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少華：美國對華技術封鎖為何註定失敗？中國正在改寫500年工業史的潛規則

編者按：本文為《政治與法律評論》跨學科系列訪談首期，由北京大學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吳應娟教授對話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雷少華，深入解析中美貿易戰背景下，美國對華技術封鎖為何難以遏制中國產業升級進程。雷少華指出，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一結構性優勢使得美國的封鎖政策難以奏效。

從歷史維度來看，守成大國對新興國家實施技術封鎖並非新鮮事。然而，中國獨特的發展路徑與龐大的產業規模，使其具備更強的抗壓與突圍能力。

當前，中國正依託自主創新推動產業升級，逐步突破關鍵技術瓶頸。在保持全產業鏈優勢的基礎上，中國持續提升技術水平，並致力於與全球共享發展經驗與成果。

**吳應娟：**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中國實施了全方位高強度的產業封鎖，您如何看待這場產業封鎖？這給我們帶來了哪些機遇和挑戰，以及您認為這場封鎖最終會走向何處？

**雷少華：**我認為要以長時段的眼光看待美國對中國的科技與產業封鎖與打壓，從更大的框架去分析。“處於全球產業與技術最高端的引領性的、主導性的國家，一定會對後發國家或者追趕型國家的實施封鎖和打壓”，這是過去歷史的規律，要理解美國對中國的封鎖，我們必須要理解當代世界的起源。

當今世界起源於大航海時代西方國家對全球殖民掠奪，通過三次工業革命構建起來的全球化工業的時代。回看17、18 世紀英國對其殖民地的政策，英國立法禁止其殖民地從事任何與英國高度重合的製造業，如皮革、紡織、冶煉等，殖民地只能提供原材料和市場。如果把英國的皮革、紡織以及冶煉，換成今天的芯片、人工智能、航天等，會發現本質是一樣的。

在全球產業體系內，西方國家最核心權力底座建立在不同時期先進技術構建的龐大的製造業體系，如果説這一領域被後發國家或者趕超型國家追趕上，那麼全球性大國的霸權基礎就不復存在。所以無論金融霸權、軍事霸權、輿論霸權有多強大，在今天這樣由工業構建的全球產業體系裏，製造業霸權依然是核心。軍事、金融和輿論霸權最終還是服務於製造業霸權。

美國對中國的產業封鎖不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快速追趕而打壓，任何像中國這樣龐大體量的迅速發展的國家，作為守成大國一定會毫不猶豫實施圍堵封鎖和打壓，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當年英國對美國實施技術封鎖、美國對蘇聯的技術封鎖，一旦美國的產業體系主導地位受到威脅，它必然會採取這些措施。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並不是從2018年開始。從新中國建國之初，美國就對我國實施了幾乎全方位的技術封鎖。冷戰時期美國組織了“巴黎統籌委員會”，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實施全面技術禁令。冷戰後，美國對可能追趕上它的國家進行了技術封鎖和圍堵。

甚至美國對自己的盟國都下狠手，如打壓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等。這一輪對華猛烈的技術圍堵和封鎖，只不過是歷史車輪滾動到了這個階段。我們追趕美國的速度越快、與它的距離越近、被封鎖的烈度就會越大，説明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需要美國從整個技術體系封鎖和圍堵階段。

1986年簽署《美日半導體協定》限制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

吳應娟：您在各種場合都明確表示過，美國無法真正封鎖中國產業，您為什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您認為中國的實力基礎在哪裏？

**雷少華：**我認為，建國100週年左右的時候，中國一定會全面攀升並且主導全球技術密集型產業。我之所以認為美國無法封鎖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主要是因為美國政客搞混了一個核心問題：他們把科技與產業混為一談。因為西方是以科技促產業的發展路徑，先進科技代表先進產業。但實際上科技是科技，產業是產業，它們是兩個既密切相關、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領域。

科技追求的是不計成本的投入，始終保持最前沿、最優勢的研發能力；產業追求的是應用、市場利潤、市場規模，追求的是產能效率與規模優勢。在科技領域，只要可以擁有一支小而精、專而強的研發隊伍，配合國家和企業不計成本的投入，就可以在全球某領域保持最頂級水平。

