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種族滅絕糾纏建國幻夢，六方博弈決定加沙結局

【文/ 劉燕婷】

2025年3月，隨着以色列發起新一輪攻勢，加沙二次停火宣告破裂，各方也開始了新博弈。

首先是以色列的長驅直入。3月18日，以色列空襲加沙全境，造成超過400人死亡；3月19日，以軍重啓加沙地面攻勢，再度進佔內扎裏姆走廊（Netzarim Corridor）中部；5月16日，以方宣佈發起“基甸戰車行動”（Operation Gideon’s Chariots），目標是控制整個加沙。

6月13日，以色列與伊朗爆發“12日戰爭”，標誌整場衝突的嚴重升級；8月8日，以色列安全內閣批准佔領加沙城的軍事方案；8月20日，以軍正式展開對於加沙城的第一階段的軍事行動。顯然，無論是哈馬斯或伊朗，都無法阻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肆無忌憚。

而其結果，就是加沙人道危機的持續升級。2025年7月，聯合國沉痛指出，因為以色列的高強度封鎖，加沙100%的人口正在經歷“高度嚴重的糧食不安全”，約20%的人口面臨災難性的糧食短缺；另根據加沙衞生部統計，截至2025年8月，加沙有至少60,138人死亡，每37人中就有1人喪生，平均每天有91人死亡，其中至少50%是婦女和兒童。《經濟學人》8月報道更指出，戰爭導致加沙的人均預期壽命下降35歲，嚴重程度堪比盧安達種族滅絕。

毫無疑問，這種破壞規模既會摧毀加沙的完整世代，也正在腐蝕以色列的國家形象；而長期支援以色列、資助血腥戰事的西方國家，也同樣被指責是“種族滅絕幫兇”。這就導致歐美開始了一系列“形象工程”：美國積極協調阿拉伯國家斡旋停火，英國、法國、加拿大、澳洲則表態要在9月聯合國大會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

顯然，隨着以色列大開殺戒、西方“人權燈塔”形象蒙塵，局勢也來到兩種極端的詭異共存：一邊是加沙世代的滅絕浩劫，一邊是巴勒斯坦的建國幻夢。

而這種天堂地獄的一體兩面，正好體現哈馬斯、以色列、伊朗、美國、阿拉伯國家、西方世界的複雜博弈。隨着戰事進入第22個月，這六方所構成的三層互動，也將是牽引加沙終局的最大關鍵。

2025年8月16日，從以色列邊境的一側看，一輛以色列軍車在加沙城（Gaza City）附近行駛。Reuters

哈馬斯與以色列：共生死敵的極限拉扯

第一層是直接交戰的哈馬斯與以色列。基本上，這對死敵雖然立場迥異，卻在行動邏輯上“長期共生”。

從1987年哈馬斯成立起，以哈就都是彼此的激進理由：哈馬斯在“反抗以色列壓迫”的大旗下，長期策劃針對以色列平民的襲擊、反對推進“兩國方案”的奧斯陸和平進程；以色列右翼則同樣在“哈馬斯是恐怖分子”的敍事下，譭棄左翼曾經的和平努力，出台各種掏空“兩國方案”的強硬政策，包括以定居點蠶食西岸、用軍事在加沙反覆“割草”（mowing the grass，כיסוח דשא）。

而這種詭異共生背後，其實帶有政治上的各取所需。對哈馬斯來説，殘暴的以色列是自己的激進底氣，也是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一別苗頭、爭奪政治聲望的重要資本；對以色列右翼而言，激進哈馬斯同樣是自己的屠殺理由，更是譭棄奧斯陸和平進程、實質推進一國方案的“天賜良機”。最終，惡性循環在“阿克薩洪水行動”來到高點，並在扭曲至極後反噬雙方。

首先，哈馬斯雖以行動推進部分政治目標，包括向全球展示以巴問題的尚未終結、向巴勒斯坦人展現自身鬥爭意志、干擾沙特與以色列的建交進程，卻也無疑付出了慘痛代價，不僅哈尼亞、辛瓦爾等重要領袖先後身亡，哈馬斯作為加沙統治者的地位也受到動搖：除了以色列宣稱要推翻哈馬斯統治，當前由西方與阿拉伯國家共同擬定的停火協議未來規劃，也同樣要求哈馬斯解除武裝，加沙更在今年3月爆發反哈馬斯的大規模示威。

