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嫺:“特朗普心善,見不得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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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一嫺】
幾小時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街區,還是密密麻麻的帳篷和睡袋,無家者在便攜爐上煮着廉價速食。如今,帳篷被摺疊、裝車,國民警衞隊的軍靴踩過濕滑的地面,黃色警戒線封住了通往街區的小路。
宣佈清理行動當天,特朗普高調在社交平台寫下:“今天是華盛頓的解放日(This is Liberation Day in D.C.),美國的首都,將恢復它應有的面貌。”
在他的敍事中,驅散無家者不僅是一次市容整治,而且是恢復秩序、展現執政魄力的政治動作——它既能製造即時的視覺衝擊,又能在大選年的輿論場中塑造“鐵腕執政”的形象。
然而,這場突如其來的“清城令”,不僅改變了街頭的景象,還觸發了一場聯邦與地方權力、治安與人權之間的激烈碰撞。

酒精、煙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發佈的執法照片。社交媒體
特朗普為什麼能這麼做?
華盛頓特區的特殊政治地位,使這場行動有了不同尋常的制度條件。作為美國唯一的聯邦直轄區,D.C.既不屬於任何州,也沒有州長;1790年《首都法案》確立了這一安排,並由喬治·華盛頓親自選址。《美國憲法》賦予國會對首都的“專屬立法權”,以確保聯邦政府不受制於任何州。
1973年《特區自治法》雖然賦予華盛頓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但保留了國會與總統在關鍵事務上的直接干預權。該法第740條規定,總統在遇到“緊急特殊情況”時,可命令市長將都會警察局的力量用於聯邦目的,初始期限不超過48小時;如需延長至30天,必須通知國會;再往後則須經國會聯合決議批准。這一設計原本旨在確保首都在突發安全事件中能快速響應,但也為聯邦行政權力介入地方執法留下了制度通道。
華盛頓特區沒有州長,總統就天然是國民警衞隊的最高統帥。不同於各州國民警衞隊受《禁止軍隊介入內政法》(Posse Comitatus Act)的限制,D.C.國民警衞隊可以直接執行治安任務,不必繞過法律障礙。
這種“合法例外”在理論上是保障首都安全的防線,但在實踐中,也可能成為政治化操作的工具。當總統能夠以合法名義接管地方警力並長期部署準軍事力量,地方自治就容易淪為空談。特朗普此次的行動雖然在形式上符合法律條文,卻在實質上利用法律縫隙,觸碰了聯邦與地方權力平衡的敏感邊界。
正是利用了這一制度空隙,在高曝光的競選背景下,特朗普用一道行政命令和一紙部署令,把清理無家者營地升級為一場全國關注的政治事件。
數據告訴我們另一面
儘管特朗普宣稱,為無家者提供了“收容或治療”的選擇——進入庇護所,或接受心理健康、藥物康復服務,否則可能面臨罰款甚至拘留。
然而,現實中的圖景遠比官方敍事複雜。華盛頓特區警局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暴力犯罪總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6%(從2142起降至1588起),全年犯罪總數下降15%(從34369起降至29348起)。與此同時,無家者的總體數量在2025年1月的統計中比上一年減少了9%,家庭組下降18.1%,個體下降4.5%,比2020年更是減少近19%。
這些數字與特朗普將首都形容為“安全危機中心”的論調形成鮮明反差。更重要的是,儘管都會區住房與安置牀位已增至49649張,其中81%為永久住房,但在實際執行中,仍有不少人因牀位不足或條件不符而無處可去。驅散行動在媒體的鏡頭前清空了街道,卻並未觸動造成無家可歸的深層原因。
數字背後還有更復雜的現實:即使有空出來的牀位和臨時安置計劃,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或能夠接受——這直接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不願進收容所?

當地時間8月11日,美國華盛頓特區,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帳篷。視覺中國
為什麼他們不願進收容所
不少無家者拒絕進入收容所,並不是因為沒有空位,而是因為收容機構往往有嚴格的管理規定:禁止飲酒、吸煙或使用藥物,規定固定的進出起居時間,甚至要求參加宗教儀式或康復課程。對一些有成癮問題、精神健康困擾,或習慣自由作息的人來説,這些規則意味着失去對自己的掌控感。加上收容所環境擁擠、隱私差、安全感低(偷竊、衝突等問題時有發生),很多人寧願露宿在熟悉的街區,也不願被迫接受收容所的約束。
當然,更多人是被迫無家。
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HUD)的數據表明,大多數無家者並非主動選擇留在街頭,而是因為突如其來的失業、居住成本壓力、健康危機或家庭變故,讓他們在短短幾周內從有房可住到露宿街頭。
美國的社會保障網相對薄弱,缺乏足夠的公共住房和租金補貼,使得許多人在遇到危機時沒有緩衝空間。對這些人來説,不是他們不想進屋,而是根本沒有負擔得起的“屋”可回。
被清理的人們去哪兒了?
在特朗普的敍事中,驅散無家者是“恢復秩序”的必要舉措,但在人道層面,這種行動帶來的後果更為複雜。長期居住在營地的人,往往依賴熟悉的地理位置和鄰里網絡來獲取食物、醫療援助和心理支持。一旦這些營地被強制拆除,他們不僅失去了暫時的住所,也失去了與志願者、非營利機構、社區組織的日常聯繫。
很多人因此被迫遷往更偏遠、資源更匱乏的區域,甚至選擇躲進治安和生活條件更差的隱蔽角落,增加了未來救助和干預的難度。“無家者權益”倡導者批評,這是一種“視覺淨化”,它解決的是鏡頭裏的形象問題,而非貧困、精神健康、住房成本等深層結構性問題。
在許多發達國家,城市管理者在應對無家可歸問題時,更傾向於投入資源增加可負擔住房、心理健康服務和就業支持,而不是依賴強制驅散。巴黎、温哥華、東京等地,都曾在大型清理行動後面臨輿論質疑,最終不得不回到長期政策建設上來。
華盛頓的街道可以在一夜之間變得整潔,但被驅逐的人去了哪裏?如果“安全”成為最高指令,聯邦權力是否會越過地方與法律的邊界?如果首都可以這樣“清場”,其他城市會否步其後塵?安全與秩序固然重要,但它們是否應以犧牲最脆弱羣體的生存權為代價。城市的整潔,可以用鐵馬和警戒線換來;制度的健康,卻需要在權力擴張的誘惑面前保持克制與自省。
華盛頓“解放”了,街道乾淨了,可是,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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