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80年前日本是“有條件投降”，用機會主義態度能躲就躲、能賴就賴

中國和亞洲各國的二戰勝利紀念，年復一年地面對着這樣的冷酷現實：一個80年來一直在擺脱戰爭追責、逃避戰敗懲罰的日本，一個80年來一直在亞洲製造對立分裂、挑起武裝衝突的美國，讓亞洲地區的和平局面長期處在嚴重的現實威脅之下。這就意味着，亞洲的戰勝國甚至連“半勝利”都談不上。

日本投降後，這個國家的無條件投降最終沒有得到落實，成了名副其實的“有條件投降”和“無條件免責”。80年來，亞洲各戰爭受害國要求日本深刻反省並真誠道歉的呼聲從未停止，但日本一直都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能躲就躲，能賴就賴。

日本的“機會主義道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大的助推因素正是美國長期以來在整個亞洲實施的“機會主義操弄”。美國機會主義的亞洲戰略放縱了日本機會主義的脱責逃罪，而日本的脱責逃罪又進一步助長了美國稱霸亞洲的野心。

帝國主義是非正義的，反帝主義是正義的，這是人類社會的公理良知，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日本在美國的包庇和扶持下，脱責逃罪80年，事實上也就是繼續選擇站在非正義的立場上80年，走在非正義的道路上80年。

但是日本需要看到，這個世界不會留給非正義的、反和平的、反人民的黑暗勢力更多的出路。80年後的今天，中國這一方，在強國之路上的勝利之旗高高飄揚，在反帝事業上的正義之旗高高飄揚。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歷史尺度的征程上，80年時間同樣不算很長，正義與非正義的對決，正未有窮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是一個世界性的紀念日。以80年前停戰的那一天為起點，今年是“戰後”的第80年。

但是在亞洲，這個紀念日的意義，又與其他地區有所不同。一方面，這是中國及其亞洲各國取得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以及日本戰敗投降80週年；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拒不公開認罪真誠道歉並繼續堅持錯誤歷史認知的80年，以及美國通過操弄日本長期干涉亞洲事務、破壞亞洲和平的80年。

人們年復一年地面對着這樣的冷酷現實：一個80年來一直在擺脱戰爭追責、逃避戰敗懲罰的日本，一個80年來一直在亞洲製造對立分裂、挑起武裝衝突的美國，讓亞洲地區的和平局面長期處在嚴重的現實威脅之下。

這就意味着，對於包括中國在內所有遭受過日本侵略、承受了巨大苦難的亞洲各國來説，完整的勝利遠未到來。由於原本應該處理的戰敗國問題始終未能很好處理，加之戰敗國長期以來拒不認罪道歉、變相復辟翻案這一惡劣態度，亞洲的戰勝國甚至連“半勝利”都談不上。

但是沒關係，亞洲的文明歷史很長，衡量歷史的尺度也很大。80年不夠就用100年、200年，歷史問題總是要解決的，對和平的威脅總是要消除的。

一、80年來日本的“機會主義道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過廣播發布《終戰詔書》，宣佈日本接受美、英、中、蘇四國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並無條件投降。

“無條件投降”這個概念，首次在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由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聯合英國首相丘吉爾正式提出。同盟國要求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其主旨有二：一是戰敗國不得與戰勝方進行協商談判，其投降不得附加任何政治、軍事或制度上的條件；二是戰敗國原有的政府機構、政治體系不被承認或保留，所有處置權完全掌握在同盟國手中。

1945年8月15日12時整，電台開始以所謂“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裕仁天皇親自宣讀的《終戰詔書》。

由於1945年5月的德國已經按照無條件投降的要求接受了處置，因此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後，這個亞洲的法西斯國家原本是沒有什麼機會避免同樣命運的。

