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瑋:“16歲前偷夠100萬”,流動兒童的問題誰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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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我暑假自己坐班車來這裏的,平常在老家是爺爺奶奶照顧我。”“媽媽説這邊上完義務教育就回去。”“要是在這裏惹事就送我回老家。”……
暑假裏,幾名孩子用稚嫩的聲音拼湊出“候鳥少年”的生存圖譜——他們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一般聚集於餐飲、銷售、建築等產業,而這些被父母帶在身邊或暑假從老家來與父母團聚的“城市流動兒童”,需要時常隨監護人遷移,因此有了一個令人心疼的總稱——“城市小候鳥”。
01.遷移的代價
2021年,某地一小學8歲女孩的怪異舉動引起了老師和本地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的高度關注,警方介入後,一起猥褻幼女案得以案發,也撕開了本地流動兒童安全防護網的裂口。
“孩子才8歲,和幾個女同學們玩耍時,忽然靈機一動提出教同學們玩個遊戲。”女孩將同學們帶到了學校某僻靜處,隨後主動脱掉了自己的褲子和內褲……“孩子就讀的學校,是當地一所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集中的學校。附近有兩個很大的公園,一些家長要打工到很晚,孩子自行上下學,放學後孩子就在公園裏‘放養’,安全漏洞觸目驚心。”
在流動兒童家庭,“誰來看護孩子”始終是最揪心的問題。國家統計局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報告,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於2023年共同編寫的《2020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指出:中國流動兒童規模約為7109萬人,佔全國0-17歲兒童的23.8%。其中21.7%與父母和祖父母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包括異地就讀寄宿學校或打工的兒童)。13.1%與父母中的一方居住,3.5%與祖父母一起居住。
2022年後,國家統計局沒有再發布相關數據。但參考《2020-2024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普查公報》,多家機構推測我國流動人口子女規模已突破1億人,這儼然是一座漂浮在城市化浪潮中的“隱形孤島”。
這羣遷徙的“小候鳥”,在流動的縫隙中承受着遠超其他未成年人的暴力傷害、性侵害、校園欺凌等多重威脅。頻繁變換的環境讓孩子無所適從,跟不上各城市不同教材與進度的孩子極易自卑或自暴自棄,也容易成為校園欺凌的目標。
除了肉體上的侵害,網絡的便利為犯罪分子提供了更隱蔽的方式——隔空猥褻。在某檢察院辦理的案件中,一名犯罪分子通過網絡遊戲交友,引誘多名女童拍攝裸照。“我們發現,犯罪分子扮演了‘知心姐姐’的角色,通過為‘小候鳥’提供家庭監護缺失帶來的情感支撐、成長困惑和心理認同。一步步誘導女童們放下戒備,遭受侵害。”
例如,開始步入生長發育期的女孩小佳對於身體的變化既好奇又恐懼,長期與父母分離的她只能網上求索,被長期扮演“知心姐姐”的犯罪分子趁虛而入。當家庭監護長期缺位,情感的荒漠極易被偽裝的善意澆灌。犯罪分子以“關注身體發育情況”為名,以“彼此坦誠交換裸照”為手段實施侵害,即使受害女孩發現對方的真面目,往往也因害怕“被家人批評打罵”和“沒收手機”不敢聲張。
更令人揪心的是“小候鳥”自我認同感稀缺帶來的心理問題和身份的脆弱。“許多孩子在留守、流動、甚至‘迴流’狀態間反覆切換。”在J縣檢察院辦理的一起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中,被害人小星從嬰兒時期便開始輾轉多地,她的監護人一再變更,而在父母離異、父親入獄後,她更從“小候鳥”淪為了“事實孤兒”(監護人健在但事實無人撫養管教兒童)。

圖源:北京三知
“對於候鳥女孩,我們現在比較頭大的是她們被強迫或誘騙去從事賣淫或有償陪侍。”一名公安領導告訴我,“假期裏家長沒法有效監管,網絡信息發達,有些孩子可能被壞人帶着去掙所謂的快錢。家長髮現後報警,我們把違規酒吧或者團伙處理了,把她送回家,家長管不好或者直接擺爛,過段時間孩子又跑了。”
