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廣程：很遺憾，我們對蘇聯解體的研究還不夠

編者按：由三聯書店主辦的“走進蘇聯 走出蘇聯”——“蘇聯，蘇聯”系列圖書發佈活動於2025上海書展第五日，即8月17日舉辦。活動現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一級研究員、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邢廣程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分享了蘇聯問題的研究心得。觀察者網獲其授權整理、刊載本次演講，本文已經作者本人審閲。

【演講/邢廣程，整編/觀察者網 李泠】

一

今天我們參加的這個活動，我認為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我研究蘇聯問題、俄羅斯問題，而是因為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對我們中國非常重要。感謝楊成教授主持翻譯“蘇聯，蘇聯”系列，感謝三聯書店精心策劃和出版這些譯作，感謝施海傑、華盾和康佳三位年輕人翻譯了這些作品。康佳是我的博士生，她沒有對我説過參加翻譯工作，只是譯作出版後送給了我一本。

當前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儘管中俄關系處於歷史上少有的非常好的時期，但國內的俄羅斯研究成果——從論文到學術專著卻很少。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總體上呈蒸蒸日上的態勢，但俄羅斯研究卻缺乏應有的活力。雖然蘇聯解體了，但俄羅斯還是中國最大的鄰居，依然是世界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玩家”。美國沒有忽視它，也不能忽視它，歐洲同樣如此，中國學術界沒有理由不好好地研究蘇聯、研究俄羅斯。

楊成老師主編的“蘇聯，蘇聯”系列圖書，現在已翻譯出版了三部作品。這三本書並非反映蘇聯的主流問題，而是反映了蘇聯的幾個側面，如外賓商店、伏爾加河上的水電站，以及增長率的背後這些問題。這為我們研究、觀察、透視蘇聯提供了幾個樣本。

“蘇聯，蘇聯”系列已翻譯出版的三本圖書分別為：葉列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奧索金娜的《蘇聯的外賓商店：為了工業化所需的黃金》，布爾金·葉夫根尼·阿納託利耶維奇、葉夫根尼·布爾金的《伏爾加河上的水電站：蘇聯水利建設的得與失》，以及羅伯特·C.艾倫的《增長率的背後：蘇聯發展速度探因》

二

剛才華盾將我歸到了蘇聯研究隊伍的“老年組”，事實也如此。我研究了大半輩子蘇聯和俄羅斯問題。太久遠的時期我就不談了，談談我對蘇聯末期的直接觀感。

我本科在吉林大學讀歷史，受到歷史系王家福、佟寶昌和傅樹政等老師的影響，逐漸對俄國史和蘇聯問題感興趣。1983年考到中國社科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現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讀碩士。我1986年碩士畢業後留在蘇聯東歐研究所工作，至今已經有39年的工作經歷，其研究的主業依然是蘇聯問題，蘇聯解體後研究俄羅斯，可以説，本人是蘇聯劇變和解體以及俄羅斯轉型的見證者、“解棋者”和研究者。雖然後來我因工作需要被調到中國邊疆研究所工作，但蘇聯和俄羅斯問題仍然是我的研究核心領域。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蘇關係還處於非常不正常的狀態，當時市面上俄文書刊和資料非常少。但蘇聯東歐研究所裏有很多關於蘇聯的資料。那時蘇聯東歐研究所有個與現在不太一樣的習慣，年輕人進所後首先從收集資料做起，而不是直接寫文章。一進所，所領導就讓我搜集資料，具體任務，一是蒐集蘇聯蘇維埃體制方面的材料，另一個是蒐集蘇聯黨政關係方面材料。此外，所裏還有一個當時算是挺先進的設備，能夠通過衞星同步看到蘇聯的幾個主要電視台。信息非常暢通。

我還有幸於1989年11月份隨所長張文武先生率領的所學術代表團出國訪問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我們從北京出發，坐了7天7夜的火車，經滿洲里，抵達我們這些研究蘇聯問題工作者都十分嚮往的莫斯科。莫斯科地鐵環線上有幾個火車站，以不同方向的城市命名，其中就有基輔火車站。我們在莫斯科住了一晚後，又從基輔火車站出發，穿越整個烏克蘭，到了保加利亞，隨後是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那是我第一次去蘇聯，當時非常冷，莫斯科人都穿着厚厚的大衣。那時根本想不到蘇聯兩年後就會解體，但今日回溯，當時蘇聯的政治烈度已非常大，正處鉅變的高潮時期。

可以説，從戈爾巴喬夫上台的1985年一直到1991年這6年，蘇聯鉅變、危機直至最後死亡的過程，我是一個見證者、觀察者和研究者。

提到外賓商店，1989年我們去的時候，看到莫斯科的大小商店空空如也，很多商店都可以看到排隊的現象。那時蘇聯居民的高素質也令我驚訝，排得很有秩序，表現得很有耐心。他們排隊買什麼？基本上是家常日用品。為什麼一個普通的商品，還要排長隊？這背後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蘇聯民眾在商店門口排起長隊

上世紀80年代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寫了一本書，特別精準地反映了當時蘇聯東歐這些國家的這一經濟情況，即《短缺經濟》。一方面，我們説“強大的蘇聯”，物資卻匱乏到這種程度；另一方面，商品價格十幾年一貫制，標價很便宜。

