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明：“老西藏精神”何以成為西藏建設的傳家寶？

今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60週年。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西藏自治區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西藏是我國重要的國家安全屏障和生態安全屏障，在黨和國家戰略全局中居於重要地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西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權，實行改革開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從落後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本文節選自《當代西藏工作理論思考與實踐》，作者為中國藏學中心原黨組書記朱曉明。文章講述了“長期建藏”思想的歷史發展，十八大以後黨中央將此作為“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五項重要原則之一，為“老西藏精神”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

資料圖：中國西藏網

【文/朱曉明】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是黨的十八大以後黨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則。”並一一闡述其內容，指出：“長期建藏，就是要堅持慎重穩進方針，謀百年大計，作長期打算，一切工作從長計議，一切措施具有可持續性，兼顧當前和長遠、需要和可能、國內和國際，切忌處理問題簡單化，切忌急於求成。”對“長期建藏”等原則的重申和強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指導作用。

2015年8月下旬，接到部機關黨委的通知，要我為部中心組學習準備一個講座，內容是“長期建藏”的思路和措施。講這個題目，必然要涉及歷史，但重點又是當前，特別是要結合學習和貫徹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因此確定了這麼一個題目：《“長期建藏”思想的歷史和現實》，主要想講清兩個問題：一是當年“長期建藏”思想產生的歷史；二是當前重申“長期建藏”原則的現實。

我第一次接觸“長期建藏”問題，是在1980年。那時我是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的幹部。隨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陰法唐同志去昌都地區調研，同行的還有部裏的“老西藏”李佐民同志。翻過怒江山後，陰書記的車出了問題，把我們坐的車換給他，他繼續去左貢縣調研，我們坐他那輛一個輪子偏了，但還能湊合開的車直接去地區所在地昌都。到昌都後，開始起草陰書記準備在昌都地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陰法唐（1922年7月-2025年6月）

陰書記從下面調研回到地區後，半夜12點，召集起草講話的工作人員表示慰問，向大家敬了一杯酒。要求第二天早上8點拿出稿子。我們加班趕稿子，第二天講完後，陰書記比較滿意，要我們修改，後來以“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努力奮鬥”為題，發表在1980年第7期《民族團結》雜誌上，又收入了《陰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作為打頭的第一篇文章。

這篇講話談到了“長期建藏”問題，指出：“要進一步樹立‘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的思想。西藏的建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具體到每一個進藏幹部、職工來説，為西藏人民服務的時間總是有限的，而西藏建設事業的發展是無限的。每一個進藏工作的同志，不論在藏時間長短，都不應有臨時觀點和作客思想，而應以主人翁的姿態，與藏族人民並肩戰鬥。”

這段話是在跟隨陰書記調研後起草的，也是我第一次遇到“長期建藏”問題，當時印象最深的就是不能有臨時觀點和作客思想。但是，對這個問題的歷史和現實，那時並沒有深入的瞭解。

長期建藏思想是“老西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八大以後，黨中央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申“長期建藏”思想，並把它作為“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五項重要原則之一，為“老西藏精神”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

一、“長期建藏”思想產生的歷史

1、從“川南安家”到“進軍西藏”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登上北去的列車，前往莫斯科。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國訪問。就在出訪途中，他得到西藏當局派出“使團”出國求援的消息，更加意識到解決西藏問題的緊迫性。途經滿洲里時，毛澤東致信給中共中央並西南局，指出：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問題要下決心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否則夜長夢多”。

習近平總書記在六次會上的講話中説：“回過頭看，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從新生人民政權安全和鞏固的戰略大局上考慮這個問題的。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舉，美國又在朝鮮半島把戰火引到我們家門口，要是解放西藏的決心下的稍微晚一點、行動慢一點，我們將面臨更大困難和問題。”

因為當時西南戰事尚未完全結束。中央最初考慮這一任務以西北方面為主，西南方面為輔。西北方面提出戰線太長，兵力分散，戰事雖然基本結束，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廣大，情況複雜，原有兵力本來就少，難以抽出太多兵力進藏；且從青海格爾木方向進藏的道路多年損毀，僅修路就需很長時間。毛澤東當時正在蘇聯訪問，看到這個電報後是不高興的，隨即指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

劉伯承、鄧小平本來是進藏的輔助方向，現在一下子變成了主要方向，而且不但“向西藏進軍”，還包括“經營西藏的任務”，壓力徒增。當時62軍駐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當然成為進藏部隊首選。但劉伯承考慮62軍來自一野，讓他們進藏不妥。所以，堅持派二野的部隊進藏。

這是當年那一代人的領導風格：越是自己的部隊，越是主力，越要承擔艱鉅任務。劉、鄧最後商定：62軍不進藏，調自己指揮的二野一個主力軍承擔進藏任務。

18軍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領受進藏任務的。18軍原定的任務是接管富庶的川南。軍長張國華已經定為川南行署主任，軍政委譚冠三已任命為自貢地委書記。多數幹部也已被任命了地方行政職務。1950年1月7日，張國華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收到劉、鄧急電：就地待命，軍領導及各師一名負責人速赴重慶領受最新任務。

1月10日，劉、鄧在重慶接見張國華等18軍領導。

鄧小平第一句話便開門見山：“今天談話憑黨性。”

張國華答：“一切聽從黨安排。”

鄧小平説：“你指揮部隊去。”

張國華答：“堅決完成任務！”

單刀直入幾句話，擲地有聲。

“今天談話憑黨性”，鄧小平特別強調這一點。真正的黨性並不表現在平時滔滔不絕的政治表態，而是關鍵時刻敢於挺身而出的勇氣和擔當。

進軍西藏部隊的主力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十八軍來自豫、皖、蘇地區，長期轉戰安徽、江西、湖南、貴州。全國大部分解放後，帶着滿身征塵來到天府之國四川。部隊在向川南開進的途中，突然接到進軍西藏的新任務。這個彎子轉得很急、很陡，相當一部分指戰員難以適應，從天府之國到西藏高原，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波動，在個人前途、家庭、婚姻、艱苦等問題上產生了種種疑慮。

