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雷德·戴蒙德：如果日本領導人到南京下跪，中國人或相信他的誠意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週年，然而從日本右翼對電影《南京照相館》的詆譭，到日本首相石破茂懸而未決的“8·15講話”，日本社會和國家層面對這段歷史依舊躲躲閃閃，甚至拒不承認，更遑論反思和道歉了。

但歷史不會被忘記，正義終將被伸張。美國學者、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其著作《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中信出版社）“日本：前路何方”一章中，就曾深刻指出日本對其二戰侵略罪行缺乏真誠道歉與歷史清算。希望日本領導者能夠正視歷史，真誠道歉，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構建未來和平與友好的基石。

【文/ 賈雷德·戴蒙德】

除了移民問題，另一個被日本忽略的嚴峻問題是，日本在二戰時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民眾的所作所為對今天的中日關係和日本與朝鮮半島的關係造成的影響。

二戰之前以及二戰期間，日本對待其他亞洲地區民眾，尤其是中國和朝鮮半島民眾十分殘忍。日本於1941年12月7日“正式”宣戰，然而早從1937年起，日本就已不宣而戰，對中國發動了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日本軍隊殺害了無數中國人，而且使用的方式極其殘忍，例如：聲稱為了磨鍊日本士兵的意志，日軍將中國戰俘綁成一排供他們做刺刀練習；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間，日軍在南京屠殺了幾十萬中國平民；在1942年4月，出於對杜立特空襲行動的報復，日軍殺害了更多人。

儘管現在日本人普遍不承認這些殺戮，但有當年中國人、外國觀察者以及日本士兵自己拍的照片為證，這些罪行都被一一記錄了下來。（在史詠和尹集鈞編著的《南京大屠殺：歷史照片中的見證》一書中，你可以看到超過400幅當時的照片。）

侵華日軍士兵堀越文夫的相冊（郊外被日軍殺害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屍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半島，在長達35年的佔領期間，日本強制朝鮮半島上的學校以日語代替朝鮮語，並強迫大量的當地女性和其他國家的女性成為日本軍妓院中的性奴隸，而大量的當地男性則被迫成為日軍的苦役。

因此，今天的中國和朝鮮半島民眾普遍對日本抱有憎惡情緒。在中國和朝鮮半島民眾看來，日本至今仍未充分承認自己在戰爭時期犯下的暴行，沒有道歉，也未表達悔意。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韓國和朝鮮的人口加在一起也超過了日本的一半人口。中國、朝鮮和韓國都擁有配備精良的軍隊，可在日本，由於1947年憲法的規定和當前日本民眾普遍存在的反戰情緒，日本的軍事實力實在是微不足道。朝鮮之所以向日本發射導彈，就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炮火可到達日本境內。然而，日本還與中國及韓國因為杳無人蹤的小島而發生領土紛爭，這些島嶼只因其附近海域的漁業、油氣和礦產資源而受到重視。在我看來，結合上述事實，日本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長期隱患。

在擔任新加坡總理的幾十年間，敏鋭的人民觀察者李光耀先生對日本、中國、朝鮮和韓國領導者多有了解，他從亞洲的角度出發，這樣去評價日本人對於二戰的看法：“日本人不像德國人，他們並未得到精神上的淨化，還沒能將自己思想中的毒素清除乾淨。

日本人沒有告訴下一代自己過去犯了什麼錯。橋本龍太郎（日本前首相）曾於1997年9月到訪北京，在出席紀念二戰勝利52週年的活動時，他表達了自己‘最深的遺憾’以及‘深切的哀悼’。然而，他並未道歉，而中國和朝鮮半島人民最希望日本領導者做的事就是道歉。

我確實無法理解，為什麼日本人無論如何都不願承認過往，鄭重道歉，再重新出發。出於某些原因，他們就是不想道歉。道歉意味着承認自己做錯了事，遺憾或者哀悼不過是對當前主觀情緒的表達。