但是，昭昭天理在上，整個世界卻目睹了荒誕的一幕：正在陷入滅頂之災的日本，死死抓住了戰勝國之一的美國一手遞上的寬大跳板，三步並兩步，逃脱了正義的懲罰。

而跳板的起點，正是日本天皇裕仁發佈的《終戰詔書》。這份詔書雖然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卻做了很多手腳——用“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為日本發動戰爭進行辯解，用為保護“億兆之赤子”和避免人類文明毀滅為結束戰爭提供理由，並用“終戰”這個中性詞代替了“投降”或“戰敗”。這些手腳意味着，對日本來説，天皇這個發動侵略戰爭的最大責任人從未真正悔罪，也從未真正投降。

此事的危害在當時還不太顯著。對比德國，其戰爭首要責任人希特勒通過自殺表達了不認罪、不投降的態度，但最終並不影響德國的無條件投降。如果四大戰勝國依照同樣的模式採取行動，在佔領日本後直接追究日本天皇這個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擁有軍隊統帥權並最終批准所有主要軍事行動的首要責任人的戰爭罪行，並按照廢除整個納粹組織的方式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和軍國主義體系，那麼這份《終戰詔書》中的措辭將不會改變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結局，更不會長期有效，以至於在長達80年的時間裏一直為日本右翼勢力宣揚的“國家無過、國民無罪”論提供根據。

但是，逃生的跳板竟然順利地搭了起來。在美國的安排下，日本的天皇制連同裕仁天皇本人一起受到了保護。當時英國和蘇聯派駐遠東軍事法庭的代表都希望將天皇作為戰犯起訴，而美國政府卻出於單獨統治日本的考慮，最終通過制定一部新的“麥克阿瑟憲法”將天皇轉變為“國家和民眾團結的象徵”，藉此逃避了追責。

天皇制的保留和天皇被免責是決定性的一步，通過這個安排，日本這個國家的無條件投降最終沒有得到落實，成了名副其實的“有條件投降”和“無條件免責”。美國曆史學家Herbert P. Bix在《裕仁與現代日本的塑造》一書中寫道：“麥克阿瑟把裕仁排除在戰爭責任追究之外……從根本上抽掉了日本戰後被迫進行道德重建的前提。”

而這正是日本在停戰期間努力想要得到的結果。繼天皇8月15日的《終戰詔書》之後，9月2日在美國“密蘇里號”戰艦上籤署的《降伏文書》第一款變通成了“我們茲宣佈日本帝國大本營及所有日本軍隊，以及在日本控制下的一切武裝力量，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兩個文件合在一起，就是一個愚弄世人的把戲。借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一個殺人犯被捕了，在受審時他宣告：犯罪的只是我的兩隻手，你們把它們掛上絞刑架吧，我這個人的頭腦和精神都是無罪的，也不需要任何認罪和道歉。

更為荒誕的是，這個耍賴的把戲竟然被法官全盤接受了。罪犯心存僥倖，法官徇私枉法，雙方一拍即合。表面上看，日本撿了一個天大的便宜，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日本失去了從國家層面進行‘自淨’的唯一機會。”（吉田裕，《日本人的戰爭觀——戰後史中的變容》，巖波現代文庫2005年）可以説，自此之後的日本，從“國格”這個角度就是一個在道德上失敗、靈魂上卑污的國家。

80年來，亞洲各戰爭受害國要求日本深刻反省並真誠道歉的呼聲從未停止，但日本一直都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能躲就躲，能賴就賴，依仗的是什麼？依仗的就是這種對道德責任的徹底放棄，越無德越有理。這種態度，在與擁有悠久道德文化傳統的亞洲各國的對比中，尤其刺目。

1957年，為了打開外交局面，時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出訪緬甸時對該國表示：“我們對在戰爭中給緬甸人民造成的傷害深表抱歉。”1965年，為了實現日韓關係正常化，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訪問韓國時，首次就歷史問題向韓國公開道歉。整整20年裏，從選擇的對象國家，到選擇的道歉時機，無不是機會主義的。

到了1972年，日本終於不得不直面中國這個最大的戰爭受害國了，但機會主義繼續主導着首相田中角榮的表態。在中國政府堅持要求日本明確承認戰爭責任並道歉的壓力下，田中在歡迎宴會上的措辭居然是“添了麻煩”（日語“迷惑”），引發中方強烈不滿。周恩來總理嚴正指出，這種輕描淡寫的表述無法讓中國人民接受。最終，日方才不得不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改為“深刻反省”。