而以色列雖以“哈馬斯先動手”為由，在加沙大開殺戒，又先後入侵黎巴嫩、敍利亞，甚至與伊朗互射導彈，看似正對“抵抗軸心”各個擊破，卻始終沒能完成自己在加沙的三大目標：救回所有人質、推翻哈馬斯統治、避免加沙再度成為以色列的安全威脅。

即便眼下以軍擴大戰事、造成慘重傷亡，哈馬斯也只是在8月19日表態接受停火、而沒有同意解除武裝；但人質家屬的耐心已經逼近極限，來自全球的“種族滅絕”指控則愈發洶湧，以色列的西方盟友更已開始“明哲保身”。

整體來説，從持續捱打的哈馬斯視角出發，如何在不被以軍殲滅的情況下維持抵抗、在不解除武裝的前提下實現停火，是一直以來的兩大難題；但對大殺四方卻無法真正擊潰對手的以色列來説，如何在戰略泥淖中排序戰爭目標、在輿論交迫下持續用兵，同樣是內塔尼亞胡政權的兩大隱憂。

因此，當前慘絕人寰的加沙浩劫，其實更多是被雙方當成博弈籌碼：以色列想借人道危機驅動阿拉伯國家、加沙民眾內外施壓，迫使哈馬斯主動解除武裝；哈馬斯則想利用加沙慘狀激發全球譴責，迫使以色列立即停火撤軍，結束自己的垮台危機。

簡單來説，哈馬斯希望維繫根基，以色列卻希望一勞永逸，這就導致雙方都在“拖字訣”下原地打轉，不肯為了鞏固停火真正讓步。而這也解釋了，為何從2023年11月第一次停火至今，以哈雙方雖然持續談判，卻又都在行動上“反覆橫跳”：哈馬斯多次承諾解除武裝，卻也屢屢改口反悔；以色列多次承諾停火撤軍，卻也從來沒有真正撤出加沙。

伊朗與美國：敵對雙方的避戰共識

而這就牽動第二層的美國與伊朗博弈，畢竟對以色列與哈馬斯來説，美伊兩國就是自己的最有力靠山。而也正如以哈這對死敵的彼此“共生”，美國伊朗雖在許多領域針鋒相對，卻也在加沙戰爭上形成罕見共識：不論衝突如何慘烈，雙方都要避免戰事升級成以色列、美國與伊朗的全面戰爭。

首先是伊朗。從德黑蘭利用黎巴嫩內戰、伊拉克戰爭、敍利亞內戰、也門內戰打造“抵抗軸心”起，伊朗的戰略目標就從來不是決戰美國，而是要蠶食美國撤出所遺留的權力真空，同時建立自己的戰略縱深與勢力範圍。

當然，美國永遠是神權政府的威脅，但德黑蘭最直接的地緣對手，始終是同在中東的以色列，還有以沙特為首的海灣阿拉伯國家。這就解釋了，為何伊朗會在過去策動胡塞武裝襲擊沙特，甚至在2023年策應哈馬斯發起“阿克薩洪水行動：前者是要迫使沙特進行戰略收縮，後者則是在沙特伊朗已經復交的局面下，要阻止以色列進一步滲入海灣。

整體來説，伊朗更希望耕耘自己在中東的“一畝三分地”，而不是仿效俄羅斯，與美國展開勢力範圍的大博弈。但有鑑於以色列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伊朗與以色列的鬥爭一旦超出某個臨界點，就必然牽動美國與伊朗的危險平衡。

因此加沙戰爭爆發後，伊朗雖然第一時間調動“抵抗軸心”支援哈馬斯，卻也不斷上演“唾面自乾”的戰略剋制：從2024年4月的以色列轟炸伊朗駐敍利亞使館、7月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遇刺、9月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遇刺、10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12月敍利亞變天，再到2025年6月的“12日戰爭”，伊朗即便對以色列攻勢有所回應，也更多是以“戰略止損”為最高目的。

再來是美國。從奧巴馬規劃撤出中東、重返亞洲起，美國如何在減少投入同時維繫影響力，就始終是歷任政府的大哉問。

而從現實佈局來看，美國的“撤出後格局”維繫，其實主要是仰賴以色列，還有以沙特為首的海灣阿拉伯國家，來為自己確保能源、水道、基地等關鍵資產的安全。只是在“抵抗軸心”持續擴張的背景下，美國撤出必然加劇以色列、沙特面對“伊朗威脅”的不安全感，導致前者的各種“先斬後奏”與後者的對美離心。因此如何為盟友管控“伊朗威脅”，也始終是美國的一大難題。