一旦某項技術迅速擴散，成為通用型技術後，它的尖端性就不存在。研發體系就需要探尋下一個更加尖端的技術。但100多年來，由於基礎理論並沒有顛覆性的發展，技術體系也在一個較為確定的框架內延伸。如今大部分先進科技，都能追溯到冷戰時期奠定的框架。冷戰之後並沒有提出太多能夠顛覆人類整體發展的新技術體系。（目前人工智能可能唯一的顛覆性技術革命，但是人工智能走向通用型AI的路還很長）。

產業追求的是高效且完整的生產體系與市場規模。產業的基礎是“全”：大到航天飛機、小到一顆螺絲，都要有完整的生產體系。完整的產業體系是中國最大的優勢。產業的核心是製造業，無論技術有多先進，都要通過製造業把技術轉化為實際可以應用的產品。科技史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論斷：“不能轉化為三維物理形態的技術永遠都是工具”。不能被產業化的技術，永遠都是實驗室的研究。

因此，美國很多政客存在一種嚴重的錯誤認知：他們把科技和產業混為一談，他們認為封鎖了最先進技術，就能封鎖整個中國的產業發展。但是產業並不一定要應用最先進的技術，“成本、質量穩定性、供應鏈安全性”，是產業體系的三根支柱，也就是“能賣、好用”這種質量與成本的均衡體系。

例如集成電路產業，美國以為對中國實施芯片管制，就可以把整個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限制住。實際上目前最先進的芯片市場應用領域規模有限，主要是小型移動設備和一些高精尖設備。而對於整個集成電路產業來説，無論是從冰箱、彩電等家用電器還是汽車，甚至火箭衞星等，成熟製成芯片依然是集成電路市場的主體。

中國的發展的模式是注重系統性發展。中國發展邏輯是“先解決有——再解決多——再解決大——再解決強——再解決專——再解決精”的路徑。回顧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歷程，首先追求的是解決工業母機等大型成套設備，這是能夠產生工業的基礎，需要從煤炭、冶金、化工、機械製造等重工業開始，培養工業體系所需的環境、土壤和人才等，從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重工業體系。

建國初期，中國從蘇聯援助的156個大型項目開始，以東北、上海、天津等城市為起點，構建了西安、太原、洛陽等的新興工業城市；又通過“三線建設”把整個工業體系從東部向西部拓展，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就已經形成了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均等化的完整工業網絡。

2023年馬鋼新特鋼項目投產現場

這種工業網絡使每個省都有結構相同的一套工業體系，小到家用生活的褲子、襪子、鞋子、洗衣粉、肥皂，大到重工業的產品，像鋼鐵廠、化工廠甚至汽車廠等，幾乎每個省都有自己獨立的產品體系。這也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能夠承接全球製造業轉移的前提條件。

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我國的這種體系性發展也沒有停止。東部沿海由於地理位置，最先承接了全球化帶來外向型經濟，而中部和西部則在能源、勞動力、市場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國一直都是“全國一盤棋”。經常有人批評中國“大而全、但不強”，這種批評的前提預設是錯的。“強”的基礎是“大”、“大”的基礎就是“全”。不可能無中生“強”。不能因為中國目前造不出最先進的芯片，就認為整個中國的產業體系是有問題的。

美國以為封鎖了高精尖科技領域就能封鎖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這個邏輯完全錯誤，因為最高精尖的技術恰恰不是應用規模最大的市場。中國是全球唯一全產業體系國家，這是一個超大規模的結構化體系。美國可以圍堵中國某些高科技企業，但是無法圍堵中國的產業，更加無法打壓中國的產能優勢。

2025小米汽車工廠開放日參觀活動

因此，美國根本無法阻攔中國的產業升級。因為中國有小到可以生產螺絲釘、大到生產太空實驗室的全產業體系。美國現在封鎖的只是“精”，但是我國“全”這一方面的優勢，美國是無法超越的。對於提升全人類整體生活質量而言，“精”的層面在一定時期內沒有那麼大的意義，反而是中國超大的製造能力，對改善人類整體的生活環境和生存質量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

