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峯等|從邊緣到核心：女性在村莊治理中的崛起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研究與評估中心課題組於2022—2024年間展開了一系列鄉野調研及返鄉觀察活動，並獲取了大量一手調研資料，為《大國村治：當代農民的思與盼》一書的撰寫提供了案例和數據來源（9省84村田野調查+840份深度問卷+19個治理樣本）。本文節選自該書下編。

【文/ 趙曉峯 等】

筆者在浙北等地調研發現，當前農村地區村幹部羣體中出現了不少女性身影，甚至不少村莊的主職正書記也由女性擔任。

這與之前國家明確要求村幹部配備中必須有一名女性不同，當前江浙等地基層社會中女性自發自覺地成為村幹部隊伍的主力。以筆者調研的某一鄉鎮為例，該鎮10個行政村中，有4個行政村目前的村書記為女性。

圖為河南省鶴壁市造出“彩虹村”的“97”村支書張桂芳 資料圖

這不同於以往女性只是居於次位的情況：

首先，從角色來看，不同於以往的“好婆婆”“好兒媳”“巾幗隊伍”等組建形式，當前村莊治理和村莊政治中女性的參與度發生了質的變化，體現為不是簡單地提高了村幹部中女性的任職比例，而是女性成為村莊治理的“一把手”，處於核心和領導地位。

其次，從功能來看，女性擔任村書記意味着農村女性不僅僅可以在鄉風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生活治理等領域發揮作用，還可以在村莊政務工作和村務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以工村的張書記為例，她早年在隔壁鄉鎮的絲綢廠裏工作。1995年，絲綢廠將其發展入黨。入黨以後張某並沒有從事政務或黨務工作，而是到市區開了一家門店做生意。1997年，工村要求村支部委員會必須有一名女性成員，而當時該村符合條件的黨員只有張某一人，因此她順利進入了村支委。當時村幹部沒有固定工資，村裏需要她做的工作也不多。因此，她在村裏開黨員大會和鄉里開大會的時候才會回村，平時都在外面開店做生意，也不需要經常回村。

2013年，張某的公公在山上打山核桃時不幸去世，張某的婆婆一人在家生活難以為繼，因此希望她能夠回村照顧家庭。2015年，張某的丈夫辭去外面的工作，回村常住，張某也隨之回村。2017年，前任村書記通過公務員考試前往鄉政府工作，張某因此正式擔任村書記一職。在村莊工作期間，張某既可以照顧家庭，又可以獲得一定的收入。

類似張某這樣的女書記不在少數，當前農村女書記現象的興起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第一，與當前的鄉村治理內容轉型有很大關係。

當前農村的政務和村務工作主要有兩類，分別是案牘類工作和服務類工作。案牘類工作主要是指在系統平台上進行各項政務信息的填報和蒐集，因此村幹部每天的工作內容中有大量的“指尖工作”。服務類工作主要是向村民提供各種政府服務、發放各種福利，例如走訪農村高齡老人，通知宣傳社保、醫保費用繳納，通知殘障人士、困難羣體領取相關補助等。以上工作更加註重對鄉村基層社會信息統計、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生活服務等相關政務的處理。這部分工作是近年來基層政府工作內容產生服務化轉型的重要表現，佔用了鄉村幹部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

相比於這些，村民的矛盾糾紛等問題也逐漸減少。隨着江浙地帶整體財政實力的增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完備，尤其是經歷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大型鄉村環境整治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浙江地區，更是如此。浙北地區的鄉村治理內容已經從汲取資源、籌工籌勞轉為向農村分配資源和服務農民，在此背景下，女性的親和、細緻、耐心等性別優勢更加適應當前的村莊治理內容。

第二，村莊內部利益空間有限，男性精英介入村莊治理的動力不足。

據筆者統計，截至2023年，張書記所在鄉鎮總面積128平方千米，常住人口僅1000多人。人口密度過低，居住分散使村民之間的往來不再那麼頻繁，大部分村民進城工作，鄉村成為留守型陣地。再加上村莊內部利益鬥爭空間壓縮，引發的村莊派性鬥爭減少，村莊政治秩序相對平穩。因此，在村莊政治競爭中，並不需要很強的鬥爭能力和強大的資金實力以獲得村民的支持。

近年來，村莊內部政治不再像之前那樣圍繞外來資源的輸入而展開。隨着各項財務審計制度和紀律監察制度的完善，直接從鄉村內部謀取利益的空間被極大地壓縮。2016年之後，當地全面推行了組財村管與村財鄉管制度，進一步規範了鄉村財務收支。村莊治理已經從政治鬥爭轉向了平穩的政務服務。

第三，村幹部職業化的影響。

2016年之前，浙北村幹部沒有固定工資，只拿誤工補貼，即這個月幹了多少天就發多少天的補貼。2016年之後，村幹部職業化程度加深，村幹部不再是一份兼職工作。村書記工資每年一共7萬多元，其他村幹部每年工資2萬～4萬元。而當地一個普通男性勞動力採摘加工山林農產品、打零工一年也可以掙得7萬～10萬元。加之當前農民生活成本和養育成本提高，年輕男性單單依靠村幹部一職的工資難以擔負起一個家庭的重擔。

而且，村莊行政化事務和材料性工作不斷增多，尤其是數字工作不斷增多，在小程序、App以及各種系統平台上操作的工作增多，這對於村幹部的年齡、學歷、工作時長等要求較高，而女性在這些方面更佔優勢。

女性在做全職村幹部的同時，也可以兼顧照料老人、照顧小孩的家庭責任，在村莊內部實現了家庭和工作的兼顧。

某鄉鎮領導談道，女性對於上級政府下達的各項政務和材料工作會更容易接受，而男性則容易產生其他想法，因為女性對於家庭的經濟責任和壓力相比於男性較低。在家庭經濟收入分工中，男性負責闖蕩市場，女性回村大多為了照顧老人和孩子，她們更傾向於將村幹部看作一份主職工作，一份能夠在村莊獲得體面收入的工作，男性村幹部則有更強的經濟發展和村莊發展的動力與思想準備。

第四，“書記組閣”制度減少了女性村幹部的工作壓力和阻力。

浙江實施“一肩挑”政策以來，鄉鎮政府為了支持村書記的工作，實行“書記組閣”制度，規定村書記擁有對村支委班子成員的決定權。這樣一來就減弱了村委班子成員間的制衡效果，就可以減輕女性村幹部工作中的阻力和壓力。

第五，總體來看，村書記女性化現象的興起是伴隨着整個鄉村治理結構的轉型而發生的。在留守型農村中，村級治理內容行政化和服務化為女性參與村級治理釋放了可能性。

經歷了脱貧攻堅和正在進行鄉村振興戰略的農村社會，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社會服務已經非常完善，浙江地區尤其如此。當前村級治理中的工作主要是服務性而非動員性，工作內容更加細微瑣碎，例如詢問老年人身體健康狀況、上報村莊基礎信息等，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女性統籌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亮點村”打造的村莊，其工程建造密度大、項目落地數額多、涉及利益交往密集，這類村莊的主職幹部仍然以男性居多。因為在外做大生意的老闆中男性居多，他們比女性擁有更多的經濟實力和社會資源來應對村莊建設中的各種複雜情況。

《大國村治：當代農民的思與盼》，趙曉峯 等 著，東方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