在18軍進藏動員大會上，張國華説：“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國主義卻從不嫌它荒涼，百餘年來拼命往那裏鑽，現在美帝國主義又積極插足。難道我們對自己的國土反倒沒有帝國主義熱？”“如果西藏真被帝國主義分割出去，我們的西南邊防後退到金沙江，恐怕我們在四川也坐不安穩吧！”

鄧小平親自坐鎮18軍進藏動員，對張國華的講話帶頭鼓掌，並給18軍將士題詞：“接受與完成黨賦予的最艱苦的任務，是每個共產黨員、每個革命軍人無上的光榮。”

1950年春，張國華率領18軍部隊進軍西藏。在18軍進軍西藏的動員大會上，張國華帶着女兒小難來到會場，“背女出征”，義無反顧。就在大軍將行，萬事繁忙的時候，小難卻因髙燒不退夭折於進藏途中。這是18軍進藏第一個犧牲的生命。

2、從“三年一換”到“長期建藏”

那時部隊三四十歲的老兵還相當不少，有個擺在面前的實際情況是，90%以上的人連對象都還沒找。當時上級規定的結婚條件是“25、8、團”，即年齡在25歲以上，8年軍齡，團級幹部。能符合這個三合一條件的人畢竟很少。種種思想疑慮中，進藏期限是大家普遍關注的問題。

毛澤東主席考慮到在西藏生活、工作條件特別艱苦，曾提出過“入藏軍隊可定為三年一換，以勵士氣。”三年一換政策是有歷史淵源的。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正式設立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西藏事務，當年清政府設置的駐藏大臣共2人，規定任期3年。駐藏清軍官兵也實行同一制度，到期進行輪換。

人們把這一制度，稱為“三年瓜代”制。“瓜代有期”都是指兩人輪流戍守 一地，瓜熟時赴任，來年瓜熟再派人交接；後來引申為有一定的輪替期限，期限一到，自然有人來接替。十八軍傳達了毛澤東“三年一換”的指示，穩定了進藏部隊官兵的情緒，鼓舞了士氣。“戰士們為了祖國大陸的完全解放，都願意再堅持一下，哪怕再晚找三年媳婦。”

對剛剛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來説，當時西藏還是一個未知領域，連一份二十萬份之一的西藏地圖都沒有。西南局由於有進軍西南經營西南的經驗和對西藏情況的相關調查，對進軍西藏經營西藏任務的艱鉅性，有着更為充分的認識和估計，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第二野戰軍司令部就在聯合發佈的《解放西藏進軍政治動員令》中，號召：“在解放西藏進軍的同時，每個指戰員必須樹立長期建設西藏的思想和決心。”當時，為了集中力量解決部隊的進軍思想，沒有把長期建藏問題強調起來。

經過學習教育和政治動員，再加上“三年一換”的激勵，解決了“進不進”的問題，“但卻寄託於‘三年一換’，認為時間不長，再苦也可以熬過去，所以又產生了‘早進早出’的急躁情緒”。為了打消這種情緒，1950年12月14日，西藏工委、第十八軍黨委在甘孜召開工作會議，會上進一步明確指出：“解放西藏只是我軍的第一步任務，而長期建設西藏則是黨的基本方針，也是我軍的長期任務。”這樣，長期建設西藏作為一個戰略性的口號響亮地提出來了。

長期建藏的口號提出後，許多官兵失去了“三年一換”的寄託，思想難免有所波動。“三年一換”政策本身，有包含着“進進出出”，“早進早出”的意思。“換防”思想在進藏不久就開始出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急躁情緒；二是無為思想。從部隊思想來説，當初從“川南安家”到“進軍西藏”，是一個大彎子；現在從“三年一換”到“長期建藏”，又是一個大彎子。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簽訂，進藏部隊建設西藏的使命更加明確。當天，張國華向毛彙報“個別幹部嫌進軍太苦，不想隨十八軍到西藏去”時，毛主席嚴肅地説：“回去告訴他們，進藏對個人來説，一點好處也沒有，但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好處很多，是好共產黨員就要舉手去。”小平同志在西南軍區任政委時，更是對進藏部隊關懷備至，對於進藏部隊思想彎子的轉軌，長期建藏思想的確立，都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1951年5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上圖）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下圖）在《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上簽字。圖源：央視網

這一時期，廣大指戰員從實踐中也體會到，內地到西藏，山高水險，交通極為困難，一個軍數萬人，一年才能走到西藏，且耗資巨大，“三年一換”的確也不現實。因此，沒有在西藏長期奮鬥的思想準備是不行的。這種親身體驗和實踐使部隊對長期建藏的認識有了新的提高，“感到‘三年換防’既不現實，也不應該，比較自覺地打消了‘三年一換’的思想，而代之以五年、十年較長時間的思想準備”。

十八軍進駐拉薩的當天，譚冠三政委為表達自己“把老骨頭埋在西藏”的決心，並鼓勵部隊長期建藏，曾賦詩“賀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在詩中，他堅定地表示：“男兒壯志當報國，藏漢團結重如山；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

1952年7月6日，52師一部進入西藏最前哨——亞東，實現了把五星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的神聖使命。進軍西藏的任務完成了，三年的時間也到了，換不換班？當時，由於部隊嚴重缺糧，實行精簡機構，緊縮開支，部隊的“換班”思想又有抬頭。