吳應娟：近年美國的GDP數字比較好看，也在我國引起了一些焦慮，覺得美國是不是跑得有點太快了？您怎麼看這種焦慮？

**雷少華：**GDP是衡量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準，但不是唯一標準。美國的GDP總量很高，但是其中多少是由製造業提供的呢？在我的分析框架裏，我更看重的是製造業數據，GDP很重要，但是它並不是能夠真正反映國家發展的真正實力。

我的分析框架注重實際的物質生產製造、多少財富是由製造業體系創造出來。仔細分析美國GDP的構成，它的服務業佔比非常大。不是説服務業不重要，而是任何國家的財富和實力的基礎仍然來自制造業。製造業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根、發展之魂”，服務業是依附於製造業基礎之上。

美國如此強大的服務業體系，過去是建立在以全球製造業分工為基礎、服務於美國跨國公司和消費市場的全球產業與市場體系之上的。當中國逐漸從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攀升並在未來主導全球技術密集型產業，美國服務業依附的全球製造業將被中國取代，未來美國的服務業也將會面臨重大危機，所以美國要掀桌子。

中國完全沒必要在GDP這些經濟數字上焦慮。美國GDP的組成，主要集中在金融、法律、醫療、軍工和能源這些領域。更關鍵的還是要看GDP帶來各個羣體實際生活質量的變化。我有個説法，在美國，富人“按資分配”、中產“按勞分配”、底層“按需分配”。

所謂“按需分配”就是隻需要保障社會最底層最基本的生存就夠了，至於活成什麼樣並不是政府的責任。這種“隱形的階層隔離”，導致底層是根本沒有任何希望通過教育和個人努力就能改變自己命運。依照所謂的“自由主義原則”，尊重“個人選擇”成為政府推卸其社會責任的完美政治邏輯。

因此才會出現所謂的“鄉下人悲歌”、芬太尼氾濫、費城肯辛頓吸毒一條街這種被主流社會完全視而不見的角落。但在中國，無論東部還是西部，中國主體人口享受到的基本社會公共服務或者機會是相對均等的；最富裕的人和最貧窮的人享受到的公共安全是一樣的。

GDP的確是衡量和橫向比較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數，但是國家的科技實力、產業能力、公共安全、社會組織動員能力、人民實際消費等，GDP並不能非常準確反映。

雷少華老師參訪三峽大壩

吳應娟：在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裏，雅典人曾經公開對批評者説，你們如果在我們的位置，你們做事的方式會跟我們一樣。這被視為一種現實主義的視角。如果中國經濟全面超越美國，您覺得中國也會像美國那樣做事麼？

**雷少華：**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了解中國看待世界的邏輯。如果我們用一種霸權的思路看待世界，自然而然也會對別國進行封鎖，如果我們要按照王道的思路，我們就不會走向這種霸道的技術壟斷體系。

這個問題既敏感也不敏感：敏感就在於大家可能會揣測，當中國超越了美國，佔據全球科技產業的主導地位之時，是不是會走上同樣的路？但是不敏感之處，恰恰就體現在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政治口號，也不是意識形態。它是一種基於中國傳統王道基礎的解決方案：要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先進科技帶來的現代化生活，即“不讓任何人掉隊”。

在中國，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偏遠山區，在重大基礎設施的覆蓋和服務提供上沒有很大差別。中國在國內並沒有構建差異化的地區結構，而是努力建設均等化體系。在全球實踐中，中國也是同樣的發展思路，中國不是必須要把持全球頂端，然後構建全球的等級結構。

事實上，中國無論在外交還是經濟，抑或是科技和產業，都是一種傳統的平權思想：“我有的，我也希望你有”。中國的企業很願意與全世界分享自己最先進的產品，比如中興華為，它在國內的產品體系與在非洲的產品體系沒有區別。只要對方資金能承受並願意購買，我們一定願意賣。這完全不同於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差異化市場而構建的全球等級結構。

