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階級分析的戰略價值是什麼？毛澤東説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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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驅動歷史轉變的車輪
二十五、學習《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這一節，主要講引領歷史轉變、走向全國抗戰的思想靈魂，一起學習毛主席《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篇雄文。
學習毛主席軍事思想不能不學理論著作。我們此前所講，主要是那個驚心動魄的歷史轉變過程，是從毛主席的軍事政治實踐中，領略令人歎為觀止的軍事思想精妙。但總有一些疑惑不解：為什麼他能如此遠見卓識？為什麼他能如此料事如神？為什麼他能如此堅定自信？為什麼他那些看似難以理喻的思想和號召，卻能領導黨和紅軍勝利達到目的？學習毛主席著作，就是從根本理論和認識方法上找到問題的答案。
毛主席《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開啓歷史轉變的綱領性文獻。儘管在毛主席親自帶領編撰的毛選四卷中，這篇文章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但講的卻是新政治路線，是黨的策略方針轉變，是如何由階級戰爭轉向民族革命戰爭。它的地位，相當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開篇之作《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因為從此之後，黨和紅軍的行動都是遵循這一策略進行的。
先講一下這篇文章的背景和緣起。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會議上，確定黨的策略方針是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軍事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
會議結束後第二天，在瓦窯堡一座基督教禮拜堂，張聞天主持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主席作報告，講的就是這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就是黨員幹部和羣眾的工作推進會，可根據形勢需要隨時召開，具有組織靈活、議題多樣、參會人員身份廣泛等特點。
1935年，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
下面，我們一起學習《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2]
這篇文章一共講了4個問題：一是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二是民族統一戰線；三是人民共和國；四是國際援助。
這個結構很講究。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為指導的，這就決定了正確的認識不是頭腦裏固有的，更不是神的旨意，而是來源於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對客觀形勢的分析。所以這篇文章第一部分，講的是當時面臨的政治形勢特點，在這個基礎上提出黨的策略方針，也就是第二部分講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黨的策略方針的轉變，又決定了政權性質和外部關係等重大問題，文章第三、第四部分就是講這些重大問題。
古人寫文章講究“兩句破題，三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毛主席不只是偉大的戰略家、思想家，偉大的導師和領袖，也是一個偉大的文章家，他的文章十分講究法度，而又變化萬千。
毛主席是怎樣分析當時形勢的呢？
他一上來就説：“同志們！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的形勢，我們的黨已經規定了自己的任務。”
開頭就這兩句話，簡明扼要，明確主題，讓大家期待下面的內容。
那麼，1935年底形勢的很大變化是怎樣呢？毛主席用一句話概括：“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
一句話就把形勢特點説清楚了，就是亡國危機來了。為什麼這樣定性呢？我們看毛主席是如何論證的。這裏只講主要觀點和主要邏輯脈絡，更多內容可以直接看文章。
毛主席從近代歷史説起，而這些歷史現在也有很多人陌生。
差不多100年以來（1840年至講話時的1936年），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國家。由於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鬥爭，中國還保存了一種半獨立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但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使得賣國頭子袁世凱簽了字的對日屈服投降的條約二十一條，不得不宣告無效。
1915年5月25日，袁世凱政府與日方簽訂《中日民四條約》，正式確認了“二十一條”中的大部分內容
1922年，由美國政府發起，包括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國在華盛頓開會，根據美國提出的在華“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户開放”的侵略原則，簽訂了一個9國公約，又使中國回覆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但是沒有很久，這種情況又起了變化。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只是日本侵略的範圍暫時還限於東北四省，就使人們覺得似乎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一定再前進了的樣子。
毛主席説：今天不同了，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
為什麼這樣説呢？毛主席説，剛剛發生的兩件事説明了這個方向：
一件是冀東事變。1935年11月25日，日本人嗾使國民黨河北政府官員殷汝耕，在河北省東部22個縣成立傀儡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這些漢奸以“防共”名義脱離了南京政府控制，投靠了日本。[3]
一件是外交談判。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對華三原則”：一是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是中國承認偽“滿州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是中日共同防共。之後日本與南京政府多次談判。不久，廣田在日本議會説：中國政府業已承認帝國所提出之三原則。國民黨政府則聲明説：國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既非全部承認什麼意思？就是不願意只賣給日本一個國家，因為其他主子不同意，除了這點都可以。南京政府是以“共同防共”名義喪權辱國，對日投降。[4]
毛主席用這兩件事説明，日本已經不滿足於佔領東北4省了，而是通過實際行動蠶食中原地帶，要進一步吞併全中國了。
在國家危亡的形勢面前，中國人怎麼辦？
毛主席説：“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遊移於兩者之間呢？”
現在，我們面對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受到重大損害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應當只有同樣的聲音，但實際上卻是眾説紛紜，甚至截然相反，有些非常離譜的聲音還非常大，你搞不清為他們什麼會那樣。其實，從根本利益關係的不同來分析，也就是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就會迎刃而解。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寫作
我們看看毛主席的方法。他是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告訴大家中國各個階級對這個問題的根本態度：
第一，“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反抗的。”毛主席講大革命以來的歷史，“九·一八”以來的反日浪潮，事實證明，這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
