資港口、道路、電網和礦產資源，這些正是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石。

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團隊對此心知肚明。今年五月在利雅得發表演講時，特朗普特別強調：“利雅得和阿布扎比那些璀璨奪目的非凡成就，並非出自所謂的‘國家建設者’、新保守主義者或自由派非營利組織之手。真正推動中東地區現代化進程的，是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們。正是這些紮根於此、世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通過建立自己的主權國家、追求獨特願景、以獨特方式書寫命運，才成就了今日的輝煌。你們所取得的成就，實在令人歎為觀止。”特朗普傳達的信息很明確：美國的政策，至少在本屆政府下，是鼓勵外國國家追求自己的發展。

在這個地緣格局驟變的世界裏，地理因素重新獲得話語權：控制貿易節點和走廊者必將佔據優勢。特朗普政府對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進而控制北極通道）的執着追求，正是這一趨勢的明證。可以預見，一場現代版的戰略基礎設施爭奪戰即將打響。無論是私募巨頭還是國家規劃者，都將競相佈局鐵路線、稀土礦場、鋰礦資源及深水港等戰略要地。其邏輯簡明扼要：在權力博弈日益公開化、各方不惜重金爭奪影響力的不確定時代，相較於投資軟件獨角獸這類高風險項目，投資港口或發電廠顯然更為穩妥。

國際機構已敏鋭捕捉到這一趨勢，將區域互聯互通視為新的增長引擎。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或許意識到自身地位日益邊緣化，正通過不斷強調“繁榮走廊”（Corridors of prosperity）的發展來保持影響力，這些跨國運輸、能源與貿易網絡將多國緊密相連。未來，互聯互通將不再侷限於孤立的單一要素，而是要編織起將各地區聯結起來的全面經濟網絡。這種推動既來自自下而上的力量，也包含自上而下的政策導向。在非洲，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正逐步將五十多個國家整合為統一市場，推動從拉各斯到蒙巴薩的跨國公路建設投資；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場與太平洋聯盟則致力於深化一體化，以降低對中美需求波動的依賴；就連歷史上四分五裂的中東地區，隨着波斯灣國家投資建設輸油管道、電信網絡和鐵路系統，也迎來了新的合作機遇。它們的核心主題是構建區域防禦體系：通過內部建設確保國家命運不被美國主導的貿易體制或中國製造的供應鏈所左右。

從俄羅斯聖彼得堡連接至波斯灣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項目規劃

從非洲南部的洛比託走廊到亞洲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INSTC），在這些互聯互通項目中，有兩個項目尤其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橫跨中亞的“中間走廊”，以及“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一些人稱之為“新黃金之路”。

“中間走廊”，又稱“跨裏海國際運輸走廊”，繞開俄羅斯，通過中亞和高加索地區連接中國與歐洲。在俄烏戰爭及隨之而來的制裁使“北部走廊”（途徑俄羅斯）變得風險重重且政治敏感後，這條長期作為“次要”絲綢之路的通道的戰略重要性顯著提升。與此同時，2023年G20峯會上公佈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計劃，旨在通過阿拉伯半島將印度與歐洲相連。該計劃通過鐵路、港口、數據電纜和管道等新型基礎設施更新古老貿易路線，同時提供美國支持的“一帶一路”替代方案。沙特阿拉伯、意大利和印度等國視此為提升全球地位的良機。

這些走廊絕非簡單的基建項目，而是新興多極經濟的中流砥柱。它們的崛起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真相：超全球化時代正在讓位於“集團+走廊”的新紀元。資本已不再是中立的遊離物，各國政府正通過中國“一帶一路”、歐盟“全球門户”倡議以及G7“全球基礎設施夥伴關係”（PGII）等渠道，對資本進行精準佈局。在這些案例中，主導資金流向的不再是市場的無形之手，而是公共政策。單純追求利潤已不再足夠，企業經營必須與國家或集團的利益保持高度契合。

這標誌着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真正終結。資本界正被明確告知“要麼保持一致，要麼落後出局”。對某些羣體而言，這是歷史的陰暗轉折——重蹈重商主義和強權干預主義的覆轍；對另外一些羣體來説，這是必要的修正，旨在遏制魯莽的全球化浪潮，轉而支持更具韌性的經濟發展。無論哪種情況，從今往後，私人投資者將隨着國家權力的節奏起舞。華爾街或許不買賬，但各國戰略家毫不在意，他們正忙着為地緣經濟競爭的長期時代做準備——各國將資金、資源和供應鏈作為武器使用，就像部署航空母艦和導彈一樣。

6.美國的新地緣經濟劇本

美國新地緣經濟戰略可歸納為三大支柱，它們構成了“美國勢力範圍學説”中維繫帝國的經濟維度。相較於過去那種蠻橫的全球化，這種方式更間接、更具策略性，但本質上仍是帝國。這三大支柱是：

（一）重塑“帝國税收體系”

