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姆·布特爾：面對特朗普2.0時期的“大棒”，莫迪還有哪些選擇？

【文/比姆·布特爾，翻譯/鯨生】

印美關係已步入一個錯綜複雜的階段，其緊張氛圍正威脅着印度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戰略自主地位。印美關係曾一度被過度渲染成互利共贏的“新型夥伴關係”，如今卻因外交壓力、經濟制裁威脅與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而變得緊繃。

印度與美國簽署了四項基礎防務協議——《後勤交流備忘錄協定》（LEMOA）、《通信兼容與安全協議》（COMCASA）、《工業安全附件》（ISA）以及《基礎交換與合作協議》（BECA）——將印度定位為美國的戰略伙伴乃至準盟友。

但這些協議，加上特朗普總統任內日益加劇的貿易壓力，引發了外界對印度能否維持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嚴重質疑。

本文批判性地審視了美印關係的發展軌跡、特朗普政府的“胡蘿蔔加大棒”策略、印度關於戰略自主的迷思，以及印度在迎接一個多極化世界時所面臨的挑戰。本文認為，莫迪總理的親美傾向錯誤估算了印度的戰略與經濟實力，導致自主權與國際地位面臨風險。

從“不結盟”到“戰略靠攏”

冷戰期間，印度憑藉不結盟立場得以平衡與蘇聯及西方之間的關係，在維繫與莫斯科紐帶的同時保持戰略自主。然而，後冷戰時代，出於對中國崛起的共同關切以及印度成為一個全球大國的野心，其外交政策開始倒向美國。

關鍵的時間節點包括2008年在小布什總統任內達成的《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協議》，使印度的核計劃獲得合法性；以及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任內得到深化的雙邊防務合作。

特朗普首個任期（2017-2021年）內簽署的情報共享協議和防務技術轉讓協議加深了美印關係，而拜登政府則在2023年推動了戰鬥機發動機技術的轉讓。

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次在白宮與莫迪會面 視頻截圖

上述進展，加之印度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在“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中的積極活動，都標誌着印度在戰略上向華盛頓靠攏。2016年至2020年間簽署的四項基礎防務協議尤為關鍵。

LEMOA實現了美印的後勤互助支持，COMCASA促成了安全通信合作，ISA允許美國對印度進行技術轉讓，BECA則增強了兩國的地理空間情報共享。這些協議雖讓印度獲得了美國的先進防務系統，但也將印度的軍事和戰略體系部分地綁入華盛頓的軌道。

莫迪政府將此視為抗衡中國、提升印度全球地位的關鍵一步棋。然而，這種靠攏的代價正日益顯現，它損害了印度的不結盟歷史傳統，導致其暴露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尤其是在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以“胡蘿蔔”策略為主，通過加深防務合作、技術轉讓以及2019年的“你好，莫迪”（Howdy Modi）等外交姿態來拉攏印度。

這些舉動旨在將印度拉入美國主導的“印太”框架以對抗中國。美國還曾在新冠疫情期間許諾會鼓勵美企將製造業生產線從中國轉移至印度。然而，通用汽車、福特和哈雷戴維森等企業最終因經濟上的挑戰退出了印度市場。

雖然遭遇了挫折，但當時美印的“牢固友誼”敍事仍得到精心培育。相比之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已經對印度採取了“大棒”政策，尤以經濟和外交脅迫為特徵。

特朗普批評印度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和武器，並威脅對印度商品加徵關税（先是25%，現在又提升至50%）以及額外懲罰措施。這種壓力源於印度繼續與俄羅斯往來，以及它在金磚國家組織中的角色，特朗普將金磚視為一個“反美集團”。

通過施加關税和公開批評，特朗普意在削弱印度的經濟自主性，迫使其政策（尤其是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中）符合美國利益。

例如，特朗普推動印度開放農業市場，允許美國產品（如轉基因玉米、大豆、乳製品和水果）進入，威脅到印度國內農户的生計。他要求印度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轉而購買價格更昂貴的美國石油，這將進一步加劇印度經濟的負擔。