然而，從那時起直到今天50多年過去了，日本這個國家何時真正“深刻反省”了？何時放棄過一直以來的機會主義態度了？不僅如此，雖然有過1995年日本投降50週年紀念日“村山談話”這種可以被接受的表現，但是更多的卻是大量不可接受的言行，包括首相和高官參拜靖國神社，堅持“侵略未定議論”，否認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等重大史實，修改教科書，宣稱認罪已經足夠了等等，而且後者已經漸成主流。

2015年8月14日，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戰後70週年談話。

2015年日本投降70週年紀念日前夕，安倍晉三首相發表了一篇“安倍談話”，其中的“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之説，最能暴露出日本一直以來的機會主義本質，其內在的含義不過就是：只要堅持住這種不承認、不認罪、不道歉的態度，一兩代人之後就沒事了。在同一年日本媒體進行的一項輿論調查中，關於“日本歷代首相對中國、韓國就過去的歷史事實反覆進行了認罪。你認為至今為止的認罪是否充分？”這個問題，受訪者回答“充分”者佔比竟然高達81%。

二、80年來美國的“機會主義操弄”

日本的“機會主義道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80年後的今天甚至幾近於得逞，其最大的助推因素正是美國長期以來在整個亞洲實施的“機會主義操弄”。美國的“機會主義操弄”政策不除，日本的“機會主義道歉”把戲就不滅。

回顧歷史，二戰前的美國之於亞洲，不過就是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個美洲同類。中國是在1840年被強加了“條約體系”之後，於1844年被迫與美國簽訂了不平等的《望廈條約》的，日本是在1853年美國“黑船艦隊”兵臨城下之後被迫開國的，菲律賓是在1898年美西戰爭之後根據《巴黎條約》被美國佔領的。總體上，美國與亞洲各國之間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侵略與反侵略關係。這是美國與亞洲各國關係的一個基本底色，無論日後發生了什麼，這個基本底色從未完全消失過。

這個時期亞洲發生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日本的“脱亞入歐”和高速崛起。短短幾十年時間裏，日本憑藉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等方面的全面西方化，在日清、日俄兩次戰爭中取得重大軍事勝利，並且積極參與西方主導的國際事務——這充分迎合了西方對日本的期望，並接受其為西方集團成員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與亞洲鄰國之間的關係也徹底改變了。當亞洲其他國家仍在繼續着本國的反帝反殖正義事業之時，日本卻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新興的西式帝國主義國家，反過身來開始用與西方列強同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方式對待亞洲鄰國。由於在西方列強內部，各國間的關係完全是利益至上，毫無道義可言，所以這個時期的美日兩國關係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

概言之，從日本入侵朝鮮並挑起日清戰爭之後，日本開國早期的反帝反殖正義性就完全喪失了。對於美國來説，此後的日本不過就是一個亞洲的德國，無論是日本對俄國的戰爭還是二戰時期日本對美國的戰爭，都是西方列強之間的戰爭，與殖民地國家的反帝事業毫無關係。

同為帝國主義國家的美英兩國在二戰中重新獲得相對於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國家的道義優勢，靠的不是帝國主義者集體的良心發現，而是靠着羅斯福和丘吉爾個人的天才創造。1941年8月的《大西洋憲章》是以個人名義聯合發表的，通過這個文告，針對德意日三國的戰爭被加入了道德原則和所謂的“美國信念”。其中一部分內容是針對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如反對領土擴張、支持民族自決、促進國際安全與裁軍、建立“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體系”等基本原則；另一部分則是將德意日三國的法西斯主義與英美法等國的帝國主義區分開來的，如羅斯福發明的“四大自由”等核心理念。

這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拿手好戲，歷史再次重演，“利益之戰”再次化身為“道義之戰”、“信仰之戰”甚至“哲學之戰”。利用“四大自由”這個與法西斯主義的區別，美英兩國為自己貼上了“自由民主”的標籤。

