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古拉邁·拉詹、羅希特·蘭巴：印度想學韓國用補貼扶持製造業，操作時卻走了不一樣的路

編者按：在製造業日益主導全球競爭格局的今天，作為新興經濟體中的重要力量，印度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不僅關乎自身命運，更牽動着全球經濟格局。

近年來，印度政府以提高關税、推動本土生產、提供補貼等手段，試圖重塑本國製造業的競爭力。然而，這種帶有新保護主義色彩的策略，究竟是在築牢產業根基，還是重走曾導致經濟停滯的老路？這一問題不僅關乎印度的政策得失，也映射出所有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化時代的集體困境。

本文摘自《打破常規：印度特色的繁榮之路》，兩位作者——前印度央行行長、著名經濟學家拉古拉邁·拉詹與羅希特·蘭巴——圍繞 “印度能否依靠保護主義和產業補貼實現經濟成功” 展開深度剖析。通過分析印度關税提升效果、手機產業補貼案例等，作者指出保護主義可能削弱企業競爭力，補貼多停留在低附加值環節，且國內市場規模的侷限性難以支撐高端產業發展。這些觀點揭示了印度經濟政策的潛在風險，為理解其發展困境與出路提供了重要視角。

【文/拉古拉邁·拉詹、羅希特·蘭巴】

印度能否通過新型保護主義取得成功？

如果出口的最終產品在目的地國家不需要繳納關税，印度或許可以不考慮全球供應鏈，而在國內完成一切生產。但這要求它在供應鏈的每個環節同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廠商開展競爭，也就是説印度必須在研發上超過美國，在設計上勝過意大利，在製造上壓倒德國、中國和越南，如此等等。

換言之，目前的全球供應鏈已得到優化，促使製成品的價格在多年來持續下降。在供應鏈的某個環節佔據主導地位的各個國家不僅擁有某些天然優勢，而且經歷了多年學習與技能培訓的磨鍊。因此，讓一個完全依靠國內供應鏈的國家在世界市場上同整個全球供應鏈開展正面競爭，將是極其困難的。

印度的國內市場如今有所擴大。只面向印度國內市場的製造商有可能達到一定規模，在相對熟悉和接近的市場中幹中學，無須藉助出口，也能達到合理的生產率水平。假設如此，印度應該可以利用保護主義關税來封閉自己的市場，給缺乏競爭力的國內廠商提供機會。事實也似乎如此，自2014年以來，印度的平均進口關税持續提升，從初期的13.5%增至2022年的近18.1%。受益的行業之一是國內鋼鐵業。

儘管這些措施顯著增強了國內市場對企業的吸引力，但受到高關税保護的企業依然普遍缺乏全球競爭力。更明智的政策方案，例如宣佈在某個產業獲得足夠復甦空間之後將取消關税保護，很少能起作用，因為一旦習慣於關税保護，產業界就會為持續獲得保護而積極遊説。此外，如果製造商發現政府會屈從於壓力，那麼每家廠商都會大力鼓吹關税保護，以便讓自己的經營變得更加輕鬆。

印度金奈一家汽車製造廠 路透社

另外，印度擁有龐大國內市場的説法只對每個人都能消費的大眾產品（例如自行車）才適用。人均購買力與工業化國家中產階級接近的印度上層中產階級的人數依舊較少，為了在電動汽車或高端電器等領域實現較大市場規模，出口仍是唯一選擇。如果印度廠商只依靠國內市場，它們將因為規模不足而承擔更高的生產成本。可見，保護主義興起將拖累印度的經濟增長率，迫使居民家庭為粗製濫造的產品支付高價，這隻會利好那些效率低下卻政治人脈深厚的企業，而讓全國民眾繼續在貧困中掙扎。

所有這些都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印度在上一輪保護主義時期發生的事實，這段時期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的自由化改革才被終結。當時的世界競爭還不算激烈，印度有機會在經濟自由化進程中改正過去的錯誤。今天的情況將更為艱難。

製造業補貼加保護措施能否彌補印度的缺陷？

印度能否放棄本國企業已發展成熟的觀點，而回到本國產業依然處於幼稚階段、需要用補貼來保護的立場？印度政府並非不清楚本國製造業面臨的困難，它曾指出，因為基礎設施落後、融資成本偏高、高質量能源供給不足、工業設計能力有限、忽視研究開發以及工人技能欠缺等因素的影響，本國電子產業面臨8.5%~11%的競爭劣勢。

由於補齊這些短板需要時間，政府希望通過生產補貼來抵消劣勢。於是出現了與生產掛鈎的激勵計劃，最早在手機生產中採用，具體做法如下。

自2016年起，印度政府開始提高進口手機部件的關税，到2018年4月，又對手機整機進口徵收20%的關税。在關税保護之外，從2020年初開始，印度政府實際上還給位於本國的製造商——無論是印度企業還是外資企業——新生產的所有手機提供相當於出廠價格6%的補貼（到第五年降至4%）。此外，各邦政府還會給設立在本邦的工廠提供税收優惠、能源和土地補貼等。