特朗普的言辭也帶有羞辱意味。他形容印度經濟“死氣沉沉”，理由是它沒有配合美國的經濟利益，並威脅對印度關鍵產業之一的製藥出口徵收150%-250%的關税。

此外，他動用軍用飛機驅逐在美滯留的印度移民，並反覆聲稱自己阻止了印度在“硃砂行動”中對巴基斯坦的空襲，這些都讓新德里難堪。尤為過分的是，特朗普曾計劃在白宮設宴，並同時邀請了莫迪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莫迪最終拒絕出席。

這些行為反映了美國例外主義的一貫邏輯：試圖讓印度的雄心服從於美國的霸權利益之下。莫迪未能領悟的是，與美國交朋友就好比菟絲子（印度常見的一種寄生藤蔓，印地語稱amarbel）——一旦纏繞樹木，其最終會摧毀宿主。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當地時間8月19日表示，印度大幅增加採購俄羅斯石油並從中牟利是“不可接受的”

“戰略自主”的迷思

印度長期以其戰略自主而驕傲，這一理念植根於不結盟政策以及在大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傳統。印度加入金磚國家組織並與俄羅斯、伊朗保持貿易往來，也強化了這一敍事。

然而，不斷深化的美印夥伴關係，特別是通過防務協議，已侵蝕了這種自主性。美國日益將印度視為一個“附庸國”——名義上獨立，但外交政策與主導大國保持一致的國家。

2019年美國施壓要求停止進口伊朗石油（印度照做了），如今美國又要求印度減少購買俄羅斯石油，都凸顯了這一點。印度的順從姿態可能使其轉變為一個從屬夥伴，損害關於多極化的願景。

莫迪的親西方立場加劇了這種脆弱性。通過優先發展對美關係並放棄了參與區域性合作框架，如中國牽頭的“一帶一路”倡議（BRI）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印度令自己孤立於替代性的經濟框架之外。

2020年發生的加勒萬河谷衝突嚴重惡化了中印關係，這是印度的一次戰略失策。莫迪決定放棄2018年在武漢和2019年在金奈的會晤中與中方達成的早期共識，加之印度退出RCEP機制，都反映出其對美國的過度依賴。

這使得印度在經濟上暴露於風險之中，尤其是在美國關税威脅逼近和貿易赤字不斷增長的情況下。

莫迪領導下的印度戰略誤判十分明顯。儘管已經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預計2025年GDP約3.5萬億美元），但印度依然缺乏與美國或中國相當的經濟或軍事實力。

莫迪政府曾預測印度到2025年將成為體量10萬億美元的經濟體，有能力與中國抗衡，但現實經濟增長遠未達到預期。與之相比，中國在經濟體量突破10萬億美元之前，長期堅持“韜光養晦”戰略，而印度卻過早地自我定位為一個全球大國。

這樣的自負招來了美國的警惕，因為霸權國家從來不會容忍潛在的挑戰者出現。莫迪的親西方取向部分源於西方媒體和政界人士的吹捧，他們稱讚莫迪為“世界級”政治家，這種敍事旨在將印度納入美國主導的秩序中。

印度在印度洋的戰略位置加上14億人口，使其成為美國製衡中國的理想夥伴。然而，這種奉承卻掩蓋了與美國走得過近的風險。

莫迪因擔心被中國經濟的主導地位支配而拒絕參加“一帶一路”倡議和RCEP，結果卻適得其反。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大幅上升，缺席這些框架也限制了印度的區域影響力。

與此同時，美國利用了印度的靠攏，而未能提供對等的利益回報，美國公司撤離印度以及如今不斷升級的關税就是明證。

印美關係緊張的核心癥結在於美國例外主義——即相信美國是最超凡的全球大國，有責任維護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放大了這一點，將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置於盟友的抱負之上。

而印度也有自己的例外主義（植根於其古老文明和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的地位），並在全球舞台上與美國的願景發生衝突。印度通過金磚國家組織及發展與俄羅斯、伊朗的關係來追求多極化世界，這挑戰了美國霸權，併成為美國脅迫外交的目標。

