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學者靈魂發問：同時開建，中國的都通車十多年了，美國呢？

【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2021年，加拿大籍華人科技分析師王旦（Dan Wang，音譯）回到故土。這位出生於雲南、7歲隨父母移民加拿大的研究員，從貴陽騎行至重慶。

途中，王旦驚喜地看到，2020年已實現省內貧困縣全部脱貧摘帽的貴州，其基礎設施水平竟遠優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或紐約州，而後兩者的富裕程度，明明比貴州要高出好幾個數量級。

“在葱鬱秀美的羣山中，我歷經五天艱難騎行，得以窺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實面貌”，王旦如此感慨道。

這種中美間的反差，在兩年後他回到美國後愈發明顯。

2023年，王旦特地去耶魯法學院待了一陣子，“這段日子讓我強烈感受到，美國是一個律師社會。”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精英法學院都是雄心勃勃者躋身美國政府高層的最便捷路徑。律師在精英階層的主導地位，讓美國淪為一個訴訟至上的否決制國家。無論你想推進什麼事，反對者總能通過律師手段加以否決。”

他直言不諱，“如果美國執意維繫這套主要服務於富人與權貴階層的體系，它就不可能繼續保持強國地位。”

基於這番強烈的中美對比，王旦撰寫了新書《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極速前進：中國塑造未來的探索》）。在書中，他並未沿用西方政治語境中“自由派與保守派”“鷹派與鴿派”這類常見的分類標籤，而是採用更貼閤中國實際的視角解讀中國。

他寫道，“我提出的最直白的觀點是：中國是一個‘工程型國家’（engineering state），它用‘大錘’（務實高效的行動力）來解決問題；而美國則是‘律師型社會’（lawyerly society），遇事動輒拿出‘法槌’，結果幾乎會阻礙所有事情，無論其本身是好是壞。”

王旦認為，“工程型國家”和“律師型國家”這兩個概念，雖然難以完全解釋中美髮展的差異，卻足以説明近年的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的情況，“美國依賴法律手段，比如徵收關税和設計各種嚴苛的制裁機制；而中國則專注於用工程創造未來，比如建造更好的汽車、更美麗的城市以及更大規模的發電廠。”

作為一個生於中國，長在西方的研究人員，王旦坦言，選擇這種視角分析，部分原因是為了梳理自己對中國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家的認知。2017年至2023年在中國生活的經歷，讓他對中國發展有了更深切的體會。

“中國建立了一個資源豐富國家的良好運營模式。過去四十年裏，它修建了多少英里的公路、建造了多少座新的核電站、生產了多少鋼鐵，寫出來真的令人震驚，”他寫道，“美國不必照搬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模式，但仍應借鑑中國的經驗，中國在城市建設領域已取得諸多成功。”

王旦的新書即將於8月下旬開售，這本書以獨特視角剖析中美髮展差異，最近得到許多西方媒體關注。英國《金融時報》16日報道稱，王旦的這本新書既深入探討了中國的優勢與短板，也尖鋭批評了美國領導層如何因自我戕害式的決策，在與競爭對手的技術軍備競賽中陷入被動。

“往往是美國搭建了通往技術領先地位的階梯，而中國卻成為第一個登頂的國家，”王旦在個人網站介紹這本書時寫道，“美國的太多地方，如今都像一座曾經輝煌的文明留下的、保存完好的廢墟。美國人應該更清醒地審視那些通常被忽視、且屢遭輕視的工業成就。”

王旦及其新書封面。彭博社截圖

“中國的工程建設令人着迷，所以我想回去看看”

據美媒彭博社介紹，王旦今年不到33歲，現在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過去十多年來專注於研究中國的科技發展。

王旦出生於中國雲南省，父親是軟件開發工程師，母親曾為廣播電視主持人。2000年，7歲的王旦隨父母移居加拿大。由於數學成績不好，他並未追隨父親的腳步投身工程領域，早期從事市場營銷工作。

2015年移居美國舊金山灣區後，王旦很快有些後悔。在他看來，這裏的氛圍封閉且狹隘。

“人們總説舊金山是世界的中心，但我完全不這麼覺得。”他回憶道，當地的交通系統與餐飲行業都讓他失望，同齡人熱衷的加密貨幣、虛擬現實、網絡平台，也無法引起他的興趣。

恰恰相反的是，中國正在推進的工程領域更令他着迷，例如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半導體產業與綠色能源發展。

於是一年後，王旦先移居到中國香港，加入了一家金融分析公司，為投資者解讀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動態。這份工作也讓他開始以整體視角重新認識中國。2018年，王旦又前往中國內地，更近距離地觀察中國製度的運作方式。

2023年回到美國後，王旦發現，他在耶魯法學院接觸到的學生雖有抱負，但缺乏主見。這讓他聯想到密歇根大學法學院教授、行政法專家尼古拉斯·巴格利（Nicholas Bagley）的觀點，即“美國政府過於痴迷程序化”。這些思考相結合，構成了他新書的核心框架。