當時的做法，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深入系統地開展“長期建藏”的思想教育。1952年12月1日，西藏軍區成立後的第一屆黨代表會議在拉薩召開。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討論解決長期建藏問題。會上，張國華司令員對長期建藏問題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指出：“樹立長期建藏思想是解決進藏部隊一切思想問題的環節。基本目的是打破‘換防’的情緒，消除各種幻想，以積極的態度從事解放西藏、建設西藏、鞏固國防的各項工作。長期建藏思想是否樹立？並不單純表現在每個同志決心在西藏幹十年二十年，或死在西藏的時限上。”闡明瞭長期建藏的含義和基本要求，統一了認識，消除了幹部戰士“‘長期建藏’就是要在西藏苦一輩子”的思想負擔。

各部隊貫徹黨代會精神，展開了深入系統的長期建藏思想教育。軍區警衞營一連、一五五團九連向部隊發出“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的倡 議。1953年3月1日，駐守亞東前哨的一五四團全團指戰員集體向毛澤東主席上書，在他們的帶動和影響下，全軍指戰員也紛紛向毛澤東主席上書，表達長期建設西藏的決心。

**二是把思想教育同解決實際問題解決結合起來。**部隊抓了兩件大事：一是集中力量進行營房建設。部隊從進軍西藏時期起，即嚴格遵守不住寺廟、不住民房的規定，常年住着帆布帳篷，條件好的單位住上用土坯壘牆、木條加泥土蓋頂被稱之為“乾打壘”的簡易房舍。吃飯蹲在地上，開會坐在揹包上，學習、辦公在膝上，這種野外生活方式持續了5年之久。1954年公路通車拉薩後，物資的補給運輸能力大大增強，為修建營房提供了條件。機關、部隊大部進駐了營房，初步改善了居住條件。部隊在高原上終於有了基地，有了一個固定的“家”。

二是遵循毛澤東的有關指示，部隊始終將農副業生產作為長期任務。部分解決了部隊的糧食供應，蔬菜、肉類基本自給。居住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有力地促進了部隊在西藏紮根，促進了部隊長期建藏思想的鞏固和提高。

從“三年一換”到“長期建藏”，是進藏部隊西藏工作政策的大轉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一）“長期建藏”政策促使進藏部隊廣大官兵，安心在西藏工作，推動西藏工作向縱深發展。（二）“長期建藏”是以更加積極的姿態來鞏固國防，增強民族團結。（三）“長期建藏”思想，培育出了“老西藏精神”。

從十八軍走出的三位將軍，堪稱踐行“長期建藏”的“老西藏精神”的楷模。

一位是軍長張國華中將。因為長期高原工作引發的心臟和血壓問題，張國華1972年正在成都主持會議時，心臟病突發，倒在會場上，去世時還不滿58歲。國華同志去世後，周恩來總理立即指示，國華同志的骨灰送北京安葬。周恩來總理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到機場迎接。周恩來總理親切慰問國華同志的夫人樊近真時，痛惜地説：“中央正在要用他的時候，他卻過早地走了。”

周恩來一生只親自迎接過兩位將領的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難與共的戰友、黃埔一期畢業的陳賡大將，另一位就是雖然歷史交往不多、但周恩來特別欣賞的井岡山司號員張國華中將。毛主席對國華同志的早逝，表示了深切的惋惜。在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一次會議期間請示毛主席是否接見會議代表時，他老人家感慨地説：“不見了，再見也見不到張國華了。”

另一位是政委譚冠三中將。1985年12月6日，原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中將在成都逝世，終年84歲。遵照他生前的遺願，1986年5月15日，將他的骨灰空運至拉薩，安葬在他親手開墾的蘋果園。當年18軍進藏時，他的年齡最大，資歷最老，在西藏高原整整12年，辛勤工作，積勞成疾，中央才調他回北京工作，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西藏自治區上層愛國人士唐麥·貢覺白姆（1920—2012，和平解放初期，她走出貴族家庭，為十八軍指戰員教藏文、參加拉薩愛國婦女聯誼會，曾任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是一位同黨長期合作共事的愛國者）曾經説，“1980年我們去內地參觀，大家一致要求見見譚冠三政委，雖然他身體不好，住在醫院裏，我們看望他時，每個人像朝佛一樣，圍着他轉了一圈，並一一向他獻上哈達和親切的握手，我們和譚政委都非常高興。”“我們西藏人民永遠忘不了18軍同志們的功績！”

還有一位是陰法唐書記，進藏時是52師副政委，後調任濟南軍區副政委，1980年二度進藏，任自治區黨委書記，至1985年7月，後調任二炮副政委，1988年授中將。陰書記是踐行“老西藏精神”和“長期建藏”思想的楷模和榜樣。近年來，他先後撰寫了《“老西藏精神”的延續和發展——兼談孔繁森的成長之路》（1995年）、《老西藏精神的根本——雪山名將譚冠三代序》（1996年）、《再談“老西藏精神”》（1998年）、《繼續弘揚老西藏精神》（2002年）、《西藏和平解放與老西藏精神》（2003年）等文章，堅持不懈地宣傳“長期建藏思想”和“老西藏精神”。

2024年8月22日晚，西藏林芝市城市夜景。（無人機照片）中新社記者 貢嘎來松 攝

3、長期建藏思想的歷史性影響

長期建藏思想解決了歷史上一直難以解決的無人進藏問題，為中央人民政府實現對西藏地方的完全行政管轄提供了幹部和人員的保證。西藏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然而上千年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前，在西藏生活的漢人到底有多少呢？國民黨政府的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著書記載，根據1943年實地調查，在西藏長期安家的漢人，僅有約500餘户，2000餘人。不但內地移民不願進藏，政府官員也逃避進藏。

且不説被派赴藏的下級屬員，即使是駐藏大臣那樣的最高駐藏官員，在歷代清政府所委任的總計136人中，因為各種原因未到任的也有22人之多，佔到16%，其中不乏尋找理由推脱進藏者。當年偌大的西藏，“不過駐藏大臣及糧員武員數人而已”。