日本人不承認發生了‘南京大屠殺’；他們不承認在前線戰場，來自朝鮮半島、菲律賓、荷蘭等地的女性被擄走或被強迫成為日本士兵的‘慰安婦’（性奴隸的一種委婉説法）；他們也不承認自己曾在中國的東三省地區用活生生的中國人、朝鮮半島人、蒙古人、俄羅斯人還有來自其他地方的囚犯做殘忍的活體實驗。

這塊字跡牆是1997年在拆除白下區常府街現八一醫院宿舍舊房上的一間閣樓牆上時發現的，該場所曾為日軍在南京建立的一處慰安所舊址。上面的日文字跡大意為“凱旋而來的士兵為何進不了這間屋子 步兵一四五聯隊池田部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針對以上每件事，都是直到人們從日本人自己的記錄中找出了無可辯駁的確鑿證據，他們方才不情不願地承認發生過這些事情。以上種種加劇了人們對日本未來意圖的懷疑。日本人現在的態度預示了他們將來的行為。只有當他們對自己的過往感到羞愧時，他們未來重蹈覆轍的概率才會變小。”

每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的本科生中都會有來自日本的學生，他們會跟我談論自己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以及到加利福尼亞求學的經歷。他們告訴我，日本學校的歷史課不怎麼講二戰史（“因為在日本幾千年的浩瀚歷史中，二戰只佔寥寥幾年”），極少談及（或閉口不談）日本作為侵略國的角色，卻着重強調日本是受害者（兩顆原子彈導致大約12萬日本人喪生），而不承認日本應對數千萬外國人，還有幾百萬日本士兵和平民的喪生負責，還怪罪美國有意誘導日本成為這場戰爭的發動者。（平心而論，各國教科書對二戰的描述也都是為自己的立場服務。）

當我的那些日本學生加入洛杉磯的亞洲學生社團，在那裏認識了來自韓國和中國的學生，並且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聞日本那些至今仍能引起別國學生反感的戰爭罪行時，他們被震驚了。

與此同時，我的部分日本學生，還有一些日本人指出日本政治家已多次道歉，並問道：“日本難道道歉得還不夠嗎？”答案很簡單：不夠，因為這些道歉的言辭聽上去不夠真誠，沒有可信度，而且言語中充滿了推卸責任和否認自身錯誤的意味。

要詳細地回答這個問題的話，可以比較日本和德國在面對各自近代歷史的遺留問題時所採取的截然不同的做法，問問為什麼德國的做法能夠有效地安撫先前的敵人，而日本的做法卻並未讓中國和朝鮮半島這兩個主要地區的受害民眾感到信服。

本書的第六章講述了德國領導者以多種方式表達哀悼並承認德國的責任，而且德國學生在學校裏被教育要直面自己祖國的過往。如果日本人能像德國人那麼做，中國和朝鮮半島民眾也許會相信日本的誠意。比方説，日本領導者可以訪問南京，當眾下跪，為日本在戰爭期間對南京民眾的屠殺行徑懇求原諒；日本可以在國內設立各式各樣的戰爭博物館和紀念碑，並在戰俘營舊址上陳列關於日本戰時暴行的照片及詳細解説；日本的學齡兒童在郊遊的時候可以被帶去參觀那些戰俘營舊址，以及在日本境外的戰爭遺址，比如南京、山打根、巴丹和塞班；還有，日本可以多花些力氣去描述日本戰爭暴行下的別國受害者，而不是反覆強調自己才是戰爭的受害者。

所有這些場景都沒有在日本發生，也難以想象會在日本發生，然而類似的做法在德國被廣泛實行。在日本做到這些事情之前，中國和朝鮮半島民眾將仍然無法接受日本人照本宣科式的道歉。而且，只要中國和朝鮮半島還是全副武裝，而日本依舊缺乏保衞自己的軍事實力，那麼，日本的頭上便始終懸着達摩克利斯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