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嫺：“特朗普心善，見不得窮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一嫺】

幾小時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街區，還是密密麻麻的帳篷和睡袋，無家者在便攜爐上煮着廉價速食。如今，帳篷被摺疊、裝車，國民警衞隊的軍靴踩過濕滑的地面，黃色警戒線封住了通往街區的小路。

宣佈清理行動當天，特朗普高調在社交平台寫下：“今天是華盛頓的解放日（This is Liberation Day in D.C.），美國的首都，將恢復它應有的面貌。”

在他的敍事中，驅散無家者不僅是一次市容整治，而且是恢復秩序、展現執政魄力的政治動作——它既能製造即時的視覺衝擊，又能在大選年的輿論場中塑造“鐵腕執政”的形象。

然而，這場突如其來的“清城令”，不僅改變了街頭的景象，還觸發了一場聯邦與地方權力、治安與人權之間的激烈碰撞。

酒精、煙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發佈的執法照片。社交媒體

特朗普為什麼能這麼做？

華盛頓特區的特殊政治地位，使這場行動有了不同尋常的制度條件。作為美國唯一的聯邦直轄區，D.C.既不屬於任何州，也沒有州長；1790年《首都法案》確立了這一安排，並由喬治·華盛頓親自選址。《美國憲法》賦予國會對首都的“專屬立法權”，以確保聯邦政府不受制於任何州。

1973年《特區自治法》雖然賦予華盛頓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但保留了國會與總統在關鍵事務上的直接干預權。該法第740條規定，總統在遇到“緊急特殊情況”時，可命令市長將都會警察局的力量用於聯邦目的，初始期限不超過48小時；如需延長至30天，必須通知國會；再往後則須經國會聯合決議批准。這一設計原本旨在確保首都在突發安全事件中能快速響應，但也為聯邦行政權力介入地方執法留下了制度通道。

華盛頓特區沒有州長，總統就天然是國民警衞隊的最高統帥。不同於各州國民警衞隊受《禁止軍隊介入內政法》（Posse Comitatus Act）的限制，D.C.國民警衞隊可以直接執行治安任務，不必繞過法律障礙。

這種“合法例外”在理論上是保障首都安全的防線，但在實踐中，也可能成為政治化操作的工具。當總統能夠以合法名義接管地方警力並長期部署準軍事力量，地方自治就容易淪為空談。特朗普此次的行動雖然在形式上符合法律條文，卻在實質上利用法律縫隙，觸碰了聯邦與地方權力平衡的敏感邊界。

正是利用了這一制度空隙，在高曝光的競選背景下，特朗普用一道行政命令和一紙部署令，把清理無家者營地升級為一場全國關注的政治事件。

數據告訴我們另一面

儘管特朗普宣稱，為無家者提供了“收容或治療”的選擇——進入庇護所，或接受心理健康、藥物康復服務，否則可能面臨罰款甚至拘留。

然而，現實中的圖景遠比官方敍事複雜。華盛頓特區警局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暴力犯罪總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6%（從2142起降至1588起），全年犯罪總數下降15%（從34369起降至29348起）。與此同時，無家者的總體數量在2025年1月的統計中比上一年減少了9%，家庭組下降18.1%，個體下降4.5%，比2020年更是減少近19%。

這些數字與特朗普將首都形容為“安全危機中心”的論調形成鮮明反差。更重要的是，儘管都會區住房與安置牀位已增至49649張，其中81%為永久住房，但在實際執行中，仍有不少人因牀位不足或條件不符而無處可去。驅散行動在媒體的鏡頭前清空了街道，卻並未觸動造成無家可歸的深層原因。

數字背後還有更復雜的現實：即使有空出來的牀位和臨時安置計劃，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或能夠接受——這直接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不願進收容所？

當地時間8月11日，美國華盛頓特區，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帳篷。視覺中國

為什麼他們不願進收容所

不少無家者拒絕進入收容所，並不是因為沒有空位，而是因為收容機構往往有嚴格的管理規定：禁止飲酒、吸煙或使用藥物，規定固定的進出起居時間，甚至要求參加宗教儀式或康復課程。對一些有成癮問題、精神健康困擾，或習慣自由作息的人來説，這些規則意味着失去對自己的掌控感。加上收容所環境擁擠、隱私差、安全感低（偷竊、衝突等問題時有發生），很多人寧願露宿在熟悉的街區，也不願被迫接受收容所的約束。

當然，更多人是被迫無家。

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HUD）的數據表明，大多數無家者並非主動選擇留在街頭，而是因為突如其來的失業、居住成本壓力、健康危機或家庭變故，讓他們在短短幾周內從有房可住到露宿街頭。

美國的社會保障網相對薄弱，缺乏足夠的公共住房和租金補貼，使得許多人在遇到危機時沒有緩衝空間。對這些人來説，不是他們不想進屋，而是根本沒有負擔得起的“屋”可回。

被清理的人們去哪兒了？

在特朗普的敍事中，驅散無家者是“恢復秩序”的必要舉措，但在人道層面，這種行動帶來的後果更為複雜。長期居住在營地的人，往往依賴熟悉的地理位置和鄰里網絡來獲取食物、醫療援助和心理支持。一旦這些營地被強制拆除，他們不僅失去了暫時的住所，也失去了與志願者、非營利機構、社區組織的日常聯繫。

很多人因此被迫遷往更偏遠、資源更匱乏的區域，甚至選擇躲進治安和生活條件更差的隱蔽角落，增加了未來救助和干預的難度。“無家者權益”倡導者批評，這是一種“視覺淨化”，它解決的是鏡頭裏的形象問題，而非貧困、精神健康、住房成本等深層結構性問題。

在許多發達國家，城市管理者在應對無家可歸問題時，更傾向於投入資源增加可負擔住房、心理健康服務和就業支持，而不是依賴強制驅散。巴黎、温哥華、東京等地，都曾在大型清理行動後面臨輿論質疑，最終不得不回到長期政策建設上來。

華盛頓的街道可以在一夜之間變得整潔，但被驅逐的人去了哪裏？如果“安全”成為最高指令，聯邦權力是否會越過地方與法律的邊界？如果首都可以這樣“清場”，其他城市會否步其後塵？安全與秩序固然重要，但它們是否應以犧牲最脆弱羣體的生存權為代價。城市的整潔，可以用鐵馬和警戒線換來；制度的健康，卻需要在權力擴張的誘惑面前保持克制與自省。

華盛頓“解放”了，街道乾淨了，可是，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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