官員不願意進藏的狀況限制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施政能力，削弱了其對西藏的影響力和統治力，以致難以完全體現中央政府的意圖。這突出表現在從辛亥革命到西藏解放前夕的近40年間，西藏地方對中央政府時斷時續的離心傾向。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無人進藏的狀況根本改變。上世紀五十年代，進藏的地方工作人員就已經達到4.5萬，軍隊人數達到5萬。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的思想影響下，在高原堅持工作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有的乾脆在西藏安了家，因而被稱為“老西藏”。大批人員的進藏及相對穩定的老西藏幹部隊伍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有效的管理和有力的施政。

是否允許中央派員入藏，一直是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的鬥爭焦點。近代歷史上，西藏發生過兩次“驅漢事件”。

1、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驅漢事件”。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西藏地方當局利用中央政權變革無暇顧及邊地治理之機，發動了“驅漢事件”。1912年3月，噶廈以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義發佈文告，通令全藏的營官喇嘛攻擊各地的川軍：“自示以後，凡我營官頭目人等，務宜發憤有為，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逐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

**2、解放前夕的“驅漢事件”。**1949年解放戰爭後期，西藏地方當局又借國民黨政權行將瓦解之機，再次製造“驅漢事件”，並企圖武力抗阻我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在達札召開的會議上，親帝分裂分子稱：“乘中國時局不定之際，是能把漢人從西藏趕出去的。況且今後對各方面都有利，還是遵照攝政指令把漢人趕出西藏為妙”。

他們佈署將拉薩的國民政府各駐藏機構及旅藏的漢族及巴塘人逐出西藏。在向國民政府致電通報其“驅漢”的“反共”理由之際，噶廈按其預定計劃，於1949年7月，分三批將國民政府駐藏人員及所懷疑的漢回民眾，經印度遣送回內地。

進藏的人民解放軍受到西藏羣眾歡迎。圖源：團結網

**3、圍繞十七條協議的談判，焦點是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這是整個談判的核心問題，也是爭論的主要焦點之一。

談判中，西藏地方代表根據噶廈制定的內容談判條件精神，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不贊成軍隊進去。理由是：西藏的東面、北面都與中國相連，只有南面是與印度接壤。現在印度沒有侵略西藏的意圖。因此，邊境可以由西藏軍隊守衞。如果邊境有事，再請求中央派兵去保護。還可以把西藏現有的軍隊擴大，改編成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並對外宣稱西藏已經有了解放軍。他們坦言之所以不同意解放軍進駐西藏是因為“害怕解放軍進去以後會整他們”。

對此，李維漢做了詳細的解釋。李維漢首先闡明瞭解放軍進藏的必要性，指出：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解放軍進去保衞國防，這一方針是不能改變的。西藏進軍駐軍為了是保衞國防，防止帝國主義的侵略，保護西藏人民的安全。接着，針對西藏地方政府反對進軍的“理由”，李維漢逐點進行解釋：第一、印度政府繼承英帝國主義在西藏的特權，有無侵略野心還不能保證；第二、現在西藏根本沒有國防，西藏的軍隊是向祖國內地部署的，要建設國防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目前西藏更有交通、運輸方面的困難，一旦有事，軍隊開進去談何容易。至於西藏的軍隊要改編成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那是不成問題的。

誰都知道，西藏現在的軍隊沒有戰鬥力。既然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又不歡迎強有力的解放軍去鞏固國防，豈不是個矛盾嗎？李維漢指出，西藏地方政府有一種設想，人民解放軍開進去以後，會慢慢整他們。但是，如果解放軍要這樣做，用戰鬥的方式打勝了再搞，還要方便些。現在十條公約已經登了報，要搞就不方便了。所以，怕解放軍開進西藏去搞他們，是可以設想的，但不合事實。

西藏代表團提出，希望進藏軍隊的數目儘量減少，拉薩不要多駐軍，藏軍要緩期改編等。中央代表明確表示，進藏部隊是一個軍左右，駐守在國防線和交通要道，拉薩只駐少量部隊，進藏部隊的經費由中央供應，藏軍的改編將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為了慎重起見，雙方各派專人具體研究擬定《關於人民解放軍進藏若干具體問題的規定》，作為協議的附件，即後來的《十七條協議》“附件一”由雙方內部掌握。

李維漢的耐心解釋和“附件一”的擬定，大大解除了西藏地方代表的疑慮。他們意識到，不同意解放軍進藏，和談就根本無法進行；而既然已經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就沒有理由不同意解放軍進藏，因為“向邊境派部隊守衞，是一個國家的責任，不派不行。特別是中央確定進藏的邊防部隊由中央供給，不讓地方負擔，這樣，更沒有理由不同意。”

1951年10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為人民解放軍舉行隆重的入城式， 進駐拉薩的官兵手持國旗從布達拉宮前通過。圖源：團結網

**4、和平解放以後，反對偽“人民會議”的鬥爭。**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雖按《協議》的要求，接受了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的事實，但分裂主義分子極不情願執行《協議》的具體事宜和支援駐藏部隊的工作。他們在帝國主義的支持與策劃下，拒絕“十七條協議”，千方百計想要困死餓跑入藏的人民解放軍。1952年春，西藏上層反動分裂勢力製造了偽“人民會議”騷亂事件，想趁進藏部隊初到拉薩，立足未穩，把人民解放軍趕出西藏。

所謂“西藏人民會議”，是1950年底達賴喇嘛出走亞東期間，在司曹魯康娃等人的唆使下，由阿樂羣則等一些反對祖國統一的商人和寺廟的中層僧人拼湊起來的反動組織。

1952年3月，正值藏傳佛教“祈禱大法會”（即傳昭）期間，各地僧眾兩萬多人云集拉薩。“人民會議”藉此機會發難，拉薩市區公開散發、張貼“請願書”，“請願書”的內容包括“(駐藏人民解放軍)除依舊保持少量兵力外，其餘希望迅速撤退”，組織一些人示威遊行，叫嚷“漢人的軍隊滾出去”。一批反動武裝分子暗藏武器，分散佈置於拉薩市各街口要道；一些僧人在市區尋釁滋事；數百名藏軍趁夜暗包圍了中央代表和阿沛的住宅，並向阿沛住宅開槍；藏軍還佔領了市區周圍制高點，在藥王山修築工事。兩司曹密令駐日喀則的藏軍第六團（炮兵）急調拉薩。