第二，“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包括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他們為什麼要反抗？因為他們和中國的農民一樣，有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小生產經濟地位，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曾經給了他們以重大的損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陷於失業、破產或半破產的境地。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
下層老百姓要抗日，上層是什麼狀況呢？當問題擺在民族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面前，擺在國民黨面前，是怎樣的呢？
毛主席先分析那些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這些人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説：“革命（不論什麼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麼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
他們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態度？因為，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是利益決定的。實際也充分證明，假如沒有這一羣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如果不是一再對日妥協投降，日本人能佔領東北後又佔華北，甚至要佔領全中國嗎？這説明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
上層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毛主席做了重點分析。
首先，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既然如此，他們也可以反帝反封建。
第二，對民族資產階級再細分：“他們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右翼就是反動保守的部分，與地主買辦比較接近，更多維護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利益。對這些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
第三，重點來了，民族資產階級中，與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地主階級“沒有那些關係或者關係較少的那些部分。我們認為，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着。”
這種分析正確嗎？毛主席舉例説明：
一個是蔡廷鍇等人。他們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他們同紅軍打過死仗，後來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到福建便同紅軍妥協，向蔣介石開起火來。“九·一八”事變以後的環境，能夠使國民黨營壘分裂出這樣一部分人，為什麼今天的環境反倒不能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呢？
蔡廷鍇（1892-1968）
蔡廷鍇等並不是孤例，毛主席還列舉以下事實：
1926年和1927年，革命軍打到武漢、河南的時候，唐生智、馮玉祥參加革命；
1933年，馮玉祥在察哈爾和共產黨一度合作，建立抗日同盟軍；
1931年12月，第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起義變成紅軍，領導者趙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
還有馬占山在東三省抗日等。
馬占山（1885-1950）
由此得出結論：“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於全中國的時候，在鬥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湧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敵人的營壘是會發生破裂的。”這種破裂我們認識到了，民族資產階級是可以爭取的。
還有，中國最反革命的地主買辦階級是鐵板一塊嗎？也不是。
為什麼他們不是鐵板一塊？毛主席認為，這是半殖民地的環境，即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所造成的。
當鬥爭是向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鬥以至明爭的。即便被蔣介石禁閉過的國民黨政客胡漢民，不久以前也在我們提出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上簽名了，胡漢民所依託的兩廣軍閥，也在“收復失地”和“抗日剿匪”並重的口號下同蔣介石對立。
地主買辦階級營壘的這種分裂奇怪嗎？毛主席説：“並不奇怪，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鬥，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種又癢又痛的矛盾。但是這點爭鬥，這個缺口，這種矛盾，對於革命的人民卻是有用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鬥、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在此，我們看到毛主席的分析方法和策略原則，即使最對立的營壘也不放過爭取的可能。這個講話半年後兩廣事變爆發，蔣介石的拜把兄弟李宗仁等也舉起了抗日反蔣的旗幟。
由此毛主席得出結論：“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
在進一步分析民族革命營壘勢力不斷擴大的態勢後，毛主席明確指出，1935年底的中國，處在“大變動的前夜”。
大變動就是人心變了，分析政治形勢關鍵是看人心，人心變就是大變。
黨和紅軍如何應對這個大變動呢？當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時，革命的策略和領導方式也必須跟着改變。毛主席指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這是一個重大政治轉變，剛剛還在戰場上拼得你死我活，現在成為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對象，敵人成為友黨友軍，轉這個彎子不容易。需要深入解決理論和思想上的問題，大家才能自覺地為着共同目標奮鬥。
用事實和真理教育大家，而不是隻講政治要求，對內才能凝聚共識團結一心，對外才能最大限度地爭取同情和擁護。
毛主席告訴大家，形勢改變決定了兩個截然對立的任務：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一個是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
時局特點也決定我們的策略方針有兩個特點：一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但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
這兩種特點對我們提出了什麼要求呢？就是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採取廣泛的統一戰線，就是要招收廣大的人馬，把一切抗日力量都團結過來，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
毛主席重點批評了黨內存在着的關門主義。
他説，那種認為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哪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那就是一套幼稚病。
批評關門主義並不是無的放矢。剛剛開過的瓦窯堡會議上，博古就曾引經據典地論證“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説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
當時毛主席發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它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他還激憤地説：“難道這樣做，就是對祖宗不忠？對祖宗不孝嗎？”博古啞口無言，往牀上一躺不説了。張聞天等多數人贊成毛主席的主張，最後統一了認識。[5]
博古後來曾檢討説：福建事變十九路軍成立反蔣的人民政府，我們和它訂立協定之後，還認為它是最危險的反革命派別而反對它，拒絕給予應有援助；在瓦窯堡會議上，反對民族統一戰線，教條告訴我，資產階級是永遠反革命的，絕沒有可能再來參加革命，參加抗戰。[6]