以這一年為轉折點，這兩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陣地上高高升起了正義之旗，並憑藉其強大的國力一舉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領導者。第二年發佈的《聯合國家宣言》號召26個簽署國團結一致共同抗敵，宣誓“每一政府保證運用其軍事與經濟之全部資源對抗軸心國！”

從1931年日本佔領東三省算起至1941年，中國已經單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長達十年並做出了巨大犧牲。此後的四年，中國成為了美英領導下的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一部分，並最終與同盟國一起取得了對軸心國的勝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短暫的歷史片段並不意味着，美英兩國在這四年裏通過戰勝日本法西斯所獲得的正義性，就可以與中國自1840年以來抗擊包括英美法德意日在內的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所具有的正義性相提並論。

在1945年9月2日舉行受降儀式的“密蘇里”號戰艦上，麥克阿瑟懸掛了兩面美國國旗，一面曾經在“珍珠港事件”爆發的那天飄揚在白宮；另一面是31顆星的舊國旗，曾飄揚在佩裏迫使德川幕府開國的“黑船”艦隊桅杆上。這是麥克阿瑟特意傳遞出的信息：美國再次取得了勝利，日本將迎來第二次開國，因為在兩次開國之間的這一個世紀裏，日本走了彎路。

這面只有31顆星的美國國旗，是1853年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打開國門的“黑船事件”中，馬修·佩裏將軍指揮艦上的美國國旗。這面國旗原本收藏在博物館中，這時被借出來掛在“密蘇里號”上，象徵着美國再一次洞開日本國門，使日本再一次臣服。

通過這個姿態，世界反法西斯事業的歷史不見了，只留下了美日兩國關係史；亞洲各國遭受的巨大苦難和最終的勝利也都不見了，只看到美國一國對日本的第二次勝利。日本逃避戰爭責任的機會就是這樣出現的。

很快，麥克阿瑟變身為“藍眼睛的幕府將軍”、天皇之上的“太上皇”，1946年出任首相的吉田茂則當上了“袖珍的丘吉爾”。通過兩個人的合作，對日佔領的藍圖被設計成美國一國監督之下的“一場温和的家內清掃”，旨在將日本重新改造成美國眼中的一個西方集團“可靠成員”。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這種處理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對歷史的扭曲，對正義的忽視。因為它意味着，中國等亞洲鄰國所遭受的巨大苦難變得無足輕重了，日本在戰爭中犯下的巨大罪行變得情有可原了。

重要的是，這本不是所有戰勝國的原意。名義上，對日佔領是一項同盟國共同採取的行動，由遠東委員會（FEC）這個13國代表組成的機構負責制定一般政策。在遠東委員會之下，設立了“對日理事會”（ACJ）及其下屬機構，而“盟軍最高司令”（SCAP）基本上是麥克阿瑟的個人辦公機關。但現實中的操作卻完全南轅北轍。

由於美國承擔了太平洋作戰中的主要任務，美國很早就制定了對日本的佔領計劃，並在日本投降之前最終形成一份《（日本）投降後初期美國對日方針》的文件。這份文件體現的完全是美國的國家意志，通過麥克阿瑟的權力機構來執行，遠東委員會淪為了橡皮圖章，而日本也就隨之成了美國這一個戰勝國手下的戰敗國。最後，通過麥克阿瑟一手設立的遠東軍事法庭，原本應該充分伸張正義的東京審判，卻成了勝者裁判而亞洲缺席的扭曲模式。

考慮到日本在整個軍國主義擴張歷史上對各個亞洲鄰國，特別是對中國，犯下的巨大罪行，這種温和方式的對日佔領無異於一場對於所有受害國家和人民的“二次加害”。即使有過戰犯審判、“非軍事化”名義下的大清洗等懲罰，日本民眾也經歷了戰後困難時期的痛苦，國家也經歷了喪失主權的屈辱，但與日本戰爭罪行和受害國的痛苦相比，都不成比例地過於輕微。