歷史上，帝國會強迫其屬地或盟友向帝國核心進貢（以糧食、黃金、士兵等形式）。正如前文所述，美國正是通過掌控美元流通、軍火銷售等方式實現這一目標。而如今的升級版策略，則是通過吸引海外資本投資美國，以此作為強化帝國核心的貢賦形式。

在放任製造業外流、基礎設施荒廢數十年後，華盛頓如今試圖通過外部資金和專業技術重建本國經濟。但與苦苦掙扎的發展中國家不同，美國政府可以設定條件：只允許政治立場一致且願意服務於美國國家戰略目標的資本進入。其提出的交易條款直截了當：幫助我們重建工業基礎，我們將授予您進入龐大市場並享受安全保護傘的特權。

以日本製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為例：這家日本企業試圖收購一家傳奇的美國鋼鐵製造商，這在昔日的民族自豪感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拜登政府曾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了這筆交易。但如今，美國領導人看到了潛在的互惠互利：日本是對中國事務高度關切的親密盟友，既然日本資本有能力挽救美國鋼鐵業的就業崗位與產能，那在恰當條件下，為何不允許其進入呢？尤其是這些硬資產一旦建成便無法轉移或拆除。正如一位高管所言，這種合作將“強化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截至本文撰寫時，特朗普政府已同意該方案。

日本企業願意出資改造美國鋼鐵公司，作為回報，美國將確保日本鋼鐵製造商不會被保護主義打壓。這種模式堪稱“貢賦投資”，即美國利用市場優勢，讓盟友為自身振興提供資源支持。類似案例比比皆是：台積電應華盛頓要求在亞利桑那州建廠，三星集團考慮在美國本土設立電池和芯片工廠，歐洲跨國企業則瞄準美國工業重鎮的項目，借新補貼政策謀取利益。所有這些外資項目都經過美國政府精心策劃，實則是為實現國家利益服務。有人或許會譏諷這是“帝國税收”：這個帝國不再要求附庸國進貢黃金，而是索取工廠和資金。

這堪稱“邀請式帝國主義”：外國資本雖被接納，但必須符合華盛頓的條件並接受其嚴密監控（通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等機制確保政治契合）。海灣國家的石油美元或中國資金可以自由收購美國資產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如今，只有“友好資本”（Friend capital）才有資格參與 —— 而且這些資本最好不僅帶來資金，還要展現出忠誠度。這是一種冷酷務實的策略，它將美國復興的部分重擔轉嫁到了盟友的資產負債表上。對這些盟友而言，拒絕的代價（失去美國市場準入或保護）讓他們不必過多權衡就傾向美國。

（二）構建排他性經濟集團

單靠自我封閉無法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美國還需將全球貿易重組為一個排擠對手的友好圈。戰略的第二支柱是組建由關税同盟、協調供應鏈和優惠貿易協定聯結的國家經濟集團，所有這些都將在美國主導下運作。即美國試圖打造一個由志同道合的經濟體組成的封閉社區，在這個圈子裏，商品、資本和技術可以自由流通，而中國等競爭對手則被拒之門外。這標誌着從舊有的全球自由貿易理想向更有限的願景發生了轉變：在帝國內部實現自由貿易，對外則採取保護主義政策。

這種集團化構建如何具體體現？貿易政策武器化的趨勢已初見端倪，未來或將出現更多類似舉措：針對不友好經濟體傾銷行為實施共同對外關税，制定偏袒西方標準的數字貿易規則，以及通過出口管制將尖端技術封鎖。美國將推動各夥伴國協調其關税和制裁政策和美方標準相統一，使中國無法簡單通過第三國轉運商品來規避限制。由此，供應鏈將被切割並分配給盟友。更誘人的籌碼是美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只要遵守規則，就能向3.3億美國人銷售；而一旦倒戈，就將失去這個市場。

毫無疑問，這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經濟戰。這個集團的明確目標是將中國（及其他對手）排除在關鍵網絡之外。設立生產區的舉措旨在剝奪對手曾經擁有的優勢。假以時日，一款“某國”製造的產品，要麼會貼上“盟友”的標籤，在美國主導的世界裏暢行無阻；要麼就會面臨關税壁壘、嚴格審查，甚至遭到禁售。全球化正被人為地剪輯和審查，而美國正是這場操作的主編。

特朗普當地時間7月22日宣佈，美日雙方已達成“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協議”，美國將對日本實施15%的“對等關税”，日方將在汽車、農產品等領域大幅開放市場。

我們已在科技領域見證這一趨勢：西方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將中國電信設備（華為）從西方網絡中剔除；中國應用程序正接受審查；美國陣營任何企業都無法向中國出售先進芯片。這種局面或將蔓延至其他領域：未來或許會出現“安全關税”——對使用過多中國零部件的汽車徵收關税，或對資金流動進行關聯性篩查。

美國的終極目標是打造一個強大而富有、內部市場穩固的盟友體系，若被排除在外將遭受致命打擊。最終，這種趨勢也將波及數字領域，催生“分裂互聯網”現象——全球互聯網將分裂為多個由不同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原則主導的政府控制的小型孤立網絡。換言之，經濟集團主義將與數字集團主義如影隨形。