從表面上看，該計劃似乎行之有效。在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手機進口額接近36億美元，而出口額僅為3.34億美元，淨出口額約為-33億美元。然而到2022-2023財年結束時，印度的手機進口額下降至16億美元，而出口額增至近110億美元，淨出口額達到94億美元，相比 2017-2018財年大幅提升了約127億美元。

可是，這一成就從細節來看遠沒有那樣輝煌。如果我們仍在向製造商提供補貼以推動出口，那麼最終產品的出口額就不是很有用的衡量指標。對製造業的實力而言，關鍵在於有多少附加值是在印度創造的。顯而易見，非常少！印度已經成為手機組裝的大國，但這是供應鏈中附加值最少的環節，僅佔手機全部價值的幾個百分點。包括邏輯芯片等最複雜元器件在內的大多數部件依賴進口，而且我們甚至不清楚在印度創造的附加值是否超過政府提供的各項補貼。

2018年報道：《三星在印度的諾伊達建了“世界最大”的手機制造工廠》

政府的部長們也承認，印度只是在組裝上實現了起步，但他們辯稱這是製造更高附加值部件的基礎。顯然，某些國家在過去確實是沿着這一路徑前進。但如今還能走得通嗎？如果運輸成本不高，尤其是對於體積微小的手機部件，那麼當小米公司能在其他地方實現更廉價的製造時，為何要擴大在印度的部件製造規模呢？印度政府是否打算把與生產掛鈎的激勵計劃推廣到各種部件上？或者説，部長們的觀點隱含地假設，大規模組裝將帶來大規模生產。這在物流管理更為困難的過去可能是成立的，但未來能否延續難以判斷。

經常有人把韓國視作通過保護主義和補貼措施扶持本國幼稚產業在全球市場實現規模效應的典範。但我們必須弄清楚其中的關鍵所在。韓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早期產業政策幾乎都屬於出口驅動型，並且不針對特定部門，無論哪個部門的出口商都可以獲得補貼。由於政府並不挑選“贏家”，韓國的產業界就面臨壓力，需要找準在世界市場擁有競爭力的領域。後來韓國的產業政策變得更有指向性，更針對特定部門，以優惠利率向6個重點產業提供信貸，但也僅限於20世紀70年代的一個較短時期。

那時的韓國總統朴正熙是產業政策的極力擁護者。當他在1979年被刺殺後，這些面向特定部門的優惠措施被取消，經濟活動基本恢復自由化。韓國企業不得不與市場力量相競爭。因此，韓國的產業政策是以分階段相對聚焦的方式實施的：最先是明確的出口激勵，繼而是在短期內給若干重點產業提供補貼，然後採用自由化政策來鼓勵競爭。即便是從蔬菜貿易業務起家的三星公司希望在電子產業大顯身手時，韓國各家銀行也只能通過低息貸款助一臂之力，而該公司從一開始就需要在全球市場上經受考驗。

韓國式產業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冷酷無情，保持不偏不倚，不可以偏袒某一部門或採取保護主義。與之相反，印度與生產掛鈎的激勵計劃從起步時就用不透明的方式挑選特惠部門，對於具體選項及其扶持理由，均缺乏公開的討論和披露。只有一部分企業獲得政府補貼，這讓其他企業處於不利地位。我們不清楚這些補貼是推動企業投資的必要條件，還是來自國家的贈禮。我們也不清楚有哪些衡量成功的具體標準，甚至不知道這些補貼將在何時取消。例如在某些產業，由於受益羣體的積極遊説，補貼的預定持續時間已被延長。

與生產掛鈎的激勵計劃的真正問題是打算走捷徑，以迴避消除印度製造業面臨的各種障礙的更艱鉅任務。我們甚至不清楚它是不是能夠吸引初始投資的有效短期政策工具，因為從2021財年到2023財年，流入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淨額從440億美元下跌到280億美元。該計劃也不能替代真正的改革，因為歸根到底，如果印度沒有補齊短板，當補貼結束時，誰能保證已經到這裏生產的企業不會迅速撤離呢？

另有跡象顯示，隨着基礎設施的興建，包括公路和港口的改善、鐵路貨運效率的提高等，印度的物流運輸費用正在下降，接近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水平。儘管如此，印度依然認為必須提供補貼，才能吸引全球供應鏈中競爭最激烈的環節——低技能的製造業。但如果全球供應鏈的每個環節都實現了最優化，這是否意味着印度為本土低技能組裝工廠付出代價並無太大意義，因為它對印度發展更高附加值的生產環節並無多少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