美國政府是否對得起本國人民，特別是那些在太平洋戰爭中犧牲的數十萬軍人和他們的家庭，是美國自己的事；但美國如此傲慢地置其他國家的切身感受和強烈訴求於不顧，並在事實上剝奪了飽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亞洲國家徹底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權利，卻涉及到整個世界的公平正義。

1945年到1947年間對日佔領第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由三個“d”字母打頭的詞定義的——日本的非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政治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以及財富和權力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這基本上是符合公平正義的；但是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任務發生了大轉變，到了1948年開始的時候，三個“d”讓位給了四個“r”——勞工的再培訓（retraining）、民眾的再就業和再安居（rehabilitating）、軍隊的再武裝（rearming），以及日本國際地位的再定位（realigning）。1948年1月杜魯門政府的陸軍部長髮表演講，要求日本“作為一個制止任何其他極權主義的戰爭威脅的力量而發揮作用。”

“反共堡壘”的新定位成了日本的新希望，朝鮮戰爭期間高達20億美元的戰爭採購訂單又為日本帶來了“天賜甘霖”，短短三年，日本經濟強力復甦，出口額翻了三倍，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沉浸在峯迴路轉和喜從天降的興奮中，還能指望日本深刻反省、公開認罪並向鄰國真誠道歉嗎？

儘管眾多亞洲國家仍然堅持要讓日本接受嚴厲懲罰並作出應付的賠償，但是美國的想法已經完全變了。在東西方冷戰和朝鮮戰爭的新形勢下，美國希望結束對日佔領與日本政府希望恢復國家獨立兩方面的願望一拍即合——於是，用一個懲罰性對日和約取代日本投降書的合理方案，讓位給了對日《和平條約》和《美日安保條約》這個在蘇聯和中國等國都沒有參加的情況下，完全一廂情願的、極力表現寬宏大量的、只符合美國及其盟國利益的“舊金山體制”。

兩個條約於1952年4月生效，吉田茂取得了他個人事業的最大成功。據近些年披露的檔案資料，正是這位首相於1952年當年出面阻止了日本天皇裕仁表達對於發動戰爭的“悔恨”之義的公開演講，他勸告天皇今後不再提及戰爭或日本的戰敗。因為在他看來，日本已經完成了從認罪悔罪的管制之下出逃的計劃，罪惡歷史從此翻頁了。

回顧地看，短短7年時間，日本就實現了天皇脱責和國家免罰這個在1945年無條件投降時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大跳躍，身上揹負的十字架扔掉了，一身輕鬆闊步前行，此後幾十年裏歷次言不由衷的道歉怎麼看都像是開玩笑似的。

這完全就是美國在亞洲的機會主義政策導致的。

三、正義與非正義的對決未有窮期

美國機會主義的亞洲戰略放縱了日本機會主義的脱責逃罪，而日本的脱責逃罪又進一步助長了美國稱霸亞洲的野心。置亞洲的公平正義與和平穩定於不顧，美日兩國這一出“雙簧戲”自導自演了80年，直到今天。

80年來，從最初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並完成對日佔領，到幾年後改造日本使其成為東西方冷戰中的“反共堡壘”，再到如今推動日本使其成為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支柱之一，美國三次戰略上的大轉向，也是三次對歷史的大扭曲。這背後的理由是什麼呢？果真有什麼一以貫之的宏大事業嗎？事到如今，人們對那個所謂的“自由民主”華麗説辭已經不再相信了，而80年來促成了美日全面合作、奠定了美日同盟基礎的那個真正的“事業”，其實通過梳理這幾次機會主義的大轉變背後的一致性，也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的，尤其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上。

對於中國來説，自1840年至今已過去185年了，在這將近兩個世紀的歷史時期裏，中國無論發生了哪些大的變局，卻始終貫穿着同一個未曾中斷過的宏大事業，那就是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因為中國在這個歷史時期裏遭受了太多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至今也仍然面對着帝國主義性質的安全威脅，所以這個宏大事業仍在持續地進行着，正未有窮期。而由於每一個帝國主義性質的外來侵略和壓迫都是非正義的，所以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將帝國主義趕出去的解放事業，以及決不讓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再次得逞的強國事業，都是具有最高正義性的事業。這是一個最為明白無誤的事實。