（三）爭奪戰略走廊與新興市場

一個殘酷現實是：即便美國鞏固國內根基、組建同盟集團，世界其他地區也不會就此失去重要性。從中亞、東南亞到非洲，再到南美洲，這些廣袤地域雖未明確加入任何集團，卻藴藏着令大國垂涎的豐富資源與增長潛力。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緣經濟競爭中，這些區域將成為最引人注目的戰場。

儘管目前美國主要採取內向型戰略，但其正積極佈局這些關鍵領域以展開競爭。美國採取的戰略是“選擇性介入”，即不試圖控制每一個角落，而是鎖定某些戰略要道和國家，這些地方被視為新世界秩序的戰略命脈，美國將投入大量資源與資本在此爭奪影響力。其目標並非完全掌控，而是防止那些關鍵供應鏈、新興市場及核心基礎設施完全落入對手國家的勢力範圍。

排在首位的正是前文討論過的那些走廊。以貫穿中亞的“中間走廊”為例：這個傳統上不在華盛頓勢力範圍內的地區，如今正成為戰略要地。隨着歐洲經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貿易路線日益增多，美國對誰來建設和掌控這些基礎設施有着切身利益。預計西方開發銀行將與日韓合作伙伴聯手，為鐵路、物流樞紐和貿易便利化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再看“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美國有動機在外交和資金上支持這一走廊，因為這條經由美國盟國連接印度與歐洲的貿易路線，能夠削弱中國對歐亞商業的掌控力。在更廣泛的“全球基礎設施夥伴關係”框架下，美國很可能會在走廊參與國之間扮演調解者角色，並推動美國企業贏得基礎設施合同。

除了這些傳統走廊，美國還將重點佈局資源豐富且人口基數龐大的地區。以非洲為例，這裏已成為冷戰以來最激烈的地緣競爭舞台。中國通過礦產開發、道路建設和貸款支持，在該地區取得顯著進展。隨着地緣經濟競爭日趨白熱化，預計歐美將通過定向投資和私營部門主導的策略作出回應。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東南亞地區：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正被美國視為替代性市場，並作為維護南海航道暢通的盟友。美國正通過“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機制支持這些國家，以基礎設施建設和數字經濟投資為籌碼，換取在供應鏈安全與標準統一等方面達成共識。

總之，美國將從過去意識形態驅動、民主傳播的攻勢，轉向地緣經濟離岸博弈。它必須鎖定全球經濟網絡中的關鍵節點，採取行動確保這些節點的安全或阻止對手獲取。這可能意味着為非洲的某個港口提供資金，以防止其落入中國的勢力範圍；或者在中亞推動一項能源協議，以削弱俄羅斯的影響力；又或者加強東南亞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將華為拒之門外，同時為思科（美國企業）創造機會。手段既有鉅額開發融資，也有傳統遊説交易（若現實一點，有時甚至涉及政權庇護或暗中干預）。美國還日益把貿易投資准入與政治立場掛鈎。全球南方國家面臨抉擇：與美主導陣營合作，可獲得基建資金和市場準入；反之則可能被邊緣化。

7.帝國繼續前進

隨着美國向帝國模式的全面轉型，這個國家如今毫不掩飾其帝國屬性，肆無忌憚地為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而行使權力。然而，這種帝國形態已不再是過去那種龐大無垠、無所不在的羅馬式巨獸。隨着世界逐漸轉向更加碎片化和區域導向的體系，它正因過度擴張而縮減規模。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正是拜占庭式的美國。

在這個新興秩序中，美國的角色已不再是推行普世秩序，而是更專注於鞏固其在西半球的勢力，同時利用與盟國地區形成的特殊關係網絡，在這些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交匯的區域大展拳腳。

世界將迎來權力格局的根本性重構。那些曾依賴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國家，要麼適應區域化、自給自足的新模式，要麼面臨經濟孤立的風險。這場動盪將印證一個事實：昔日輕鬆實現的全球化時代已然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以區域為單位、充滿韌性的集團間競爭。

在美國國內，向拜占庭式國家形態的轉型需要經歷痛苦卻必要的內部清算。這種內部調整儘管可能雜亂無章，但其目的是將一個曾深陷投機性金融化的經濟體，轉變為一個重新以實體生產和韌性基礎設施為核心的經濟體。美國的未來不會是一個單一僵化的帝國，而是由相互競爭的利益之間形成動態平衡所定義。在此模式下，強大的國家干預與分散的權力相結合，將塑造出一種雖不那麼耀眼、卻具有可持續性的模式。

這並非美利堅帝國的消亡，而是重塑——一種經過重新校準、紮根於地區的強大力量。雖然不如羅馬帝國那般威風凜凜，但在不斷演變的全球格局中仍具威懾力。通過直面殘酷現實，美國撕掉虛偽的道德面具，通過剋制和重新定義的聯盟打造拜占庭式的美帝國。

*文章轉自The 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文章有刪減，小標題為譯者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