當然，隨着沙特在2023年與伊朗復交，情勢已與過往不同，但以色列的“伊朗威脅”焦慮還是沒有消除，這就給加沙戰爭下的美國帶來極大挑戰：如何在“阿克薩洪水行動”已經爆發的背景下，既為以色列降低“伊朗威脅”，又避免引爆中東大戰？

從結果來看，美國選擇了逐一削弱“抵抗軸心”：針對加沙，美國持續要求哈馬斯解除武裝、結束統治；針對黎巴嫩，美國雖與法國共同斡旋停火，卻也持續施壓黎巴嫩政府，令其敦促真主黨解除武裝；而針對“後阿薩德時代”的敍利亞，美國默許了以色列的入侵駐紮，並通過沙特來遂行自己的間接統治，阻止德黑蘭重拾影響力；至於針對伊朗，以伊“12日戰爭”本身就是美國“開綠燈”的產物，當然倉皇收場也是必走之路。

當地時間6月21日晚間，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全國電視講話時表示，美國剛剛“徹底清除”了伊朗三處核設施，美國的目標是摧毀伊朗核能力。央視新聞

因此聚焦美伊兩國的加沙棋局，雙方雖然立場敵對，卻也不是毫無共鳴：對支援哈馬斯的伊朗來説，如何在牽制以色列同時保全“抵抗軸心”、在維繫顏面同時避免對美開戰，始終是德黑蘭面向局勢的底線思維；而對擔任以色列靠山的美國來説，如何既“兩肋插刀”又不至於“捨命陪君子”、既維持戰略威懾又不至於重返中東泥淖，也同樣是需要拿捏分寸的危險遊戲。

但這種“避戰默契”不等於圍繞加沙的“真實共識”：伊朗出於保全“抵抗軸心”的考量，當然希望以色列停火撤軍，卻顯然不樂見哈馬斯解除武裝，因為這等於讓自己的多年投入付諸東流；而美國雖不想重開中東戰線，卻一來出於跟以色列的特殊關係，對其安全感“責無旁貸”，二來出於中東佈局考量，希望削弱“抵抗軸心”，所以也不樂見哈馬斯繼續統治加沙，因此即便成功斡旋出兩次停火，卻也始終沒有強逼以色列遵守。

歸根結底，當前美伊兩國都出於自身利益考量，不願接受隱患未除、動搖根基的停火狀態，自然也就不會迫使以哈雙方對核心底線進行讓步，停火也就因此難以鞏固。

阿拉伯與西方：美國隱形的間接統治

而在前述兩層的基礎上觀察第三層：廣泛的阿拉伯與西方國家，就能看到更耐人尋味的現實。

直覺上理解，面對加沙浩劫，西方與阿拉伯理應是冷淡與激憤的兩邊，前者為以色列護航、後者為巴勒斯坦吶喊。當然，這也確實是“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之初，雙方政府的制式反應，只是從戰爭進入第22個月的當前發展來看，現實遠比想象複雜：“冷淡與激憤”的分野確實存在，卻不糾纏於西方與阿拉伯國家，而是割裂在政府作為與民間輿論上。

換句話説，對於加沙的同情其實跨越國界與族羣分野，卻沒有真正過渡到政策場域。而這背後原因，其實來自美國行之有年的“間接統治”。

首先是歐洲、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從冷戰開始，這些國家就是美國影響力輻射的勢力範圍，即便近年因為美國國力衰弱、特朗普代表的“美國優先”崛起，各國不如過去“唯美是從”、也在外交上更有自主性，但至今為止，西方還是沒有旗幟鮮明的“反美政府”；就算近年歐洲出現所謂“極右崛起”，這些政治明星也大多在追逐權力核心、獲取政權的過程中，削掉稜角、靠向主流，並在執政後的對美方針上蕭規曹隨，例如意大利的梅洛尼政府。

而這背後原因，除了西方各國的意識形態本就與美國相對接近，也與美歐安全利益的高度綁定有關：即便特朗普要求各國提高軍費支出，引發不少外交口角，歐洲也終究還是在“搭美國的安全便車”。換句話説，與冷戰時期相比，美國對於西方各國的影響力確實下降，但也正因冷戰時代的漫長積累，雙方當前互動還是依循曾經的主從模式，美國影響力也遠不到蕩然無存的程度。