02.迷失的軌跡
如果説“候鳥女孩”極易遭受來自性方面的圍獵和侵害,那麼“候鳥男孩”則更容易從城市邊緣滑入違法犯罪的深淵。
“有些父母直接聯繫不上,有些流竄偷竊的時候不管,我去抓人時又鬼哭狼嚎拉着我警服,不准我帶他們兒子走。”楊警官無奈地告訴我。去年,他以雷霆速度偵破了涉案金額幾十萬的盜竊案,卻始終開心不起來。“犯罪團伙共5人,其中4個未成年人,每個都輟學了,最大的一個被抓時剛滿18歲。缺乏家庭和學校的有效管護,在城市間“流浪”的幾人一拍即合,跨市流竄作案六七起。”未成年人跨區域作案多以盜竊和搶劫為主,具有團伙聚集、流動作案、屢犯不止等特徵。“那麼大的涉案金額和損失,也只有18歲那個判了兩年,其餘的批評一頓都送回家了。”
我國刑法對未成年人適用門檻極高,行政處罰法(修正前)通常只責令監護人管教,對低齡盜竊懲戒力度有限,加上地理距離增大偵查難度,助長了少年們“打一槍換一地”的僥倖心理。
“你知道極個別未成年人流竄犯罪團伙還形成了‘企業文化’嗎?”今年,一名高級警司的“爆料”令我目瞪口呆——部分未成年人犯罪團伙會在暑期“研讀兵法”“打磨技藝”再“招兵買馬”,甚至還演變出“金盆洗手宴”和“傳承文化”。
“他們通常推舉一個接近16歲的青少年成為‘老大’,帶着一羣10至14歲的小弟流竄盜竊。有個團伙還有‘派出所就是我的家,16歲前偷夠100萬’的口號。”盜竊門店和盜竊車內財物是這類犯罪團伙作案率最高的事件,與以往成年人夾雜未成年人的團伙結構不同的是,近年犯罪團伙的低齡化趨勢明顯,成員多數為未滿十六週歲未成年人。
對於他們來説,16歲成為了一個分水嶺——16歲之前,警方哪怕抓到嫌疑人也定不了罪,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網絡時代信息擴散快、線下見面容易,有些團伙甚至形成了‘老大16週歲時搞金盆洗手宴,將老大位置交給14、15歲的新老大’的畸形文化。”
這些誤入歧途的“候鳥”大多來自農村留守兒童或離異家庭。回溯他們的成長軌跡,尤其在寒暑假,常常是自個“野蠻生長”。“有不少是在老家好吃懶做偷雞摸狗,祖輩無法管教便送到父母打工的城市,而父母抱怨大城市‘誘惑更多更不好管’,對於他們的‘流浪’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眼不見心不煩’‘別在爸媽在的城市搞事’。”當家庭破碎、教育缺失、社會疏離,“城市候鳥”極易被犯罪的暗流裹挾。
03.小候鳥的天空誰來守護?
多名一線工作者指出,涉案流動兒童家庭通常存在“三重脱節”問題:
一是陪伴脱節。父母為生計早出晚歸,有效陪伴時間短。
二是教育脱節。教育方式簡單粗暴,“不聽話,就把你送回老家”成了常用“教育”語。
三是社會脱節,頻繁搬遷讓孩子缺乏自我認同和歸屬感。
他們像真正的候鳥般遷徙,卻常在城市的上空獨自迎接風暴或在霓虹燈裏迷失了方向。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守護“小候鳥們”的天空?
“流動兒童困境自下而上反饋後,近兩年國家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一名未檢檢察官告訴我。
2024年8月,最高檢聯合民政部等部門印發《加強流動兒童關愛保護行動方案》,標誌着保護行動進入系統性攻堅階段。最高檢未檢廳副廳長李峯強調,這是落實黨中央兒童工作部署的“具體舉措”,其目標直指政策精準化、服務均等化、信息台賬化與基層穩固化。
2025年3月,最高法發佈《關於依法妥善審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完善流動兒童司法保護機制,探索建立監護能力評估及強制親職教育制度。
2025年5月30日,最高檢發佈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4)》指出,針對涉案未成年人家長不想管、不會管、因外出務工等原因“管不了”問題,檢察機關協同教育行政部門等加強對流動人口家庭、單親家庭、問題家庭涉案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監護工作。
“針對‘生而不養,養而無教’的父母,我們市作為試點,已經在構建‘從打擊犯罪到公益訴訟,從支持起訴到多元救助’的全鏈條防護網。”C市候鳥少年小明的故事是其中一個典型。小明確診罕見病後,父親失聯逃避責任。在母親沒有主動提起訴訟的情況下,當地有關部門不僅支持母親追索撫養費並對父親財產強制執行,“清官斷完家務事”破局監護困境後,多元救助和幫扶也沒有終止。在小明因户籍障礙無法享受本地特殊教育福利時,“司法救助金”為其支付了學費康復費。隨後,孩子被納入殘疾補貼範圍,母親也獲得了就業幫扶。
