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方遠：為了看《南京照相館》，我花了17個小時在兩岸奔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方遠】

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但我在台灣感受到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壓抑與沉鬱。民進黨當局大張旗鼓地紀念“歐戰勝利”，而8月15日當天，賴清德只用一篇臉書文章“紀念終戰”。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陸慶祝抗戰勝利80週年的濃烈氛圍，九三閲兵還未開啓，社會上已經因為電影《南京照相館》，掀起了對那段歷史的強烈討論和深刻反思。

買了一張電影票與來回機票，抵抗台灣劣化的政治氛圍

讓人鬱悶的是，現在還無法在台灣島內看到《南京照相館》。為此，我特意買了當天的來回機票，從台灣飛到香港，再從香港進深圳，看完之後原路返回台灣。一部2小時17分鐘的電影，我足足花了17個小時的工夫。

很多人説我太瘋，但我其實只是氣不過。民進黨當局首度派人蔘加日本的原爆紀念儀式，卻對包含無數台灣人參加的抗戰一字不提。在他拒絕當中國人的同時，也放棄了當一個台灣人。電影票與機票，以及那17個小時，正是我對此歷史正義顛倒在台灣大行其道氛圍的一種抵抗。

在觀影過程中，看到躲藏在照相館裏的主角們拍了生離死別前的合影，用背景布幕的輪替，帶出“大好河山，寸土不讓”的素樸願望，我的眼淚已忍不住奪眶而出，也時不時聽到鄰座傳來的啜泣聲。《南京照相館》雖然沒有在台灣上映，在網絡輿論場上卻對此吵成一片，而最佔上風的論述，莫過於宣稱這部影片是“中國大陸炒作反日情緒”。

大好河山，寸土不讓

我在返程的飛機上，翻閲着這趟帶在身邊的張純如《南京大屠殺》這本書。《南京照相館》儘管是劇情片，但説它是一部紀錄片一點也不為過，因為幾乎每個情節、每個人物、每個橋段，都能找到相對應的史實。既然是“史實”，又何來“炒作反日”之説？被猶太資本家控制的美國好萊塢，過去一段時間大概年年都有關於猶太大屠殺的電影在全球上映，有人會因此説這些電影在炒作“反德”情緒嗎？

更何況，如同學者戴錦華在《歷史與人民的記憶》這篇著名的演講中所言，1970年代以來的西方電影，流行起對於“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想象餘音嫋嫋”。而其目的，則如福柯所分析的，乃是當代歐美主流文化，試圖迴避“納粹法西斯主義是在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內部產生的這個基本事實，迴避兩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無可迴避的結果，我們把納粹轉移為心理，轉移為個人，轉移為病態，轉移為某種浪漫的而殘忍的事實。”

由此來看，《南京照相館》在大陸叫好又叫座，絕對不只是因為適逢80週年紀念而已。至少我從片中看到的，沒有宏大敍事，也不同於《南京！南京！》或《金陵十三釵》等作品，用外人的視角來看待南京大屠殺這場浩劫，而是回到了中國人的視野，拒絕對於侵略者任何扭曲的美化或浪漫化。

或許這也是用底片、照片貫穿全片的原因之一，拍照既是一種記憶的延續與傳承，但也可以是記憶的虛構與謊言，後者就像日本軍國主義者急於在報紙上刊出的“親善照”一樣。

1938年1月19日日本發行的《支那戰線寫真》（第三十卷第三號）刊登了題為“南京淪陷一週後”的一組照片，淪陷後的南京被粉飾成一片“祥和”景象

歷史“姿勢分子”大行其道，官方資源投注“親善片”

戴錦華引述福柯的那篇短文，福柯説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因為記憶至少是鬥爭的一個重大因素（它實際上是在鬥爭發展史中的一種意識動力機制），如果我們抓住了人民的記憶，就抓住了他們的動力，而且就抓住了他們在過去鬥爭中積累的經驗和知識，而不再需要知道什麼是抵抗運動了……”。

把這段話用以理解當前台灣的實際情況，不只會感到諷刺，還會感到深沉的哀傷，因為台灣正在用影像消解歷史、重構記憶，拍出一部又一部的“親善片”。

在“反共”最高政策之下，當年由日本戰犯組成的“白團”在台灣出現，就已種下今日台灣領導人用“終戰”取代“抗戰勝利”的種子。由“台獨”建構的歷史認知中，二戰時期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故而以此聲稱當時的台灣人是日本人，是戰敗國民，是盟軍轟炸的“受害者”，因此不該紀念中國立場的“抗戰勝利”。

這類“無賴”邏輯，在今天的台灣四處可見。比方賴當局的“國史館”，舉辦了“從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研討會，“台獨”立場極為鮮明的館長陳儀深，還大言不慚地説，“‘降伏’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説話、‘光復’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説話，這是生命經驗不同使然，應該互相尊重。何況‘終戰’字面意義就是戰爭結束，具有中性的意涵。”