以這個基本事實為根據，美國和日本80年來這些表面上變來變去的機會主義路線到底是什麼，也就一目瞭然了：歸根結底也是一個東西，就是對於中國這個具有最高正義性的事業的不同形式的反對！

日本發動了野蠻殘暴的侵華戰爭，其本質是什麼？當然就是試圖用武力迫使中國放棄正義的抵抗，接受它的非正義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統治。

在打敗了日本之後，美國在中國採取扶持國民黨、打擊共產黨的政策，其本質是什麼？當然是不能接受一個要堅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完全合乎正義的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之後，美國與日本一拍即合，從懲罰日本轉為扶持日本，實行將日本打造成“反共堡壘”的冷戰戰略，其本質是什麼？當然是不能接受一個真正開始走上強國之路、決不讓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再有任何機會得逞的、完全合乎正義的強大中國。

中美全面競爭格局形成之後，美國在“印太戰略”賦予日本“遏華支點”的新角色，其本質又是什麼？不過就是歷史的輪迴，就是美日兩國殊路同歸，再次回到了19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向中國伸出魔爪那個時期！

由此可見，通過將歷史尺度放大，那些原本混亂的歷史事件就顯現出了其中的邏輯一致性。正是因為中國對於具有最高正義性的反帝事業長期以來的堅持，也正是因為美國和日本對於這個正義事業長期以來的恐懼和反對，才有了80年時間裏美國和日本所有這些非正義的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

侵華日軍士兵堀越文夫的相冊（郊外被日軍殺害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屍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近年來，美國默許日本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衞權，對右翼否認侵略的言行“形式上關切、實質上縱容”，不斷推進美日軍事一體化，形勢的發展已經再清楚不過了。中國當然會批評美日兩國“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反過來看，也恰恰説明中國所代表的正義事業正在取得越來越大的成功。

帝國主義是非正義的，反帝主義是正義的，這是人類社會的公理良知，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日本在美國的包庇和扶持下，脱責逃罪80年，事實上也就是繼續選擇站在非正義的立場上80年，走在非正義的道路上80年。只要這個涉及正義和非正義的根本性選擇不變，任何口頭上的“深刻反省”和“真誠道歉”都毫無意義，無論説多少遍，也不存在“足夠了”的問題，更不存在“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的問題。

所以説，中國一再要求日本就歷史問題“深刻反省”，就戰爭罪責“真誠道歉”，不過是中國方面的善良用意和苦口婆心。而日本方面並不聽從，在80年後甚至還在反其道而行之，只能説明這遠不是哪屆政府、哪位首相的政策選擇問題，只能説明這是日本自80年前主動放棄了對自身罪惡歷史進行深刻檢討並進行本國的道德重建這個唯一的歷史機會之後，這個國家從此也就在內心裏徹底泯滅了關於正義的觀念，在行動上沿着非正義的道路一直走到底。

當然，這也就意味着日本絲毫不敢離開美國的設計和安排半步，因為它的全部道德標準和是非觀念都只能從美國那裏取得。無論美國做得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對日本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日本也都只能亦步亦趨地跟隨其後，沒有其他選擇。日本自己也清楚，這完全不算是一個正常國家。

當然，也許是仍然懷抱着軍國主義的野心，也許是仍然陶醉於機會主義的伎倆，對於選擇了這條道路的日本來説，80年時間似乎並不算很長，似乎未來還可以照現在的樣子繼續走下去。只要日本認為歷史還能倒退，時代還能逆轉。

但是日本需要看到，正如十年前的70週年紀念日上中國最高領導人喊出的響亮口號——“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這個世界不會留給非正義的、反和平的、反人民的黑暗勢力更多的出路。80年後的今天，中國這一方，在強國之路上的勝利之旗高高飄揚，在反帝事業上的正義之旗高高飄揚，前景一片光明，道路十分寬廣。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歷史尺度的征程上，80年時間同樣不算很長，正義與非正義的對決，正未有窮期！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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