面對騷亂，工委、軍區一方面立即向中央彙報、請示，另一方面積極應對。張經武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身份3次致函達賴喇嘛，要求噶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制止非法活動，維護社會秩序。1952年3月8日上午和13日下午，張經武冒着生命危險，僅帶翻譯、保衞幹事和警衞員各1人，進入藏軍密佈的布達拉宮，同達賴面談，要求達賴儘快制止騷亂。向達賴嚴肅地揭露了兩司曹破壞協議、策動騷亂的罪行，提出撤銷兩司曹職務的要求。

1952年4月，中央指示西藏工委：應主張解散偽“人民會議”和撤職兩司曹職務同時做，也可以先解散後撤職。如果他們一定要以留職和解散相交換，則你們應採堅決不同意的態度。如果他們以辭職和解散相交換，則你們可以和他們妥協，同意辭職辦法。4月27日達賴下令撤銷兩司曹職務，5月1日噶廈宣佈解散偽“人民會議”。

此外，從我們的工作上，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西藏出現過“大發展”和“大收縮”。五十年代初期，中央認為實行民主改革雖然是西藏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在西藏這一特殊地區，需要根據上層人士的覺悟程度和人民的覺醒程度來確定改革的日程表。為等待西藏上層的覺悟和下層的覺醒，中央強調西藏工作要慎重穩進，西藏民主改革近期內不能實行，要等待“適當”時機。

那麼，什麼是“適當”時機呢？平息“人民會議”騷亂事件之後數年，西藏局勢相對穩定，為貫徹協議和開展各項工作創造了有利的環境。1954年，康藏、青藏公路通車拉薩，駐藏部隊和幹部的物質條件有了基本的保障，人民解放軍終於在西藏站穩了腳跟。同時，1954年達賴、班禪聯袂晉京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層統戰工作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這是不是改革的“適當”時機呢？對西藏當時的形勢，中央的判斷是冷靜的。1955年3月11日，中央做出了對西藏各項問題的批示，進一步明確了對西藏改革問題的態度。中央認為，對於達賴、班禪同時進京，初步確定了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停止藏鈔、整編藏軍、在達賴與班禪歷史懸案上達成協議等，是一個進步，但是“必須認識到這只是進了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和阻礙是嚴重的”，“對於左派的進步性亦不可估計過高，從對祖國關係這一政治態度上來看，他們是左派，但從階級實質來看是右派”，因此“現在對他們還不應該談土改和社會改革問題”。

中央對西藏的改革仍按兵不動，但此時，西藏周邊藏區的民主改革卻開始逐步展開。四川藏區的民主改革使西藏上層意識到改革不久就會蔓延到西藏，開始出現疑慮不安情緒。為了安撫西藏上層，毛澤東借接見西藏參觀團的機會，反覆宣傳黨的政策，耐心做西藏上層人士的工作。

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召見即將率團赴藏的陳毅和汪鋒，指出：“這次去西藏主要是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而不是去做更多的事。……這次去的任務不要多，希望不要大，……步子不要太快。”在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大會上，陳毅和張國華都談到西藏的民主改革問題，但只是宣傳了中央對西藏改革的指示精神，誰也沒有説什麼時候開始改革，實際上只是宣傳，討論，並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規定，陳毅曾幽默地稱之為：“現在是君子動口不動手。”

這一時期，祖國內地各省市及除西藏以外的其它民族自治區已相繼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或已開始了民主改革，周邊藏區也開始進行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籌備工作也進展順利。

在這種情況下，西藏工委和廣大幹部中普遍出現了要求改革的急躁情緒，再加上西藏工委儘快改變西藏的落後狀況的強烈主觀願望，6月12日工委在《關於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檢查民族政策執行情況指示的決定》中做出了這樣的判斷：“目前全國已掀起了社會主義改造高潮；鄰近少數民族地區在進行或積極準備進行民主改革，西藏也面臨着這種民主改革趨勢的前夕。”

基於這一判斷，西藏工委於1956年就開始着手準備改革事宜，提出“在1956年至1960年五年內，西藏地區的總任務就是要在西藏地區逐步地完成民主改革”。和平解放初期，隨軍進藏的地方幹部僅有2200名，其中漢族2000名，佔90.9%；少數民族200名，佔9.1%。隨後，西藏工委報請中央組織部批准，從內地各省市調2000多名漢族幹部陸續進藏，並且在西藏吸收了大批藏族幹部，各級黨政機構急劇膨脹起來，形成了全面進行民主改革的氣勢。後來，人們把這一段西藏的工作稱為“大發展”。

“六年不改”方針的提出與西藏工作的“大收縮”。西藏工作的“大發展”導致人員迅速過多增加，開支急劇增大，市場投放銀元過多，引起物價上漲。這時看到改革是大勢所趨而真正願意實行改革的上層人士只佔少數；大多數上層人士則心存疑慮，開始出現不安情緒。

中央對西藏的改革問題十分慎重和關心，發現急躁冒進苗頭即立刻糾正。中央客觀地分析了西藏的政治形勢後，認為：“西藏的改革條件目前還不成熟，勉強去做就勢必出亂子。”指出對西藏改革“必須等待”，提出了西藏六年內不實行民主改革的方針。

1957年3月5日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西藏問題，中央書記處認為：西藏今後在六年內不改革是肯定的，這是對外已經宣佈了的，內定不改的時間還要長，可能十一年不改。西藏的人員、機構、事業、財政要大下馬。目前西藏以大下馬為緊急任務，下馬越快越好，人員內撤越快越好。要堅決地迅速地下馬，堅決地迅速地內撤。