亨利·基辛格的名言——“做美國的敵人可能是危險的，但做美國的朋友則是致命的”——用來描述印度的處境尤為貼切。美國試圖限制印度的戰略自主，確保其始終是一個從屬夥伴而非獨立的大國。

特朗普在貿易逆差、石油採購和開放農產品市場等方面的施壓，旨在迫使印度政策符合美國利益，即使以犧牲印度的經濟和戰略主權為代價。

挑戰與選擇

印度未來面臨艱難處境，選擇有限且都充滿風險。第一條路是維持現狀，忍受美國的羞辱和壓力，寄望於2028年後美國政府換上新的領導人。

然而，即使是民主黨政府上台也不太可能顯著偏離當前的美式霸權姿態，印度仍然面臨美國持續脅迫的風險。

例如，2021年4月——拜登入主白宮不到100天——美國海軍“約翰·保羅·瓊斯”號驅逐艦就在印度專屬經濟區（EEZ）內的拉克沙羣島附近進行了所謂“航行自由行動”，此舉被廣泛視為對印度主權的侵犯。

第二個選項是追求多元化的合作伙伴關係，深化與俄羅斯、歐盟、英國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聯繫，以增強戰略自主。這需要通過經濟改革提振內需，並尋找替代市場以彌補對美貿易的潛在損失。

然而，這條道路可能在短期帶來經濟損失，且要求大膽的政策轉向，而莫迪政府一直不願採取這樣的行動。曼莫漢·辛格總理任內的印度計劃委員會副主席蒙特克·辛格·阿盧瓦利亞（Montek Singh Ahluwalia）曾多次指出，在印度實施大膽的經濟改革面臨極大的政治阻力。

他有一個著名的觀察結論：“印度國內在實施弱改革問題上存在強烈共識。”這反映了印度政治和社會層面存在反對激進改革的壓力，往往習慣採取謹慎、漸進的改革方式。因此，莫迪難以立即推行激進改革。

第三條路是在短期內承受美國的關税，同時加大軍事和經濟投資，以逐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這需要長期規劃和戰略韌性，而印度當前面臨的經濟困頓可能難以支撐走這條路。

第四種更為激進的選擇是轉向區域合作框架，如“一帶一路”倡議和RCEP，加強與中國及全球南方國家的關係。這需要莫迪克服國內政治阻力並解決與中國的安全關切問題，考慮到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衝突，這一前景充滿挑戰。然而，此舉或可以提升印度的經濟發展前景和區域影響力，利用好自身的印度洋戰略位置。

當地時間2025年8月19日，印度總理莫迪在新德里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時表示，印中是夥伴而不是對手 圖自：外交部網站

最後，一種理論上存在但現實中幾乎不可行的選項是：效仿中國，對美國發動貿易戰。但印度缺乏推行此類策略所需要的關鍵戰略資源、科技和經濟實力，因此這並不可行。相反，印度必須採取務實態度，借鑑中國的“韜晦”以及把握戰略時機。

總而言之，一度被譽為戰略伙伴的美印關係，已演變成一場關於脅迫和依賴的複雜博弈。特朗普的“胡蘿蔔加大棒”策略——在首個任期內以開放美國經濟、防務和技術轉讓為誘餌吸引印度，第二任期內則施加經濟與外交壓力——已經暴露了印度戰略自主的脆弱性。

莫迪政府的親西方政策既高估了自身實力，又低估了美國的霸權野心，使印度陷入被動境地。要度過這場危機，印度必須重新校準其外交政策，平衡與美國、中國、俄羅斯及其他區域大國的關係，同時加速國內經濟改革。

若應對不力，印度將面臨淪為附庸國的風險，其成為一個獨立全球大國的抱負也將遭受重挫。通往未來的道路需要印度政府展現高超的外交手腕、強大的經濟韌性以及對印度在多極化世界中地位的清醒的重新評估。

（原文發佈在《亞洲時報》評論網站，原標題：“莫迪擁抱美國的做法對印度造成嚴重負面影響。”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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