我們這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花了兩個月時間，坐了25天火車。除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外，其他國家都屬於短缺經濟，保加利亞、波蘭商品並不豐富，其中羅馬尼亞最慘，火車站貨架上只有兩種小麪包，其他什麼商品都沒有。幾個售貨員守着這兩種小麪包，呆呆地看着過往行人。

再舉個例子，因為我們來自中國社科院，所以由蘇聯科學院負責接待我們。在他們的招待所有一台黑白電視機，我怎麼調也調不出畫面，就找來管理員，他過來後拍了幾下電視，屏幕裏就有影像了。當時我們在蘇聯看到的所有東西幾乎都是蘇聯生產的，滿大街奔跑的都是拉達和伏爾加轎車。

1989年12月，我們從莫斯科雅羅斯拉夫車站乘國際列車——莫斯科-北京這趟車回國。車站的景象十分壯觀，商人、老師、外交官等等所有人，每個人都帶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往車上擠，最後的結果是大家累得出了一身臭汗，但誰也進不了包廂，因為都被所購買的商品給佔滿了——那時蘇聯的東西真的太便宜了。在此後的幾天裏蘇聯海關人員就在列車上查來查去，我親眼看到他們沒收了蒙古國旅客所攜帶的不少很好看的純毛毯。

我1993年3月去俄羅斯進修一年，這時期的情況全變了，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成為獨立國家。走進莫斯科的商店，商品琳琅滿目，但是價格高得驚人。蘇聯時期老百姓兜裏有錢，但沒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商店是什麼都有了，然而老百姓卻只有“觀光”的份了。

所以，蘇聯經濟增長的背後有很多東西，有些大問題直觀上就能看出。

三

蘇聯解體了，全世界都在探究其解體的原因。

隨着國際風雲的變換，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對蘇聯歷史有其自己的解讀。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原屬蘇聯陣營而現在加入北約和歐盟的“東歐國家”更是對過去的對蘇關係進行了重新解讀，很多紀念二戰法西斯戰爭的蘇軍紀念碑被推倒了。美西方對蘇聯的認識依然受其主流意識形態所左右。

而俄羅斯國內，對蘇聯問題很關注，出版了各種各樣的文章和專著，但對蘇聯歷史作用的評價，仁者見仁，不同觀點針鋒相對。隨着俄烏衝突的持續，蘇聯問題越來越成為關注的話題，比如，這次俄美阿拉斯加會晤，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故意穿了一件印着“CCCP”（蘇聯）字樣的毛衣。我認為這絕非偶然。

8月15日，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抵達阿拉斯加時，身着印有“CCCP”的毛衣。

我6月份參加聖彼得堡經濟論壇的一個分論壇，該論壇是討論文明互鑑的，當時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就坐在我旁邊，她講的主題是世界需要和平，她用很長時間來敍述一位年長的女作者所寫的她家在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900天期間的經歷。扎哈羅娃當着作者和大家的面在朗讀作品時流下了眼淚。今年正好是蘇聯衞國戰爭勝利80週年，俄羅斯人對這場戰爭的代價是有深刻認識的。

四

我們國內有一些專業隊伍在研究蘇聯問題，但無論是從宏觀還是中微觀來看，都有許多需要我們反思的地方。比如，我們經常在主流的報刊上看到或從一些學者的講演中聽到“前蘇聯”這個詞。這表述其實是不對的：蘇聯就是蘇聯，就像不能説羅馬帝國是“前羅馬帝國”一樣。後來我研究過這個問題，“前蘇聯”這詞，最早是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我們的媒體把它翻譯過來，並沿用至今。

再回到“蘇聯，蘇聯”系列譯著的討論上來，這三本書從三個不同的層面反映了蘇聯的變化情況。《增長率的背後：蘇聯發展速度探因》的作者認為俄國具有“缺失的先決條件”，“沙皇並沒有為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奠定基礎。要不是共產主義革命和五年計劃，俄國會像拉丁美洲或南亞的大部分地區那樣貧窮落後”，“如果沒有共產主義革命和五年計劃，俄國的命運將介於印度和阿根廷之間”。從1928年到1970年左右，蘇聯經濟實現快速增長。但1970年以後，蘇聯經濟增長率急劇下降，主要外部原因是冷戰，蘇聯將大量研發資源和民用創新轉移到軍事領域。“蘇聯社會主義的優勢在於，高層的指令可以帶來巨大的變化……實現了投資和消費的快速增長”，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向並不正確”，經濟停止了增長，“蘇聯體制早期的優勢變成了它的巨大弱點”。作者試圖從增長率的視角以大量數據來揭示蘇聯演變的歷史進程。

最後我想再説一件事。英國有一個外交家，他在搞外交的時候就覺得蘇聯是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對象，這在西方是很難得的。他離開外交界後，出版了《蘇俄史》。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E·H·卡爾。他在《歷史是什麼？》專著中説：“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這“不是一場抽象的、孤立的個人之間的對話，而是今日社會與昨日社會之間的對話”。我們今天研究蘇聯歷史，也要意識到蘇聯歷史學家需要與蘇聯歷史事實進行不間斷的、互為作用的對話，歷史學家在隊伍中的位置就決定了他看待過去所採取的視角。

蘇聯問題，不僅需要學術研究，更需要我國社會各界都加以關注。蘇聯解體了，但蘇聯所留下來的教訓，卻是中國的一筆巨大外在財富。我們越理智越深刻地汲取蘇聯教訓，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越順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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