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京:21天5次發射,中國星網為什麼這麼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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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白玉京】
21天,5次發射,中國5組互聯網衞星接連升空,這樣急迫的節奏是空前的,放在過去很難想象。
為什麼要這麼急?答案只有一個:中國星網在和時間賽跑。

星網火箭四劍客中的長征六號,固液捆綁中型火箭,一箭五星。央視新聞
國際電聯之所以設下“倒計時”,是因為低軌頻譜和軌道資源有限,不能讓誰先報了名就無限期佔着位子,於是有了硬性的部署節點:立項7年內至少要有一顆衞星入軌,到第9年時要完成總規模的10%,12年一半,14年全部到位。對中國星網來説,這份計劃書裏填報的是上萬顆衞星,換算下來,2029年至少要有約1300顆衞星在軌,2032年要累計約6500顆,而從那以後僅僅兩年時間,就要再發6500顆左右,到2034年把約1.3萬顆全部部署到位。
所以我們看到,不同型號的火箭輪番上陣,文昌、太原、酒泉頻繁響起點火聲。衞星不再是零星試驗,而是批量出廠、成組入軌,地面系統同步展開調試。整個鏈條開始提速,我們已經開始小步快跑,為衝刺作好準備,這是一個明顯的拐點。
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面。一次性的密集發射容易,難的是把這種節奏固化為常態。倒計時不會因為任何猶豫而停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小步快跑,把節奏跑順,把規模堆起來,讓“快”成為一種能力。

國際電聯對於大型星座有時間節點的要求,從T0算起,分別得在7、9、12、14年達到相應的節點,注意其節點對於產能和發射頻次的要求是加速度,而不是勻速。越到後面壓力越大。
倒計時不是隻對中國生效
倒計時不是隻對中國生效,而是對所有星座統一執行。國際電聯的規則設計,其本意是防止有人“圈地不種地”——先把頻譜和軌道資源佔住,卻遲遲不部署。7年1顆、9年10%、12年50%、14年100%,這四個時間節點就像一個個門檻,跨不過去,項目就可能被削減甚至中止。
在這條賽道上,星鏈是跑得最快的那一個。馬斯克的打法很簡單粗暴:不是按最低要求來,而是大規模超額部署。幾千顆衞星一口氣送上去,既鎖定了頻譜,也把商業服務迅速鋪開。今天的星鏈不僅在全球有廣泛用户,還在戰場環境中展現出了通信保障能力。它不是勉強達標,而是作為一個“優等生”提前交卷,這讓同班同學倍感“壓力山大”。星鏈的超前讓規則變成了一種更殘酷的現實——如果中國不能展現出持續加速的態勢,就可能在頻譜競爭裏失去主動權。
無獨有偶,國際電聯打響發令槍後,和中國星網一起拼命奔跑的還有亞馬遜的柯伊伯。這是一個計劃部署3200顆衞星的龐大星座,時間表同樣緊迫。為了追趕進度,柯伊伯在今年四月開始批量發射,目前已經有100多顆衞星進入軌道。
當下,柯伊伯的問題在於發射渠道。亞馬遜自家的藍色起源還沒有拿出實用化火箭,眼下能依靠的只有聯合發射聯盟和死對頭SpaceX。聯合發射聯盟的“火神”還在爬坡,且要優先保障美國太空軍,真正的“救火隊員”反而是獵鷹九號。貝索斯的星座,要靠馬斯克的火箭來救急,這本身就很諷刺。國際電聯設定的9年發射10%的節點近在咫尺,柯伊伯的時間同樣不算寬裕。

柯伊伯星座野心勃勃,進度也是不容樂觀。
在這場賽跑裏,中國星網的處境與柯伊伯有幾分相似:都面臨着時間考核的壓力,都需要在短時間內證明自己的產能和節奏。但不同的是,中國手裏有牌:從製造到發射都有全鏈條的能力,這讓星網不會像柯伊伯那樣捉襟見肘。只要能把當下的小步快跑固化為常態,就有可能做到在倒計時的節點上不掉隊。
正因如此,中國近期的密集發射才有了更深的含義。21天5發,不僅是對內的建設進度,更是對外的信號。它告訴國際社會,中國不是“畫大餅”,而是已經把衞星一批一批送上去,把鏈條跑順。這既是應對規則的必然動作,也是爭取話語權的關鍵步驟。
不過,速度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可靠性和可持續性。星鏈之所以能超額完成發射目標,不只是因為發射快,還因為它已經建立了成熟的產線和複用火箭體系。相比之下,中國目前還處在多箭並行、臨時調度的階段。這種階段能維持一時,卻難以長期支撐。真正的競爭,最終比拼的是能不能把高頻節奏變成工業化的常態。
換句話説,國際賽道已經拉開,中國必須證明自己能跑完全程,而不僅僅是衝幾步。