1957年春天，西藏工委開始着手精簡機構，縮減人員，除保證青藏公路暢通的人員外，將幹部、工人、學員從4.5萬人一下減為3700人，駐藏人民解放軍也減少了70％；地方工作只限於城鎮和交通沿線縣份，自治區籌委會的直屬機關和各基巧（專署）的處室進行了精簡合併，全區60多個宗級辦事處除昌都地區外一律撤銷，一批農奴出身的幹部被送到咸陽西藏公學進行學習。西藏的收縮工作，到1957年8月基本結束。

這一上一下，對西藏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1959年8月10日，農奴將烏拉差役、高利貸、賣身等文契投入熊熊烈火。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從此獲得翻身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和西藏的主人。（圖片來源：人民網）

隨後，進藏漢族幹部逐步得到恢復發展，到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區幹部總數為8967名，其中漢族6200名，佔69.1%；少數民族2767名，佔30.9%。1959年，為進行民主改革，中央先後下發了《關於抽調幹部赴西藏工作的通知》等9個文件，從中央國家機關和各省市抽調了約10300餘名幹部進藏工作。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時全區幹部總數22818人，其中漢族15210名，佔66.7%；少數民族7608名，佔33.3%，從組織上保證了各項任務的完成。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和各省市仍然沒有完全中斷選派幹部進藏，整個“文革”期間大約選派了4400多人進藏工作。改革開放初期，1979年中組部下發了《關於抽調幹部支援西藏和在藏幹部內返問題的通知》，決定從1979年、1980年每年給西藏抽調幹部約3000人，其中黨政幹部和專業技術幹部各佔一半。

二、重申“長期建藏”原則的現實

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央重申長期建藏，並把它作為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則之一。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堅持“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努力實現西藏持續穩定、長期穩定、全面穩定”。2015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引領治邊穩藏的各項工作，進一步推進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和長治久安，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上世紀80年代發生的偏差，表現之一是大批內調進藏幹部。1980年5月，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到西藏考察，認為“漢族幹部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提出只留15%，其餘分批內調。

從1980年至1983年底的三年時間中，西藏對進藏幹部、工人分三批進行大規模內調，實際共調出幹部20045人（含離退休720人），工人25069人（含退休1621人），共45114人，連同家屬子女約80000人。“漢族幹部完成歷史使命”的結論、對少數漢族幹部不正之風的批評以及內調方案，既不準確，也不符合西藏實際。實踐也證明，這一結論和評價不但使很多長期戰鬥工作在西藏的漢族幹部感到傷心，也使民族關係出現一些問題。

原西藏區黨委書記陳奎元同志對此有過一個較中肯的評價：“80年代的前幾年，大批幹部、職工倉促內調，內地幹部職工突然離去，當地幹部難以替補，貽誤了西藏的建設事業，本來較為融洽的民族關係，也發生了逆轉，助長了不安定因素的發展”。

陰法唐同志在《老西藏精神的延續和發展——兼談孔繁森的成長之路》一文中指出：

“有同志問我，孔繁森思想境界那麼高，為何第一次進藏那麼短的時間就離開了西藏（孔繁森，山東聊城人，1979年第一次進藏，擔任日喀則地區崗巴縣委副書記，三年期滿後返回內地；1988年第二次進藏，擔任拉薩市副市長，1992年援藏期滿，有擔任阿里地委書記，1994年因發生車禍，以身殉職，時年50歲）。這確實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漢族幹部、職工（包括其它民族的幹部職工，下同）進藏參加西藏建設是一種義不容辭的義務，沒有源源不斷的漢族幹部職工進藏，西藏建設的困難不知會增加多少倍。漢族幹部職工進藏，過去需要，今後仍然需要。其數量，按小平同志指出的，根據是否有利於西藏的建設來考慮。但是，當時的決策人，忽視漢族幹部職工在西藏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認為漢族越少對西藏的建設越好，導致了大批進藏的漢族幹部和職工往內地大調動、大遷移，使許多政治思想水平高，能力強，熟悉西藏情況，懂藏語文，對西藏有感情而又甘願在高原上工作的同志離開了西藏，繁森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因而造成了莫大的損失和嚴重後果。”

民族團結是西藏穩定的基礎，民族團結的核心是各民族幹部的團結。進藏幹部職工的大批內調，使西藏工作傷筋動骨、傷了元氣，不僅影響了專業技術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對內地進藏幹部的評價和調離，使幹部隊伍中出現了思想上的混亂，使西藏原來比較融洽、和睦的民族關係、民族團結受到了影響和損害。

鄧小平同志在1987年會見美國總統卡特的談話時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區，地方大得很，單靠二百萬藏族同胞去建設是不夠的，漢人去幫助他們沒有什麼壞處。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漢人來判斷中國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

從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開始，中央實施對口支援西藏的政策，安排60箇中央國家機關、18個省市和17家中央企業對口支援西藏。20年來，先後有七批4496名優秀幹部、1466名專業技術人才進藏工作，實施援藏項目7615個，投入援藏資金260億元，主要用於改善民生和基礎設施建設，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隨着“長期建藏”政策導向的消長變化和物質條件的改善；隨着大批在西藏長期工作的同志退休回到內地以及配置資源觀念的改變，“老西藏精神”在西藏提少了、空泛了，有的人很少提長期建藏了，有的人認為長期建藏已經過時了，甚至有的提出疑問：“長期建藏有什麼理論根據？”有人講“這是老故事了、既不科學、也不人性，今天已經不需要那樣了”，這樣的説法不僅影響了西藏幹部羣眾的思想穩定，也給在藏工作的人蒙上了功利主義色彩。