這就解釋了西方面對加沙浩劫的真實取態。“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之初，歐洲、澳大利亞等國無一例外，全都跟隨美國支持以色列。當然，這背後也有“反猶主義”是禁忌、以色列大力遊説等因素，但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美國強勢調控下的必然發展。

雖説目前戰事加劇，美國之外的西方國家多有微詞、甚至表態要承認巴勒斯坦，卻也始終沒有逾越美國的對以方針：各國可以口頭譴責以色列屠戮加沙、軍事掃蕩西岸，甚至進行小規模的軍火禁運，卻永遠不可能對以色列發起對俄等級的大規模製裁，更不要提派兵介入。

2025年5月，特朗普出訪中東，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在利雅得皇家宮廷會談。法新社

再來是姿態更微妙的阿拉伯國家。綜觀中東，除了伊朗反美色彩明顯、土耳其主打機會主義外，基本上多數阿拉伯政權，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親美政權”、或者至少是“不反美政權”，也就是雖在中美俄間操作戰略對沖，卻不會真的走上反美路線，以沙特為首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就是鮮明案例。

當然，從意識形態光譜、政治制度來看，阿拉伯國家與美國差異頗大，與華盛頓的協調程度也遠不如歐洲。但以沙特為例，該國除了當前皇室外，還曾孕育攪動風雲的本·拉登。對華盛頓來説，當前皇室即便“不完美”，卻已是比後者更好的合作伙伴。

而雖説沙特等海灣國家明顯擺蕩在中美間、希望極大化國家利益，但美國與當地也不是毫無重要聯繫，例如大小不等的軍事基地、始終沒有廢除的石油美元制、金額驚人的軍火貿易，以及近年興起的半導體投資。正如針對埃及、約旦等國，美國援助也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因此在這種背景下應對以巴衝突，阿拉伯國家或許會嚴厲譴責以色列，卻不會真正挑戰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現實結構：衝突發生至今，沒有任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斷交，更不要提出兵干預；各國在附和美國停火斡旋、談及加沙未來規劃時，也都表態要求哈馬斯解除武裝；埃及甚至進行了輿論維穩，要求作為伊斯蘭世界燈塔的艾資哈爾清真寺撤除對於加沙饑荒的公開譴責。

而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種美國影響阿拉伯國家對以政策的結構，其實早在“阿克薩洪水行動”前就已成形，包括經歷中東戰爭挫敗後，各國都在行動上實質拋棄巴勒斯坦，接着是埃及、約旦與以色列的先後建交，再到特朗普大力促成“亞伯拉罕協議”，以及之後拜登曾大力推動的沙特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當然，這背後也不能排除阿拉伯國家對伊朗“抵抗軸心”的提防，例如沙伊兩國雖已復交，但從沙特積極配合美國干涉敍利亞來看，利雅德其實也樂見“抵抗軸心”衰弱。

因此聚焦加沙停火議題，對美國之外的西方各國來説，資助戰爭與維持道德門面，實在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正如作為“巴勒斯坦同胞”的阿拉伯國家，也終究難在國家利益與民族道義上兩全。這就導致雙方即便都對浩劫本身“口惠實不至”，卻也都希望加沙儘快停火，好為自己免除輿論質疑與道德拷問。

只是歸根結底，不論是西方當今的彆扭姿態、又或是阿拉伯國家的集體迴避，其實都是美國“間接統治”的直接結果。而在以色列與哈馬斯持續僵持，伊朗希望保全自身、美國又不願徹底約束以色列的背景下，西方的承認巴勒斯坦國，其實也就等同阿拉伯國家的不承認以色列，都是政治正確的形式過場，無改戰事僵持、衝突反覆的底層結構；正如沒有大國推動的“兩國方案”，其實也就形同廢墟上的光鮮招牌，只能擺拍不能營業，能供顏面掃地的各方擦脂抹粉，卻保障不了巴勒斯坦人的最基本生存權。

無奈的是，在這六方的當前立場出現突破性變化前，不論各方口頭如何表態，籠罩加沙的都只會是屍山血海的無邊虛妄：種族滅絕持續發生，建國前景則一片迷茫。