星網火箭四劍客中的長八,新一代中型火箭,一箭九星。 央視新聞
算一筆賬心裏才有數
要把星網搞起來,中國眼下采取的是一種多箭並行的方式。長征五號乙、長征八號甲、長征六號改、長征十二號四位劍客輪番出場,在不同發射場接力起飛。這樣的做法很直接:誰能飛、誰有條件,就讓誰頂上去,把衞星一批批送上天。多箭並行解決了眼下的問題,卻不是長久之計——型號多、流程雜,調度和成本壓力都不小。
算一算,就能看清中國星網面臨的現實壓力(以下僅為粗略測算,不代表真實情況,僅供參考)。按目前9組在軌72顆、火箭發射能力分別是一箭5星(長六)、9星(長八、長十二)、10星(長五乙),反推國際電聯的三個節點,結果並不樂觀。
到2029年9月,要湊齊1300顆,還差1227顆,平均每月產25顆。即便全用長五乙,也要年均30次;用長八甲或長十二,要34次;長六甲更是要60次。四型均分,大約36次。
到2032年9月,目標6500顆,還差6424顆,月產要提升到76顆。全靠長五乙,也得90次/年;長八甲、長十二要過百次;四型均分,約110次。
到2034年9月,目標13000顆,還差12920顆,月產要118顆。哪怕全靠長五乙,也要142次/年,四型均分則要170次以上。這種強度幾乎不可能靠一次性火箭維持。
答案很清楚:問題不在於一年打了多少發火箭,而在於每發火箭能裝多少。今天的5、9、10星模式,註定跑不動。必須把單箭搭載量提升到20到30星,配合月產百顆以上的衞星節拍,才能壓縮發射次數到50次/年左右。同時,複用班車必須登場,中型箭跑出周節奏,重型箭負責季度清貨。只有這樣,才能在2034年前把萬星星座拼齊。

星網火箭四劍客中的長十二,一箭九星。長十二潛力非常之大,號稱現役最強光桿,有潛力孵化可複用火箭。 新聞直播間
在這些型號裏,長十二格外值得關注。這枚火箭在2024年底首飛,第二飛就被拉去執行實用化任務,把低軌星座衞星成組送上軌道。對比以往型號往往要經過多年考核才能投入應用,這本身就是倒計時壓力的體現。長十二直徑3.8米,一級配備7台YF-100K發動機,具備不俗的運力。更關鍵的是,這一代火箭被認為有可能向可重複使用演進。八院在2024年就用3.8米直徑的液氧甲烷驗證箭完成了10公里級垂直起降,為複用化火箭打下了技術基礎。這意味着長十二可能不僅是“救急”,還可能成為未來向複用轉型的橋樑。
與此同時,民商力量正在形成補充。藍箭航天的朱雀三號在2024年完成了10公里級垂直回收試驗,標誌着民營團隊已經把VTVL(垂直起降)真正做上了天。2025年,北京箭元科技又在海上平台完成國內商業首次回收實驗,雖然還處在技術驗證階段,但至少走出了第一步。這些公司不可能一開始就挑起星網的大梁,卻能在複用、成本優化和快速迭代上,找出路子。國家隊穩住主幹,民商隊小步試錯,兩者形成互補,才有可能既保證戰略安全,又推動效率提升。
從趨勢來看,當前多箭並行只是過渡。真正的長期解法,必然是複用火箭和更大運力平台。星鏈能快速擴張,根本原因在於獵鷹九號複用成熟,未來還有星艦這種“超級太空重型卡車”。中國有雙倍的壓力和動力——中國星網和上海千帆都是上萬顆衞星的宏大計劃,中國也遲早要拿出類似平台。小步快跑解決當下,複用化和規模化才是最終答案。
因此,可以這樣理解今天的中國路徑:一邊靠多箭並行維持節奏,把“量”儘快堆上去;一邊在複用和大型化上做準備,為後續的真正衝刺鋪路。這條路徑並不完美,但在時間壓力下,它是最現實的選擇。

Rivada號稱歐洲版星鏈,一顆衞星還沒打就獲得了160億美元的預付費合同,這是被國際電聯豁免一次的關鍵。
倒計時結束怎麼辦?
國際電聯的時間表並不是掛在牆上的日曆,而是真正會產生後果的“生死線”。一旦到點完不成,理論上可能被削減頻率指配,甚至直接中止整個系統。這對於任何國家和企業來説,都不是一句“延期”可以掩蓋的損失。頻譜和軌道資源有限,一旦被回收,可能就再也輪不到你了。
但規則的另一面是,它並非鐵板一塊。2023年,歐洲的Rivada就是一個鮮明的案例。這家公司原本要在當年完成10%的節點,但連一顆衞星都沒能上天,按規矩理應出局。然而,Rivada並沒有就此被淘汰,而是提交了詳細的資金保障、製造合同、發射計劃,證明自己不是“圈而不用”,而是確實在推進。最終,國際電聯給了它豁免,讓它把賭注壓在下一個里程碑。
這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一場多重博弈。對電聯來説,既要維持規則的嚴肅性,又要顧及成員國的訴求。對運營商而言,則要在時間和資源之間不斷平衡:一方面必須展示實打實的進展,另一方面又希望爭取更多緩衝。Rivada的豁免説明了一個現實——只要能拿出可信的路徑和合同,規則就會留下縫隙。
對中國星網而言,這既是提醒也是警示。提醒在於,電聯並非只認結果,也看過程;如果真的遭遇延誤,只要能展現資金、合同和製造能力,仍有談判空間。警示在於,這個空間並不是給空頭支票的,而是要靠實際行動撐出來。如果沒有持續發射、沒有產線保障,即便豁免存在,也未必能落到手裏。
因此,豁免不是依賴,而是最後的緩衝。真正的安全感,只能來自把節奏跑出來,把規模堆上去。21天5發,只是一個起跑:中國星網已經開始用行動回應倒計時,不是停留在口號,也不是等待豁免。未來三到五年,既是時間表的硬節點,也是中國證明自身能力的窗口期。倒計時已經開始,唯有持續加速,中國星網才能在2030年代真正站穩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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