即使未來中國在全球技術體系處於主導地位，中國仍然願意與世界共享技術、共享市場，幾百年以來以西方工業體系為核心的全球等級秩序將被中國打破，這才是中國現階段面臨的真正挑戰。中國面對的不是中美關係，而是與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關係。我們面對的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共同圍堵的局面，而不是美國單一國家的封鎖。只不過目前處於一個特殊階段，特朗普政府並不注重傳統的盟友體系，所以此時此刻西方體系內部並不是一個團結的局面。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邏輯與西方建構了上百多年的全球產業體系邏輯完全不同。中國現在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就是把中國發展的經驗同發展中國家共享。根據中國的發展經驗，首先必須是建設基礎設施，“要想富，先修路”。

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是從農業國向工業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前提。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是從修路架橋等建設基礎設施開始的。基礎設施包括了兩種類型：一類是有形的，比如公路、鐵路、港口、機場、電力、網絡等，這些是能看得見的基礎設施。

還有一類是看不見的基礎設施，比如安全、衞生、教育、福利等。我們往往只能看到有形的、能夠給生活直接帶來物質以及生活便利的基礎設施，但更重要更大的基礎設施，是穩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這是建立在公共安全、公共衞生、公共福利、公共道德這樣的看不見的基礎設施上。

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時，目標就是把中國從農業國到工業國、再到參與全球化與產業分工、直至今天向全球技術密集型產業攀升的道路和經驗與其他國家分享。中國只是分享，並不強行逼迫別國按照我們的經驗去做。這就是“一帶一路”與西方發展在邏輯上的完全不同之處。

西方五百多年的殖民掠奪模式只是對殖民地進行功能劃分，殖民地負責提供優質的原料、礦產等，殖民地的最終發展與宗主國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中國的發展是希望把我們的經驗和全世界來分享，希望當地能夠建設有形和無形的基礎設施，使當地老百姓既能夠享受到先進科技帶來的現代物質文明，也能夠享受到無形基礎設施帶來的“教育改變命運”、“用衞生來改變環境”、“醫療來改變壽命”的發展模式，“共同富裕”才是和諧世界的目標。

由於歷史傳統與政治文明的差異，導致中國與西方在對待全球發展的問題上，思路和邏輯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礎之上，基督教有很強的傳教與“基督教/異教徒”二分的傳統，必須要強迫別人接受他們的思想和宗教；而中國一直都是王道思想，“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中國的傳統是建立一個有效的樣板，如果他國願意去學習、願意去借鑑，那麼中國願意共享；反之，中國並不會去強行輸出和迫使對方接受。西方建立的是等級式結構，中國建立的是扁平式結構；西方對世界的劃分是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的，而中國的發展就是要把“比較優勢理論”打破。中國不會認為每個區域只能做單一的事情，任何地方都會走向多元化的發展。

回到技術與產業封鎖的挑戰問題，目前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是美國的逆全球化以及脱鈎斷鏈的“美國優先政策”，將全球業已形成的良好的國際分工秩序被打破。不僅僅破壞了國際製造業的分工秩序，更重要的是阻礙了國際科研、人員交往以及文明融合的良性趨勢。

在一個特定時期內，阻礙了中國在科技和產業發展速度。但同時也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首先，外部的圍堵和打壓，迫使我們必須建立一套自主可控的創新體系，打破傳統中國與世界接軌的路徑依賴。雖然科學無國界，但是科學家有祖國，技術的應用也有國界；但這個“國界”不是我們主動去分割的，而是當代美國某些政客歇斯底里實施的逆全球化政策，阻止中國技術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人為分割形成的。

其次，中國最大的機遇是國家與社會、社會不同羣體之間形成基本共識：“技術是發展的核心，但核心技術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所以必須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不被人制約的技術與產業體系。有了這個共識會幫助中國構建更加有效、更加高效的技術研發體系，加速技術向產業轉化過程。

同時這也給中國帶來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啓示——我們不能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其他後發國家/發展中國家，不能去遏制別的國家的發展，我們要採取一種共享技術、共享市場的方式來促進更大體系的發展。

長久以來我們的觀念是“與國際接軌”，也就是同世界上的那幾個主要的發達國家接軌。但是現在接不了軌了，轉身一看，原來世界並不只有那麼幾個發達國家，世界是由更多的國家組成的。從而促使我們建立更大的、更加穩定的自主創新、自主可控的技術研發體系，同時也促進我們建立更大的全球大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