除了以法治的力量推動家長落實監護責任,政府支持網絡也是阻斷未成年人走入歧途的關鍵一環。
“我們想把小候鳥們的心意,送給最可愛的人。”暑假裏,成都一名兒童社會工作督導員聯繫上我。當地民政部門針對暑期“小候鳥”們監管薄弱、安全事故易發問題,將孩子們安置在各社區黨羣服務中心學習非遺手工、接受安全教育。其中,開放大學和西華街道對接的“小候鳥”們製作了手工花束,渴望送給“最可愛的人”。
7月27日“抗美援朝勝利日”和8月1日“建軍節”前夕,在老戰士家中,“一老多少”相伴數小時,老兵因孩子們事先學習抗美援朝故事、表演以陳祥榕烈士事蹟改編的節目而數次落淚。具象化的“英雄”形象和老兵深情講述的故事,也在“小候鳥”心中悄然生根。

小候鳥們用扭扭棒為志願軍老戰士製作的花束
2024年底,全國共有兒童督導員4.2萬人,兒童主任58.3萬人。全國各類民政服務機構集中養育孤兒3.7萬人,並努力補齊“事實孤兒”與“小候鳥”短板。浙江台州黃巖區“小候鳥”愛心託班已運行十餘年,少兒舞蹈、編鐘、繪畫等課程由志願者無償授課,惠及千餘名兒童;深圳“反向探親”活動讓建設者子女親臨前海博物館工地,在父輩汗水澆築的“灣區奇蹟”中感悟奮鬥;湖南新田縣村委會整合駐村幹部、大學生志願者及村民力量,為村內兒童提供課業輔導與安全教育,築牢暑期安全防線。
其中,四川廣安前鋒與東莞大朗警方建立“警燈護航,跨省團圓”尤為動人:7月初的某個清晨,四川省廣安市前鋒區廣場上,6輛大巴整齊排列。王警官温柔地從年邁的老人懷中接過6歲的真真,仍在犯困的真真依偎在警察叔叔懷裏,還不知道他即將啓程奔向千里之外的東莞與父母團聚。而大一點的孩子們已乖巧又興奮地坐在車廂裏等候發車,年歲不一但同樣稚嫩的臉龐上都寫滿了期待。
這是廣安前鋒與東莞大朗兩地警方建立的“鄉情警務”機制,為留守兒童和外地務工父母提供團圓與安全保障。抱着小真真的王警官,將全程陪同孩子們並在大朗管護他們,直到孩子們9月開學。
2024年,自流浪兒童關愛保護攻堅行動開啓後,在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和防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方面成效明顯。例如,2024年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人數下降,止住了自2020年以來的上升趨勢。同時,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提起公訴分別同比上升27.8%和46%,備受關注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同比下降7.4%。
結語
當小真真在東莞的夏夜終於喊出“媽媽”,當陪伴志願軍老兵的李李對社區兒童督導員撒嬌“你最喜歡我了”,當被以“勤工儉學”名義誘騙到省會強迫陪酒的女孩們被解救出來,當“撬車門盜竊團”的少年們在鐵窗內背誦法律條文……“小候鳥”的生存圖景呈現出令人心顫的明暗交織。
漂泊的童年,本不該被無人管護的陰影籠罩,更不該在歧途的路上倉促“成人”。
全國流動兒童7109萬人,留守兒童6693萬人,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兩類兒童合計1.38億人,佔中國兒童總人口的46.4%。
7月30日,民政部公佈2024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4年共支出兒童福利資金120.4億元,其中孤兒基本生活保障資金29.3億元,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基本生活保障資金64.0億元,其他兒童福利資金27.1億元。這些孩子是我們城市的“共生者”。父母用雙手託舉起繁華都市的煙火氣——送外賣、砌高樓、洗無數碗碟、運送包裹。他們的孩子,也應該獲得一片安穩棲息的天地。
全國人大代表張春梅表示:“流動兒童問題本質是城市化進程中公共服務滯後的縮影。”她呼籲政策創新與社會共治的組合拳:完善社保醫保網絡、增加教育投入、消除社會歧視、鼓勵企業社會支持——唯有破解户籍與公共服務的根本矛盾,才能為“小候鳥”託底。
法治守護兜底,政策創新鋪路,資源整合聚力,全社會參與搭橋——四維發力,缺一不可。當“小候鳥”們能被看見、被接納、被賦能,我們的城市化進程才有更多更好可持續的未來。守護他們,事關希望與發展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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