王旦在書中的核心觀點是，中國是一個以“工程思維”治理的國家，由具有工程背景的人士主導，擅長統籌建設；而美國已演變為一個“律師主導型社會”，凡事傾向於設置阻礙，聯邦政府已淪為一個“由律師掌控、為律師服務、替律師發聲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lawyers, by the lawyers and for the lawyers）。

他認為，這種差異導致的結果是，美國的“法律精英階層”將程序置於結果之上，且其制度設計系統性地偏向富裕羣體。他指出，1984年至2020年間，美國民主黨所有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都有法學院就讀經歷。

兩國治理模式的差異，在高鐵建設上體現得尤為突出。

2008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選民通過撥款方案，計劃修建一條連接舊金山與洛杉磯、全長800英里的高鐵線路；幾乎同一時期，中國啓動了北京至上海的高鐵建設，里程與加州項目相近。

三年後，中國高鐵正式通車，總造價300多億美元，運營的頭十年累計運送旅客近14億人次；而加州高鐵的首段線路至今連影兒都沒有，開通時間甚至再次延後到了2030年，造價飆升至1280億美元。

4月25日，江蘇蘇州，飛馳的京滬高鐵列車穿行在陽澄湖河段，夕陽映照成景，構成一幅美麗的夏日畫卷。視覺中國

2024年，花了3年時間、耗資10億美元，長1600英尺（約合488米）、距離地面25英尺（約合7.6米）高的加州弗雷斯諾河高架橋剛剛建成。

王旦在書中還列舉了更多他所定義的“工程型國家”成就。英國《金融時報》評價稱，在對中國過去幾十年間非凡的經濟與技術變革的描述中，王旦書中引用的一些數據，其衝擊力堪比“一記重錘”（sledgehammer blows）。

比如，1990年中國汽車保有量僅為50萬輛。到2024年，這一數字已增至4.35億輛，其中不少還是電動汽車。目前中國每年的汽車產量超過6000萬輛，而全球汽車市場的總銷量為9000萬輛。

此外，中國已成為無人機、精密製造、工業機器人、太陽能與風能領域的全球領先者，並且正在加速深化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專業知識，大有趕超美國之勢。在核電領域，中國目前有31座核電站在建，而美國僅有1座。

另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數據，到2030年，中國將佔據全球工業產能的45%，而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在內的所有其他高收入經濟體的工業產能佔比總和僅為38%。王旦補充道，與此同時，中國頂尖科技企業已具備挑戰全球一流企業的實力。

“美國應該承認自己是個‘發展中國家’，‘發展中’明明是個值得自豪的標籤”

王旦在書中表示，如果美國想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勝出，首先需要真正瞭解中國，而這意味着必須摒棄美國政府與硅谷所兜售的“傳統敍事”。

“我認為所有關於中國的刻板敍事，自始至終都是錯誤的。”他提到，在某些領域裏，“中國只會複製、不會創新”的觀點仍被奉為圭臬，但在TikTok、DeepSeek、比亞迪已然崛起的當下，這種荒謬指控顯然站不住腳。

王旦進一步指出，硅谷的慣性思維是執着於最新的突破性發明，比如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但這種關注點存在誤區。相反，他認為，“技術”更應被理解為構建制造能力所需的“人才儲備與流程知識”。

他以美國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為例。蘋果發明了iPhone，但絕大多數設備由中國生產，這一過程也幫助深圳成為全球最具創新力的電子產業中心。

據彭博社報道，王旦希望藉此勸告美國重拾對“建設”的熱情，呼籲美國借鑑中國的做法，將硬核工程視為值得驕傲的事業重新拾起，去讚美“原子構成的實體世界，而非比特構建的虛擬世界”。

《金融時報》提到，這本書的結尾，王旦對美國現狀提出了尖鋭指責。他斥責道，美國已被“痴迷程序的左派”與“破壞性的右派”拖入泥潭，這個國家“不僅喪失了建設能力，在某種程度上也喪失了治理能力。”

他敦促美國將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的工作重心從“裁減人員”轉向“精簡官僚流程”，重塑“目標明確的政府治理模式”，擺脱律師“治國”的僵化束縛，並重建本國的工程技術實力。

王旦隨之又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觀點：他認為，要實現這一切，美國必須首先承認自身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且有許多地方需要從中國這個“工程型國家”中吸取經驗。

他在書中總結道：“‘發展中’這一稱謂，本就應該是一個值得自豪的標籤。”

彭博社對此持更悲觀態度。報道認為，鑑於美國目前正與王旦提出的建議背道而馳，他的這本新書讀來更像是一則“警示”。

“書名中的“極速”（Breakneck）看似指的是中國的快速發展，但或許這個詞同樣適用於美國：畢竟，當一個國家“失足滑落”時，其衰敗速度也可能同樣快到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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