從進藏初期提出“長期建藏”，到80年代初的大批內調，再到“三次會”後，長期建藏人員與短期援藏人員並存。經過了這樣一個演變過程。

陝西省援藏建設的康樂新居。中國西藏新聞網_西藏商報

2、重申“長期建藏”的過程

在這種新的形勢下，長期建藏思想還需要不需要繼續發揚？一些老西藏、老同志多次撰文、講話，闡發長期建藏思想的重要意義，論述長期建藏思想是“老西藏精神”的核心，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仍然需要繼承和發揚。陰法唐書記撰寫了許多文章，並向中央領導同志呈報了“關於老西藏精神問題的報告”。原西藏軍區政治部青年部部長、成都陸軍學校副政委魏克撰寫了《長期建藏思想的提出和重要意義》（1991年）等文章，

陰法唐同志把“老西藏精神”概括為四個方面，即“長期建藏，邊疆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覺遵守政紀；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和“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並且多次強調，“長期建藏思想是老西藏精神的核心”。

他在向中央領導同志提交的“關於老西藏精神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後來的情況是，進藏的（含建藏的、調藏的、援藏的、擔負什麼項目的，或辦某件事情的），早去的，晚去的，時間長的，時間短的，哪個民族的，去哪個地區的，在哪個崗位的，還有西藏本地的，都應積極地認真地紮實地集中精力為建設（包括改革發展）西藏做貢獻，事事立足長遠，長期打算，百年大計。不應抱單純任務觀點，或臨時觀念、短期行為，以致應付差事，也不應存有鍍金思想。有了“長期建藏”思想，其他問題都好解決。所以它是“老西藏精神”的核心，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該繼續弘揚和長期堅持。

2013年2月14日，俞正聲同志把陰法唐同志“關於老西藏精神問題的報告”批給了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同志，指出：“陰法唐同志提出的‘長期建藏’的思想很重要，即西藏的一切工作必須從長計議，一切措施必須可持續。”

2013年4月28日，俞正聲同志在西藏工作協調小組會議上，專門講了“要樹立長期建藏的思想”。他分析了西藏和四省藏區面臨特殊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解決經濟社會發展滯後的問題，仍然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二是在國際敵對勢力的支持下，達賴集團還有相當的生存空間和活動能力，我們要和他們進行長期的鬥爭。三是西藏和四省藏區絕大多數羣眾信仰宗教，許多地方還比較封閉。發展，需要長期艱苦的努力；反分裂，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宗教、封閉等社會問題，也有長期性。

他指出：“藏區特殊的的社會情況、反分裂鬥爭的嚴峻形勢，決定了西藏工作的長期性、敏感性和複雜性。”“因此，無論是解決西藏和四省藏區的主要矛盾，還是解決與達賴集團鬥爭的特殊矛盾，都需要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樹立長期建藏的思想，一切工作都要從長計議，一切措施都要有可持續性。同時，要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兼顧好當前和長遠、需要和可能、國際和國內，切忌處理問題簡單化，不能急於求成。”

2013年8月，俞正聲主席在西藏調研時強調要樹立依法治藏、長期建藏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8月召開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是黨的十八大以後黨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則。”“長期建藏，就是要堅持慎重穩進方針，一切工作從長計議，一切措施具有可持續性。”“慎重穩進”方針。在我軍進藏之初，毛澤東主席就指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考慮民族和宗教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不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申了“長期建藏”思想，而且把它提升為“黨的十八大以後黨中央提出的重要原則”，提升了“長期建藏”在西藏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3、“長期建藏”的內涵和措施

在當前的時代條件下，中央重申“長期建藏”思想，與五十年代提出“長期建藏”思想時相比，既是對過去成功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存在問題的反思，既有繼承又有發展。

“長期建藏”，在二十字原則中，雖然排位在後，但含義深刻，既與前面的內容有承接關係，又有很高的操作要求。不加研究闡釋，很容易變為空泛的口號。

**“長期建藏”的內涵。**看到網上“俠客島”有一篇文章，説“長期建藏”同樣引人注目，從“援”到“建”，一字之別，精氣神和新境界全出。要長期建藏，就離不開人，離不開精神。抓得很準，但我覺得還要加一條，三條：一是人，二是工作，三是精神。“長期建藏”的內涵，包括了人、工作、精神三個方面。

第一，要有人。“六次會”強調了三點：一是關鍵是要有人幹事，“西藏和四省藏區條件艱苦，所以關鍵是要有人幹事”；二是“進大於出”，“西藏幹部的交流，應當在‘進大於出’的原則下，建立合理的進藏出藏機制”；三是“2016年開始，每年再從全國非西藏生源高校畢業生和部隊擬退役士兵（士官）中專項招收700名漢族幹部，用3年時間使西藏漢族幹部比例達到30%。”

周總理在世的時曾談到過藏漢幹部“倒四六”、“倒三七”的比例較為適當。但是由於上世紀80年代漢族幹部大內調的後續影響，加之近20年來進藏漢族幹部隊伍正常補充政策機制的缺失和現有漢族幹部隊伍的流失，致使漢族幹部比例逐年加速下滑。“六次會”決定恢復到30%，是從歷史經驗和實踐中得出的適當的比例。既能發揮佔70%的藏族和其他民族幹部的重要作用，又能發揮進藏漢族和其他民族幹部的重要作用。以各民族幹部的團結為核心，加強民族團結，實現長治久安。有人幹事，進大於出，實現“三七開”，有了這三條，“長期建藏”就有了鞏固的組織基礎、幹部基礎。

第二，要指導工作。“長期建藏”從思想上升為原則，層次更高、覆蓋面更廣。貫徹和落實“長期建藏”原則，涉及到西藏工作的方方面面，貫穿於西藏工作的長期過程。不論是西藏地方自身還是中央有關部門，不論是進藏幹部還是本地幹部，都要貫徹“長期建藏”的要求，做到：堅持“一個方針”，慎重穩進；做到“兩個一切”，一切工作都要從長計議，一切措施都要有可持續性；兼顧“三個關係”，當前和長遠、需要和可能、國際和國內；防止“兩個切忌”，切忌處理問題簡單化，切忌急於求成。“長期建藏”原則的把握，不可能一勞永逸，必須結合各個時期、各個方面的實際，抓住重點，不斷推進。