台灣有這樣的歷史“姿勢分子”，真是無比的悲哀。還記得先師許介鱗生前説過，像他這樣經歷過日本戰敗、台灣光復的一代人，很多是靠着抗日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來學習國語的，因為歌詞裏“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是日殖時期多少台灣百姓的真實心聲。

1931年出生在高雄岡山的台大物理系第一位女性系主任林清涼，在其回憶錄《不廢江河萬古流》也提到，少女時期她目睹盟軍轟炸台灣的慘況，第一時間從內心深處發出最為直接的念頭是：“如何為這些受難者報仇？中國非強不可！什麼時候才能把日本人從台灣，甚至於從中國大陸和東南亞趕走？日本，最好打垮日本！”

台灣知名的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多次憶及，在1945年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宣佈無條件投降時，其父親的眼淚落了下來，可是“我阿公（祖父）就拍了我爸一下：‘啊，咱贏了啊，你是哭啥！’”

還有非常多的例子，都能證明日據時期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真實心理。已故台灣史專家曾健民極為準確地總結了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在於“去殖民”“祖國化”與“民主化”。正因為如此，手握台灣執政大權的“皇協軍”們，自然必須在歷史認知與情感結構上“再殖民”“去中國化”與“獨裁化”（“法西斯化”），包括在影視作品上，通過官方大筆大筆的資源補助，反歷史且去歷史，潤物無聲地把主題圍繞在“台日友好”。

日本殖民時期，位於桃園復興鄉的“蕃童教育所”

台灣政治“皇協軍”心房刺痛：狗是不可以咬主人的！

2008年上映的《海角七號》，感動無數觀眾，許多大陸朋友也大加讚賞。但這部電影正是以背叛歷史的方式，將台灣拉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虛構了在歷史上根本不曾成立過的“日台一體”。2014年講述日殖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的電影《KANO》，幻想出日本人與台灣人團結合作追求的“美好年代”，卻絕口不提日人是如何用“清國奴”來蔑稱台灣人的，而國民黨的地方首長同樣接受了這套論述，以此作為地方觀光宣傳。

再到後來，“灣生”的故事盛即一時，敍事手法都是千篇一律地去“共感”“同情”他們在日本戰敗返國後的悲情意識，以此強調日本與台灣的情感連結，無非是要放大“台獨”政客希望擴散蔓延的“受害者情結”。在“灣生”被渲染到最高潮時，竟被爆出相關紀錄片作者身世造假的醜聞。

台灣公視與日本NHK合拍電視劇《路~台灣Express~》，更是主打台灣與日本跨越世代的情感羈絆。這類主題的極致，當屬2024年公視推出的“戰爭電視劇”《聽海湧》，不惜以扭曲歷史、醜化抗日英烈、製造“台灣人”與“中國人”深仇大恨的劇本，人為刻意地突出“台籍日本兵”“台籍戰俘監視員”的“受害悲情”，遭到原型人物後代出面痛批該劇栽贓其父親。

事實上，關於台籍日本兵的主題，在台灣不乏傑出作品。例如陳映真的《忠孝公園》，呈現出部分台灣人基於戰爭經驗的“日本情結”，並深刻地映照出怪誕心理背後的歷史複雜性。問題在於，台灣的當政者為了遂行其政治目的與意識形態，用資源收買的方式，全面簡單化、平面化台灣歷史，只突顯有利於兩岸敵對化的片段，實則徹底放棄人民視角，以“主體性”之名，自我附庸於殖民統治者之下。

陳映真《忠孝公園》

與此同時，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作品亦如出一輒，為了符合“抗中保台”的“台獨”論述，竟把新中國烈士的歷史，嫁接到民進黨的“轉型正義”史觀之中。一旦背棄了人民的歷史主體，無疑是把歷史正義踩在腳底下，像一隻“歷史寄生蟲”一般，靠着吸血來壯大自己，又有什麼資格去嘲笑大陸的“抗日神劇”？更沒有資格把還原事實的作品去脈絡化為“反日”，因為被民進黨壟斷的台灣影視話語，內在全然充斥着蒼白乏力的“反中”思想動員。

換言之，當年日軍在一張張記錄其殘忍暴行的照片蓋下鮮血般的“不許可”印章，只留下自欺欺人的“親善照”，不就是台灣政治“皇協軍”們正在乾的勾當——為了滿足“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這類“親日抗中”的政治修辭陷阱，對屬於台灣人們真正的歷史，同樣蓋上了“不許可”印章。

兩岸分裂、分斷的悲劇，註定了《南京照相館》不能或難以在台灣上映的命運，因為劇情無意之中刺痛了台獨“皇協軍”們的心房——偽善的伊藤秀夫一邊拿着飯糰餵狗，一邊説着“我可是作為朋友來幫你”；但，狗是不可以咬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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