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3年11月22日—1934年1月13日 ），李濟深任主席
在這裏，毛主席糾正了黨內很長一個時期把民族資產階級混同於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錯誤，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中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農大眾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
時任陝甘邊區蘇維埃主席習仲勳曾聆聽這個報告，他説：“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得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全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講話，心裏高興極了。”[7]
毛主席説：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他還説：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毛主席並沒有止步於此。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為實現共產主義信仰而奮鬥的，由階級革命變為民族革命，需要從黨的根本理論上進一步給大家講清問題。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紅色革命政權，開始叫工農民主政府，後來在瑞金叫蘇維埃工農共和國；軍隊開始叫工農革命軍，後來叫工農紅軍。最基本的特點是工人農民性質，代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而瓦窯堡會議決定，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8]還有一系列相應的改變。
這個改變的內涵是什麼？就是説，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此後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不但那些只對民族革命有興趣而對土地革命沒有興趣的人可以參加，那些同歐美帝國主義有關係，不能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卻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人們，只要他們願意也可以參加。通過這一改變，更充分地表明，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問題是，原先就不代表民族嗎？那也不是。毛主席闡釋説：民族這個意義，是在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裏原來就包括了的，因為工人、農民佔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改名呢？毛主席説，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係，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共產黨還能代表工農利益嗎？毛主席説：中國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農民，所以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人民共和國去掉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中國自由獨立，去掉地主的壓迫，使中國離開半封建制度，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農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
毛主席是從兩個維度講的，一是從佔比80%-90%講，工農利益就是民族利益；一是講反帝反封建推動社會進步，工農與民族資產階級都得到利益。
其實，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革命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為主要任務的革命，不同在於，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
毛主席説，在這個革命過程中，並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讚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並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並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為什麼？因為這種發展不利於帝國主義，而有利於中國人民。
這樣，毛主席就從理論上透徹地説清楚了。而不是策略方針轉變就全盤否定黨的基本理論，甚至否定過去的歷史，導致黨和紅軍政治思想混亂。
毛主席最後講的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關係。
他説，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後，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我們的抗日戰爭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蘇聯人民的援助，他們也一定會援助我們，因為我們和他們是休慼相關的。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後，把世界一體化了，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革命，帝國主義戰爭也成了世界戰爭。所以，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相互援助，特別是蘇聯的援助是必然的。當時這也是給大家提振信心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篇文章讓我們看到了什麼？
一是正確的政治路線是根本。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路線對了，就能不斷走向勝利；路線錯了，就會不斷挫折和失敗。在局勢“大變動前夜”清晰的理論思維和策略方針，是實踐中走向勝利的保證。
二是掌握階級分析的觀點。就是從根本利益得失，來分析不同利益羣體的政治態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方法。不否認有例外，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從整體看必然是根本利益決定根本立場。日寇侵略導致普通老百姓家破人亡，所以他們抗日最堅決；漢奸買辦能得到更多利益，所以他們主張妥協投降；其他各階級因為利益得失不同，也決定了立場和態度的差別和不同。國家也是如此，受到日本北進威脅的蘇聯，是中國抗戰初期最堅定的支持者；被受到日本攻擊後，美國才結束腳踏兩隻船的政策。拋開根本利益得失就説不清楚。
三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統一戰線。形勢變化引起利益關係變化，過去沒有共同利益的不同階級就有了共同利益。國家危亡之時，把所有受到亡國滅種威脅的各階級團結起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順應了天下人心，所以最後取得成功。
[1]《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頁。
[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42-169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註釋校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註釋校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6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頁。
[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館、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71-372頁。
[7]《習仲勳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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