第三，要有精神。“老西藏精神”是西藏革命和建設的傳家寶。其中，“長期建藏，邊疆為家”是核心、是基礎、是根本。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弘揚“老西藏精神”，特別要強調兩條：一是以各民族幹部的團結為核心的團結奮鬥精神，“形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強大合力。”；二是在高原特殊環境中的拼搏奉獻精神。習近平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氣，最寶貴的是精神。”團結奮鬥和拼搏奉獻，是“老西藏精神”的兩個要點，要不斷注入時代內涵。這是新中國民族團結的豐碑，也是各民族融合發展的壯歌。

“老西藏精神”與“長期建藏”密不可分。落實“長期建藏”就必須弘揚“老西藏精神”。這不僅是艱苦的物質條件決定的，而且也是由不同民族一起生活的特殊環境決定的。因為，要讓一批人在物質條件長期趕不上內地一般標準的地方留下來，與不同信仰、不同語言的人一起生活，唯一起作用的就是精神。

除了身體健康、老人贍養、子女教育、住房就醫等實際問題外，內地進藏各幹部職工不放心的還有在西藏的奉獻得不到社會承認。這次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章的發放給人以啓示。一枚小小的紀念章，從物質上説，並不值錢，但對一個老兵來説，這是他最看重、最珍惜的榮譽，是無價之寶、無上光榮。對各個時期進藏工作的老西藏，也應有相應的國家榮譽制度。

“長期建藏”要克服臨時觀念、短期行為和功利傾向，就必須弘揚“老西藏精神”。把“老西藏精神”作為主導思想和精神家園，就要有國家和自治區層面的榮譽制度認可踐行者的奉獻。榮譽和責任有着天然的聯繫，只有給長期建藏的人以榮譽，才能有人願為長期建藏盡責。

其次，要解決西藏幹部的實際問題。由於歷史、民族、地理、自然環境等條件的影響，同內地相比，進藏人員要克服更多的艱難困苦，除加強其思想教育外，還要關心和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和問題。

習總書記説：中央對西藏幹部職工歷來十分關心，制定了特殊的工資政策和有關福利待遇政策，中央有關部門要積極支持，解決好他們的後顧之憂。要大力宣傳“老西藏精神”和“長期建藏”。既要講和平解放以來青春獻藏、忠骨埋藏、子孫建藏的先烈輩典型，也要講建藏援藏先進典型和以資金、技術、勞務幫助西藏發展的典型。

要加強“長期建藏”的理論政策研究。“長期建藏”研究屬於治國方略層面的國家級頂層研究。對“長期建藏”的內涵，實施“長期建藏”的政策、法律、制度措施，對不同歷史階段“長期建藏”的重點、特點和要求，都需要進行較為全面、系統、長期的研究。

要研究“長期建藏”的組織基礎和力量依託。西藏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證明，什麼時候“長期建藏”的人員結構落實得好，什麼時候社會就穩、發展就快，反之就會出現社會不安、發展停滯的情況。

西藏自治區成立60週年，拉薩街頭處處洋溢着喜慶氛圍。中新網

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國家支持西藏發展的各項措施更加制度化、規範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不同對象的“長期建藏”問題，是組織動員一切積極力量，加快西藏發展進步的重要內容，對西藏步入穩定發展、科學發展的軌道也具有關鍵性作用。

要研究“長期建藏”的政策體系、法律體系和制度平台。“長期建藏”和“依法治藏”都是新一屆黨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則。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除了思想教育，還要有配套的相互銜接的政策、法律。要把長遠的戰略考慮，嚴格的法制環境，日益改善的人民生活等結合起來。要劃出法律的紅線，不能允許背離這個方向和目標的思潮和行動蔓延滋長。讓人們知道不能做什麼。要逐步制定保障“長期建藏”，可操作的法條，提交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執行。

要研究“長期建藏”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習近平總書記講“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這個“治”即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也指主動作為、有所擔當，而且西藏的“穩”還關係到國家的“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西藏工作的着眼點和着力點必須放到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上來，把實現社會局勢的持續穩定、長期穩定、全面穩定作為硬任務，各方面工作統籌謀劃、綜合發力，牢牢掌握反分裂鬥爭主動權。

以問題導向推進“長期建藏”研究。“長期建藏”是國家支持西藏政策體系的核心內容，要以實踐中遇到的突出問題為導向，面對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研究工作在現行的西藏工作領導體制和議事平台上展開應沒有問題。

有人説“長期建藏沒有理論依據”，這種説法是錯誤的。我們可以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長期建藏”的必要性、重要性。

一是西藏面臨的“兩大任務”——發展、穩定的長期性，決定了西藏工作必須把握“長期建藏”的原則。

二是西藏存在的“兩個矛盾”——主要矛盾、特殊矛盾的長期性，決定了西藏工作必須把握“長期建藏”的原則。

三是西藏存在的“兩大問題”——民族、宗教的長期性，決定了西藏工作必須把握“長期建藏”的原則。由於西藏“兩大任務”“兩大矛盾”“兩大問題”的客觀存在、長期存在，所以西藏工作必須把握“長期建藏”的原則。

在學習宣傳、貫徹落實“六次會”精神的進程中，我們要按照進一步統一思想、進一步明確責任、進一步抓住重點的要求，堅持和貫徹“長期建藏”的原則，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引領下，切實把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作為工作的着眼點和着力點，科學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基本內涵，努力開創西藏工作的新局面。

《當代西藏工作理論思考與實踐》。作者：朱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